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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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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4 年之后，日本被打得匍匐在地，两座城市被迄今为止仅有的实战中投下的原子弹夷平，全体日本人被打败，丧失了士气，日本经济满目疮痍，国家被敌人占领。这就是当时日本领导人所做的决定结出的恶果。日本当时是否没有其他退路呢？从什么时候起，日本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不再剩下其他任何真正的选项了呢？在那个时候，或者更早，是什么因素限制了日本选择的自由？能不能把客观的决策限制因素和心理上主观的限制因素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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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总比回答问题容易。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指出日本政府和军方领导人所采取的几个关键性的步骤。这些举措受到被操纵的公众舆论的支持，结果它们不断地显著地缩小了日本的选择范围，直到最后 1941 年秋天，日本已经没有做出其他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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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选择范围的缩小早在 1931 年“奉天事件”（即“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就发生了，事变导致日本兼并了整个中国东北。当时日本国内形势越来越动荡不安，由于西方工业国家对日本产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日本对西方工业竞争者的敌意越来越深，尤其是针对英美的敌意。日本人对想象的战后“华盛顿体系”中日本的不利局面的不满，催生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新重商主义倾向渐渐抬头，它旨在从殖民体系或者至少依附于日本的海外领土中获得自给自足。158 以上就是日本政府在关东军擅自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给予支持的背景。自从 1894 年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就有直接利益。控制中国东北可以加强日本的经济，还能加强日本针对苏联的防御，因为日本视苏联为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关东军擅自发动侵略以后，日本政府在经济、军事和国内政治上支持这个行动的原因非常明显。但是这些原因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有其他选择。日本政府对关东军的擅权行为给予事后背书，大大鼓励了日本国内的军方势力；当时军方的权力正在抬头，试图逐步夺回 20 年代失去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它也助长了国内越发嚣张的极端民族主义论调。此后多年，中国东北几乎成了一种象征：日本国内经常用它来指代绝不能回到 30 年代以前的“华盛顿体系”国际秩序中去，因为“华盛顿体系”意味着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剥削和压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东北影响了以后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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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一个分水岭。虽然 6 年以后的“支那事变”和“九一八事变”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是“九一八事变”所释放出的军国主义力量在这 6 年当中越来越强大，日本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孤立。到了 1937 年，日本国内汹涌的民粹主义，外加军国主义扩张情绪，把“支那事变”由一个偶发事件变成了一场劳民伤财、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消耗了日本的人力物力，对日本的回报却越来越小；同时，侵华战争也成为日美之间达成妥协的最大障碍。但是，对中国进行“圣战”的主张并非仅存在于日本政府里的军方势力；实际上，在文官政府中，根本没有反对侵华的声音。近卫文麿当时第一次出任首相；尽管他 4 年以后力主和美国达成最后一分钟的妥协来避免太平洋战争，当时却是侵华战争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当时的东京政府仍有其他选择，它可以决定不把最初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扩大为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它的选择是试图毁灭中国。它的决定和战争中残酷的暴行震惊了西方社会，从而把日本逼到一个更加难以脱身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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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对 1940 年至 1941 年间日本的战略决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虽然日本政府中的派系特性意味着经常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争执，而且决策过程又复杂又困难，但是到了 1940 年，没有任何主要的个人或者派系反对向东南亚扩张，以建立日本的经济霸权。当时统治阶层已经全盘接受了扩张主义，而扩张主义的急先锋正是统治精英当中最为强大的派系：陆海军的中高级军官。在 1940 年夏天以及 1941 年的夏秋两季，日本仍有政策上的选择余地，但是它正变得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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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夏天，日本做出了（利用希特勒西线攻势之后英帝国的颓势）南进的决策，这就进一步关闭了未来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大门。日本的这一决定把自己固定在反美反英的立场上。同年夏季的晚些时候，和德意签订轴心同盟条约是这个决定合乎逻辑的发展。现在，日本和美国冲突的轨迹变得日益明显。日本政府清楚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也清楚这条道路的危险性。它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道路。日本放弃了当时还可以采纳的另一个选择，那就是放弃可能使日本与强大敌人发生冲突的扩张主义立场，转而重新回到国际贸易的轨道上来，同时接受国际贸易中的竞争（而日本认为国际商业竞争对日本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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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1 年夏季，上帝似乎又给了日本一个天赐良机。德国突袭苏联，一开始以迅雷之势深入苏联腹地，重创了苏联红军，给了日本从东方夹攻这个宿敌的潜在机会。日本有 6 个星期左右在严肃地考虑北进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做出了坚持既定的南进方针的决策。现在，日本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已经完全锁定了南进路线，而这又和美国的反制行动联系在一起：日本 7 月份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以后，美国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从此以后，除非日本有意识地决定避免战争，战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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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秋，日本领导层当中的确有声音强力主战。但是当时人们对日美开战的结果有很深的担心乃至恐惧。天皇本人希望避免战争，第三次出任首相的近卫公爵也在尽力寻求与罗斯福总统举行首脑会议，以期避免战争，而这一行动最后搞垮了内阁。近卫内阁垮台之后，新任首相、曾为超级鹰派的东条英机也转变成了与美国谈判以缓和事态的热心鼓吹者。他选择东乡茂德出任外相正是为了执行这个政策。另一个显示日本政府对最后一刻打破谈判僵局避免战争的诚意的举措，就是派出来栖三郎作为特使，去辅助已经举步维艰的野村吉三郎大使。迟至 1941 年 11 月 29 日，御前会议决定开战的前一天，由前首相组成的重臣会议还想要极力避免他们如此害怕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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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如此身居高位的人物都力主和平，那么为什么日本最终决定开战呢？当然美国日趋强硬的立场是一个原因。后来有很多猜测，如果在 1941 年秋季，美国政府不是那么强硬，尤其是国务卿赫尔，而是更倾向于谈判，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国如果能够放弃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的立场，稍稍减弱它对于中国的支持，更努力地与日本达成妥协，是不是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至少是短期利益呢？159 毕竟，美国在中国并没有特别大的利益。如果罗斯福同意与近卫会晤，能不能挽救太平洋的和平？160 如果美国不在 11 月底用赫尔的十点要求关闭了谈判的大门，而是坚持总统的妥协方案，是不是能在最后一分钟成功避免战争呢？有些人在东京参与过当时做出开战决定的痛苦过程。这些当事人后来声称，如果日本政府收到了罗斯福的妥协方案，甚至赫尔的要求里面明确规定伪满洲国不在从中国撤军的范围当中，而不是让日本政府误以为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那么日本将会提出新的方案，做出新的让步。这些脱离现实的争辩还包括：东条内阁可能会垮台，被拥护和平的内阁所取代；又或者罗斯福的妥协方案会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引起争论，导致战争动员不得不进一步延迟。161 一旦战争机器停顿下来，即便是暂时的停顿，它在来年春天之前都无法再次开动。这样双方就可能赢得喘息的时间，也许会导致东亚出现一个永久性的全新的权力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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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看起来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罗斯福政府当然是越来越强硬，可是美国政府的立场渐趋强硬有一个过程，它正是对日本自从 1937 年起一再拒绝停止在远东扩张企图的反应。而且，在战争临近的时刻，美国截获并破译的情报再次证实，日本的扩张野心，包括想要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秩序”的野心是不可改变的。日本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也同样无解。在日美历次谈判当中，中国都是双方无法妥协的问题核心。这不仅仅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考虑。诚然，中国问题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事业。日军针对中国平民所犯下的战争暴行在美国公众当中引起严重的反日情绪，罗斯福政府在远东事务当中自然不能罔顾这种民间情绪。162 同时，美国坚持不抛弃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日斗争，也并非主要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的利益是在太平洋上，而不是亚洲大陆。美国现在主要考虑的是他们需要把后来称为“ABCD”的中美英荷四大盟国团结在一起，而且这种需求越来越重要。放弃中国会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而这将在大西洋战事和反纳粹斗争的关键时刻严重影响英美关系。对美国来说，大西洋战事仍是战略重点，而日本和德意轴心国是正式同盟关系。这才是中国在美国整体战略中最重要的意义。美国不可能考虑背叛蒋介石，去获取避免太平洋战争立即爆发的短期利益。何况，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野心意味着战争仅仅是被推迟，它根本无法避免。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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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后面临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开战，这里的原因不在于华盛顿，只能从东京去找。1941 年秋天，日本高层的确发出了避免战争的声音。但是同样是这些人，在迄今为止的每一个阶段，都支持了将日本引向战争深渊的行动。近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但绝非孤立的例证。这些人狂热地支持日本急剧的侵略扩张，直到最后发现除了走向灾难以外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但是害怕战争并不意味着反对把日本引向战争边缘的那些政策。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玩火的侵略政策从来没有出现协调一致和毫不含糊的反对声音。因为各个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在中国战场取得胜利，并成功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换言之，就是由日本来主宰整个远东。以上目标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反映了国家荣誉和民族自豪感，还有日本自立于世界列强之林的地位与荣耀。而偏离这条道路的其他选择被认为等同于贫穷、失败、耻辱，永远屈服于美国，丧失强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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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萧条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令人民对英美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好处产生怀疑的时候，上述思想就统治了整个日本。它不仅是上层统治精英的主导思想，而且也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普通群众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被政府控制的媒体刻意加以挑拨和煽动。最重要的是，这种思想使最强大的派系——军方的影响成为决定性的决策因素。虽然陆军和海军的利益目标有冲突，但征服中国（并加强对北方防御）和向南方扩张的前景足以把两者团结起来。而且在任何政治辩论中，军方总有王牌让反对意见噤声：从中国撤军意味着自 1937 年起的鲜血白流了，放弃南进意味着贫困和匮乏将代替繁荣与安全，放弃轴心条约意味着向美国屈服，而拒绝在 1941 年秋季开战意味着把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到实力对比不利于日本的时候开打。在每一个阶段，每当政治选择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两军种的军令机关首脑，在他们团结一致的作战部门下属的促动下，总是主张武力解决最有力的一方。到 1941 年夏末，他们已经成功地迫使政府答应在年底之前采取军事行动，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遭到任何严肃的反抗。日本政府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的政治抉择，就是同意军方设定的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意味着外交谈判不得不和时间赛跑，而外交成功的希望本就非常渺茫。日本权力上层其他派系的软弱意味着陆海军的统帅部越来越把持住政治决策的权力，直到最后政治选择被军方的目标所取代，那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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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那场可怕的战争最终结束之后，日本在经济上比战前所害怕的更加依赖美国，日本也的确丧失了大国地位，被剥夺了军事能力；但是，渐渐地，日本却达到了战前那段混乱岁月里人民从来不敢想象的繁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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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九章 柏林，1941 年秋希特勒决定向美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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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强调，日本参战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们潜艇战的意义……元首确信，即便日本不参战，他早晚也会向美国宣战。现在，东亚的战争对德国就像是天赐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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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特勒向纳粹党领袖讲话的报道，1941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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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被称为希特勒在“二战”中所做的“最令人费解”的决定。1 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希特勒向帝国国会发表的长篇演说的高潮，他宣布，尽管多年来存在“罗斯福总统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行为”，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努力防止战争扩大，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现在，德意防止战争扩大的努力失败了。因此，遵照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署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迫“为了自卫而奋起斗争，为了维护各自的帝国，维护其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与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做斗争”。2 当天下午，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向美国代办宣读了正式宣战书。而里宾特洛甫在仪式结束时敷衍了事地一鞠躬，标志着德国和美国外交关系的终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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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以后，由帝国保安总局定期编纂的民情通报声称：“向美国宣战对德国人民来说并不意外，而是被广泛地视为印证了早已存在的事实。”帝国保安部最初是纳粹党自身监视人民的组织，后来变成了纳粹政权越来越庞大的党卫队-警察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并不知道这份沉闷的民情汇报有多准确。即便在同一篇报告里也写道，在乡间“非常偶尔听到对此表示惊讶，并对多了一个新敌人表示担忧的声音”。这份报告还提到，民间对于宣战是否意味着海上的战争会变得旷日持久也议论纷纷。4 即便在对美国宣战之前，警方告密者的耳朵里也时常飘过一些悲观的声音，预言战争会持续 5 年之久，美国的援助拯救了英国，还有德国可能无法打赢战争，最后战争可能会以某种妥协的方式告终。5 有一个普通的士兵，虽然相信德国最终会胜利，但在希特勒向帝国议会讲演那天的日记里写道，这意味着“战争会持续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他还叹息道：“父母们真可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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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担心战争向未来无限延长，德国多了一个新的对手，而这个对手拥有无限的资源。这些人被告知噤声。可是私下里这种焦虑被广泛散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清晰。社会党人的地下消息来源说，很多德国人“没有忘记，正是美国参战决定了上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注定了德国的命运”。7 一位驻扎在华沙的德国军官在宣战次日给妻子写信，说这条新闻让他“充满恐惧”。他说：“也许每一个德国人都害怕的事情成为了现实。”8 对未来的担忧已经超过了对在东线冰天雪地里苦战的亲人的担忧；而此时，德军正经受着开战两年多以来，德国在东线所面临的第一次严峻的军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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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信任的部下戈培尔，也曾隐晦地暗示过他对将一个强大的敌人拉进战争的担忧。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柏林之后不久，戈培尔和希特勒通了电话。他在日记里记录和元首的通话要点的时候说，“根据三国条约”，德国恐怕“不得不向美国宣战”。然后他又说，“那也不坏”，因为美国运往英国的援助物资不得不向太平洋战区分流。9 这就很隐晦而间接地承认，戈培尔也对向美国宣战充满隐忧。当然这种下意识的担忧很快被他表面上装出的自信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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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战后回忆的话，德军将领已经被东线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显然没有戈培尔那么乐观。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贝洛刚从一个月的休假中回来。据他后来回忆，他得知珍珠港事件导致德国向美国宣战的时候，对希特勒对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之无知深感震惊，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潜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发挥过决定性作用了。他认为，这是希特勒在政治军事指挥上的业余表现和他对外国了解的贫乏使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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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潜艇部队司令官卡尔·邓尼茨海军少将是高级军官里面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德国向美国宣战一事表示震惊。他在 9 月份告诉过希特勒，如果美国参战的话，他希望能提前有个预警，以便把潜艇部署到最合适的海域，趁美国的反潜防御体系还脆弱的时候，充分利用奇袭的优势，给美国沉重打击。他后来写道：“这次事件使事先的打算全落空了。德国最高统帅部也被日本 12 月 7 日袭击珍珠港的行动搞得措手不及，当时在美国海域根本就没有一艘德国潜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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