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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理查二世与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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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冈特，也就是兰开斯特公爵、黑太子爱德华的弟弟、国王理查二世的叔叔，是摄政团的首领，统治着英格兰。黑死病的影响和阴影仍然笼罩着大地。英格兰社会出现了一场新的大规模流动。致命伤害造成的痛楚仍在隐隐作痛，但与此同时，人们忽然感到，这片土地上此时有了更多的位置。众多空缺职位得以填补，各阶层的人都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晋升，生存空间得以拓展。社会被深度重塑，集体的力量削弱了，个人的力量却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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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英格兰人不可战胜、至高无上、所向披靡的信念根深蒂固。尽管在法国得到的所有战利品都已不复存在，英格兰仍因克莱西和普瓦提埃大捷而洋洋得意。由于确信随时能够在战场上迎击法国人或苏格兰人，他们已经不考虑战争的结果了。几乎无人认识到取得战役胜利与持久占领之间的区别。年轻的议会极力主战，却准备不足，而且吝于为战争花钱。战争期间，人们期盼国王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也责怪他造成了沉重的税赋和对王国的损害。和平如期而至，但却完全不符合英格兰人所希冀的大获全胜。这种尴尬的局面是理查二世所继承的一部分重要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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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黑死病又袭击了动荡的社会。自从国王引入雇佣军制取代封建义务兵制以来，以土地维系的关系就开始瓦解了。贵族或骑士为什么不能仿效其君主的做法呢？小地主们普遍签订了契约，为某个强大的邻居服务，只是“不得反对国王”。规定并非总能得到遵守。互相忠诚的原有纽带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军队，财产的雇佣保卫者，当然也是混乱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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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采邑领主往往靠农奴发家致富，农奴的地位和义务依据长期的习俗规定，并由采邑法庭来执行。在每个采邑周围，都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尽管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早期已有了更多的劳动力流动和物品交换，超出了人们以前所想象的程度，但发展仍比较缓慢，村庄也是逐渐解体的。社会和劳动力结构再也无法保持原状了。黑死病造成的震动极大地加速了这一深刻的分裂进程。由于近三分之一人口突然死去，大片土地荒芜了。幸存者都到最肥沃的土地上耕种，到最肥美的牧场上放牧。许多地主放弃了耕地，通过侵占，围起最好的牧场。此时，尽管发家致富看起来更容易，价格和利润都一路高涨，但劳动力却减少了近一半。人们遗弃了小块土地，农民离开了自古劳作的采邑。农民和劳工发现自己很抢手，所有人都在争抢自己。他们转而寻求改善自己的生活，至少让自己的生活与不断上涨的物价保持同步。诗人兰格伦在《农夫皮尔斯》一诗中描绘了一幅尽管无情却颇为有趣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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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土地的劳工，仅靠双手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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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食不果腹，整夜饥寒交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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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买不起一分钱的酒，也不会买一片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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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买新鲜的肉或鱼，煎的或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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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了又热，以暖饥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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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高薪的工作，否则就会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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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的雇主不这么看问题。他们坚决拒绝了加薪的要求，重申了对强制劳工的古老要求。他们详细调查了村民的家谱，而此前这种调查只针对上等人。佃农一旦被宣布为农奴，至少不可以再提出新的要求。重申早已失效的权利，无论多么合法，都会遭到村民的坚决抵制。村民们成立了工会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佃农则从采邑逃走，就像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奴隶从美国南部各州逃走一样。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一些领主缩短了农奴的徭役期限，把土地租给小地主以换取他们的顺从。在有些采邑，农奴得以释放，由此出现了自由农阶级。但这种情况很少，最大的地主是教会。总的来说，精神力量成功经受住了这次冲击。有的领主，例如哈顿领地的巴特尔修道院院长，被迫出租闲置土地，并且一有机会就缩短租期，甚至缩短到了一年。十八世纪，法国也企图复辟昔日的封建特权，结果引发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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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整个英格兰的这场动荡影响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前的人类社会历史上，其影响独一无二。此时，按照财产选出的议会可以决定一切。在英格兰，与法国一样，国王曾不止一次干预地方工资的制定，但1351年的《劳工法》却成为了全国确定工资和价格的首次重要尝试。在瘟疫后的恶劣条件下，议会寻求完全执行这些法律。从农村中产阶级中选出“劳工法官”，给予固定薪水，让他们来审判违法者。1351年至1377年，民事法庭审理了九千起违反合同的案件。在许多地方，主审官虽积极办案但却徇私枉法，遭到当地居民的谴责。全国上下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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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瘟疫过后，幸存者无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饿殍遍野的地方是不会发生叛乱的。弗罗萨特写道：“激起农民的反抗是社会上层的舒适和富足生活。“人民并非无法反抗不公，也不是无法表达不满。在低级神职人员中，薪俸微薄的教士因黑死病严重减员。仅东英吉利一地，就有八百名教士死亡。幸存者发现，在物价飞涨的世界上，他们的薪俸丝毫未变，而高级教士对此置之不理。为此，高级教士将付出代价。在起义中，主教的领地被定为攻击的主要目标。在集日上，煽动者，尤其是教士中的煽动者，吸引了很多人。兰格伦在诗中反映了秩序维护者对这些基督教共产主义者的愤怒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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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宣扬柏拉图的观点，援引塞内卡的话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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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万物应该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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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是在对无知者如此撒谎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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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言辞激烈的煽动者散布了一系列颠覆性的说法，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保尔。全国到处都是从战场上遣散回来的伤残士兵，他们都知道长弓杀伤贵族的威力，无论贵族多么尊贵，武装多么强大。革命的主张广为流传，一首流行民谣表达了民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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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亚当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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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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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是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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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世纪，这是一个新问题，在任何时代也都是个棘手问题。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长期形成的严格的社会结构基础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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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不列颠岛。英吉利海峡彼岸，一场激进的民主运动正在进行，它的口号与我们现在的口号颇为相似。所有这一切在英格兰进一步发展为1381年的大规模起义。这是一场同时发生、影响广泛的社会动乱，因同一个原因，在全国各地暴发，因同一种情绪，团结在一起。所有这些运动都是黑死病造成的直接后果，死亡率最高、社会变化最大的肯特和中英格兰东部地区的暴乱最严重，足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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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年夏天，各地始终都在酝酿着一场有组织的动乱。有些人在中英格兰的各个村庄游走，与“大社会”组织进行联络，据说这一组织将在伦敦开会。五月，埃塞克斯爆发起义。导火索是政府企图再次征收上一年已经收过的人头税，并且更加严苛。伦敦的骚乱分子激动起来，一些人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法灵顿的人的带领下，加入了起义队伍。市民同情起义军并且与起义军有联系，强烈反对市长沃尔伍思。在肯特，进攻莱斯内斯修道院后，农民们经过罗切斯特和梅德斯通，路上烧毁了采邑的账目和税收账目。在梅德斯通，他们从教会监狱中放出了煽动者约翰·保尔，具有领导才能和经验的军事冒险家瓦特·泰勒也加入了起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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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政务会茫然失措。六月初，埃塞克斯和肯特的起义军主力向伦敦进发。他们在伦敦得到了支持：鱼贩约翰·霍恩把他们带进伦敦；负责守卫伦敦桥的市政官未作任何抵抗；阿尔德门1被“叛徒”向一队埃塞克斯起义军敞开。伦敦城陷入为期三天的混乱。外国人遭到杀害，两名政务会成员被从伦敦塔拖出，在塔山2上被斩首，一个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兼大法官西蒙·萨德伯里，另一个是财政大臣罗伯特·黑尔斯爵士；约翰·冈特的萨伏伊宫被焚毁；朗伯斯区和南华克区被劫掠。这是清算旧账的时候了。法灵顿列出了逮捕名单，敲诈勒索的金融家理查德·莱昂斯被杀。所有这些都带有现代气息。忠诚的市民团体团结在市长周围，国王在史密斯菲尔德接见了起义军首领。起义军看起来普遍忠于国王。他们的要求很合理，但却令人不安。他们要求废除压迫的法令，取消农奴制，瓜分教会的财产。他们特别提出，不应有人作农奴，也不应有人为领主做工，而应只需一年为每英亩土地支付四便士，为任何人提供服务时不可违反个人意志，而是依据双方协议而定。谈判过程中，泰勒先是被市长沃尔伍思所伤，随后被国王的侍从杀死。当这位起义军首领跌下马来，死在众人面前时，年轻的国王是这样应对危机的：他单枪匹马冲上前，喊道：“我将成为你们的领袖。你们只要随我出征，就将从我这里得到你们想要的一切。”但是泰勒之死引起了连锁反应。群龙无首的乱民回乡赋闲，在各自的村庄引起极度的混乱。重建的权力当局对他们进行追捕，复仇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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