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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170730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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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六章 在远东的漩涡中（约公元950/1000—13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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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东南亚的海洋：宋、元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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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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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要探讨的三个半世纪当中，从渤海到海南之间的中国海岸并非只由一股势力统治。在上一章里，除了最后一段时期，唐朝的主导地位始终决定着东亚沿海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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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宋朝（960年）的开始，中国沿海地区受控制的状况又一次变得零碎。宋虽然顺利地将南方纳入其统治之下，但它与北方契丹建立的辽国（907—1125年）之间的东西向界线却很快抵达了渤海边。尽管之前曾短暂独立的山东半岛有时仍处于汉族势力的影响下，今天辽宁省直到朝鲜边界的海岸却被其他民族的势力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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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初期，女真削弱了辽国，最终将其赶出中国东北，让它离开了渤海岸。由此，女真族按照汉人的样板建立了金国（1115—1234年），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转而攻打先前与之联合抗辽的宋朝，不久即迫使宋朝迁都。自1127年起，宋都城不再是开封，而改为杭州（古称临安）。从前宋朝领土上辽阔的沿海地区也就落入了金国之手。据此，两国之间的边界位于山东半岛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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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船”。这种类型全副武装的交通工具大多仅靠橹来驱动，用于河流、湖泊上的战役，也许还在中国沿海地区有过使用。其尺寸和比例几乎已无人知道。插图来自著名军事历史著作《武经总要》（10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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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朝在东海的贸易中仍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其总量甚至还有增加，但从地理上看，其作用大多仅局限于福建、浙江某些地方及长江口附近地区，因为北方的沿海地区已属金国。沿海地带的这种分裂局面将持续一百多年。直到蒙古人出现，攻灭金国（1234年）、进军朝鲜、吞并宋朝（1279／1281年），中国的整个沿海地带才继续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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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开封的陷落标志着宋朝历史上的一个节点，之前称为北宋，之后称为南宋。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忽略暂时性的纷争不计，它们都通过定期缴纳大量岁币与各自在北方的邻邦妥协，先是辽，后是金。对于宋朝的宫廷而言，这根本不是一笔过高的负担，只占所有支出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与昂贵的战争相比，用购买来求得稳定要便宜得多。外交“前线”上平静的局势为贸易和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框架条件。从中受益的虽然主要是宋朝，但其北部邻邦也从这种态势中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因为它拿到的岁币构成了其财政的重要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外币”，辽国政府几乎就无法应付支出。对宋朝来说，重要的是，依赖这些“补贴”的北方不要将这些钱用来向施予者发动战争，而是别做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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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北方缴纳岁币，宋朝创造了有利于私人产业发展的条件。除了贸易和手工业之外，越洋交通也日益繁荣，进口需要缴税，但额度适中，并不至于阻碍与外国做生意。同时，尽管存在摇摆和地区性差异，宋朝国内的税负也被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此外，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顺利地转移资本，经营先进的生产作坊。从中获益的是长江下游的几个城市中心，如以杭州为代表的宋朝大城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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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和其他时期的经济相比，我们对宋朝经济的数据了解得更多，也更清楚。比如，文献中可以找到海外贸易中获得收入的数字。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我们还能大致估计生产量。由于纳贡往来仍在持续，这个领域也保留了许多说明，但大多与某些奢侈品的进口相关。如果以重量表述，相应的量很少超过几百斤乃至上千斤。从这些数字和其他一系列数字出发，可以推测，宋朝虽然在海上取得的销售额数量巨大，但其核心财政绝非高度依赖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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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与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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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7世纪时（远在怛罗斯战役之前）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和西亚之间的陆路都难以通行。多个政权和民族同时封锁着各大商路，在许多地方设卡收税，而且通畅的货流也常常受到战争的影响。即使宋朝通过西北方的邻邦西夏继续经陆路购买来自“西方”的货物，贸易更多转向海洋仍旧成了无法避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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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的漩涡中（约公元950/1000—13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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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影响着宋朝的结盟和贸易政策。因此宋朝和它邻邦的邻邦也维持着外交关系，特别是北部各邻邦的邻国。如在北宋时期，位于辽国后方的女真就和宋朝有过短暂的联系，曾往山东供应马匹。但就海上贸易而言，宋与朝鲜的交流要重要得多。有时这是为了从两方面牵制住陆上边界另一侧的“伙伴”，联合朝鲜可以很快安排此事。此外，这还使辽朝和后来的金朝远离大海，辽、金对黄海上的贸易很少表现出兴趣。而且，辽、金和朝鲜的高丽王朝之间遣使都是通过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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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和高丽之间的交流就不是这样了：因为经过今天辽宁省的陆上交通常被阻断，所以双方都必须依靠海洋。仅北宋一朝接待的渡海而来的高丽官方使团就有约四十个。此外，根据文献记载，许多宋朝的使节渡海，有时选择北线，有时也选择从浙江出发的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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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在出使结束之后会有相应的路线说明册问世。其中有些标题已在《宋史》的《艺文志》中提到，但除徐兢的名作①外，保存下来的只有少量笔记。徐兢曾于宋钦宗时随北宋使节赴高丽，之后即写成这部详细的著作。这部作品虽然在路线上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书中并非所有地名都能逐一辨明，但却使人在许多方面获得了一些印象，包括船上的生活、海上的危险、海洋航行中必定相伴随的恐惧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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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宋朝和高丽之间的官方交往之外，通过海洋进行的还有许多民间性质的交流。最初，宋朝担心本国商人和北方的辽国发生秘密交易，并不愿意看到这种民间交流，可是在11世纪下半叶刺激着商人们前往高丽。另一方面，高丽学生来到中国，他们往往会得到宋朝当局的慷慨接纳，且主要对中国的艺术和哲学感兴趣。唐朝已有类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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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有时向高丽施加压力，这提高了11世纪山东直通朝鲜航线的危险性，于是民间交流活动很快就转移到了靠近南方的海路上，这条路从明州（今宁波）向北，绕开了山东半岛。这很可能对明州的崛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明州稍东的定海也在东海的贸易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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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宋室南迁，浙江沿海在对高丽的交流方面仍然重要。从此时开始，文献中经常可见中国商人在高丽的影响力。据推测，有数千人在这一时期去了高丽。因此好几个地方都出现了不断壮大的中国人聚居区，这些组织与杭州、明州和他们故乡的其他城市保持着活跃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文本还显示，当时福建和朝鲜之间的联系也日趋深入。泉州已经崛起为领先的港口。尽管它主要还是联系南方各国（这点以后还将进一步探讨），却也促进了与东北亚的直接贸易。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对其北部的浙江沿海各地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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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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