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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七章 阿尔弗雷德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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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阿瑟尔的作品中，了解到了阿尔弗雷德大帝的详细情况。阿瑟尔是圣戴维修道院的一名修士，后来荣升为舍伯恩的红衣主教。在阿瑟尔主教笔下，阿尔弗雷德理所当然是一位宗教和道德品质兼备的英雄人物，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阿尔弗雷德尽管健康状况不佳，却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军事巨人。阿尔弗雷德幼年时曾跟随父亲到过罗马，从此，他对这个伟大世界有了一个真正的领悟。在他的哥哥埃塞雷德继任国王之后，阿尔弗雷德便开始承担辅佐之职，协助兄长打理朝政。两兄弟之间没有猜忌，但却具有明显不同的气质。埃塞雷德倾心于宗教，认为信仰和祷告是战胜野蛮人的主要途径。阿尔弗雷德虽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却更加相信政策和武器的力量，认为它们才是真正的立国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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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默西亚的霸主地位并未获得公认。它的几代国王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争吵不休。825年，默西亚军队入侵韦塞克斯，被阿尔弗雷德的祖父，埃格伯特国王在斯温顿附近的艾兰敦地区打得落荒而逃。南部和东部的所有王国立刻见风使舵，争相与胜利者修好。如此一来，大主教所驻的肯特联盟与英格兰霸主韦塞克斯就共同撑起了不列颠的南部江山。这不但实现了西撒克逊人世代的奋斗目标，还为抵御北方海盗入侵奠定了团结的基础。从战略角度来看，韦塞克斯十分强大，它拥有直面北方锋利的山脊，却没有流速缓慢的长河。因此在这个地区，北欧海盗就无法像在默西亚那样，依靠长船直捣中心地带。此外，韦塞克斯独创了一种地方体制，使它在遭受攻击后能够迅速恢复实力。在这种体制下，一郡之长可以自主决策。国家被划为固定军区，每个军区的军民事务都由一名德高望重的指挥官或总督负责管理。与先前部落制国家的国王专权相比，这无疑是不小的进步，其优越性日后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肯特、诺森伯利亚、默西亚的王朝覆灭之后，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韦塞克斯王国。从撒克逊人定居之始，该国的王位就世代相承，从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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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人占领了伦敦。当时，伦敦还不是英国首都，只是默西亚王国的一个小镇。丹麦军队在雷丁驻垒设寨，并继续向前推进。不久，他们遭遇了驻守伯克郡的西撒克逊的军队。871年1月，阿什当之战在此拉开帷幕。交战双方都将各自部队分为两路。埃塞雷德因祈祷驻足不前，而维京人一方则持着色彩鲜亮的盾牌和旗帜，身着华丽服装，戴着金质手镯，与朴素的西撒克逊人形成了鲜明对比。维京人慢慢靠近西撒克逊的队伍，边走边用武器敲打盾牌，同时拉长音调发出阵阵挑衅的吼声。弓箭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只有众多标枪攒射飞来。西撒克逊国王还在祈祷——“上帝是第一位的”，对那些告诫他快速出击的将领，国王如是说道。阿瑟尔主教根据当时“真实见证者”之言做了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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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来势汹汹，准备战斗……无法再忍受敌人的攻击，他（阿尔弗雷德）要么选择撤退，要么不管兄长，直接投入战斗。最终，他率领基督徒军队，猛兽一般地冲入敌阵……而国王仍然没有抵达。在上帝的帮助和指引下，他下令手持盾牌的士兵排成阵列，在‘盾墙’的掩护下与敌拼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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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漫长而艰巨。埃塞雷德国王此时已完成了祈祷，迅速率军加入了弟弟阵线。“这些异教徒”，阿瑟尔主教写道，“已经占领了高地，基督徒军队举步维艰。在视线所及之处，有一棵枯瘦矮小的荆棘树，正是在树的周围，敌我双方开始短兵相接，吼叫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一方作恶多端，野心勃勃，一方守土有责，奋力图存。最后，丹麦人力不能支，败退下去，西撒克逊人紧追不舍。到夜幕降临，到晨光初升，再到日暮黄昏，丹麦人马不停蹄地向雷丁奔逃。广阔的阿什当（指伯克郡群山）遍布着敌人的尸首，这些尸首中，还包括一位维京国王和五名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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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胜利并没有摧毁整个丹麦军队，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再次兴师前来。但是，由于阿什当之战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它仍不失为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如果西撒克逊人在此战中失败，那么整个英格兰就会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相反，如果他们获胜，那么基督教文明的希望之火就依然能在不列颠岛上熊熊燃烧。侵略者首次遭受如此重创，最后的撒克逊王国在狂风巨浪之中依然屹立。阿尔弗雷德的胜利使撒克逊人重获自信，他们可以在两军对垒中傲然迎接敌军的进攻。阿什当大捷被后来的撒克逊作家奉为经典而代代传颂。这是阿尔弗雷德生平的第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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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71年，敌我两军展开了殊死之战。不久，埃塞雷德王病逝。虽然他也有子嗣，但阿尔弗雷德却无疑是更加合适的继任者。二十四岁的阿尔弗雷德登上了王位，接过了这份沉重且岌岌可危的遗产。双方的拉锯战仍在进行，局势动荡，胜负难分。丹麦人获得了所谓“夏季军队”的海外增援，他们“为数众多”，“渴望与撒克逊人一决雌雄”。双方进行了七八次交手，据说，丹麦人每次都能掌控战局。阿尔弗雷德国王登基一个月后的夏日，他的军队在威尔顿——这个国家中心地区遭遇了大败。在此战前，病亡和脱逃就导致撒克逊军队人数锐减，而在战斗中，维京人再一次使用了诈败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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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溃败之后，阿尔弗雷德认为，最好趁自己实力尚存时与敌人达成协议。协议内容我们现已无从知晓，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撒克逊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编年史中简洁地记载着：“撒克逊人与异教徒讲和，条件是异教徒撤军。他们这样做了。”他们花了三到四个月才撤到伦敦，似乎在等待撒克逊人支付赔偿金。然而，所有这些战斗也向维京人展现阿尔弗雷德令人敬畏的力量。这个不光彩的条约和顽强的抵抗斗争，为阿尔弗雷德赢得了五年时间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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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丹麦人同意讲和的原因，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他们当然相信，只有通过漫长和血腥的战斗，他们才能最终征服西撒克逊人。双方热衷战争，因此长期搏杀在所难免：见于史册的除了伤疤和尸体之外别无他物。但是，阿尔弗雷德也一直寄希望于入侵者的内部分裂，从维京军队自身的紧张局面来看，阿尔弗雷德的猜度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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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人撤回了业已征服的英格兰中部，但仍然控制着伦敦。“默西亚人与他们签订了合约”，国王伯格雷德于874年被驱至海外，在罗马教皇的庇护下虔诚地死去。阿瑟尔指出，“国王遭到驱逐后，外邦异教徒掌控了整个默西亚王国。”他们扶植了一个当地傀儡做国王，新国王要向侵略者交付人质，同时发誓“绝对服从，有需必应”。这种扶立傀儡的做法亦常被后世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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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九世纪末，“异教徒大军”中出现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阿尔弗雷德和韦塞克斯人眼中的坚硬骨头此时已变得脆弱起来。”部分丹麦人希望在已有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其余之人则愿意继续征战，直到完成征服大业。两者的做法大概能够相辅相成，前者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证，后者则成为远征力量。因此，在击败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并将当地农具牲畜抢掠一空之后，将近一半的海盗在诺森伯利亚和东安格利亚定居下来。自此以后，他们开始“依靠土地维持生计”，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我们知道，维京海盗极富组织和纪律性，在海上一起谋生，在陆上共同作战，所有定居点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水手们转职为士兵，士兵又转职为自耕农。他们在思想上保持独立，在至关重大的问题上团结一致，遵守纪律。团结和纪律曾是海上维京人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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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个英格兰东部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自耕农群体。除了共同防御的需要，他们不必承担任何义务。他们曾用刀剑赢得了土地，现在也只需忠于他们的军事组织以维护既得利益。这些强健有力、体态优美的北欧人在各处扎下根来，从约克到诺福克的广大地区，都能看到新移民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渐渐忘记大海，忘记了军队，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有自己的田园，这也是他们所喜欢的生活。尽管他们都是熟练的农民，但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原来的居民。虽然对新的耕种方法十分陌生，但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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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劳动，他们需要利用原有居民和他们的农奴。周围的土地被划分开来，一块土地可以供养一个家庭，在特定条件下，以八头牛在一定时间内所能翻耕的土地为一个单位。但是，当今学者在此问题上还存在颇多争议。北欧人辛勤劳作，但显然也会使用当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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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丹麦人与四百年前的撒克逊移居者不尽相同。北欧移民并不想将当地居民斩草除根。两个民族在语言方面有共通之处，生活方式与耕作方法也近乎相同。北欧人已经成为了殖民者，他们举家从斯堪的纳维亚岛迁至此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失去土地的英格兰当地人建立了地缘和血缘上的人际关系，将英格兰血统融入了这个精力充沛，骄傲勇猛的战斗民族之中，使其拥有了持久的力量和勃勃的生机。好比现代的钢铁，如果冶炼时加入少量的特殊金属，那么硬度就能得到大幅提升。这种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强烈的个体主义，对英格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在血缘关系方面，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亨利二世在位时，曾经力排众议，突破重重阻碍，颁布了伟大的法律，开设了皇家法院。这些坚强移民的后人们——不光是佃户和独立农民，还包括许多小农——也仍然保持着祖先所赋予的高傲和自信。定居后的三百年里，痛苦和磨难并未使其丧失与生俱来的坚定个性，也未曾割裂其对这片征服之地的深厚情感。在英国历史上，北欧民族的特质至今仍在闪耀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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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造和驯化的海盗移民带来了许多丹麦的习俗。他们采用与众不同的计数法，这就是今人所称“十二进制计数系统”——如果他们听到这种叫法，没准会大吃一惊。北欧人在计算时用十二代替十为底数，直到现在，在东英吉利某些集市上还存在“长百”的说法，“长百”代表数字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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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人对社会公平的看法不同于生长于采邑制度下的撒克逊人。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发展成型的北欧习惯法要比撒克逊人的制度更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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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安格利亚，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丹麦文化的影响痕迹。早在诺曼征服之前，这里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社会，同时也保留着斯堪的纳维亚的种种特性。在这种社会形式下，自由农民能够充分掌握土地，这就成功抵制了当时的土地庄园化趋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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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形成了庞大的自由农民群体，这对赋税和国防重担之下的默西亚和韦塞克斯王国来说，无疑是望尘莫及的。这些自由农民与当年的海盗入侵者联系十分密切，学者们在十一世纪的《末日审判书》中发掘材料，试图找出九世纪海盗军队规模的相关数据。近期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最终获胜之后，撒克逊王朝也依然向丹麦人移居地——“丹麦法区”提出了公平且恭敬的条件。通过使丹麦人改信基督教，最终将其融入英格兰民族的灵魂和身体之中。阿尔弗雷德以奋战和合约方式换来了五年喘息之机，在此期间，他或许也在深深思索着这些问题。这一时期，北欧国王哈夫丁像伊瓦尔那样离开了人世。对于他的死亡，饱受摧残和掠夺的基督教会做出了报复式的回应：他将永世受到上帝惩罚，他会受尽折磨，散发出常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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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迪斯法恩隶属于多灾多难的诺森伯利亚王国，这里流传着一个哀伤的故事。落魄的修士们离开了他们千疮百孔，几经摧残的圣所，肩上扛着圣卡斯伯特的身体和圣艾丹的骨头。他们颠沛流离，陆海兼程，七年之后，终于在切斯特勒斯特里特找到了栖身之地，他们凭借单薄之力在此建起了新的圣地——圣卡斯伯特教堂。英格兰北部民众对圣卡斯伯特的崇拜使教堂获得了巨大财富。公元995年，教堂主教开始在达勒姆岩石上兴建一个新的大教堂，并将圣卡斯伯特的骨骸转送至此。主教的威望非常之高，是握有政教大权，执掌僧俗两界的“皇家主教”（Prince-Bishops），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拥有极大权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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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重金购得的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丹麦快速部队的新领袖古瑟罗姆制定了一个庞大军事计划，试图一举征服韦塞克斯。他兵分陆海两路进犯，陆上部队直逼波特兰海角附近的韦勒姆，并在普尔港与海上部队会师。他们在普尔港补充了力量，然后从四面猛烈攻击阿尔弗雷德的王国。精明的国王希望通过赔款来寻求和平，而此时撒克逊军队似乎也在韦勒姆附近遏制了丹麦陆军的攻势。丹麦人接受了黄金，并“向神圣的戒指发誓”他们撤军并信守和平承诺。然而，谁都未曾料到，丹麦人突然调转兵锋，夺取了埃克塞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真是不堪言状。阿尔弗雷德率领步兵紧随其后，但还是来得太迟了，“他们坚壁清野，大军很难接近”。但是，那些失信的异教徒们可要当心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在向海上部队袭来。这些丹麦援军此时正由海路赶往前线，他们在斯沃尼奇遭遇了暴风雨袭击，一百二十艘船只沉没，五千多名军士葬身鱼腹。在当时，这场天灾被认为是全能上帝的旨意，丹麦人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丹麦人的计划全面泡汤，阿尔弗雷德也不断对埃克塞特进行监视和攻击。877年夏，丹麦人终于有心重启和谈。他们一本正经地庄严宣誓，但其誓言也仅维持了五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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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年1月，阿尔弗雷德的命运发生最令人惊讶的逆转。他的指挥部和王宫设在威尔特的切本哈姆。在主显节前夕，经受数日战火摧残的撒克逊人在教廷的宴会上尽情欢愉，他们放松了警惕，全身心投入宗教庆典之中，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敌军突然来袭，大军横扫韦塞克斯地区。王国的全部军队这时都集中在英格兰南部的泰晤士河一带，在敌军攻势之下立刻陷入了混乱。撒克逊人尸横遍野，大部分人趁乱溜回了家里，还有少数人直接逃往了海外。逃亡的难民来到法国，恳请法王给予援助，但却归于徒劳。此时阿尔弗雷德身边只有少数得力官员和随从，他们藏身于萨默塞特的森林以及沼泽地中的阿塞尔内岛上，才最终幸免于难。这是阿尔弗雷德命运最黑暗的时刻，直到几个月之后，他才能勉强组织起一支游击队继续作战。他与王国的“领主与封臣都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饱受磨难……他一无所有，走投无路，只能时不时突围出去，从北欧的野蛮人或王国的基督徒子民那儿明里暗里抢些东西维持生计。他像舍伍德森林中的罗宾汉那样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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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历史犹如闪闪发光的玩具，装点了每个时代的儿童生活。我们知道阿尔弗雷德国王的许多故事，比如勇者国王伪装成吟游诗人打探丹麦军营，还有国王作为伙计为撒克逊主妇帮厨。著名的要数阿尔弗雷德和蛋糕的故事，它始见于最新版的《阿瑟尔主教生平》一书，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阿尔弗雷德住在一位牧人家里，有一天，牧人的妻子准备烤面包，而阿尔弗雷德正坐在火炉边摆弄他的弓箭和其他武器。不久，这位主妇发现她的面包烤焦了，于是赶紧跑来将面包移开，并狠狠责骂这位勇敢的国王（奇怪的是，主妇的话最早是用拉丁六步格诗的形式记下的）：“喂，你为什么不把面包翻一下呢？眼睁睁看它燃烧起来，特别是你很喜欢趁热吃呢。”这位主妇根本没有意识到，坐在她眼前的正是那位鼎鼎大名，身经百战，杀敌无数的阿尔弗雷德国王。此际，曾经暴戾残忍的英格兰人正陷于命运的低谷，而那些居于深山之中的古代不列颠人后裔大可哂笑不已了，阿尔弗雷德虽然过着孤独而落后的生活，但却并未被北欧人所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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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大军的领袖确信已经稳操胜券。韦塞克斯大势已去，军队瓦解，政权崩溃，其国王即使仍然活着，也不过是一个不敢见光的逃亡者。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之中，阿尔弗雷德却仍然能够行使大权，并与臣民保持接触和联系。这正是阿尔弗雷德国王雄才大略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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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斋节临近尾声的时候，丹麦人遭受了意外之灾。一批丹麦士兵在威尔士为非作歹之后，便分乘二十三艘船只前往德文，准备进攻阿尔弗雷德设在埃克斯穆尔的一个坚固据点。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但是包围据点的丹麦人却简单地认为，由于没有水源供应，守军很快会因饥饿和干渴弃城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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