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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附录二：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解放周末》对话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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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痛失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术泰斗，让我们的文化天空更添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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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追怀与省思汹涌不绝。更有来自网民的“中国从此再无大师”的感叹，叩击社会的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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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大师于我们的意义何在？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而“从此无大师”的背后，又隐含着这个时代关于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的怎样一种贫瘠与苍凉？为此，《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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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他们为大师，不仅是专业成就独树一帜，而且因为他们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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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这段时间以来，人们沉浸在一种追思与感喟中，追思两位同日辞世的大师季羡林、任继愈，感喟大师不再的时代苍凉。作为一名文化研究者，您最初知道二老故去的消息时，刹那是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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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那天上午，我正在湖南参加两岸论坛，坐在我身边的张颐武教授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短信，是季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时我十分惊惋。今年3月我还带着季老喜爱的比利时巧克力和德国鲜奶酪去探望过他，没想到竟成诀别。我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到了下午，又有朋友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也过世了，比季先生早走了四个多小时。虽然两位先生都是望百之年，但当时心里仍然有难以言传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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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尤其在一个大师紧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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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是的，大师很少，所以倍感惋惜。而对他们最好的追思，我以为还是设法传承两位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他们的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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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近年来，您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作过不少观察与思考，研究的个案不乏大师级学者。在您看来，要有怎样的学识、精神、品格才堪称“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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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大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比喻性的概念，是对那些在某些领域作出令人景仰的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的一种赞美语词。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在总结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之后，得出一段结论性的话：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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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们一些被称作大师的人物，内涵似乎略显单调而平面。原因是一个时期“大师”的帽子满天飞，成了一顶任意摘戴的高帽。而如今，人们又谈“大师”色变，“大师”几乎成了并不荣耀的称号。在艺术和技艺领域，把一些独到的绝活绝艺称为大师之作，是有理由的。人文学术领域荣此称号，要求则比较严格。流行与时尚，与学术大师无缘。但季、任两位先生在各自领域的建树都当之无愧堪称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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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他们的无愧之处，正是后人应当深深记忆并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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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学术功底深厚是必然的。任先生是科班出身，家学甚好，为人为学极为严谨，一丝不苟。他立言正，言必中，德行谨饬。他的《老子新译》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由他主编、把关同时也参与写作的许多大的课题，如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等，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任先生做的绝不是“挂名主编”。季先生我更熟悉一些，他的风范与任先生不同。他非常朴实、本分、本色，可他学问达致的深度为侪辈远远不及，且横跨诸多学术领域。比如吐火罗文，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全世界也没有几人能懂，已是绝学。季先生勤奋惊人，在住进北京301医院以前，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他手里没有不可用的资料，平凡与不平凡的经历和经验，都能够成为写作的素材，所以他能写出《牛棚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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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学问之外，两位先生的治学态度更令人钦佩，这也是他们的学术力量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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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学术大家的魅力是多方面的，为学的坚韧性、思想的正当性、胸怀的包容性和人格的高尚性，往往并存于一身。我们称他们为大师，不仅是专业成就独树一帜，而且因为他们有大胸怀、大智慧。有大智慧的人，德范必定也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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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学问的深处，是做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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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是的，中国本来有做学问和做人相统一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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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正如人们对季先生的一个评价：最艰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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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他从不忘师恩。人家批判陈寅恪，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许多文化随笔，问题意识很强，有批判精神。他最后几十年，与社会的公正和学术的良知始终保持心理和思想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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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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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您曾断言，中国在近一二十年里人文学术出不了大师级人物。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曾发问，是什么让中国与自身脱离。而我们想问的是，是什么让我们这个时代与大师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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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大师级人物是大时代的产物，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化积累加上时代思潮的刺激，是大师产生的适宜土壤。20世纪前半期，历史转型，思潮激荡，古今中西重新开始对话，一批学富五车、心系家国的学术精英群体活跃在中华大地。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穆、张舜徽、钱锺书等，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季、任两位先生已经是晚一些的风流余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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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是因为土壤变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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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的确，学术土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经说过，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个人之间的观点交锋，不必芥蒂，但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然而，如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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