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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六章 莫斯科，1941 年春夏斯大林的刚愎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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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明白，德国永远不可能主动进攻苏联……如果你在边界挑衅，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调兵，小心你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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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手下将领的训诫，1941 年 5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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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留给我们伟大的遗产，可我们——他的继承者——却他妈的搞得一团糟。”1 斯大林面对他的手下暴跳如雷。此时正是德军 6 月 22 日入侵苏联，打了苏联一个措手不及以后的第六天，斯大林和他的一小群亲信匆匆结束视察，走出国防人民委员部。苏联政府犯了一个可怕的判断错误，结果德军以令人窒息的高速在 10 天之内长驱直入 300 英里，第一波攻击就打死或俘获了大量的苏军士兵，击毁了数千辆坦克、数千架飞机，而斯大林从未公开承认过自己的判断错误，以上这些话，是他最接近承认错误的公开表示。当天和斯大林在一起的有以下这些高级领导人：莫洛托夫（强硬的外交人民委员，当其他同志叫他的绰号“石头人”的时候，他总爱纠正说，斯大林一直叫他“铁人”2 ）、马林科夫（苏联共产党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的大总管）、贝利亚（冷酷无情的国家安全机构首脑）和米高扬（外贸事务专家）。3 不知道这些人对斯大林在破口大骂的时候把他们也包括在分担责任的小团体里面是不是高兴。莫洛托夫至少是很高兴为斯大林分担责任的，他对斯大林像狗一样忠诚，即便在斯大林死后很久还是始终如一。4 如果别人持有不同观点，那最好还是闭嘴，不要指出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那就是斯大林一个人做出了给他的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关键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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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来自方方面面的预警不计其数，而且对德国进攻计划的细节言之凿凿，甚至连入侵的日期都指出来了，但斯大林依然置若罔闻。就在进攻开始前 5 天，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罗夫转呈给斯大林一份来自苏联间谍的情报，里面发出了军事行动迫在眉睫的警告。斯大林的回答是：“梅尔库罗夫同志，你去告诉你在德国空军总部的那个情报员，就说见鬼去吧。这根本不是情报，这是散布谣言。”5 这是斯大林在自信满满而别人向他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典型的粗鲁回答。正因为他早先智珠在握，当 6 月 22 日凌晨德国发动入侵的消息打破了他的稳瓶的时候，斯大林的震惊和愤怒就越发不可遏制。灾难发生后 6 天，他无意中以独特的方式承认错误，虽然把责任推到领导集体头上，而且用的是粗鲁的语言，但毕竟还是默认了一点，那就是原本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而苏联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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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起来，斯大林事先得到过一切警告，而且这些警告预示着巨大的灾难将降临到他的国家头上，他仍然如此刚愎自用，选择置若罔闻，无所作为，这是整个战争中最无法理解的决策失误。就是这么一个永远在怀疑别人的妄想狂，居然被希特勒的虚情假意所蒙蔽，这尤其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斯大林做出其他选择的话，历史的走向肯定会为之改变。但斯大林有哪些其他的选择呢？仔细分析起来，其他的选择在当时来说，也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斯大林对此所做出的命运攸关的抉择，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他难以置信的盲目，或者固执己见的愚蠢。我们将对这个故事加以仔细的分析，先从苏联政府体系如何做出决策和苏联如何进行统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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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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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特勒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入侵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之时，斯大林将要度过他的 60 岁生日，他在苏联执政早已超过 10 年了。6 希特勒夺取权力的日子非常清楚，他是在 1933 年 1 月份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之后当上德国总理的。与此相比，很难用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次事件来明确标示斯大林掌权的时间。斯大林的掌权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无情的，他从列宁手下一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领导人之一，按照苏联的统治方式逐渐上升为不容挑战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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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统治基于这样一种信条：整个国家要服从于一个永远正确、不可触动的“伟大领袖”。但是苏联的情况与德国不同，因为这和建立苏联所遵循的集体领导原则背道而驰。虽然列宁本人的权威从未遭到过挑战，但他还是遵循了集体领导原则。党内经常会对重要的政策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列宁在建立政权最初的那些年里也乐于接受这种争论。在 1924 年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经过严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才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这个权力斗争过程当中，关键的因素是他掌握了党的书记处和行政机构。在 1928 年底开始计划，1929 年春正式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强制执行农业集体化和重工业发展；在这些年里，斯大林的地位只是平等的几位领袖中的首席。集体领导仍然是国家制度的指导原则。1929 年初，有 3 名政治局领导人指责斯大林专权，有些决定按照惯例应该由党的中央委员会集体做出，而斯大林越俎代庖了。他们宣称：“反对把集体领导变为个人领导。”7 他们行动得太晚了。斯大林已经掌控了权力机构和所有的实权，他也没放过那些反对过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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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以后，深受爱戴的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这成为斯大林集权道路上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有传言说斯大林是这次谋杀的幕后黑手，这一点从未证实。他可能和这桩阴谋无关。8 但是基洛夫被很多人视为党的领导人的有力竞争者，基洛夫被消灭，斯大林肯定是主要受益者。基洛夫的被刺加剧了斯大林对身边所有人病态的不信任感，他害怕周围有人会刺杀自己。这次刺杀标志着对所有被怀疑为反对斯大林的人的大清洗已经开始。大清洗的确起了作用，后来再也没有针对斯大林的谋杀企图，对希特勒的谋杀企图后来倒是有不止一次。很快，席卷整个苏联的恐怖浪潮变得无法遏制。斯大林对别人的怀疑通常没有任何理由，但却是无法控制的。这种病态的怀疑引发了规模巨大而残忍的清洗，不仅除掉了列宁时代的老同志和主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且蔓延到全党的各个阶层，更消灭了红军的大批高级将领，导致的后果不但严重，而且持久。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本人的权力得到极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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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清洗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大恐怖”，是自上而下开始的。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斯大林本人批准了 383 份清洗名单，总共涉及党和政府、军队、情报机关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 44000 名被害者。9 这仅仅是在大清洗中遭受迫害的所有牺牲品中的沧海一粟而已。因为斯大林要为他对政权的唯一继承权扫除其他竞争者，党内领导层曾追随列宁的老资格成员是第一批被清洗的对象。10 有报道说，斯大林说过，现在是“清除我们的敌人的时候了，他们渗透进了军队，进了机关，甚至进了克里姆林宫”。11 同时，大清洗也意味着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各个级别上，产生全新的领导干部队伍。所以大清洗绝对不缺乏帮凶，无论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还是两者兼有，全党的各级党员都会有人乐于诬陷老同志，甚至是朋友和家人，把他们出卖给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秘密警察任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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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控制苏联政权的主要机构，拥有特殊地位。它的首脑只对斯大林个人负责。这个机构的工作和它对领袖的忠诚受到慷慨的物质奖励，但是当它组织内部蔓延的腐败和犯罪活动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12 1937 年 7 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提出清洗计划，并要求巨额预算。这个计划要处决 75000 人，把 22 万 5000 人送进劳改营。政治局批准了这个计划，可它只是为大清洗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框架而已。大清洗一旦开始，就获得了自己的动能，无法停止。党内所有的那些小人全都获得了把“国家敌人”清除掉的许可，他们疯狂迫害自己所能迫害的一切人，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也忙于达到迫害指标。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将近 70 万人被处决，150 多万人被逮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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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干部队伍很快完全换了一批新人，这批人全都是斯大林份子。但是，大清洗对红军造成的灾难影响更为深远。军内清洗的目的和全国大清洗是一样的，旨在消灭所有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反对者，把军队变成对政治领导唯命是从的工具。党的新干部队伍虽然比较容易训练，但军队所需要的军事素质和技术能力却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被替代得了的。这些领域的损失极为惨重。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被逮捕或者开除军籍的 34301 名军官当中，大约 30% 在 1940 年以前都官复原职了。但是有 22705 名军官被枪决或者失踪。14 在对红军的“斩首行动”中，高级军官的损失尤其惨重。15 在 101 名最高级将领当中，91 人被逮捕，80 人被枪决，其中有 5 位苏联元帅中的 3 位（苏联的最高军衔），4 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 3 位，所有的军区司令员，几乎所有的师级将领，所有的空军司令员和两位海军上将。16 大多数人的罪名都是空穴来风，是莫须有的反苏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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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受害者是米哈依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是苏联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倡导并组织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经过高度训练、齐装满员、拥有先进技术的军队。对他的迫害是最典型的事例，说明军队的大清洗到了何种自我毁灭的程度。斯大林超群的记忆力绝不会忘记，在 1920 年波兰占领基辅以后，斯大林作为西南方面军政委没有能向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提供所需的骑兵部队，由此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17 直率的图哈切夫斯基在 30 年代就对一支职业化军队应该受多大程度的政治控制问题又和斯大林发生过一场争论。他在 1936 年至 1937 年间短期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斯大林的死忠亲信、无能的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关系极为恶劣。18 1937 年 5 月，图哈切夫斯基被捕，经严刑拷打供认参与了推翻苏维埃国家的阴谋活动，并被处决。斯大林指责他是德国间谍，“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最神圣的机密中的机密出卖给德国国防军”。斯大林命令把他的妻子、女儿和其他家庭成员要么处决，要么发配去劳改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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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从这么一场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的对军队领导层的大清洗当中恢复过来，绝不可能是一时半刻的事情。在 1938 年到 1939 年欧洲战云密布的时候，有人听到斯大林询问掌管国防事务的伏罗希洛夫，还有没有剩下胜任指挥哪怕是一个师的军官。20 前一年秋天，苏联制订过一份军队重组的计划，预期直到 1942 年底苏军都不可能做好作战准备。21 1939 年到 1940 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冬季战争”是令苏军蒙受羞辱的战争，它充分揭露了军队的弱点。在 1941 年夏天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苏军 75% 的战场指挥官和 70% 的政委在当时的岗位上还没待满一年。22 在各级指挥岗位上的人员缺乏经验的现象是大清洗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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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外无数的苏联公民支持并积极参与了大清洗，相信这是清除“内部敌人”的必要手段。大清洗不但没有削弱斯大林的统治基础，反而加强了它，虽然大多数苏联人不是发自内心地支持斯大林，而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恐惧和害怕。23 如果说在德国，群众的支持是希特勒权力的主要支柱的话，那么在苏联，恐惧对每一个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他都遭受到这种朝不保夕的恐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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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没有忘记自己掌权过程中经过的权力斗争，也很清楚他的个人统治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在整个 30 年代，斯大林实际上一直都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签署法令（而且经常不签在第一位），坚持认为“是党和相应的党的机关，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进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24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以上说法早就是天方夜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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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多年前就名存实亡了。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会有 46 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自那时以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而开会次数却越来越少。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斯大林控制，成为执行他的意志的工具，为他的权力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在大清洗达到高潮的 1937 年，中央委员们甚至随时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出卖同僚，以博取斯大林的青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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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在名义上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在理论上是党的决策核心，大约有 15 名成员。它在 20 年代每周都开会，到 30 年代末，开会的频率逐渐降低，虽然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基本上还是维持不变。1930 年到 1934 年间政治局开过 153 次会，1934 年到 1939 年间只开过 69 次会，以后 3 年总共只开了三十几次政治局会议。26 政治局的某些功能交给了相应的下属委员会或者人民委员部。27 在 1937 年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就已经开始削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权力，把他们派往远离莫斯科的地区工作，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政治局的权力日益萎缩。斯大林更多地倚靠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政治局成员当中临时组建的小集团来行使权力。在 30 年代后期，政治局正式会议召开的次数益愈减少，1938 年只开过 6 次正式会议，1939 年和 1940 年分别开过 2 次。28 这个时期政治局成员的非正式会议常常是在斯大林和不同的委员之间，在斯大林的别墅吃饭酗酒的时候召开的。到开战的时候，基本上所有斯大林想要和他最信任的亲信讨论的事务——他们称为“具体事务”——尤其是当时最急迫最紧要的外交政策事务，基本上都由 5 名政治局委员会商决定，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29 在这 5 个人里，谁的意见能够一锤定音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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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的几年当中，和革命刚刚胜利在列宁领导下的时期相比，党的组织机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地干预政府机构的运作。列宁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他担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基本上相当于政府总理。斯大林从 1929 年起就已经是苏联最高领导人，但是他直到 1941 年才出任这一职务（1941 年以后的战争岁月里，国家政府的职能大大加强了）。从 1930 年到 1941 年，莫洛托夫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把他看作是斯大林的附庸，因此，谁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自然不言而喻。党和政府的机构在各个层面上都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但两者的关系基本上是党控制了政府。党、政府、军队和安全机构等组织全都高度中央集权化，而斯大林控制了党，就把权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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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斯大林的权力一再扩张，他所有部属的权位甚至生命都依赖斯大林个人的赏识和恩典。因此即便在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也存在着对他个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现象，并最终必然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这种个人崇拜在战时和战后的几年发展到顶峰。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已经普遍存在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超人的现象。那些军队官僚和党员干部——那些各省的“小斯大林”与党内寄生虫们——如果拒绝执行“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战友斯大林同志”的个人意志，将面临可怕的后果。出于恐惧，也出于对领袖表忠心的奖赏，加入个人崇拜大合唱的干部自然越来越多。30 在政权的最高层也是一样。恐惧和依赖导致了服从和恭顺。斯大林对权力异常敏感，精于算计，无论对敌人还是身边的人，都经常试探他们性格当中的弱点和坚韧性，喜欢让这些人互相内斗，喜欢利用他们性格上的弱点或者政治上的污点。虽然斯大林本人疑心极重，但其实 1937 年的大清洗保证了斯大林的地位不可动摇，权威无法挑战。大清洗也极大地降低了军队总参谋部和政治领导人打交道时的地位，尤其是削弱了军方挑战斯大林权威的能力。除此之外，大清洗的另一个重灾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1939 年 5 月初，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出任外交人民委员之后31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进行了大清洗，不仅损失了大量有经验的外交人员，而且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正需要谋略来谋划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时候，外交人员的职业判断被唯命是从所取代。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同时也意味着恐惧和顺从，这不可能形成一个好的政府管理机制。斯大林谨慎、多疑且冷血无情，他的战战兢兢的下属们也就不断地告诉他那些他们认为他想要听到的话，这是导致 1941 年 6 月的灾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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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德军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关键的几个月当中，苏联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出自斯大林一人之手。他有时候和自己小圈子内部不同的人进行讨论，这些讨论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有时候还很冗长。但是那些经常能够面见斯大林的人互相之间把对方看作竞争对手，所以他们之间不是一条心。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不稳，完全依赖斯大林本人的信任，所以他们对斯大林也是无限忠心。这样根本不可能在他们和斯大林之间形成真正的意见交流。即便是斯大林长期以来最信任的战友（如果斯大林真的能够信任什么人的话）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也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意见被斯大林当成批评。斯大林本人在会议上通常都等别人说完了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做法只能让那些被迫先发表意见的人更加恐惧。所以斯大林的观点一定会被其他人所附和。当外来入侵即将发生的时候，这是决策机制的一个弱点，绝非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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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领导层一直都专注于斯大林主义革命和处理革命对内带来的后果。但外交事务从来没有被遗忘得太久，尤其在希特勒于 1933 年 1 月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以后。外交事务持续地对国内建设发挥着重要但是间接的影响。苏联共产党的核心信仰之一就是要让工人阶级的政党准备好未来和资本主义的决战，而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预期这场决战将在不久的将来来临。在 1938 年，正当斯大林起劲地消灭他自己军队的整个领导层的时候，战争突然之间变得近在咫尺了。斯大林比谁都清楚，苏联没有准备好开战，尤其是人才枯竭的武装部队更没有准备好。但是现在外交事务成了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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