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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二章 柏林，1940 年夏秋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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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对英国拒绝媾和的顽固态度迷惑不解。和我们一样，他认为苏联是英国的希望所在，因此决心用武力来终结这一希望，迫使英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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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德军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日记，1940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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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苏联被粉碎，英国的最后希望将随之破灭。德国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主宰。我决心在这场斗争中毁灭苏联。时间将在 1941 年春季……如果我们在 1941 年 5 月开战，我们就有 5 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1 1940 年 7 月 31 日，在位于阿尔卑斯山间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元首别墅，希特勒召集他的重要将领开会。希特勒在会议上发言，做出了德国“二战”期间最为命运攸关的战略决策。它将开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军事冲突，这场东欧大战将夺走德俄两国 3000 多万人民的生命，大片土地化为焦土。战争最终的结局将在 4 年之后揭晓，届时德国独裁者将在柏林的地堡中自尽，而苏联将在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中主宰半个欧洲大陆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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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后看来，希特勒当时的决定是彻头彻尾的疯狂。拿破仑曾经做过同样的尝试，而 1812 年战局以法国大军团的灰飞烟灭而告终，随之陪葬的还有皇帝本人的帝国之梦。希特勒的尝试，结局就更加悲惨。这个决策对于他的国家和他本人来说，简直形同自杀。那么，希特勒为什么这样决策？是不是法国投降在元首的头脑中造成了自己不可战胜的幻觉，从而导致极度的自我膨胀？还是那种偏执于摧毁“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病态意识形态发展到最后的逻辑结果？如果这个决定如此疯狂，那么为什么武装部队的将军们会追随元首？是不是元首又一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不情愿的追随者身上？当时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却最终被否决？还是像希特勒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所说，在这个看似奇怪的决策背后有战略上的必要性，而这些必要性使希特勒别无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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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希特勒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著作数不胜数。但是，在试图回答上面这些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简短总结一下进攻苏联这个战略决策的主要历史背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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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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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就曾经入侵俄国的领土，并占领了东欧的大片土地。1915 年下半年，德军占领整个俄罗斯统治下的波兰领土，连同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两年之后，德军进占白俄罗斯和乌克兰。2 1918 年 3 月 3 日，德国迫使苏维埃政权缔结了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规定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都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3 希特勒高度赞扬这个条约，称其为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提供了所需的土地。4 多年之后，希特勒向德军将领简述自己入侵苏联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的时候，他希望能在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建立缓冲国，这个目标和《布列斯特和约》的条款何其相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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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德国占领上述国家的记忆影响深远，塑造了整整一代人之后、规模更大也更残酷的第二次德国占领中被占领民族的心态。一个德国军官写道：“俄罗斯腹地根本没有中欧的文明痕迹，只有亚洲的草原、沼泽、逼仄肮脏的贫民窟和满是烂泥的荒原。”6 受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占领军想要在波罗的海地区建立起一个德意志军事邦国，给这里注入“文明”和秩序。这个建立军国主义乌托邦计划最热心的推动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最有能力的德军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7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走得很近，甚至共同领导了 1923 年 11 月失败的“啤酒馆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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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和其他一些人很可能在 20 年代早期影响了希特勒对苏联看法的转变。希特勒在早年所认可的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传统的大德意志主义：强调要求恢复 1914 年德国边界，收回失去的海外殖民地，最终惩罚令人憎恶的《凡尔赛和约》的始作俑者英法盟国。但是在 20 年代早期，希特勒的看法逐渐发生了转变，更加注重向东扩张，从俄罗斯夺取生存空间，一个衍生的结果就是德国对英国变得比较友好。希特勒这一看法的转变，最早见于 1922 年 12 月他的著作，“德国应该在英国的帮助下击败苏联。俄罗斯可以为德国移民和德国工业提供足够的土地和活动空间”。8 到 1924 年，这个信条在希特勒心中已经牢固树立起来了，他在 1926 年出版的《我的奋斗》第二卷结尾处明确声称：“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党人有意识地想要终结德国战前的外交政策倾向。我们要继承和发扬 600 年前被中断的伟大运动，停止德国不断向南和向西的扩张，而是将目光盯紧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所要求的欧洲土地，主要是苏联和其边界附庸国的领土。”9 这个“生存空间”的概念一经形成就再也没有改变，直到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的最后一息，依然是他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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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张并非希特勒的原创。实际上自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共同的核心主张，后来一些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家又加以系统地提炼和升华。这些地缘政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作卡尔·豪斯霍法，是慕尼黑的教授，而且是希特勒私人秘书鲁道夫·赫斯的老师。这个主张建立在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之上，即只有领土的增加才能支撑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对超级大国的国家实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的边界已经被固定，无法支持必要的人口增长。因此德国需要获得新的领土。希特勒虽然对大英帝国的广阔疆域充满羡慕嫉妒，但是英帝国主要依靠海外征服和殖民来开疆拓土，但德国却一定要在靠近本土的地方扩张，那就是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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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会自愿放弃领土，那么“生存空间”理论本身就意味着通过战争对外扩张。因此这个观点不仅是帝国主义的，而且是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它相信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有向隅而泣的份儿，那些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民族天生就应该征服弱小民族。希特勒自己又为这个生存空间理论附加了反犹主义的成分。无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多么邪恶，这个思想本身也不是他的原创。历史上很多先人都有同样的偏见，只是希特勒最偏执。希特勒的创见是把生存空间理论跟反犹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他偏执的世界观。10 希特勒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是犹太人的统治，这个观念形成于 20 年代，很可能受到了他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手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影响。罗森堡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同时另一个影响可能源自俄国革命之后那些逃亡到西方的白俄在右翼报章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反犹和反布尔什维主义言论。11 德国在扩张的征途上必须结束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希特勒写道：“数百年来，俄国从上层的德意志精英分子中吸取养料。今天，德意志影响下的俄罗斯文化几乎完全灭绝了，它被犹太人所取代……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健康的组织，而是腐败的温床。东方的帝国即将陨落。终结苏联的犹太人统治同时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作为国家的终结。”12 换句话说，从俄国获得生存空间就意味着摧毁苏联的犹太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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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 20 年代后期的无数次讲演中一再重复“生存空间”这个主题。尤其是在 1928 年一篇未发表的文稿中，希特勒对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张做出过比《我的奋斗》中更详尽的阐述。在这篇文稿中，他把外交政策定义为“为人民争夺足够且高质的生存空间的一种艺术”。13 对于德国来说，这只能意味着一个目标，就是东方的领土。14 在 1928 年，以上主张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很少有德国人持相同观点，就连那些支持者恐怕也认为这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希特勒当时领导着一个被边缘化的小政党，在最近一次帝国议会大选中只赢得了 3% 的支持，人们看不出他能够在将来获得更多政治权力。德国主流政治观点和希特勒的观念大异其趣。在外长古斯塔夫·施特拉瑟曼领导下的德国外交部坚定奉行以《洛迦诺公约》为基础的国联集体安全机制。而且，尽管德国人憎恶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 1922 年签订《拉帕罗条约》以后一直良好。《拉帕罗条约》奠定了苏德经济互助合作的基础，帮助德国国防军绕过《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秘密地开始着手重整军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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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陷入大萧条，纳粹运动急速上升获得政治权力的那段时间，希特勒相对较少提到“生存空间”。一场在遥远的未来将会发生的、为获得领土而跟苏联进行的战争对选民没有丝毫吸引力。大多数人想的是本国政府的无能，还有如何应对眼下的经济困境。希特勒反复强调的就是以上这些困境，还有在民族社会主义下未来统一强大的新德国的前景。虽然他很少再提“生存空间”，却不意味着放弃了这个主张。希特勒对魏玛民主制度软弱的无情攻击为他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最终导致帝国总统兴登堡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从此以后，他的外交主张就不再是一个边缘党派的空谈而已，变成了由巨型的群众运动和政府当中最有权力的人背书的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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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当政之初并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没有明确提出“生存空间”。希特勒首要的目标是改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虚弱地位，而要达成这个目标的关键是重整军备。希特勒上台以后立即就把重新武装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希特勒上台以后 4 天向国防军将领们发表演说，立即得到将军们的支持。许多将军早就希望甚至早有密谋想要打碎限制德国军备的枷锁，一旦民主制度被推翻，德国将很快又能够成为主宰中欧甚至整个欧陆的强权。因此 1933 年 2 月 3 日希特勒向军队表达重新武装的决心时，反响非常热烈。希特勒同时也暗示了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他说，德国未来可以获得更多的出口盈余。但是这个目标其实只是用来为提出下一个目标做铺垫，“也许有更好的目标，那就是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并对新生存空间进行无情的德意志化”。16 这是对他 20 年代所奉行教条的谨慎重复。大多数听众把它作为一个关于未来的模糊愿景，也许将来会有一天赢回《凡尔赛和约》当中失去的东方领土，重建德国在中东欧的霸权——这样的愿景很少有人会反对。真正把它当作实实在在的外交政策目标的人并不多。事实上，它也的确不是当时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它是希特勒一贯坚持的一个理念，为希特勒政权未来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后来的几年中，当德国的扩张野心越来越富侵略性，希特勒诉诸流氓手段来达到国际政治目标的时候，他的行为不应仅仅被视为机会主义。他当然是紧紧地抓住了采取行动的一切有利时机，但是这种机会主义背后有一贯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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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33 年夏季希特勒已经牢牢掌握了德国政权。他不但控制了规模庞大的政党，而且可以支配完善的国家官僚行政体系，此外还有现代的政治宣传和诱骗伎俩。一年以后，希特勒全面统治德国。1934 年 6 月希特勒残忍地屠杀冲锋队首脑们，从而除掉了最后一个能够威胁他的统治的势力。不久之后，年迈的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除了希特勒，德国军队和人民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效忠的对象。希特勒不仅是政府首脑，而且成为国家元首。希特勒无情地镇压议会民主的最大受益人是军方。因此德国军队对希特勒的支持变得坚定不移。同时，工商界由于在新政权下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也站在新政权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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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933 年至 1934 年权力框架的安排尘埃落定之后，纳粹政权确立了和民主国家迥然不同的决策机制。即便它和其他形式的集权体制相比也是独特的。希特勒憎恶一切可能对他的权威构成挑战的组织。兴登堡尸骨未寒，内阁这个最高的联合执政机构的权力就开始萎缩，内阁开会的频率越来越低，在有关的政府部长之间传阅文件草案就能制定方针政策。1938 年 2 月以后内阁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这样，作为一个集体的政府也就不存在了。国家和政党的界限也被故意模糊，导致了政府职能的混乱。希特勒喜欢在常规的政府机构之外，创设混合了党政职能的额外的办事机构，来克服政府官僚系统的低效率，而原有的政府机构仍被保留。纳粹的基本信条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崇拜强者，所以在权力机构当中也盛行互相拆台，互相竞争。书面上的权力在实际工作当中往往一文不值，真正有权的人是那些能够随时上达天听的人。帝国政府中实权人物的典型，一个是戈林，1936 年以后的四年计划总监，实际上取代了仍然存在的帝国经济部；另一个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队全国领袖，1936 年之后掌握着庞大的警察和安全机构，虽然他在名义上是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的下级，但弗里克的地位相当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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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所有的政权机构叠床架屋、混乱不堪，而在这个体系当中，希特勒地位超然。他基本不管内政政策。很难说希特勒在内政方面真正做过什么“决策”。所谓决策基本上是那些政府部长或者纳粹党领袖们在和他共进午餐的时候听来的只言片语，然后拿来扯大旗做虎皮，奉为“元首命令”。只要之后的事态发展基本令希特勒满意，他至少在战前的岁月里也懒得去管（到战争后期是另一码事了）。只有下级出现意见分歧请他来仲裁的时候，希特勒才会主动做出决定，而他实际上相当不愿意做这种仲裁。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出现了危机或者需要指明方向做出两难选择的时候，希特勒的干预是相当关键的。在纳粹政权的早期，希特勒做出大政方针的决策最重要的例子，大概是在 1936 年军备建设出现原材料危机的时候，希特勒创立了四年计划来刺激工业生产，把德国经济引向全面备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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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战前对国内事务只是确定一个总的方向17 ，但是毫无疑问，在外交方面，从 1933 年起直到 1939 年冒引发欧洲大战的风险进攻波兰，每一步都是由希特勒亲自做出的决定。18 他在决策过程中把内阁集体议事的制度抛在一边。因为中央政府的决策机制支离破碎，希特勒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只从个人角度征求那些他觉得观点与自己相近的人的意见。1937 年 11 月，在一次和武装部队将领与外交部长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希特勒对扩张和备战做出重要安排，他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太过重大，不能让帝国内阁参与决策。19 这一方面反映了对保密工作的偏执，当时要在外交政策方面（以及之后的军事部署方面）铤而走险，保密也是客观需要。1940 年 1 月，他命令每位德国军官的办公室里都要悬挂元首的“基本命令”，即“除非出于官方原因的绝对必要，任何军官与任何机构不得与闻机密消息”。即便真有绝对必要，也只能在真正必要的时候才能获得最低限度必须知道的机密。20 但是除了保密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希特勒对于自己元首地位和权力的理解是这样的：他一个人拥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和责任，单独做出关键的决策。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选择听取军事指挥官或者有关政府部长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做出决定的时候，他不会受到任何人任何意见的左右。然后，只需要向需要知道的人简单宣布他的决定。下级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公开表达反对意见，如果向希特勒私下表达保留意见，则可能收到元首连篇累牍的演说作为回答。而且，希特勒在最高层的小圈子里总是得到高度的支持，尤其是武装部队的将领们的支持。当 1938 年夏季，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公然反对希特勒秋天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时（后来由于西方大国在慕尼黑会议上的干预而最终推迟），贝克在整个军队将领中被完全孤立，即便愤而辞职也不能让政策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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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 1933 年之前对付他的政敌一样，希特勒掌权以后，仍然在发现别人的弱点并加以利用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灵敏嗅觉。他直到 1938 年前一系列的外交胜利都有赖于这种流氓的天分，还有他勇于下大赌注的赌徒本能。希特勒第一次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强硬决策，是在 1933 年 10 月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这个决策完全符合外交部和军方的期望。虽然行动的时间是希特勒定的，但行动本身是任何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府都会选择的。后来，希特勒不顾外交部的反对，独自决定破坏与苏联的关系，并在 1934 年 1 月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渐渐变得越来越自信和大胆。1935 年 3 月，希特勒公开了德国空军的存在，并宣布陆军实行普遍兵役制，这是对《凡尔赛条约》的重大违背。他正确地预料到西方民主国家不敢对他的挑衅行为做出任何有力回击。希特勒做出决定的时候没有征求军方和政府部门的意见。21 1936 年初，他又一次正确地预料到，由于身陷埃塞俄比亚危机，西方国家的虚弱暴露无遗，这又给了他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的机会，而这也是任何一个民族主义政府都会采取的行动。希特勒对此犹豫了一个多月，就此征求过一些人的意见，外交部和军方高层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对，认为目前这种行动过于冒险。希特勒听取了反对意见，但是当他做出决定的时候确实是自出心裁。他的成功催生了这样一种说法，即“我就像一个梦游者那样，在命运之神为我铺就的道路上前行”。22 这当然是纳粹的宣传，但是也反映出希特勒当时无限膨胀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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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条命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希特勒就希望在渴望发动的反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战中使英国成为一个盟友。但是希特勒对英国的种种示好姿态，比如 1935 年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英国却置若罔闻。两国渐行渐远，即便在 1938 年英国首相张伯伦执行绥靖政策讨好希特勒的时候，两国仍然基本上是对立的。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很久，希特勒就知道英国是敌非友。他还清楚，英国正在紧急动员帝国的力量在军备方面奋起直追。而在大西洋对岸，还隐藏着美利坚的庞大潜力。当然，目前美国受孤立主义所困，还没有充分动员这种潜力，但它的潜力令人敬畏，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因为美国的干预才决定了最终的命运。换言之，时间不在德国一边。德国的军备建设起步早、成效快，对西方国家取得了先发优势。但是这种先发优势难以持久。这一判断注定了希特勒的赌博倾向。他认为，等的时间越久，赌博的风险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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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促使希特勒提早采取行动。一旦展开军备竞赛，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必须进行全面动员，国家财政负担极为沉重。德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同时兼顾民生需求和军工生产。23 进口也无法完全填补资源缺口。花在武器上的钱就不能用在购买食品上。长期来看，大炮和黄油不可兼得。30 年代后期，军工和民用争夺资源的情况已经难以为继了。德国经济拉响了警报。战争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爆发的。恰恰相反，经济建设当中一切以战争需要为优先的做法导致了经济危机。24 以上一切因素叠加起来，到 30 年代后期，希特勒面临巨大压力必须采取行动，一方面因为他觉得德国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会处于比当时糟糕得多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过热和资源短缺使得国家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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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希特勒本来也想要向战争的方向急速前进。虽说在纳粹掌权的最初那几年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当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 1936 年以后形势起了变化。当年夏天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把共产主义摆到了希特勒决策的聚光灯下。希特勒独自决定向反叛共和政府的国民军领袖佛朗哥将军提供军事援助。25 这个决定大多数出自意识形态考虑，是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夺取西班牙政权，进而降低他们夺取法国政权的威胁。当年夏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在四年计划备忘录中宣称，“与苏联的最终决裂不可避免”。26 到 1937 年，希特勒预计欧洲大战将在未来的五六年内爆发，他相信斯大林已经“丧心病狂”，认为共产主义是“我们未来终将面临的大敌”。27 所以说，希特勒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在 20 年代的意识形态目标，虽然在战前的几年里由于外交政策的实际需要而有所调整，这个目标无论在台前还是幕后始终存在。1939 年 8 月，希特勒令人震惊地对外交政策做了 180 度大转弯，从纳粹意识形态出发的与苏联敌对的态度突然变成了与昔日死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28 他的行动令世界目瞪口呆，但是得到了斯大林的配合。即便在签订这个戏剧性条约之前几天，希特勒据说还告诉瑞士驻国联代表卡尔·伯克哈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反对苏联。如果西方领袖太过愚蠢或者太过盲目而看不出来的话，那么我将被迫先跟苏联人妥协以击败西方，然后，我将使用所有能够支配的力量转过身来对付苏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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