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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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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明报月刊》相见甚晚，她已经是翩翩一少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天下有此隽才。那是因了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命》两篇文章，虽然当时看到的是辗转相传的复印稿，还是让久蒙劫尘的我，有蓦然一曲来天地之感。这是我与《明报月刊》的初识，订交则是彦火兄主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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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明报月刊》已逾不惑之年，我与英时先生因缘晤识，也到了“志学”之岁。环顾当今世界，蚁蝗磨转，不胜今昔。两岸三地，内地人讲的是金钱经济，台湾人讲的是诡道政治，香港人讲的是内地的经济和台湾的政治。当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超越利欲力势的思想，越来越少了。经济学家自己装满了钱袋，已不懂经济。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大学成了赚钱的机器，学术却滑坡了。文化不自觉的思想荒芜时代，似乎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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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曲园老人易箦之时，写下绝句九章，说他身后二百年的世界，都在其中了。人以为奇，称作《病中呓语》。当时是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距今恰好百年之数。第一至第五章昭示的内容，我们在已往百年中国的世变中已经看过了。现在的世势应该是第六章：“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第五章描述的：“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仍有余绪存焉。至于第七章、第八章提出的愿景：“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前”、“璧水桥门修礼教，山岩野壑访遗书”，陈寅恪先生尚且认为“邈不可期”，我们也不必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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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人类对大自然的失礼失敬，正在引起剧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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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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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附录一：大师与传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现场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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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前和主持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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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主持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很多泰斗级的人物，比如说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陈寅恪、钱穆、王国维，还有梁启超等等，他们被我们称为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具有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以至于在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纷纷地感叹，与他们的成就相比较，今天的中国已经看不见大师了。因此我们也想追问，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们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他们的治学精神在当今的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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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尔雅，我想这是很多人用来形容您的一个词汇，今天我见到您的时候，也确实有这样一种感受，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您所从事的专业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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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谢谢，不过我不敢当。我想也许跟读书有关系，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我读的书不够多，比起前辈学者来，我的书读得还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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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我们知道，早年您是对《红楼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是吧，后来呢开始研究现代学术史，这个转变仅仅是因为兴趣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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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是的，我有这么一个转变。文学很有意思，当你年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甚至每个人都是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知识提升以后，感到文学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愿意追求历史的真相，愿意追求事物的本真，所以愿意离开文学，进入史学和哲学。我觉得是一个学术兴趣以及对学术求真的探求，使我有相当一段离开了文学，甚至有点儿厌弃文学，可是我现在又必须讲，当年龄又往前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又感到文学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甚至史学和哲学探索不到的东西，文学却可以感悟到，而且它可以补充我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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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在您从事学术史专业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想有很长一段时间，您天天都是与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大家相伴的，尽管可能不能够见面，但是我想有一种神交的感觉，那也有很多人都评论说，这些大家，国学的功底非常的深厚，西学功底也很深厚，也就是说中西结合得好。那到了今天呢，21世纪的中国，可能会更加开放，接受西方的东西会更加多，但是大家会有疑问说，为什么我们很少或者说根本就看不见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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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这个问题很具有挑战性，我想它的原因跟我们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有关系。中国是一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史，几千年的历史，当然有自己的传统。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晚清的时候，那是一个文化大的断裂时期，主要是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儒学思想解体了。而后来战乱，以及50年代以后，我也觉得运动太多了一点，学者问学的时间比较少，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学术上也有断裂。没有学术根底，大师就不容易出现了。所以当我们阅读20世纪这些大师著作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不能望其项背，他们的特点不仅是对历史，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解，而且他们对西学也非常——如果不用精通这个词的话——他们西学的修养也相当之好。如果说古代的学者是通古今的话，20世纪这些学者，他们是通中西，他们常常十几岁就到西方留学，那么西学这个根底，如果说现在的青年或者将来可以有所弥补的话，但是在传统的学问的根底方面，国学根底方面，后来者不容易赶上他们。所以也许这是大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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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那如果说在这一代人当中，我们看不见大师了，在未来呢，在下一代人，现在在成长的这些孩子当中，会造就出大师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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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我想未来的事情，我们不好预料，我希望有，可惜我不一定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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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百年流转，近代中国在艰难的蜕变中寻求新生。危难时节显才俊，中西碰撞出大儒。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一时多少豪杰！他们一手擘画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既开风气又为师。我们追问的是，他们为何会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大师留给我们什么精神义谛？今天如何接续那些渐行渐远的传统？大师其大，传承其忧。著名学者刘梦溪做客《世纪大讲堂》，评说“大师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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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现场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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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现在是2007年夏天，如果我们把时光上推八十年，那是1927年的夏天，在那一年的6月2号发生了一件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人物，王国维先生，他在颐和园昆明湖的鱼藻轩投水自杀，他死的时候51岁。这个事件震动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现代学术史增添了一个谜团，因为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王国维的死因，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说，他是殉清；有的说，他是跟罗振玉的矛盾。我个人的看法，陈寅恪先生对他的死因的解释最符合实际。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先生写有一首挽诗，并且还有一篇挽词，他在挽词的序言当中提出，王国维的死，跟殉清没有关系，而是由于文化的苦痛，他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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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师”这个称号很流行，其实如果把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作为条件，我们就会知道，并不是任何跟学问沾边的人都可以称作大师，时尚和流行应该与学术大师没有缘分。但是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却可以称他们作学术大师，如果你要说他是国学大师，我觉得也可以。而且我们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些传统。我曾经讲过，学术思想是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王国维说，提倡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这是王先生的话，我们大家可以设想，假如中国现代学术史没有王国维和陈寅恪，现代学术史就会黯淡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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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知己陈寅恪把死因归结为文化的苦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由此开启了现代学术之门。那么，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有何区别？现代学术精神传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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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是和传统学术相比较而言的。传统学术，是指传统社会的学术，从先秦直到晚清，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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