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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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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 月 1 日，苏联武装力量有 1605520 人，其中陆军占四分之三弱。这和斯大林计划到 1942 年底军队完成全面备战时的目标人数相差不远。73 但是欧洲战事一开，形势的迅速变化使得这个计划很快过时了。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后，尤其是苏芬战争期间，苏联动员了大量后备役人员入伍，把军队员额扩充至接近 200 万人。但是难以理解的是，苏芬战争结束之后，大约 70 万后备役军人退伍，因为政治局下令大多数部队转入和平编制。德国在法国取得胜利后，苏联才停止了复员行动，重新开始全力扩充军队数量。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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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清洗之后军事指挥方面所缺乏的经验和技能却很难迅速得到补充。在大清洗时期被逮捕的大约 4000 名军官被释放，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但是在德国进攻开始之前，那些新上任的数以千计的高级军官根本没有时间来获得必不可少的军事经验。75 苏军在军队组织结构上也有弱点，而且在芬兰战争中，这些弱点暴露无遗。武装部队各个军种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尽管当年夏天希特勒在西方胜利以后，苏联开足马力生产武器装备，但是军事工业仍然难以满足军备需求。当希特勒发动进攻的时候，苏军仍然存在严重的武器短缺问题。斯大林的领导和苏联政权的特点是造成以上问题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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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斯大林在言谈和外表上如何粗鲁，他其实和希特勒一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卓越的记忆力能让他对很多事情的细节了若指掌。他对军事事务的理解仅仅处于消息灵通的外行的水平。他缺乏职业军人的训练和专业知识。这导致他一方面喜欢凭直觉干预很多细节的事务，比如某一种大炮的型号76 ；另一方面，他时常不得不依赖于他手下亲信的判断力，而他的亲信圈子为数寥寥。无论哪种行为都不利于苏联的军备工作。从 1940 年夏天红军开始大规模扩充和重建以后，他经常深夜在他的别墅里听取红军将领的汇报。这些将领也定期向他提交关于军队状况的书面报告。77 斯大林通过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和其他一些人来监视红军将领。78 但是，既然他很少离开克里姆林宫和他的郊区别墅去视察部队的真实状况，他只能听信别人告诉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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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元帅是斯大林在重要军事问题上的主要耳目，这一直持续到 1940 年 5 月，他因为红军在芬兰战争中的糟糕表现而被解除了国防人民委员职务为止。但是斯大林错误地信任了伏罗希洛夫。在扩充军队的各个急迫的问题上，伏罗希洛夫都是玩忽职守、尸位素餐且完全不称职的。铁木辛哥元帅接替伏罗希洛夫的职务之后，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但是即便在那时，斯大林依然倾向于听信梅赫利斯之流的军事建议，梅赫利斯曾是党报《真理报》的总编，在 1940 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赫鲁晓夫认为梅赫利斯是一个“小人”，对他在军事问题上对斯大林拥有如此大的影响感到震惊。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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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斯大林在芬兰战争的灾难之后还对红军的素质存有哪怕一点点幻想的话，这种幻想很快也被铁木辛哥在 1940 年 12 月提交的绝密报告打破了。这份令人绝望的报告指出了苏联武装部队的严重不足。铁木辛哥在 5 月份接掌国防人民委员部之后，对军队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这份报告不可能让斯大林在阅读的时候产生任何愉悦。这份报告指出，部队的整个行政和后勤支援体系是不足的，在很多方面是落后于时代的。军队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如此低能，以至于在铁木辛哥上任的时候，根本不存在对红军员额数量的确切统计数字。同样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这份报告中关于“作战计划”的小标题下，开头的段落宣称：“当国防人民委员交接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有可用的战争计划；整体的作战计划或者部分的作战计划全都不存在。”不管是伏罗希洛夫还是总参谋部都没有制订针对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培训计划，也从来不检查各军区的作战训练情况。在关键的几个军区，空军机场严重不足。甚至连地图都不能满足需要。苏军在军事运输和通讯方面存在很多缺点。军队没有最新的动员计划，对 300 万准备不足的后备役人员也没有适当的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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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辛哥还对军事院校不能训练足够人数的指挥人才提出批评，这一不足在步兵兵种当中尤其突出。部队的实战训练存在严重的缺陷，武器装备老化过时，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和其他国家相比，苏联空军所装备的飞机尤其老旧，而且特别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摩托化部队和炮兵在现代武器装备方面也存在着类似问题。这份报告强调，苏军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对其他国家军队现状的有组织的系统的情报工作。空防能力无法有效地抵御来自空中的攻击。前线的地面防御准备非常糟糕。80 总体来说，苏军很难说准备好了进行一场大的战争，也无法在敌人入侵的时候有效地保卫祖国，更别说发动任何攻势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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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辛哥有可能对军队的缺点夸大其词，因为这样他就把责任推卸给了前任，一定程度上为自己开脱了一部分未来军队建设方面所要负的重大责任。即便如此，这份报告也是对武装部队现状的震撼性的描述。这些缺点都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弥补的。要让红军准备好进行大规模战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事实很大程度上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决定性地限制了斯大林做出政治军事选择的自由，捆住了他的手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致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尽一切努力，以最快的速度让武装部队为未来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必须尽量避免刺激希特勒，不给他任何发动进攻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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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点考虑基本上就决定了苏联在德国发动“巴巴罗萨”攻势之前几个月的政策。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的军备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改善。1940 年的军事工业产量比 1939 年高出三分之一。到 1941 年，武装部队员额大幅度增长到 540 万人，而 1938 年初整个苏军只有 160 万人。81 苏军主力部署在西部边境，装备也有了大幅改善。但是军队的士气和纪律性仍然很差。82 最新型号的坦克和飞机只占很少的比例，在生产线上的问题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解决。83 由于大清洗，军队已经在技术和组织方面退步了太多，不是短期能够弥补的。84 苏军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斯大林认为他还可以争取到时间。他相信希特勒不会在西方的战争彻底结束之前在东线发动攻势。斯大林认为，当德国人发动入侵的时候，苏联红军应该已经准备好了迎击来犯之敌，而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及军方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也和斯大林持有相同的观点。而在苏军完全准备好之前，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德国，必要的话，还不得不取悦德国。赢得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且是压倒一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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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极端压力之下，苏联必须重新制定其军事战略。图哈切夫斯基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奠定了苏联军事战略理论的基础。苏联的军事战略致力于建立一支拥有先进武器的现代化陆军，能够在防御中抗击敌人的首次进攻，然后把防御迅速转化为进攻，以“大纵深行动”把战争转移到敌人的国土上去。苏军在战略上并不想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而把重点放在击退敌军在战争初期的进攻之后，立即从空中和地面发动强大的全面攻势，并由大量装甲摩托化部队支持这样的进攻。85 这一理论建立在战争将如何开始的假设之上：敌方将会有最后通牒，正式宣战，然后双方进行很多天甚至好几周的全面动员（就像 1914 年那样），之后将进行沿着边界的前线战斗，这样，“大纵深攻势”才能得以实施。86 德军在西方所进行的闪击战——那种突然袭击、优越的战术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进军速度——都为苏军传统的战略理论的可行性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苏军总参谋部在 1940 年和 1941 年所进行的战略计划只是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理论进行了调整，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修正。即使在后来的战争英雄朱可夫大将在 1941 年 1 月接任总参谋长的时候，苏军总参谋部仍然认为苏军有能力制止敌人的初期攻势，然后把防御转化为决定性的反攻作战。87 总参谋部的整个战略计划就建立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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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 1940 年 5 月接替伏罗希洛夫的时候，铁木辛哥对缺乏作战计划的现象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实际上 1938 年总参谋部在时任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领导下制订了作战计划，但是后来欧洲战争大大改变了整个形势，以前的计划完全过时了。虽然铁木辛哥对以前的作战计划持批评态度，但是后续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延续了沙波什尼科夫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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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波什尼科夫预见到对苏联的战略威胁不仅来自于东方的日本，而且更大的威胁来自西方的德国和波兰，还有意大利和波罗的海国家。沙波什尼科夫从抗击敌方侵略，然后转入反攻所需要的战略纵深防御理论出发，假设敌人在西线有两种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未来的进攻要么来自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波兰北部方向，朝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明斯克总方向发展，要么来自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的波兰南部，进攻总方向是基辅。沙波什尼科夫仍然死抱着战前进行国家动员的观念不放，而这种观念很快就将被证明完全过时了。他认为敌人从西北方向进攻的可能性高于西南方向，因为在西北方向，敌人可能在动员开始后第 20 天发动进攻，而在西南方向要花费 28 天到 30 天。而他预见苏联在总动员之后的第 10 天左右就能很明显地判断出敌人的主攻方向，并相应地调动兵力，把防御重点放在北或南其中一个方向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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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40 年 8 月沙波什尼科夫的总参谋长职务被梅列茨科夫大将接替的时候，他的战争计划需要进行重大修改。波兰已不复存在，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三国已经是苏联的一部分，芬兰加入了德国阵营，而德国进一步控制了多瑙河盆地，因此在未来的战争中，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可以被视为德国的盟友。而且意大利已经参战，轴心国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大大增强了。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修改了沙波什尼科夫对西北方向更加可能遭受进攻的判断。他们重新估计了形势，并在 10 月 5 日向斯大林进行汇报。他们预料德国的主攻将来自西南方向。斯大林同意他们的判断，他说：“我认为，对德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得到乌克兰的粮食和顿巴斯的煤矿。”89 当月中旬，总参谋部采纳了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新的计划预料德军将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发动主要攻势。而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干半岛在苏联的战略计划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按照修改后的新计划，红军将要“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以南投入战斗，并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就向卢布林和克拉科夫方向，进而向布雷斯劳方向进行有力地打击，以求在这个阶段就切断德国与巴尔干国家的联系，剥夺敌人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并决定性地影响巴尔干各国参战的决策”。对总体战略形势的这一新的估计成为苏联作战计划的指导思想，其地位直到“巴巴罗萨”行动之前从未改变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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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底，在铁木辛哥关于武装部队现状的令人沮丧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召开军队高级将领会议。铁木辛哥在闭幕式上做了一次讲话。铁木辛哥说：“虽然与德国的斗争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但是我国拥有夺取最终胜利的一切有利条件。”也许铁木辛哥认为以上乐观估计是斯大林想听到的话。实际上，他的话让苏联独裁者夜不能寐。91 而 1941 年 1 月上旬进行的两次图上作战演习的结果更加无法使他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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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图上演习的主题都是防御战略。两次演习假定敌方的攻击来自西线。两次演习全都省略了重要的防御第一阶段，直接跳入战争开始的几周以后，假想敌已经深入苏联国土。第一次演习假设敌军的进攻来自西北方向，由朱可夫指挥假想敌，巴甫洛夫将军指挥红军。巴甫洛夫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假想敌在苏联境内得以长驱直入。在第二次演习中，朱可夫和巴甫洛夫互换角色，这次试验的是敌人从西南方向入侵的情况。朱可夫依照大纵深理论作战，挡住了南方的攻击，然后消灭了敌军 20 个师的兵力，并从侧翼进军深入波兰境内 100 英里。但即便如此，德军的进攻仍然无法被完全阻止。演习结果令人很不满意。此后不久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会议上，斯大林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严厉申饬了梅列茨科夫，并把他当场解职。在两次图上演习中表现突出的朱可夫被提升为新任总参谋长。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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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月份，受到军事演习的影响，也由于最新的动员计划（这份动员计划为了取悦斯大林，再次过于乐观地大大夸张了可以动员的人力和兵器的数量），苏军修改完成了新的作战计划。它重申去年秋天所做出并通过图上演习加以验证的假定，即德国的主攻方向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因此这里是苏军的防御重点。这份计划假定德国的主攻方向将指向乌克兰。93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一次严重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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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夏天以来，苏军对作战计划进行过多次修改，对军队规模也进行了仓促的扩充——在以后的几个月军队还要进一步加速扩充——这产生了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苏军在短期之内的确完成了大量的任务；另一方面，未来战争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军事演习的结果显示苏军的防御战略还有重大漏洞。而且苏军动员部门对预期可以动员的人力和武器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夸张，这使得苏军过高估计了自己目前和未来的作战能力。2 月份的总动员计划指出，苏军战时力量将达到惊人的 870 万人，编成 300 多个齐装满员的师，包括 60 个坦克师和 30 个摩托化步兵师，空军力量将达到 14000 架作战飞机。这份计划的目标是要在 1941 年底让苏军达到以上实力。但是这份计划和现实背道而驰。即便到 1943 年，苏联也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车辆来装备那么多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即便以最佳的生产能力，迟至 1942 年 1 月 1 日，主要的重型坦克（主要是 T-34 改进型）还有 75% 的缺口。飞机的数量在短期之内也是完全无法实现的。战争在 1941 年 6 月爆发的时候，这份动员计划所预期的师还有四分之一仅仅存在于纸上。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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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他的小圈子完全清楚所有的计划，也清楚现实。他们知道，如果德国在 1941 年发动进攻，将对苏联造成极大的危险。红军的装备仍然不足以抵御进攻。国防最起码也会经受非常严峻的考验。在包括飞机坦克的生产、边界地域筑垒、人力动员等众多最重要的方面，完成计划的时间最早也要到 1942 年初。95 斯大林否决了他的将领们的反对意见，下令放弃沿着苏联旧边界的防线（这条防线名叫“斯大林防线”，主要构筑于 20 年代），而沿着苏联的新边界开始构筑前沿防御工事。这个命令让战争准备工作进一步复杂化了。1941 年 6 月战争爆发以后，这个命令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德国进攻前夕，关键的防御地区还没有构筑好雷场、掩蔽部，也没有为机枪火力点开辟好有效的射界，根据朱可夫的命令所建设的防御支撑点建立得太迟，没有进驻火炮。同时，斯大林最终同意，旧边界防线的工事至少应该部分驻军，这时候进驻的部队发现这些工事已经废弃日久，“长满了杂草，炮位上没有大炮，只有水泥碉堡的空壳子”。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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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这一切现象中，斯大林得出一个结论：他别无选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和德国的战争至少推迟到 1942 年或更晚。米高扬回忆说：“包括斯大林在内，我们都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可是我们也清楚自己缺乏准备。”97 斯大林后来告诉丘吉尔，他知道战争即将爆发，但是认为他还能争取到大约 6 个月的时间。98 这就意味着对德国采取缓和政策，避免对抗，不给德国入侵提供任何口实。斯大林的亲信们对此也完全同意。即便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德国将在 1941 年发动进攻，他们还是坚持以上立场。斯大林不相信任何德国将在 1941 年发动进攻的迹象。他以为他能读懂希特勒想的是什么。他认为希特勒不是傻瓜，不会冒险进行两线作战。希特勒应该首先平定西方，将其作为大后方，英国看起来相当顽强，德国在西线不太可能马上获得胜利。如果德国在 1941 年夏天不发动进攻的话，俄罗斯严酷的冬天会保证德国在来年开春之前都不可能发动攻势了。所以斯大林很自信，他至少可以在 1942 年之前避开希特勒。到那时，红军应该已经严阵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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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在军事上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他们必须在外交战线尽可能做好一切准备。苏联的外交努力在 1941 年最初几个月只取得了部分成功。3 月份苏联和土耳其签署了中立条约，这排除了土耳其加入三国轴心的危险，降低了来自南方的对苏联的威胁，因为传统上土耳其海峡一再被证明是俄罗斯国防的一个软肋。99 更重要的是苏联在 4 月份和日本签署了中立条约，这样一来，苏联东部边界的安全态势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消除或者说至少降低了苏联受到东西两面夹击的危险性。斯大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上是苏联外交的成功。另一方面，外交也有失败的时候。保加利亚在历史上一贯亲俄，对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安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在 2 月份，苏联想要让保加利亚免于德国影响的努力失败了，索菲亚加入了三国轴心，并允许德军进驻保加利亚领土。到 4 月初，南斯拉夫发生了政变，决定加入轴心国的南斯拉夫政府被推翻了。正当苏联迅速采取行动，想要和南斯拉夫建立联盟关系的时候，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很快征服了整个国家，也就让苏联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了。希腊在当月底向德国投降，这也意味着除了保持中立的土耳其之外，整个巴尔干半岛都落入了希特勒的掌心，苏联的整个南方边界暴露在德国及其盟国面前。斯大林在外交斗争大棋局的每一步都受制于希特勒。军事上的弱点，再加上外交上的孤立，令局势越发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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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仍然非常担心英国会和希特勒媾和，结束德国两线作战的困境，让德国人能毫无后顾之忧地转向东方。德国入侵希腊以后，英国从希腊撤出了 10 万人的部队，而在北非，隆美尔对英军作战取得极大的成功，以上两个战场都暴露了英国在军事上的弱点，使英德媾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正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夫德·克里普斯爵士本人警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种可能性，他在 4 月 18 日说：“如果战争再延续很长时间的话，英国（尤其是英国国内的某些圈子）并非不可能考虑和德国达成某种协议，结束战争，因为最近德国的某些势力也的确提出了和谈的条件。”100 当时英国政府正在试图诱使苏联出兵支援希腊和南斯拉夫，组成一个反希特勒的巴尔干统一战线。英国的外交攻势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强调德国对苏联自身安全所形成的威胁。可是克里普斯的话适得其反，他让苏联领导层对于英德媾和的可能性警觉起来了。当丘吉尔后来在 4 月 21 日通过克里普斯给克里姆林宫带消息，警告苏联领导人德军有进攻苏联的迹象的时候，这个警告所收到的效果正好相反。这个消息反而让苏联领导人脑子里的警钟敲得更响，加剧了斯大林对英国的怀疑。他认为丘吉尔想要把苏联拉进和德国的战争，为英国火中取栗。他对朱可夫说：“看看这个，我们和德国人互相威胁，而他们英国人想让我们双方打个两败俱伤。这可真是微妙的政治游戏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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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后来把斯大林和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描绘成一群“头脑简单的人”，所谓“‘二战’中被欺骗得最惨的乡巴佬”102 ，丘吉尔认为，他如果能和苏联领导人直接打交道的话，没准可以避免 1941 年 6 月 22 日降临到苏联头上的灾难。即便在战后，丘吉尔还是没能认清，他好心好意送去的情报在莫斯科是被从反面解读的。就斯大林那方面来说，他的反应不能算完全失去理智。无论如何，当丘吉尔送来情报警告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早已收到了不计其数的情报，告诉他德国对苏联的威胁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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