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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三节 东印度洋：印度人和东南亚人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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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齐和马来亚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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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印度洋东部的发展情况也和以前一样难以重构。与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的少量著作相比，当时的文献虽然包含更多信息，但大多数论述都极不精确。即使关于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两侧的不同地方和国家“本身”，我们也几乎找不出与其潜在海上利益相关的具体事物。考古方面的数据要丰富得多，但这些散落四处的大量马赛克小石子却还不能构成浑然一体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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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三佛齐开始。曾有人猜测，称这个王国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尤其是西侧。但此事尚有争议。有一种论据认为，后勤保障等方面的一些考虑不支持上述观点，一些小港口离巨港有数千米之远，出于距离原因，三佛齐无法对其进行军事控制。如果说马来半岛沿岸各地和三佛齐之间确实存在可称之为制度性纽带的联系，那么最多也只是仪式性或象征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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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三佛齐对其西北各邻国造成了哪一种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料承认这个国家有一定的重要性，而自9世纪起的阿拉伯－波斯文献中，也存在类似的内容。学界一直在研究的主要是一个地名：扎巴吉（Zabaj）。这个名字也许最初和爪哇的夏连特拉统治者有关，后来又指巨港，乃至三佛齐本身。无论如何，扎巴吉似乎是富有而重要的国家，在马来半岛上追逐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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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Kalah）③、吉打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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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一词充满了谜团。根据某一种看法，卡拉是马来半岛西侧的一个地方，人们倾向于认为在吉打南部。另一种更加可信的提议则把卡拉理解为一种专业术语。从阿拉伯的视角来看，它指的也许是沿马来半岛西岸来回变动的某种港口或集合地（Sammelplatz）。从西方的角度观察，卡拉位于哈尔坎德海（Harkand，这是孟加拉湾在阿拉伯语中的通行叫法）之后，也就是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的另一侧。总体而言，卡拉在各类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很高，大约指通过印度洋东半部的某（那）条航线的终点。从那里开始，船只继续驶向扎巴吉。再往东去就是涨海，也就是直接位于海南、林邑及后来的占婆以南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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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马来半岛的西岸。许多迹象支持卡拉即汉语中的“哥罗”（存在多种写法）的观点，但这个地方最后大概也会落到吉打地区或者附近某个具体地点。考古发掘的遗产，尤其是雕塑、陶器和少数建筑遗迹证明，这一地区和从前几个时代一样，确实对贸易有着一定意义。最重要的发掘地要属哥考岛（Ko Kho Khao）上和马斯双溪村（Kampong Sungai Mas）附近的那些地方。那里发现的物品让人想到帕拉瓦王朝的相关传统，该王朝曾于6世纪起统治印度东岸部分地区。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两地可能存在直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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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卡拉之外，哥考岛附近的达瓜巴（Takuapa）也起过一定作用，但大概只局限在9世纪。汉语文本又列举过一系列“相符”的地名，它们与达瓜巴以及哥罗和哥考岛都有联系，但人们在这方面的意见却极不统一。关于印度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大家也莫衷一是。一则泰米尔语碑文说明，来自印度东南部的商业行会的成员可能在此活动过，从中可以推断，帕拉瓦王朝曾想在政治上（如果不是在军事上）控制吉打。然而，印度行会还在其他地方留下了足迹，比如后来在泰国的那空是贪玛叻（Nakhon Si Thammarat）或中国泉州。据另外一种更温和的意见，这只能证实一种广泛的贸易网络的存在，别无其他。因此，认为帕拉瓦王朝曾意图打破三佛齐在马来半岛上或真或假的霸权地位，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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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从三佛齐前往印度的使者和朝圣者，经常造访吉打海岸。当地人恭敬地以礼相待，也许还会奉上礼物和贡品（如果吉打和巨港之间存在一种仪式上的从属关系）。总体来看，无论三佛齐人通过吉打去印度，还是直航印度，两国之间的交流也许比我们一般想象的要更加多层次。这种交流的证据，不仅有之前提到过的位于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那烂陀寺，还有1005年由三佛齐建于纳加帕蒂南（Nagapattinam）的一座寺庙。但三佛齐船只上的东南亚的商品在多大程度上和跟印度的宗教交流并行，仍然是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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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阿拉伯语文献还提出过其他重要地名：特别是梵苏尔（Fansur）/巴卢斯（Balus）、拉姆尼（Ramni）和朗加巴卢斯（Langabalus），但总有一些不同的写法。大多认为，前两个地名指的是巴鲁斯；这是苏门答腊岛西侧以出口樟脑著称的地方。但是，在此处探讨的时代里，还不能确证存在沿巴鲁斯到巽他海峡这条海岸线的航海活动。拉姆尼（又写作Lambri、Lamuri等）位于苏门答腊岛北端；在那里装载货物和给养的船只不一定要沿着吉打的海岸停泊；从拉姆尼出发，很可能有直通马来半岛南端的航线。朗加巴卢斯即尼科巴群岛，在经济上并不重要，却可以提供淡水和食物。除安达曼群岛之外，尼科巴群岛也出现在中国文献里，围绕着该群岛的传说和故事在近代仍有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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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那沙林和缅甸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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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上述各地和岛屿更早的历史，同样，也基本没有资料记载丹那沙林沿岸的许多事件。该地很可能与很多不同地方交流活跃，如伊洛瓦底江地区、缅甸北部、昭披耶河地区及真腊等，同时也是印度僧侣和商人“渗透”进入东南亚的众多站点之一，无论陆路海路，都是如此。在这方面，中国文献的记载仍旧模糊，它们只说明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典逊，而且都是因袭古代之说。其他地名和相关的简述则很难阐释。总的来看，唐代朝圣者似乎很少经过丹那沙林地区到达西方，而是更喜欢取道三佛齐。也许有一天，考古证据终将给这一话题提供更多信息；但在目前，考古证据还很稀少，不像在马来半岛东侧那么丰富，只要想想亚廊（Yangrang）、林门波（Laem Pho）、塞丁普拉（Satingpra）等发掘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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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那沙林以北地区，即今天的缅甸，由骠人统治。《唐书》中，骠王国的位置在真腊、印度、大海和南诏之间。公元800年后，它曾派遣两到三个使团到唐都长安，大致沿陆路而行，部分行程与贾耽所描述的路线相同。除了骠国之外，还应提到孟国和堕罗钵底王国（Dvaravati），该国东部深入今天的泰国。这两个地区都表现出受南亚的影响，包括帕拉瓦时代的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印度僧侣和商人，包括来自斯里兰卡的人员，常常途经这些地区。许多人也许是从菩提迦耶（Bodhgaya）和其他中枢出发，渡海而来，但他们旅行路线的细节却无一流传下来。因此，我们也就无从知晓在从斯里兰卡到缅甸的旅程中，他们是否曾将安达曼群岛当作中转站，或者是否在必要时从东面绕过了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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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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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6世纪开始，南亚次大陆的东侧主要有四个王国很重要，除了已经多次提及的帕拉瓦王朝之外，还有朱罗王朝、潘地亚王朝和波罗王朝。帕拉瓦王朝从6世纪末开始就统治着今天泰米尔纳德的广大地区，定都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靠近金奈）。在整个7世纪，它和遮娄其王朝（Calukya）陷入了漫长而激烈的冲突，这期间多个面积较大的地带数易其主。这有时对沿海地区的贸易和交通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如此，直到9世纪，帕拉瓦王朝仍旧是泰米尔纳德部分地区的主人。最初暂时依附于帕拉瓦王朝历代君主，尔后起事的朱罗王朝和潘地亚王朝则控制了更靠近南方的地区。尤其是朱罗王朝，在9世纪接管了原属帕拉瓦王朝的大部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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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娄其和帕拉瓦王朝以北与奥里萨邦沿海地区相连。此处最初由沙罗哈瓦王朝（Shailodbhava）④统治，后来包马卡拉王朝（Bhauma-Kara）取而代之，并向孟加拉地区扩张，其地位一直保持到10世纪。而在那时，孟加拉本身位于波罗王朝治下。当时，恒河三角洲的耽摩栗底（Tamralipti，今塔姆卢克）似乎成了一个重要港口。也许从这里出发，有多条常规路线可到今天的缅甸及其以南地区。尤其是在波罗王朝的国王达摩波罗（Dharmapala）和提婆波罗（Devapala）治下，该国在外交方面非常活跃。这两位国王利用印度北部战争肆虐的时机，扩张了势力范围。但该国后来曾一度失去丰饶的孟加拉地区，直至9、10世纪之交才再次获得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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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王朝继续推行古代佛教传统，尤其推崇（怛特罗）密教，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个特例。而在印度其他地区，大多数王朝已投身于印度教。作为提醒：那烂陀曾有一个佛教学术中心，与三佛齐保持着密切交流。860年前后，三佛齐的君主在那烂陀为本国僧人修建了一整座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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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一再表明，波罗王朝的艺术在东南亚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而且还与西藏和斯里兰卡有交流。这些交流活动的载体除了商人之外主要是僧人和寺院。帕拉瓦艺术也影响了东南亚，而且与波罗艺术一样，宗教组织必定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僧人玄奘经过陆上的险阻之后，最终抵达印度，他记载称当地有大量寺庙，其中也包括波罗王朝和帕拉瓦王朝的寺庙。他曾提到甘吉布勒姆及邻近地区的宗教场所，并且暗示，当时在许多地方，印度教崇拜之风已经勃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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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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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大多数地区不同，斯里兰卡保留了许多佛教传统，并与印度方面的佛教组织维持着密切的交流。同时，它也日益成为通往缅甸、马拉巴尔、波斯、东南亚岛屿地带以及中国的跳板。当时的中国文本大多称斯里兰卡为“狮子国”。阿拉伯和波斯文献同样包含着详细信息，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岛屿沿海地区的那些重点位置是航海的导向。这些描述比6世纪的科斯马斯等人的记载要精确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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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斯里兰卡就是相距遥远的各地进行贸易的枢纽，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它比科罗曼德尔海岸上的各港口更重要。岛上多地发掘出了各类陶瓷器具，大概是波斯商人、当地商贩、东南亚人、印度人或者甚至中国人将它们带到此地的。显然，中国瓷器属于特别受追捧的商品。最著名的一处发掘地是曼泰。那里保存的最古老的中国文物来自6—7世纪。印度东南沿海和马纳尔湾另一侧出土的物件则来自更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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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唐朝各城市中心的丝绸和产于马鲁古群岛的香料也得经过斯里兰卡运到西方。印度商品和非洲西亚的产物则由此流向东方。相应的线索主要出自汉语和阿拉伯语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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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度南部诸王的争战并非对斯里兰卡毫无影响，但商人和旅客却几乎不为所动。海上交流已经太过重要，人们不愿舍弃，此外，斯里兰卡又恰好位于东西方互通的各条航线上，是一个舒适的中转站。除了波斯和阿拉伯商人（萨珊王朝的陶瓷和各时代的铸币证实了他们在斯里兰卡活动），基督徒和其他人也不断来到该岛。在这些商人群体之中，很可能有多个团体在当地维系着固定的据点，也许甚至有类似蕃坊的居住区，在东南亚的很多港口也是如此，例如在占婆和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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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就是穿过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的南部航道（斯里兰卡—拉姆尼/吉打—巨港）沿线重要“站点”和该海域的北半部各港口之间的区别了。北方似乎由印度航海家和僧人主导，他们沿海岸线航行，偶尔还深入腹地中心。因此，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援引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思想，称此地为佛教的地中海。南半部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它属于商人，他们来自迥异的地区，远离同胞伴侣，来到遥远的各港口，以在那里从事大规模生意。如果能用“蕃坊”一词，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一个蕃坊到另一个蕃坊。但在印度洋的东半部分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南北两分法，仍然有待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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