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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一章 伦敦，1940 年春英国决意独自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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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不喜欢邀请墨索里尼居间调停的提议。希特勒不可能同意我们尚可接受的任何停战条件。只有我们愿意放弃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再加上某些非洲殖民地，希特勒才有可能同意停战，我方才能从这一团糟的局面当中脱身。我们真正的出路在于让希特勒相信他无法最终击败我们……哈利法克斯认为寻求墨索里尼调停，看看他能干些什么，这并没有什么坏处。如果停战条件太苛刻，我们总还能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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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内维尔·张伯伦日记，1940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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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世代将会铭记，对于我们应该单独战斗下去这个关键问题，战时内阁从来都没有过怀疑。国内所有党派的政治家，从来都对此坚信不疑，从未在这种毫无现实意义的问题上浪费时间。”1 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当中如是说。丘吉尔的说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如何看待“二战”历史，在全世界制造了这样一种神话：在极为不利的战略局势下，英国面对着一个强大、胜利、咄咄逼人的德国，孤单却坚韧不拔，从来没有动摇过独自抗争到底的决心。因为后世知道战争的结局，很难改变从结果来倒推开局的思维倾向。由于丘吉尔在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还有他极富感染力的回忆录，历史学家很难罔顾后来的史实——丘吉尔 1940 年夏季那些热情雄辩的演说、由此激发的全国抗战的决心、不列颠之战的胜利，美国跨越大西洋伸出的援助之手，等等。但是丘吉尔本人知道得太清楚了，在 1940 年 5 月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从当时的角度，而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往往会重新发现很多令人惊奇的事实。至少，历史的真实并不像事后看来的那么清晰，而是更加模糊，更令人困惑。1940 年 5 月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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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风雨飘摇的焦虑时光。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英国远征军看来在劫难逃，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兰西陆军在德国的进攻面前分崩离析，英国不可能马上获得来自美国的任何实质性援助。实际上，连来自英帝国各海外自治领的及时有力的援助，都可望而不可即。而英国本土防御则非常脆弱，德军入侵不列颠本岛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大势如此，如果英国政府真的像丘吉尔所说，从未认真考虑过国家是否应该，或者能否继续战斗这个问题，那才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虽然丘吉尔刻意忽略了这个问题，但当时在英国战时内阁中，的确进行过严肃并冗长的讨论：是应该继续战斗，还是应该认识到在目前的处境下，也许最现实的做法，是尽量争取一个可以接受的最好的妥协条件？2 这就是在 1940 年 5 月下旬关键的三天时间里，困扰着英国政治领袖们的命运攸关的抉择。选择的结果，不仅对英国本身，而且对以后的战争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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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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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如何沦落到极端虚弱、几乎只能妥协求和的处境，史家早已进行过详尽而广泛的分析。早在 1940 年，政坛就广泛流传着一篇题为《罪魁祸首》的抨击性政论，矛头直指 20 世纪 30 年代执掌英国政坛、对希特勒推行绥靖主义危险政策的政客。3 当时主要被指摘的对象包括严于律己、有道德洁癖、多谋却不善断的内维尔·张伯伦，他于 1937 年 5 月到 1940 年 5 月间出任首相；还有身材高大、缺乏幽默感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哈利法克斯勋爵是一位老资格外交官，曾出任印度总督，以对宗教的虔诚和对英国传统猎狐运动的热情著称，甚至有个外号叫作“狐仙”① 。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丘吉尔政府中留任外交大臣一职。历史从未原谅这些绥靖主义者。在 1938 年的慕尼黑阴谋当中，英法向希特勒的勒索屈膝投降，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土地拱手相让。这个事件将张伯伦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人们忘记了，直到慕尼黑事件之前，绥靖主义在英国是广受大众支持的外交政策，很多后来批评绥靖主义最有力的人当时也在支持者之列。英国政府为了绥靖希特勒德国，无疑犯下了严重的政治战略错误。但是这些错误还是应该放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当中来看。当时希特勒德国对和平的威胁才刚刚被大众所认识，而英国正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内政外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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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要有三个问题使英国极为虚弱：经济危机、英帝国内部的危机和军备竞赛危机。所以，当纳粹独裁者发出战争威胁的时候，这些内政外交问题使英国难以强硬地面对德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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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只是在表面上维持着超级大国的架子。英国总体上仍是净债权国，它向英帝国自治领和其他战时盟国的贷款余额在 1920 年是 18.5 亿英镑，但是英国对美国的负债总额却达到了 47 亿美元。这是国际金融权力由英国向大西洋彼岸转移的征兆，也预示着未来英国将会越来越多地在各方面依赖美国的支持。即便当时仍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皇家海军，他们也不得不把实力迅速上升的美国海军作为未来一个强大的对手来考虑。印度、埃及和更近的爱尔兰所发生的麻烦都严重消耗了英国有限的军事资源。4 就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自治领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离心倾向，英帝国初现分崩离析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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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20 年底，随着战争创伤逐渐愈合，以上帝国的危机还被隐藏地很好。即便如此，平静的表面之下仍有暗流汹涌。5 战前支持帝国经济繁荣的那些支柱产业——煤炭、钢铁、造船、纺织业——都面临长期衰落的局面。整个 20 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英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6 可是在经济停滞和衰落的大势之下，仍然有新经济产业在生根发芽。有些老工业中心城市开始破败，但在 20 年代后期，国家仍有昙花一现的对经济繁荣的信心和希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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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切希望都在 1929 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面前灰飞烟灭。大萧条使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增长全面停滞，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乱象和政治动荡。英国受美国华尔街 1929 年 10 月股市崩盘影响出现了政治危机和长期经济衰退。而从长期来看，大萧条对全球的影响更糟糕。在远东，1931 年之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急剧扩张；在欧洲，纳粹主义在 1930 年到 1933 年之间崛起：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而以上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当时还不明显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掌权带来的地中海威胁都对当时已经在经济上极为虚弱的英国构成战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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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欧亚三大极权主义政府的国家利益在于“修正”或者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这三个国家都强烈地憎恨既定的国际秩序，渴望“一无所有的国家”赢得自己的“世界地位”。这三国都把矛头指向英法和其他世界强权，渴望建立自己的帝国，在列强中争得一席之地，提高国家威望，在经济领域实现自给自足。如果想在当时那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国际贸易体制严重不公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国家的持久繁荣昌盛，看起来，强取豪夺是唯一的途径。既然其他国家不太可能自动让出建立新帝国所需的领土，那么，正如希特勒反复强调的，“只有用刀剑获取”，就像英法老牌列强当年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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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的国家利益正好与之背道而驰。作为最大的“拥有一切的国家”，英国最大的目标是维持自己的世界帝国。这就需要维持一战后的国际秩序，而英国当年正是这个秩序的主要创立者。英国的政策目标还需要它建立国际合作安全机制，通过外交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最重要的是，英国要维持世界和平，获取和平红利。国际安全保证机制和裁军可以防止世界再次沦入世界大战的可怕处境。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代价记忆犹新，这也要求英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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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战后仍然繁荣的战胜国而言，要求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国际共识、公平贸易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当然不难。但是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国家”，以上新秩序恰恰是最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耻辱的。对于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而言，战争的创伤并不意味着应该接受战胜国的盘剥，不是默认不利于己的经济制度，不是接受裁军而导致国家虚弱，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为了建立持久繁荣的土地而战，为了国家荣耀而战，为了洗雪过去的耻辱和结束当前的不公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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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它最重要的盟友法国、美国对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所持的观点，跟意大利、德国、日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支柱，在欧洲是 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还有后来的《圣日耳曼公约》以及《特里亚农条约》），在远东则是 1922 年《华盛顿九国公约》。以上条约体系所奠定的国际秩序相当虚弱。战后为了保障国际合作而建立了国联，美国却拒绝加入，更使人怀疑这个体系能否长久存续。不过，这个体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还是存活过了整个 20 年代。作为国联成员国，日本在这 10 年中并未对欧洲或者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产生任何威胁，甚至表现得愿意“遵守西方的游戏规则”。8 丘吉尔本人直截了当地拒绝相信对日开战的可能性。他在 1924 年 12 月写道：“我相信在这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会有对日开战的可能。日本僻处世界的另一端，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对我们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9 同样，欧洲也出现了国际缓和的迹象。战后的世界秩序在 1925 年的《洛迦诺公约》签订之后得到加强，这个公约用国际法的形式固定了德意志帝国的西部疆界，并保证德国在次年加入国联。以上两个成果都有赖于 20 年代德国外交部部长、卓越的国际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拉瑟曼的远见与合作。10 但是，和平的表象具有欺骗性。大萧条使任何乐观主义情绪烟消云散。欧洲和远东的战后和平秩序很快将会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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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日本于 1931 年占领中国东北，并于翌年进攻上海。日本的第一轮侵略举措就让英国的虚弱暴露无遗。英帝国武装部队各军种的首脑们向政府指出，帝国海外领地受到的安全威胁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地区都处于虚弱的状态。时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在 1932 年记录道：“如果日本动真格的，我们无力以任何方式制止他们。”这就意味着“除非美国愿意在远东动用武力，否则我们一定会丧失远东”。11 而美国并不打算诉诸武力，仅仅是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甚至适得其反地让日本看透西方盟国的软弱。事实上，英国的政策亲日更多于亲华，英国政府试图既不得罪日本，让日本留在国联，同时又安抚中美。12 1934 年初，英国还深陷大萧条的泥淖，国防开支吃紧（同时国内公众和各主要政党一致反对加强军备）。在此背景下，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宣称，和与美国的友谊以及来自中国和其他国联成员国的善意相比，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对英国来说更加重要。13 远东的绥靖主义就此成型。此时，日本已经退出了国联。而在欧洲，一个更迫在眉睫也更严重的新威胁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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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政权逐渐牢固地控制全德国的关键性早期阶段，英国外交部官员不知道如何应对希特勒。他是在《我的奋斗》当中自我描述的那种恶魔吗？果真如此，那就不仅意味着外交上的风波，而是最终走向战争。或者，这个激进的疯子最终会冷静下来，变成一个至少在外交事务方面“正常的”政治家？当英国外交部还举棋不定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利用英法两国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退出了国联。德国跟远东的日本一样，都是各自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此时的德国再也不需要哪怕在表面上尊重国联的集体安全保障原则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公众情绪一向致力于国际裁军，到此时裁军已走入了死胡同。很明显，德国正在秘密地全力重整军备，成为比日本或者法西斯意大利都要严重百倍的威胁。但是在英国，自满情绪、财政困难、政治家的麻木不仁和公众反对备战的情绪使国家束手无策，只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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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3 月，德国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公布了建立空军和强大陆军的计划。英国的政策惰性这才告一段落。同月晚些时候，访问柏林的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带回情报说，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经和英国不相伯仲。尽管希特勒夸大了德国的军备，但是当以上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在白厅和公众当中仍旧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公众终于认识到了军备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仅有丘吉尔等寥寥数位政治家大力倡导加强军备；在工党和自由党圈子里，备战政策更遭到强烈反对，并且这种反对一直持续到 1938 年。当时，空中力量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新的关键点，敌人在空中的威胁是最致命的。可是英国和德国在空中实力上的差距在短时间之内也无法缩短。以上形势奠定了绥靖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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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难以顾全它在全球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忙于从长期的经济萧条中恢复。很明显，英国无法赶上德国的军事实力，更别提超越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数年之内，英德必有一战。但是英国同样也认识到，只有经过长期的军备重整，英军才能具备堪与德国一战的实力，而这个完成准备的时间可能要迟至 1942 年。14 即便如此，为了平衡预算和恢复经济的需要，英国政府的国防预算已是捉襟见肘；如果要建立空军并加强海军，就势必削减陆军预算。这个政策大大影响了 1940 年的战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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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英国军事上的弱势昭然天下，所以 1935 年，当英法试图牺牲埃塞俄比亚来满足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维持欧洲和平的时候，其军事实力无法支撑政治手段，英国的外交努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国联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1936 年 3 月，希特勒利用盟国外交上不知所措的状态，派军队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德国的力量更为壮大了。议会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思比说出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和此时的公众意见：“德国进占了莱茵河左岸，却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就此采取什么强有力的对策。”16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将对策局限于外交抗议。他重申了英国政府的和平目标：“我们第一位的政策目标一直是全欧洲整体上的和平。”17 3 个月之后，1936 年 7 月上旬，内阁坦承，英国无法从第三帝国的魔掌中救助东欧，德国可以轻易应对英国所能采取的任何军事措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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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5 月，内维尔·张伯伦取代斯坦利·鲍德温出任英国首相。他所继承的外交政策的基调是不确定、不作为和自相矛盾。因为外交政策不得不顾及军事上的虚弱状态，所以英国的外交政策仅限于被动地应对欧洲两大独裁政权所策动的重大事件，而这种应对常常苍白无力。张伯伦不得不直面冷酷的现实，即只有在承认本国实力弱点的基础上，才能制定政治政策。这就意味着英国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来绥靖德国，承认德国的利益诉求。张伯伦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弱点，却对德国的目的抱有幻想。和当时大多数国际观察家一样，张伯伦也相信希特勒只不过是又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和很多人都幻想，希特勒仅仅是个区域扩张的狂热分子，而德国在中东欧的领土要求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只要双方本着友好与和平的精神进行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幻想，只要德国的民族主义目标得到实现，战争就可以避免。和平的代价就是给希特勒领土上的好处。对于张伯伦来说，这个代价值得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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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的国际危机就在这个大前提下揭幕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高潮是张伯伦戏剧性地飞往德国，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最终签订了 9 月底的《慕尼黑协定》。我们并不知道，除了战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危机的办法，但现实是，张伯伦根本没有尝试其他手段。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丘吉尔对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批评日益严厉。此时他主张和法国跟苏联缔结“大联盟”，来制止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侵略行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两国都有协定），如果必要的话，不惜诉诸武力。丘吉尔的主张在左派和一般公众当中得到广泛支持，但是政府却置若罔闻。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既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对斯大林的政治目的抱有深深的疑虑，而且对红军的作战能力颇为轻蔑。他们拒绝和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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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便这个“大联盟”能够缔结，也未必会有任何实质作用。苏联领导人声称，如果希特勒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军早已严阵以待，随时可以反攻德国。其实这里面虚张声势的成分多于真正的决心。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伤筋动骨的红军根本没有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而且罗马尼亚和波兰肯定会拒绝苏军过境。19 无论如何，在西方，法国早已准备放弃对捷克斯洛伐克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而英国则急于摆脱支持法国进行干涉的诺言。有人警告张伯伦，英国的战备状况不足以支持一场大战，不可能在军事上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相信战争会危及英帝国的生存根基。在远东，1937 年夏天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1939 年夏天，天津发生的一个小事件导致英日之间数周的对峙，结果迫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承认，“除非美国支持我们，否则我们在远东完全无能为力”。20 ）在地中海，1936 年夏天开始的西班牙内战进行到此时，佛朗哥已经胜利在望。法西斯意大利也对英国势力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张伯伦后来宣称自己别无选择。英国对战争准备不足，他必须赢得时间。开战之后，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 1938 年开战，结果一定糟得多，这一点不言自明。我们也许不能预言历史的审判结果，但是我相信，一切证据都表明，我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军事上的弱点，因此尽了全力即便不能避免战争，至少推迟战争的爆发时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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