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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关键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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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邂逅 在没有照片的年代,画家创作相应场景描述新闻事件。这是美国画家笔下的1853年大事件。当时,马休·佩里携带礼物登陆日本,为的是融洽关系,实现条约权利。画中除了海军制服和美国商品与当时情况相符之外,其他东西都画错了。帐子、电报线、木结构建筑都不是日本风格,服装也没画对。当然,当时的日本人对美国人的看法也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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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至1865年间,各民族交往互动达到新水平。在这短短十五年里,欧洲工业革命波及全球各地。亚洲文明不能把欧洲人、美国人挡到门外。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日本人束手无策。越来越多的亚洲有识之士对原有制度、习惯和风俗产生怀疑,但对如何处理先制意见不一。麻烦时期自此开始。西方世界之外的所有民族被迫试验新法,处理日常危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世界仍未走出这一麻烦时期。所以,要了解现状,就必须对1850年至1865年予以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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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秩序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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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海者打通世界各大洋标志着现代的开始。这一时代不仅属于欧洲,也属于全世界。海洋不再是人类活动的障碍,而是多元背景下人际沟通交往的纽带。人际沟通的规模和频度前所未有。1492年,哥伦布首航。在这之后三十年间,发生了几大突破: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周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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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0年开始,又一项重大突破出现。借助交通和沟通新技术,欧洲人几乎能做到随心所欲渗入内陆。此后十五年中,亚洲传统文明解体。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解体”是指这些文明的领导人不能再遵从惯有方式,被迫对欧洲行动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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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西欧并未受到特别影响,至少在初期是这样。欧洲外交官、海陆两军、传教士、商人、探险者、技工、科学家和殖民者能够闯入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无须担心所作所为是否会影响到当地风俗或利益。欧洲优势似乎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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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时,欧洲人自信满怀,很少有人愿意去理解外来民族和不同文明。18世纪,很多欧洲人推崇孔圣先贤智慧。但到了19世纪,欧洲人觉得“异教徒中国佬”行为怪异、不足可取。所以,带着这种自大情绪的欧洲人并未因1850年至1865年间世界内陆开放而受到特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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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廉价的美国粮食开始通过铁路和跨大西洋汽轮到达英国,传统乡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时运维艰,但为城市提供了必要劳动力,繁荣了城市经济,也为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输送了一大批移民。因此,在英国大多数人看来,村民遭受的大灾似乎是进步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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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遭受打击的民族不能拿这种念头聊以自慰。他们困惑迷茫,不明白为什么祖宗奉行的行为规则不能再产生一如期待、一如往常的结果。19世纪50年代,传统政治、社会和经济模式在中国、日本、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这种态势为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和另外两场战争所预见并加速。这两场战争分别是:1853年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至1858年印度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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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俄罗斯和美国都经历了极为痛苦的转变。1861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以法律形式表达了俄罗斯社会上下所经历的变化。这一变化因旧制度俄罗斯战败克里米亚所触发。1861年至1865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1863年,美国黑奴解放,以更激进方式表达了美利坚民族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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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抵抗的欧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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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秩序在大范围内的急剧瓦解是由地方和世界两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工业革命在英国进行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世纪后,才于1850年后影响到更远地区。影响的滞后体现在两个方面:军事和经济。首先,1850年时,欧洲武器装备和军事组织领先全球。英国用新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武装海陆两军,使其具备空前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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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坚船利炮打碎了政治藩篱,让物美价廉的欧洲商品占尽地方优势。欧洲商品改变了消费者品味,毁掉了当地手工艺人,传统市镇社会结构被彻底破坏,无法修复。世界大多数民族遭遇痛苦危机。没有动力机械和工厂的社会、政府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白手起家,平地创造;要么屈服于外国经济主导优势。原有静观其变、对欧洲所作所为不管不问的常规完全行不通。因为,此时手中握有大炮的欧洲人已决意为自家廉价产品打开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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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业化并非导致变化的唯一因素。在组织程度上,欧洲人远超世界其他民族。他们拥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陆常备军,能离开国土跋涉上万千米作战,并获得增援和补给,收到战略指令。在贸易方面,银行和其他公司能协调国内外数十名、上千名,甚至上万名雇员。时间跨度几十年,空间跨度为世界各地。其他任何文明无法在远距离内开展如此高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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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欧洲人对自己所言所行确定无疑。亚当·斯密和其他学者已经证明,自由贸易是一件好事。如果欧洲人能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比其他民族获得更大贸易利益,则足以证明节俭精明是经商之要。而且,在欧洲人看来,他们从基督教文明中得到宝贵恩赐。其他民族之所以在政治上屈从他人,正是因为这些民族信仰异教,历史被黑暗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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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拿着三件道德武器四处探险,将其他民族长久珍视的偶像砸碎。除自由贸易、基督教文明外,第三件是对英勇功绩的重视。欧洲人崇尚勇悍果敢,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西班牙征服美洲的时代,探险者以寥寥数人之力深入地球陌生荒蛮区域,为殖民管理者踩平道路。19世纪的欧洲人主要从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品中汲取英雄主义理想。男孩们在学校阅读普鲁塔克、蒂托·李维、恺撒作品,模仿古代英雄行为处事。而在最黑暗的非洲,在信仰异教的亚洲,在荒无人烟的澳洲,学童们要么读书治学,要么无书可读,整日玩耍嬉戏,翻越灌木篱墙,追逐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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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件武器让19世纪中期的欧洲人不可抗拒。正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古雅典人:“他们生来即不事休息,也让别人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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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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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中国和伊斯兰文明存在特别缺陷。这两大文明都曾在几个世纪里处于心理上的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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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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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大明王朝将蒙古人驱逐出境。自此之后,王朝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首要目标便是净化自身,远离蛮族带来的野蛮的新习惯。清朝统治者无疑也是少数民族,中原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但至少满族人有风度完整接纳中华文明和传统。中国社会上层对那些不愿花费气力学习汉语、掌握儒家经典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兴趣。若是这些人惹是生非,则对其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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