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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三章 海洋的百衲毯(从远古到公元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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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汉代之前的东亚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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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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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已经提过,我们的描述从东方开始,逐渐向西方探索。那么就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东北亚。东亚沿海地带的考古发现(从朝鲜到华南地区)已经揭示,早在基督诞生数千年前,这里就存在海上活动。比如,通过挖掘出来的文物可以断定,今天山东和辽东半岛(今属辽宁省)的本土文化之间存在相似性,而沿渤海西岸整理出来的物品却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由此可以推断,山东和辽东之间存在跨海交流。至于可能是何种交流,自然不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因为这段古史并无书面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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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石器时代的许多发现似乎支持这种观点:辽东和山东地区与沿朝鲜海岸的发掘地乃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之间存在各种联系。华南地区的情况也类似。根据福建以及广东沿岸大量出土的物件,一些科学家认为可以得出这些地区存在多个古代“沿海文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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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第2千纪中期开始,甲骨刻字和青铜铭文不断增多,一般而论,这些资料完全没有提到过海洋、海岸和航海,然而,起源于所谓“轴心时代”(Achsenzeit)①的多部中国文献却对海洋话题做出了许多暗示,其中不乏有趣之处。不过,与世界各地一样: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推定这些古代文本的时间,对其作者也大多一无所知,或者莫衷一是,尤其是严格来说,文献中许多说明都漂浮在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之间。即便名著《诗经》或《尚书》提到过海洋,甚至还略述过中国的核心地带(大致即当时周王朝的疆土)与其他区域之间存在着海上联系,这些提示还是过于模糊,仍然无法进一步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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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时代大小船舰的真实面貌。无疑,最初的船只形态很可能是竹筏和独木舟,与许多其他在河流、海岸和海洋中航行的文化相同。此外,人们还发现了船形陶器,但其他的一切内容最终都只是猜测而已。关于船形棺木的问题也是如此。船形棺木为何被用于中国内陆地区的葬礼之上,至今是个谜团。只有关于公元前1世纪的事件,我们能够查明的资料才更多了一些。这时,文本偶尔会将地点和人物与造船和航海联系起来。比如,某一处文献记载,齐景公(齐国是当时统治山东大部分地区的诸侯国)曾出海六个月。只要历史有一个真实的内核,那么齐国也许拥有可远洋航行的工具。许多以吴越两国(涉及上海和杭州所在地区)为核心的文献也讨论过航海。据说,越国建造过许多船只,其中还有战船,即所谓楼船,其上有高层建筑。此后的文献也一再提到过楼船,却从未给出该船型的真实描述。史书进一步记载,公元前468年,越国率一支强大的船队,领兵士八千人,向北迁都至山东东南部的琅琊。无论这部历史还是其他历史听起来多么美好,我们在享用之时却要非常谨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文本今版往往系后来编纂而成,最初版本却始终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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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与汉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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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秦汉,我们就逐渐进入了一个书面记录更完善的时代。根据今天的理解,秦自西向东统一了中国的各封建国家(公元前221年),不仅成功地攻占了齐国和其他沿海诸侯国,而且还吞并了延伸至长江以南很远的楚国的疆域。接下来,秦朝试图把今天的广东省甚至海南岛的北岸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在这个过程中,军队再次使用了船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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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甚至还与朝鲜半岛建立了联系,不过大多数是通过陆路,延续了更早以前通过当时独立的燕国领土而维持的商贸关系。更惊人的显然是通过大海与“神山”之间的接触,因为该现象在历史上是“新”的,至少书面文献中没有比这更早的记载。中国首部正史—司马迁的《史记》—记载,齐人徐巿被派往神秘的东方仙岛,命人搜寻仙药。皇帝为的是长生不老药,这是可能的。徐福究竟去了何处,他到底有没有上路,我们都无从得知,但他的目的地可能是日本的一些岛屿。毫无疑问的是,有人不时造访这些岛屿,大概多数情况下从朝鲜出发,经对马岛到日本,因为来自日本的考古证据确实证实了日本受到过亚洲大陆的早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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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也对其外围海洋表现出了兴趣,在这方面,汉与前朝一样具有类似的扩张思想。简而言之,大汉朝廷曾致力于将朝鲜半岛纳入统治范围,与日本建立联系,并在军事、行政、经济和文化上控制遥远的南方。各类文献再次提到国家曾投入大量航海工具,甚至包括整支船队。其中一例是公元前109年海陆并行的行军:楼船将军杨仆曾率军从山东出发,渡过黄海,向朝鲜海岸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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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百衲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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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已经证明,商贸交流通过大海,把中国控制的乐浪(位于朝鲜半岛)与日本联系起来。考古资料记录了这些连接路线。然而,在往西的地方,这些路线很可能大多是通过陆地,仍需经过渤海北边的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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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文所述,汉朝已经在沿着北边的“海滨之地”展开了某些活动,尽管如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对汉而言,沿海空间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朝廷的目光更多投向亚洲中部和北部,它感兴趣的是陆上的商路,在北部边疆抵御匈奴及其他游牧民族(他们的核心领地位于今天蒙古草原内)。在汉朝的都城看来,海洋世界位于帝国最偏僻的边缘,极度远离中心。在那个时代皇帝的考量中,甚至今天属于中国的某些沿海地区,都几乎长期被排除在外。比如,当今福建省所在地区以及与之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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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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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南方的沿海地带停留片刻,在时间上稍微地往回走一些。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来自腹地的第一批大迁徙浪潮之后不久,这里就已经开始一定程度地转向海洋了。但移民究竟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导致了这里第一批政权的建立,至今存有争议。秦国在北方扩张之际,我们却在南方发现了几乎完全独立的结构:今天浙江沿海的东瓯、福建的闽越、广东的南越和越南北部的雒越。公元前221年之后,秦试图兼并包括上文列举的这些领土在内的南方某些部分,但它对这些地方的统治并未持续很久。因为随着秦汉易代,这些原本独立的地区不久又再次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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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个世纪,上述地区与汉帝国,包括上述地区自身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这些战争主要发生在武帝时期,当时的汉朝效仿秦朝,向南方扩张。有些细节见载于史册,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毫无例外地全部是中国文献,因而流行的文本难免失之片面。不过,仍然有一系列事件引人注目:比如有记载称,闽越曾从海上进攻面积微小的东瓯。汉朝方面为此派遣了一支船队,原先大概屯于长江口,以便援助东瓯(公元前138年)。后来,闽越又支持强大的汉朝攻打南越,将一支船队开到了广东的东部。此外,还有史料称,南越国王在国都被汉军攻下之后,带着多艘船舰西逃,但被汉朝船队追击,终至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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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说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水上交通工具就已频繁地用于战争运输。其前提条件是一定的后勤保障体系、技术经验和航海知识。但当时绝不可能在大洋之上进行战争。更可能的情况是,大小船舰在内部水域及沿岸地区作战,同时作为陆地作战行动的延伸。其策略之目的在于登上敌船,像在陆上一样,用简单的武器杀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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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事的发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沿海地带都处于汉朝的行政管理之下。显然,多处锚地因此而变得格外重要,主要是作商贸之用。据说,作为重地之一的东冶,就维持着与倭(日本)及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但此处所指究竟为哪些地区(也许是台湾或琉球群岛)却争议不断,因为相应的地名所指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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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战斗场景。中国公元前2世纪铜镜上的装饰纹,1935年在河南出土。其中所表现的事件可能是指吴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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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帝国向南方和海洋世界扩张的语境下,南越国构成了最有意思的例子,尤其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使它一再进入公众视野。其中心地区番禺,大致在今天广州的位置,似乎很久以来就与亚洲大陆西南方向更远处的地区保持着联系,包括雒越。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文本记载称南越在朝贡关系的框架之下曾向汉朝进贡象牙、玳瑁、鸟羽、珍珠等贵重之物。其中许多东西可能来自南越本土的沿海地带,但有些物品很可能出自更遥远的地方,而恰恰是这一点暗示可能存在远及马来半岛或更远地区的各条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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