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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三节 东印度洋：争夺巨大利益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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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罗王朝：11世纪的海上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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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表明，在500—1000年，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有多条线路穿过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最重要的航线从苏门答腊岛西端出发，先到斯里兰卡，再从那里通向印度东南岸。在我们将要介绍的这个时期中，情况可能也与此相似。对活跃在这条航线的两端（东南亚和印度）的主要势力，我们也不陌生，就是三佛齐和朱罗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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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朱罗王朝通过占据印度南方大部分地区，既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又打击了马杜赖的潘地亚国和马拉巴尔海岸上的哲罗帝国。到此为止，朱罗国占领了斯里兰卡，后来又占了印度中部原属遮娄其王朝统治的一些地区。1022年或1023年，朱罗军队直抵孟加拉，战胜波罗王朝。应该注意，这些行动都是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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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对朱罗帝国的海上远征，我们知道的很少。进攻三佛齐的史实已无须赘述，有时从文献中可以读到，朱罗王朝也曾进军安达曼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但相关的证据却仍很模糊。在这么早的时代，朱罗王朝大概不可能大范围地控制安达曼群岛。甚至在今天，其中许多岛屿仍然很难登陆，更不必说长期占领它们不能给朱罗王朝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即使马尔代夫“历险”也是问题重重，特别是因为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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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朱罗王朝确实派出过舰队，那么其行动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呢？我们是否必须简单地将其视为掳掠？或者说它的确是一套复杂的扩张战略的一部分？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是11世纪中叶前后的一个海上强国，其政治影响力西起阿拉伯海东缘，经过马纳尔湾和斯里兰卡，东至东南亚西侧。在这种情况下，朱罗王朝确实应该被归为三佛齐的劲敌。试图控制尽可能多的货流、争得第三方的承认、追求宗教统治权的愿望，这一切都可能是这种竞争关系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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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献资料能告诉我们的并不多。虽然许多碑文指出，朱罗王朝曾与三佛齐、高棉等国保持活跃的外交关系，而高棉显然致力于获得朱罗王朝的垂青，但仅凭这些稀少的线索，就断定印度洋东部曾长期沦为互相敌对的海上势力争夺的目标，仍失之武断。如果事实如此，则汉语文献很可能会有记载。虽然周去非和赵汝适称朱罗王朝频繁和其他印度王侯开战，而且有能力整合六万头战象，但他们对其海上行动却未下一语。即使记载印度南部各使团（携带大量似乎产自马纳尔湾的珍珠）出使宋朝的一些简短文字也不能提供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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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碑文证实的，是当时有不同的行会从朱罗王朝统治地区出发，定期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比如，苏门答腊岛的巴鲁斯地区就有泰米尔商人。此外，同时我们还能够确定双方在文化上存在双向的影响。印度南部许多大规模寺庙群使人联想到吴哥建筑，而苏门答腊岛上的佛教造像则表现出明显的朱罗特征。因此，东南亚和印度之间很可能与之前几个世纪一样，存在密切的宗教交流。但这些并不一定与军事行动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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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半岛西侧：国际竞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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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蒲甘王国在今天的缅甸兴起。不久，它占领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孟人的地盘，还占据直通（Thaton）等今天同属缅甸的领土，土瓦、丹老地区以及更靠近南方的其他海岸段也尽数落入其手。我们很难准确猜出这些发展给上述区域的贸易带来了哪些后果。南北向的沿海交流可能经历了一次繁荣，这也许对前往昭披耶附近地区的交通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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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虑把我们引向进一步的推测。某种理论认为，在蒲甘王国影响范围南缘，著名的克拉地峡陷入了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之中。在马来半岛中部的这块地方，蒲甘、朱罗王朝、三佛齐等国的地缘政治构想也许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了碰撞。如果真是这样，那里就确实是敌对强国之间的摩擦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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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贸易基础，半岛西侧的达瓜巴最终被更靠近南方的吉打取代，主要原因是不断扩张的朱罗王朝的介入性影响。据此，朱罗国相当于在蒲甘和三佛齐之间打入了一根楔子。另一个略有变化的观点听起来稍微不那么戏剧性：不考虑更靠近北方的马来中部地区的政治状况，则除了朱罗王朝之外，主要是三佛齐对马六甲海峡表现出兴趣；相反，蒲甘等势力则希望恢复跨地峡交通的活力。严格地说，这就假设了两个关系紧张的区域：一个在克拉地峡附近，第二个更靠近南方。但这也仍然只是猜测。中国和阿拉伯的资料都无法真正佐证此类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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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的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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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年前后，重心似乎再次发生了转移。朱罗王朝虽然暂时控制了印度西侧的奎隆（Kollam），但它对斯里兰卡的统治却走向了终结。在这里，波隆纳鲁瓦（Polonnaruva）帝国的历史开始了，尤其在12世纪，该帝国不仅在文化上获得了重要意义，还影响了这个岛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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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有人认为，在印度占领者的统治下，斯里兰卡的贸易受到了损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朱罗王朝的被逐也许还促进了当地贸易的快速复苏。可以肯定的是，此后常有船只从斯里兰卡前往缅甸和马来半岛。如今，之前流到泰米尔人手中的中国和东南亚商品更强势地抵达锡兰世界，同时反向流通的货物也再度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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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解释的是一些碎片化流传（fragmentarisch überliefert）的事件，一般认为这些事件也发生在12世纪。据某一碑文的释读结果，1130—1176年，马来半岛东侧的单马令正式归僧伽罗人控制。另一件事与缅甸相关：为了惩罚蒲甘王国，渡海而来的斯里兰卡人攻击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上的港口勃生（Bassein）和另外两地。甚至有记载称，蒲甘在“斯里兰卡国王的许可之下”进军单马令。这些记载有多少是真的依然是一个谜。然而，这些可能反映了斯里兰卡在东南亚暂时接过朱罗王朝曾经的“警察角色”之时所发生的短暂的政治斗争，而到了12世纪末，文化交流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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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和缅甸通过佛教相互接近，重新恢复了古老的传统。一个核心事件是一支小乘佛教宗派（1190年）在蒲甘的建立，这个宗派遵循锡兰大寺（Mahavihara）⑤的规矩。此后数年，该教派在吴哥等东南亚其他地方也赢得了信众。同时，巴利文文学在缅甸兴盛起来。在某些佛塔上，我们还能看到斯里兰卡建筑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播并不是单轨的，思想和知识技能也会反向流动。如波隆纳鲁瓦的沙特摩诃·普罗沙陀塔（Sat Maha Prasada），就表现出发源于柬埔寨和泰国的堕罗钵底风格。因此，总体而言，在12世纪，东南亚大陆和斯里兰卡之间的交流更趋密切。有利因素包括朱罗王朝政治军事控制的衰弱、同时期蒲甘王国的兴起，以及斯里兰卡横跨孟加拉湾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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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和13世纪的印度东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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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发展趋势，把视线移回印度南部。在那里，朱罗王朝仍将作为一个地方大国在12和13世纪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支配地位，但潘地亚王朝逐渐解体，这减小了朱罗王朝对马杜赖及奎隆地区的影响。同时，这也是马可·波罗自称穿过印度南部的时代。波罗描述的潘地亚王朝十分富饶，是许多异域商人的通行之地，商人们主要从西亚带来马匹，换取印度和东南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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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势力也卷入了朱罗王朝和潘地亚王朝的斗争之中，其中就包括斯里兰卡。不过，当时的斯里兰卡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因此，其作为贸易区和政治势力的实力很快就衰弱了。根据基于后世文献的重构，在13世纪，斯里兰卡还和遥远的单马令陷入了对抗关系。这种奇异局势的出现也许是出于宗教动机，但具体细节我们不得而知，它对远洋贸易所造成的后果我们也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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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在前一世纪曾受到朱罗王朝攻击的印度东北部主要政权仍然是波罗王朝，该王朝后来被犀那王朝（Sena）取代，后者不久之后又被突厥－阿富汗的古尔王朝（Ghuride）征服。由此，孟加拉的许多佛教重镇也逐渐失陷了。有些僧侣逃亡到了缅甸，这增强了蒲甘等地寺院的力量，而孟加拉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由此，印度东北部各佛教中心和三佛齐之间的“轴线”就不可逆转地成了历史，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宗教联系日益转移到上述的斯里兰卡—缅甸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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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古尔帝国崩溃，孟加拉和比哈尔再度经历了严重的动荡，直到著名的德里苏丹国作为新的平衡势力介入其中。其后果就是南亚次大陆东北段海岸处于伊斯兰教影响之下。这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就吸引了环阿拉伯海地区的商人前来，但具体情况已无迹可寻。关于孟加拉和东南亚穆斯林商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流，我们也所知甚少。后来，相关细节才见于阿拉伯语文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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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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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向14世纪的过渡带来了进一步的变化。蒙古人从北部压迫蒲甘王国，当后者于1289年最终灭亡之后，曾经统一的各地区都在争取更大的独立性。在沿海地区，勃固是主要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不仅蒙古人进一步施压，来自素可泰和其他势力的军事冲突也带来了负面后果。据此，至少在勃固的北方和东方，对贸易和交通而言，状况恰恰不那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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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小规模贸易势力的苏木都剌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从当地的纪年著作《巴赛列王传》（Hikayat Raja Raja Pasai）中看到这些标志。苏木都剌第一批伊斯兰教徒的痕迹可以追溯到公元1300年之前，这同时也是整个区域里阿拉伯－波斯贸易网络内部结构性推移的一个前兆，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后来对横跨孟加拉湾的伊斯兰航线来说，苏门答腊岛北部各港口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甚至伊本·白图泰都声称，自己在往来中国的途中曾在那里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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