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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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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所见，旧日中国既不是近代西洋人个人本位底社会，亦不是最近一些西洋人所企图造成之社会本位底社会，乃是一“伦理本位底社会”。同时它亦没有像西洋中世封建社会或近代资本社会那种阶级对抗，原不是如唯物史观家所说底一种“阶级社会”，乃是一“职业分途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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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用这“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点出旧日中国没有受近百年西洋影响底社会构造之特殊，具见于《乡村建设理论》一书[1]。至于其构造特殊之所由来，亦窃有所见，即这里所要谈底“社会演进上之中西殊途”。而同时亦就谈到了此特殊构造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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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此一问题之提出，盖始于民国十六七年革命高潮渐落之顷，其意原在追问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而一本乎唯物史观的理论为出发底。虽因其豫先存一成见在胸，不能寻得中国社会构造之真象；然而却引出人们对中国社会构造之寻求，这是非常好底事。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属于骨干底。若在社会构造上，彼此两方差不多，则其文化必定大致相近；反之，若社会构造彼此不同，则其他一切便也不能不两样了。这里并没有说其他都是被决定底意思。在决定或被决定上每每是互为主客底。我们不过指出这里是文化要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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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二 近代西洋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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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论恒举“赛恩斯”Science、“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为近代西洋文化两大特色；这是不错底。前者正是其学术头脑方面的特色；后者正是其社会人生方面的特色。“德谟克拉西”中国意译为民主或民治。此虽远自希腊已微见于政体，但毕竟为近代乃有之特色。西洋社会人生，从中世到近代一大转变，其间所谓“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人权宣言”，外观上形形色色，骨子里一贯下来原都相通，德谟克拉西风气即形成于此。既经过种种运动奋斗，以至革命流血，而后乃得奠定其原则，实现其制度。这当然不是往世之所有，亦不是他方所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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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西洋近代这一转变，实在是对于其中世社会人生之反动。所谓自“宗教改革”以讫“人权宣言”一贯相通底，无非“我”之觉醒。[2]直接间接要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抬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近代文化之主潮；从思想到实际生活，从生活的这一面到生活的那一面，始而蓬勃，继而弥漫，终则改变了一切。它不是别底。它是过强底集团生活下激起来底反抗运动，见出一种离心倾向，而要求其解放者。所以果能从这一特点向上向下追求去，我们不独可以认识近代社会，并且可以明白其所从来，对照着亦就看出社会演进上中西之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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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拉西风气，实为人类社会生活一大进步之见征。所谓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种进步底团体生活。进步底，乃对于不进步而说，其特征在：团体中个个份子从不自觉渐有了自觉，从被动渐转入主动；团体于是乃不能不尊重其个人自由，并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盖社会契约说（Doctrine of social contract）不合于人类历史事实，学者之论证已明。人类之集团生活，出于不自觉地构成；其间多数人之处于被动，原始已然。必待经济进步，文化增高，而后渐渐改变。此改变在任何一较高文化社会要莫能外。不过因西洋中古社会生活，其集团性过强，对于个人干涉压制太甚，从而其反动之来亦特著。离心倾向于社会生活，虽非佳兆，然此则适以救其偏，而得一均衡。均衡是最好底事，团体生活经其份子自觉主动地参加，尤见生动有力。一二百年间，西洋社会所以呈现高度之活泼，进步如飞，造成今日灿烂之文明，要得力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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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同一理，日本以东方小小农国，在短短三五十年间，所以能突飞猛进，大大提高文化水准，侪伍西洋，称霸东亚者，正亦得力于明治维新，接受此近代潮流，以自由权公民权付予国民，社会生活丕变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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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三 最近潮流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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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所谓近代潮流者，到现在早已退落，成为过去之事了。其转换就在上次欧洲大战中。从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之代兴；这就是与个人本位相反底社会本位思想，与崇尚自由相反底讲究统制，不惜干涉人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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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潮流却由两面发端：一面是布尔塞维克[3]在俄国；一面是法西斯蒂[4]在意大利。时势所趋，虽重个人尚自由最早且久如英美，趣味最深如法国，几亦莫能自外；事事步趋西洋如日本，常常处于被动如中国者，更不待论矣。这不止是一时风气，其方针所指实将开出人类社会生活之一新局（社会本位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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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转换到如此相反，实为百余年前底人所梦想不到。[5]寻其转换之由，盖当解放之初经济上深得“个人营利自由竞争”好处者，末后社会上又大受其弊。特别是盲目生产，经济上陷于无政府状态，演为周期恐慌不能自休；在内则阶级斗争，在外则民族斗争，整个世界痛苦不安，人类文明有自毁之虞。方在利弊相间之时，早已有反对理论；然而未发挥到它尽头处，事实上是不会转变底。卒以上次大战结束前后，时机到来，此伏流遂涌为高潮。虽以各处条件不同，表见之姿态各异，然其倾向一致固自明白。要而言之：集团又压倒了个人，保护干涉替代了放任自由，最近潮流正为近代潮流达于其末流时之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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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四 对照来看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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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自中世纪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终在团体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不已。这是他们思想上最大问题之一（亦好比唯心唯物问题一样）。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全体主义”，……如是种种热闹非常，议论纷纭。但在旧日中国人对此，简直不能了解，因他们根本缺乏这个问题，团体和个人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他所有者，恰好是中间一回事——那就是家庭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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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西洋与旧日中国对照来看。西洋以个人直接隶国家，每个人有他一份公民权以过问国事，同时国家法律保障他的身体财产种种自由。在中国则有“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之说；法制上明认“家”为组织之单位。[6]财产为家庭共有；父母在世别居异财，为法所不许。而西洋则父子异财。夫妻异财。西洋视婚姻为个人之事，恒由男女自主之；中国则由亲长作主，视为家族之事。个人失业，国家任其救恤，为西洋通例。中国则求恤之事，首在宗族，次则戚党而已。其他类此，不烦枚举。研究中国法制史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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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轻个人，故欧西之自由主义遂莫能彰；后国家，故近代之国家主义遂非夙习。……是以家族本位为中国社会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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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六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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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体是对底。我从前曾为此作了两个图[7]；其第一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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