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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第二十二章 世界对欧洲成就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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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帝国主义者 这张照片显示了19世纪末欧洲人在非洲人眼中的咄咄逼人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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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至1914年间,三大发展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第一,交通和沟通条件大为改善;第二,人口迅速增长;第三,欧洲在众多关键技术领域占据优势,导致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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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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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前,在世界几乎所有内陆地区,人们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30~80千米半径之外的消息偶尔才会传过来。长途运输货物困难重重,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得在同一半径内获取。多数人靠种田为生。地里能长出什么就吃什么。余粮通常就近出售。因交通不便、旅费高昂,哪里能找到食物,人们就生活在哪里。很少想过要把别处的食物运到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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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交通相对廉价,蔽塞狭隘的地方观念得以修正。借水路之便,中国、俄罗斯、奥斯曼等大帝国得以维持运转。有了运河、河流、海洋,就可以把食物及其他补给送到千里之外,养活中国都城北京、俄罗斯莫斯科(后为圣彼得堡)和奥斯曼君士坦丁堡的稠密人口。相比之下,倚赖陆路运输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国力不昌。原因就在于,四轮马车和驮畜队不能将足量补给运送到某一中心点,确保皇帝比地方长官更有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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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英国兴修铁路。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欧洲大陆和北美大陆也开始修建铁路。1870年至1910年,铁轨延伸到其他大陆。阻碍人和商品流动的界限消失不见。千里之外的城市不再遥不可及。后来,铁路系统与远洋汽船连成一片,世界各大陆地和海洋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一个机械动力交通运输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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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网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与中枢神经系统在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相比拟。起初,人类社会就像协调松散的细胞组合一样在地球表面繁衍。刺激物从一个部分传导到另一部分,但速度缓慢、秩序紊乱。因为传导性能不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刺激物不能从世界某一区域传导到另一区域。铁路、汽船、电报、电话、大众化报纸出现后,刺激物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传导至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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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专家借此交流经验看法。芝加哥小麦、加尔各答黄麻和圣保罗咖啡的价格,以及伦敦货币汇率影响着半个世界之外的决策。专业技能、政治思想和艺术风格快速流动,让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目不暇接。某一剧变会对地球最遥远的区域产生影响。比如,19世纪80年代,日本意欲起草宪法。在认真研究欧洲和美国模式后,他们认为俾斯麦德国的宪政安排最适合日本国情。有时候,刺激物以其他途径传导。19世纪90年代,巴黎艺术家之所以能借鉴非洲庆典面具主题,是因为法国兵劫掠西非,把抢到手的非洲面具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在巴黎“跳蚤市场”出售,连那些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也能买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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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交通和沟通新网络主要由欧洲人控制。而且,随着铁路伸向内陆,欧洲扩大商品销售范围,享有更多的政治、军事和金融优势。但1869年苏伊士运河和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预示着欧洲主导优势的衰落。苏伊士运河让中东重新成为旧世界交通中心。而巴拿马运河壮大了美国军力,巩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在1914年前,这些变化并没有从实质上损害欧洲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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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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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部分地区经历人口增长,对交通和沟通新网络的发展构成限制。农民生活困苦,挣扎在饥饿边缘,极少能在铁路电报开辟的新可能中受益。他们仍然过着和祖辈差不多的生活,是世界社会里的一大保守因子。但农民阶层也滋养着叛乱起义的力量。他们充满惰性、孤独无助,但又饥肠辘辘、心有怨恨。而且,农业人口增加后,农民手上可怜巴巴的土地还要一次又一次分割,原有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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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当时世界人口何以会急剧增长。在一些地区,医疗手段更加完备,遏制了疾病的传播,所以出现人口增长。但在1914年前,中国和印度并不具备多少医疗设施,仍然经历了人口大增。原因可能有改良种子,优化耕作方法,施用肥料提高土壤肥力,增加灌溉面积,引进新作物,控制病虫害,粮食供给由此增加。另外,随着沟通网络的改善,地球上大片区域安享和平,地方暴力事件减少,死亡率降低。饥荒救济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印度,铁路把大量食物运到庄稼歉收地区。而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病原菌随商品、思想的流通传播,人们不断接触到各种传染病,流行病的危害性下降。这也是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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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统政权不能应对人口增长压力。驻守印度的欧洲管理者、远赴中国的传教士对此也无能为力。只有日本创造了工业新就业岗位,吸收了农业剩余人口,化解了快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但在美洲、非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仍有不少扩张空间。1850年至1914年间,在这三个地区,人们依然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可开垦的新土地,也无须变更传统农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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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洲社会在一战前没有经历巨变。欧洲在非洲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对多数非洲人影响甚微。原有做法仍大行其道。新世界也是这种情况。中南美洲的欧洲、非洲族裔,以及美洲印第安农民仍然过着原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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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技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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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条件改善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并相应采取行动。但欧洲高超技术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却是有意识决策的结果。西欧之外的民族不得不承认,欧洲社会和文明要比当地优越。虽然农民可以忽略这一问题,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领袖却不可能坐视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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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应该区分一下“内环”和“外环”这两个概念。“内环”指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欧洲遗产的民族,外环则不是。东欧俄罗斯人和巴尔干半岛基督徒半进半出于欧洲文明圈,并因此感到羞愧而又自豪。在海外,美国、英联邦国家,以及定居在拉丁美洲、不靠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劳动力生活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属于“内环”。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开发周边空地,使精致文明生活自主发展,赶上欧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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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面临更艰难抉择。中国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必须在舍弃珍贵历史和赶超欧洲之间作一权衡。日本选择全盘西化,很快迎头赶上。除日本外,其他以古老文明为荣的民族都不能、也不愿意做出艰难抉择。他们犹豫不定、心神不宁、踉跄挣扎、苦挨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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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历史时期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印第安人受欧洲统治。美洲印第安人对这一境况并不陌生。公元1600年以前,他们就已眼睁睁看着西班牙人毁掉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中心,本族高雅文化自此湮灭不闻。相比之下,非洲的王国和部落只是在19世纪末才受到欧洲管理者的控制。欧洲人改变非洲文化和政治组织的程度差别很大。总体来说,英国人尽量保留原有政治和社会体系。而法国人,和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将自己的政治和教育模式强加给非洲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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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沟通条件的改善让弱小民族生活维艰。比如,在澳洲大陆上生活上万年的土著人,不能调整方式,应对侵入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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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人、太平洋群岛部分民族、爱斯基摩人、北美及南美南端的印第安部落都是如此。这些地区与外界接触的结果是,流行病肆虐,人口大减,社会习俗瓦解。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民族并没有消亡,但他们惯有的生活框架急剧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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