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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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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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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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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并不是先祖和先知们想象中的起初,当然也不是整个宇宙的起初,只不过是文字记载中普通犹太人的“起初”——在这个起初的时刻,一位父亲与一位母亲正为他们的儿子忧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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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儿子是一个士兵,名叫示罗玛(Shelomam),是笔者的希伯来名字示罗姆(Shelomo)的阿拉米语读法。他父亲的名字叫奥西雅(Osea),正是我的父亲(Aba)的中间名。那是2500年前,即公元前475年,也就是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薛西斯(Xerxes)国王统治下的第十个年头。尽管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希腊征战,但他当时仍然是埃及的统治者。他在王位上又坐了十年后,被他最宠信的官员、赫卡尼亚人(Hycanian)阿达巴奴(Artabanus)和一个宦官合谋杀害。也就是说,拿撒勒的耶稣(Jesus)是在此之后500年才出生的。如果希伯来《圣经》的几位作者是可信的话,那应该是摩西(Moses)率领受奴役的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进入旷野荒漠之后大约800年。正是在旷野中,他们获得了耶和华直接授予的律法(据称的确是他亲自用手写在石板上的),尽管他们也曾不止一次地恢复过偶像崇拜并求助于许多其他的神,但他们已经变得有点像犹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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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作者认为,从尼罗河谷出埃及意味着结束了外邦的奴役,当时的环境已经完全以色列化。他们把在旷野中流浪的过程看成既是地理上的抬高,也是道德上的升华。那乱石嶙峋的高处正是通向天国的驿站,也正是在那里,雅赫维(YHWH)——写作 耶和华注17(Yahweh) ——真身显现(至少是他的背影),使摩西的脸又热又亮地闪着辉光。起初(无论是《圣经》还是考古学意义上),犹太人聚集在山区活动。用希伯来语来说,向以色列迁徙仍然是 阿利亚式注18(aliyah) 的,即向高处走。很难想象,耶路撒冷会建在河积平原上。那里的河流充满了黑暗的诱惑,而大海则更为可怕,到处是长满鳞片的怪物。那里依岸而居或驾舟弄潮的人(像腓尼基人或希腊人)是令人憎恶的,因为他们狡诈、肮脏,且奉行偶像崇拜。而在那些把出埃及视为全新犹太生活真正开始的人心目中,返回埃及则是一种堕落,意味着滑向偶像崇拜的深渊。先知以西结(Ezekial)和耶利米(Jeremiah)——后者甚至亲自去过埃及——曾经指责这种走回头路的做法绝非犹太人所为。耶利米告诫说,那些如此一意孤行的人将“ 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和咒诅注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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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执意不听劝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们又成群结队地跑回了埃及。当时,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已经于公元前721年被亚述人占领,而南方犹大王国于一个世纪后也同样遭到了巴比伦人蹂躙。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跑回埃及呢?所有这些不幸可能并且的确被《圣经》作者描述为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自甘堕落行为的一种惩罚。而那些接受不幸结局的人,则可以通过这样想而得到宽恕:他对我们行了多少善事啊!国王约西亚(Josiah)为了过逾越节在圣殿中用3万只羔羊和母羊献祭,一群群的人们因为曾向那些假神表示忠心而感到忏悔不已。而所有这些,在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凶恶征服者面前,面对那狮子般的卷发和豹皮的彩衣,面对一排排的弓箭手和标枪手,都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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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色列人又从他们深褐色的犹地亚山区来到了埃及的河谷平原,来到了尼罗河三角洲上的答比匿(Tahpanhes)、中游的孟菲斯(Memphis),甚至深入到最南端的巴忒罗(Pathros)。波斯人于公元前525年进入埃及后,他们并不把以色列人视为奴隶,而更多地当作奴隶主,尤其是当作像阿拉米人、里海人或来自安纳托里亚沿海地区的卡里亚希腊人一样可以依赖的作风顽强的职业军人,用他们来镇压埃及人针对波斯人的暴乱活动。 当努比亚人注20(Nubian) 有所异动时,他们有时也负责监视南部边境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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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西雅的儿子示罗玛正是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是一名雇佣兵——这是当时的一种生活方式,被派往南部恰好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下游的象岛(Elephantine)上犹太军团驻扎的要塞。或许,他也曾受命保护商队,护送过象牙、黑檀木以及努比亚儿童之类的贡品(这些贡品一度是送给法老的,当时则是送给波斯总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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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他的父亲奥西雅正在密夺(Migdol)写信。密夺可能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西部,示罗玛也曾一度在那里驻扎过。他的这封信用当地的日常用语也是帝国的官方用语阿拉米语写在莎草纸的表面上, 要送到南方500河里注21 外的某个地方,等他在象岛上驻守的儿子来取。用独特的方式压制成纸片后,莎草的降解非常缓慢。如果避光保存,墨迹会一直保持清晰的黑色。这些手写的方块字(正如从第二圣殿时期到当代我们一直使用的希伯来文一样字形优雅)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在犹太人的记忆中,就好像这封信是奥西亚昨天才写的。一位忧心的父亲就是一位忧心的父亲,他忍不住要让儿子知道自己的感受,并且希望他马上知道。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送给你幸福和力量,但从你离家远赴边关那天起,我心里就一直很难受。”谁都知道,接下来写的肯定这样一句话:“你母亲也是如此。”即使奥西雅不写出来,示罗玛也知道那是什么,因为这是每一个犹太孩子都曾听过的一句话,是打开犹太历史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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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经典的先发制人的信件开头。当我自己的父亲亚瑟·奥西雅为后面将提到的消息可能会使他的儿子感到很不高兴而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时,他也曾厚着老脸借用过埃及那位奥西雅的笔法。“不必担心……你母亲对这件事有点儿心烦意乱,但是……”然后,他开始写到令他自豪和欢喜的儿子,他的示罗玛,是不是很生气?津贴和行装有麻烦吗?“你上次信中提到的罩衫和套装都已经做好了,这样行吗?不要生我的气,我没法把这些东西给你及时送过去(你到南方出行时要穿)。但我会尽快给你送过去,这样你回来的时候就能穿上了。”还有津贴的事?是啊,这件事有点儿麻烦,我的孩子。“你离开密夺时,他们并没有把你那份钱给我们。”更糟糕的是,当奥西雅询问这笔钱的去向时,他竟然遭到了那帮王室奴才的断然拒绝——十分抱歉,我真的不擅长做这种事!你知道,但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相关的官员投诉。“当你返回埃及时,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他们会把钱给你的。”听着,我的儿子,奥西雅继续写着,不再提那些他没有为儿子办成的事,又回到了行装这件更急迫的事情上:“别为这事哭鼻子,要像个男人……你母亲,还有孩子们,大家都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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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示罗玛在象岛上作为犹太士兵的边境生活,我们当然希望能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那封信似乎并没有寄出,或许根本就没有送到象岛,儿子也不曾拿到他的罩衫或他的津贴。也或许他拿到了,并把这件事记了下来,对此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这封信被保留了下来,在沉睡了2500年后,有一位美国业余埃及学家、前《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 查尔斯·韦尔伯注22 于1893年把象岛上一群掏泥肥的妇女挖到的一个塞满莎草纸的陶罐买了下来。“所有这些来自 科姆注23(Kom) 的纸片是由三个不同的女人在不同的时间送给我看的。”韦尔伯在日记中写道。但是,当他看到莎草纸上写的是阿拉米语,并且属于第二十七王朝时,他顿时失去了兴趣。那些器型更大、更古老的法老时期的古物才是他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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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他的好友、曼哈顿城的统治者鲍斯·特韦德(Boss Tweed)因贪赃枉法被赶下了台。因为他和特韦德曾签订过贩运纸张生意的违法合同,他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曼哈顿。在巴黎,古埃及学给韦尔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师从著名学者加斯顿·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掌握了关于埃及恢弘历史的知识。他扎制了一条简易的小船,使他和妻子夏洛特·比比(Charlotte Beebee)(她是一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能够非常方便地在尼罗河上游荡,并不时泊船上岸,在卡纳克(Karnak)、卢克索(Luxor)、底比斯(Thebes)等遗址参与发掘。那些高额头的德国人以及法国、英国的埃及学家发现这个满腔热情的扬基佬十分有趣,有时甚至非常有用。有时,韦尔伯会到弗林德斯·佩特里(Flinders Petrie)所住的原始帐篷里探望,心想这位英国考古学家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宿营是不是简朴得有点儿太招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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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伯留起了先知式的大胡子,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尼罗河就是他的家。而此时这一切就要结束了,他站在象岛的一个土堆上思索着,在他周围有一群不停挖掘泥肥的女人:她们为了收成而挖出的这些泥肥就是古代泥砖的残骸,在泥土中掺入足够的干草和草茬会产生出氮的效力。但是,当时他肯定不知道,就在他脚下的某个地方,是一座已经完全瓦解了的犹太城市,我们一下子就会想到这样一幅纷乱嘈杂的市井画面:有关于小房大宅、出口入口的地界纷争,有结婚和离婚,有遗嘱和婚前协议,有食物和衣服,有盟誓和祝福。但韦尔伯好像对这一切并不在意,只是把那些精心折叠、装订并带有护封的莎草纸,按照公元前15世纪—前14世纪形成时的原样,带回了他在巴黎的简陋寓所,保存直至他189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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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一支德国探险队在这片土地上发掘出了更多的文物,他们挑选出一部分,带到柏林和巴黎,并且发表了他们的成果。至于英国人,由于当时埃及已经成为他们的重要领地,更是不甘落后。大量的莎草纸和刻字的陶片——刻有流放者名字的陶片,被集中送到它们通常会被送到的地方——牛津和大英博物馆。在这件事情上,驻在开罗的一任任热衷考古的总督偶尔也会表现得宽宏大量,允许一部分文物被送往开罗。在20世纪初一些莎草纸文字曾被发表,但直到囤积的大量莎草纸转到布鲁克林博物馆后,覆盖在犹太人象岛奇迹上的面纱才被真正地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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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代线形希伯来文写下的信件片断和刻在陶片上的铭文(早于象岛莎草纸两三个世纪)得以保留下来——犹太人的哭喊声几乎被淹没在时间的狂风骤雨之中:一位农夫的新制服被厚颜无耻的债主抢走了;一位被困的军需官面对越来越多的巴比伦人,为油和粮食愁得心急火燎;一位年轻的军官在一座堡垒中徒劳地等待着邻近山头上示警的烽火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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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希伯来《圣经》又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认为(激进的正统派犹太人和基督徒也这么认为)它把上帝的话直接指示给摩西和先知们之外,大部分经文的惊人的、诗意的叙事不过像另一位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历史真相的一种“回声”罢了。而有些情节,像根据文字记载的关于出埃及的故事写于人们认为的真实事件发生之后近500年,就很可能不是真的。在犹太史诗中,故事情节与真实历史之间的确有一个交汇点,但希伯来《圣经》是犹太人心灵的印记,是想象中犹太人起源和先祖的图画,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史诗。它令唯一的、无形的上帝成为犹太人精神想象力的原始宝藏,在历史长河中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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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岛那黄褐色的莎草纸及其抄写的 文士们注24 清晰的黑色手迹,则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些属于更朴素的人性与平凡的东西:关于犹大人和以色列人流亡生活的日常记录。我们能够与他们自然而真实地交流,宛若就住在他们的附近:淘气的孩子,焦急的母亲,女奴新娘,乱开玩笑者和吹毛求疵者,婚前协议起草人,文士,圣殿管事,对地界讨价还价的中间人在不停地争吵,出卖色相的姑娘因自甘堕落而愤恨不已,各色人等,既有大人物也有小角色。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犹太名字清一色地以带点神味儿的“yah”结尾,这是为了用耶和华的称谓体现他们的身份,因为他曾经宣称会保护他们的生命:阿拿尼雅(Ananiah)、示玛雅(Shemaiah)、乌利亚(Uriah)、撒迦利亚(Zachariah) ……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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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些人,拥挤在尼罗河上一个棒槌形的小岛上。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安逸的家园,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坏地方:酷热气候下有树荫乘凉;远近闻名的无花果四季常青;只有在尼罗河南部乡间才会生长的海岛棕榈那独特的树冠上不断生出新叶;河岸在激流冲刷下形成了蜿蜒而优美的曲线;金合欢、肉桂树和桑树丛则靠里一些,在河的西岸形成了一大片绿色,肥沃的河积平原在金色的沙丘下形成了一条狭窄的绿带。河的东岸则更荒凉一些,高处是赛伊尼(Syene)的采石场,下面就是阿拉米人的营地,里面住着士兵和采石工。当地开采的花岗岩板材是灰色的,上面点缀着粉红和血红色斑纹。这些板材被搬运工费时劳力地装上驳船,运往下游供给那些大建筑商建造圣殿和陵墓。似乎当时的埃及仍然在法老的统治之下,即使在公元前16世纪末期被冈比西斯(Cambyses)征服之后,埃及也仍然不愿做臣服于波斯的顺民。有一块石材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可以用一块石头凿出整个王陵—— 希罗多德注26 也有过类似的描写(他的过分夸张也是一种罪过)。他坚持认为,这块石板是如此壮观,以至于动用2000个人花了三年时间才把它运到下游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赛伊斯(S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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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岛——当地人称为伊布(Yeb),源于埃及语“Iebw”,意思是“大象的乐园”。尽管没有人甚至连希罗多德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河水中那些光秃秃、灰白色的圆形巨石肯定可以雕刻出以形态生动的大象造型的穹顶。象岛以历史上真实埃及的最后一隅闻名于世,是埃及文明在努比亚沙漠和岩石中蒸发之前最后的边界。正是在这里,那条夹带着肥沃的河泥懒洋洋地流动的河流突然剧烈地改变了温顺的性格,疯狂地冲刷着怪石嶙峋的花岗岩,向大瀑布冲去。只有那些“湍流中弄潮的船家”,即犹太人的“邻居”(他们的粗鲁就像翻腾的河水一样臭名昭著)才能驾驭这狂暴的激流,借助悬挂在两岸突出岩石上的绳索在白色的浪尖上溯流而上。地理学家 斯特雷波注27 以及每一个访问过象岛的真正的希腊旅行家都会让当地船家玩这种水上特技来取悦观光者。那白浪翻涌的急流暗示的秘密就是:埃及快节奏的生活。在两岸对峙的克罗菲(Crophi)和莫菲(Mophi)两座姊妹峰之间,或者像希罗多德声称的一位埃及祭司告诉他的那样,就是尼罗河的源头,它深不可测,没有人能够探到河底。法老普撒美提克一世(Psamtik Ⅰ)曾试图用一条1000 英寻注28 长的绳索测量河水的深度,然而除了旋转的水流什么也没有碰到。水面下的动力来自使河水分流的“河流阀”(fluvial valve),把一半河水送往南方酷热的努比亚,另一半送到北方形成了河谷。在象岛,羊头人身的 库努姆神注29(Khnum) 受到崇拜,因为他能确保每年发洪水,如果没有洪水,当地的农人就必然面临饥荒。神圣的库努姆神在岛上有自己特殊的陵墓,有自己的木乃伊安息地,而那时的雕刻工匠则陶醉于用石灰岩制作那些胖乎乎、毛茸茸的动物雕像。人们在通向岸边的台阶上安装了一个水位计,用以测量库努姆神仁慈之心的恒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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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神话和礼俗一样,人群、金钱和兵器也随着河水涌向象岛要塞。与赛伊尼一起,象岛曾经是南国的哨兵,是古老埃及的“河流阀”。它需要维持、看护和巡查。但什么样的工作适合犹太人呢?他们又在那里干些什么?难道他们一直对耶利米的警告充耳不闻?但是,先知书中几乎没有记载,只有个别的地方提到,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这些来自巴勒斯坦地区北方的以色列人和南方的犹大人或许在某个时间再次进入了下游的尼罗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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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个性最终会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个文化磁极之间的某个地方形成,但磁针却在吸引和排斥之间不平衡地摇摆。《圣经》产生于犹地亚和巴比伦,而不是埃及。在希伯来哲人、文士和先知(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这些人一直在对记忆、口传传统、民俗和文字进行搜集和整理,最终编成作为正典的《圣经》)的心目中和作品中,有一次迁徙是有益的(美索不达米亚),而另一次则是有害的(埃及)。两次迁徙最终同样令犹太人成为水乡泽国专制政权的奴隶,都因河水灌溉的平原耕地而扩大人口规模,都在冲积河床上生产粮食和种植果蔬。两个城邦都使用象形文字和字母,都有律法和史诗、金字塔和金字塔形神庙。虽然两个王朝都是残忍的毁灭者,都奉行牲祭仪式,都崇拜贪婪的偶像 [马杜克神和拉神]注30 ,但是在原始犹太人的心目中,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片土地从来也没有像尼罗河谷那样如恶魔一般。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是埃及传记作家和希伯来《圣经》作者意见一致的话,那就是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是十分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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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埃及的生活是一种“不洁”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 《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中就是这样描绘的。与其他各卷相比,《申命记》更多地规定了犹太人记忆的义务,而上帝则被定义为在出埃及时是作为“ 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注31” 。这段经文很可能写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的某个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犹太人回归这里的时候。尽管《申命记》的作者对口述历史重新进行了加工,并写进了《士师记》和《列王纪》叙事中,但任何这样的回归都是对最初誓约的无耻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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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公元前6世纪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以色列人流亡到巴比伦却带有某种神秘的、惩罚的意味。据称这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是一种向其根源即誓约动力之源的回归。《创世记》的作者在描述亚伯拉罕在旅途中与耶和华在梦中交谈的情景,以及在他的特别指引和保护下的独特民族这一观念如何产生时,把亚伯拉罕的出生地确定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迦勒底(Chaldea)。所以,一神教的发源地是在亚伯拉罕的故乡、迦勒底的吾珥城(Ur)。这就赋予了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率领巴比伦人于公元前587年摧毁被玷污的耶路撒冷圣殿这一事件以特别的含义。历史上以色列人第一次出走而脱离的那个民族,当时成了耶和华使之再次与最初的誓约产生联系的工具。巴比伦人焚毁了圣殿。在巴比伦(或者后继的波斯帝国),这个民族将迎来洁净的复兴。果然,经过半个世纪的流亡之后,波斯王居鲁士(Syrus)下令允许他们返回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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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作者的心目中,巴比伦—波斯一直被指定为上帝意志的工具,而埃及却是耶和华宏大历史计划的顽固敌人。对二者来说,这种长期对立的感觉或许一直是相互的。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色列”字样的人工制品是公元前13世纪法老梅尼普塔(Merneptah)的胜利纪念碑文。他的父亲就是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在出埃及时代的法老中素以“傲慢”著称。碑文上写道:“以色列已经被废弃了,它的种子再也没有了。”这段象形文字无疑告诉人们,其中提到的以色列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地方。祭司兼语法学家 马内松注32 笔下的埃及历史文字[写于公元前3世纪或前2世纪,并通过罗马犹太历史学家 弗拉维斯·约瑟福斯注33(Flavius Josephus) 公元1世纪的著作为我们所知]提到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件事,但当时他们是作为不洁的贱民更可能是作为匪徒遭到驱逐,而不是作为耶和华保护的子民的一次胜利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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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 托拉注34(《圣经》前五章,即摩西五经) 中的解放史诗,应是一次屈辱的经历——以色列的身份的形成,并不是因为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而是作为埃及的胜利者叙事的一个反衬。巴比伦人虽然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但却无法消灭以色列人的信仰。在神的安排下,他们的信仰甚至在流亡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埃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耶利米赶往埃及时发出的警告:回去无异于自寻死路,意味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毁灭。永远也不要返回尼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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