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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十章 柏林/东普鲁士，1941 年夏秋希特勒决定屠杀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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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柏林问我们：你们为什么给我们找这么多麻烦？我们在奥斯兰① 和帝国专员保护区[乌克兰]处理不了他们。你们必须自己动手消灭他们！……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就一定要在哪里消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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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弗兰克，德国驻波兰总督，1941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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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2 月 12 日，希特勒代表德国向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宣战的第二天，他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向纳粹党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在详细阐述了军事形势之后，他转向犹太人的地位问题。宣传部长戈培尔对他的讲话记载如下：“关于犹太人问题，元首下定决心要犁庭扫穴。他曾预言，如果犹太人敢于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一定会面临灭亡的结局。这绝非空谈。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因此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我们不能对此存有丝毫怜悯之心。我们不能同情犹太人，要同情也只能同情德国人民。既然德国人民在东线再次牺牲了 16 万同胞，那么挑起这场血腥战争的犹太人一定要血债血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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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当时犹太人已经“血债血偿”有半年之久了。自从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以来，在整个夏季，德国保安总局的特别行动队已经屠杀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他们开始主要屠杀男人，不久就连妇女儿童也一起杀。在迅速挺进的德国国防军矛头背后，德国派出了 4 个特别行动队，主要任务是消灭“不稳定因素”。仅在波罗的海地区行动的一队到年底就已经杀害了 229052 人。2 这只是恐怖的种族大屠杀的第一阶段。到秋天，种族清洗已经不再限于苏联的德国占领区，迅速扩展到地域上和内容上更广泛的第二阶段。这场大屠杀的目标是对整个德国占领的欧洲领土上的犹太人全部进行肉体上的消灭——纳粹将这场屠杀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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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计划到 1942 年春夏才开始全面执行。此时，在纳粹占领的波兰，纳粹建立起了死亡营；这些杀人中心开始用工业化时代的毒气手段进行大规模屠杀，同时，纳粹搜捕犹太人的大网也渐渐在整个欧洲撒开，从东到西，由北至南。直到 1944 年夏季，德国才真正进入大屠杀最恐怖的阶段，大规模运输和流水线式的毒气处决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在德军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同时，将近 50 万匈牙利犹太人在奥斯维辛-伯克瑙死亡营的毒气室里被谋杀。即便到那时，犹太人的苦难仍远未结束。后来在红军迅速挺进时，开设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的死亡营陆续关闭，活下来的囚犯被迫向业已灾难性过度拥挤的帝国境内的集中营后撤（例如伯根-卑尔森集中营），在这场由东向西的恐怖“死亡行军”途中，又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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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不清的悲剧、苦难和死亡是 1941 年中两个关键决策，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系列决策的结果。第一个决策是在 1941 年夏天，希特勒决定屠杀苏联的犹太人。第二个决策在秋天，是把屠杀范围扩大到整个纳粹占领的欧洲。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崩溃的时候，根据最可靠的统计，犹太人的死亡人数大约在 529 万到稍高于 600 万之间。3 但是德国人的目标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出将近一倍。根据 1942 年 1 月的方案，“最终解决方案”预计将屠杀的犹太人总数不少于 1100 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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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决策史无前例。历史上从没有过类似的决策。最相近的种族清洗发生在 1915 年，土耳其人屠杀了 100 万到 150 万亚美尼亚人（当时，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生活在土耳其境内）。在亚美尼亚种族屠杀和犹太人种族屠杀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在土耳其的历史上就有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敌意，时常会爆发可怕的暴力行为和屠杀事件。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推波助澜，把种族敌意推向极端化。而且全面的种族清洗同样是出现在一场规模巨大的残酷战争当中。然后，屠杀计划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全面执行。5 但是在两者之间也有重要的区别。6 对亚美尼亚人的清洗并不完全是因为种族上的原因。大约有多达 2 万名亚美尼亚族人皈依伊斯兰教从而避免了屠杀。7 而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不可能通过皈依基督教得到保护。在对亚美尼亚社群进行肉体消灭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国家政策。它不是由官僚机构精密计划的，一开始也没有组织，是对 1914 年至 1915 年土耳其帝国所遭遇的出乎预料的危机所做出的越来越恶毒、越来越残忍的应激反应。8 而纳粹的种族清洗虽然从 1941 年才开始，却是在纳粹政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合乎逻辑甚至是必然的结果。自从 1933 年起，纳粹当局毫不妥协的反犹太种族主义理论就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被视为神圣的存在，并体现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言行中。而这一点就决定了德国将会出现系统性的、越来越极端的种族迫害。这种迫害由现代的政府官僚系统高效地执行，最终产生了经过严密计划的灭绝行动，并运用新的工业时代的技术加以实施，其目标是最终在欧洲消灭所有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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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屠杀的决定在性质上和我们在前面几章分析过的那些决策截然不同。那些决策，包括希特勒本人的决策，如果放到最初设定的具体环境当中来考察的话，在军事政治战略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含有理性的成分。如果从当时决策者的角度来讲，这些决定肯定是合理的。即便今天，不管这些决策后来被证明有多么荒唐或者错误，我们还是能认识到它们背后所包含的某种逻辑，当然有些时候，这些逻辑是扭曲的。可是屠杀犹太人的决定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无论通向种族屠杀的道路当时看来多么有逻辑——看看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就知道了——作为种族屠杀根源的那种病态的、妖魔一般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但是这个决策在另一层面上也还基本上是一个战争决策。在纳粹的思想中，决心向犹太人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是他们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互相独立、互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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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2 日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阐明了这一思想。他相信犹太人挑起了这场战争。他们现在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声称自己早就预言了这一点。这是指在 1939 年 1 月 30 日纳粹掌权 6 周年之际，他向帝国议会发表的演说当中的一段。他声称：“在我的一生中，我多次扮演了预言者的角色，而且经常为此遭到嘲笑……今天我要再做一次预言：如果欧洲内外的犹太银行家们再次使各国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战争的结果绝不会是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被全部消灭。”9 这不是种族灭绝计划的宣言，但是这段话反映了种族屠杀的思想。在希特勒的脑海里，他肯定犹太人将是挑起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正如在他扭曲而怪异的认知当中，是犹太人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一次，犹太人将承担后果，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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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未忘记这个所谓的“预言”。后来在全面开展“最终解决方案”的年代里，他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提起过十几次。而且他总是故意把这个“预言”的日期错说成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发动欧洲战争的日子——实际上，那一天他在帝国议会的讲话根本没有提起过犹太人。所以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犹太人和战争的联系就根植于他的大脑。这个印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还在他的脑海里。当时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在自杀之前口述他的“政治遗嘱”，他又一次把犹太人称为战争的罪魁祸首，这一次他说“真正的罪魁祸首”已经被迫“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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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希特勒的思维方式：只有消灭了犹太人，战争才能算胜利结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他就持有这种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他来说就是各种灾难纷至沓来：怯懦的投降，令人作呕的革命，国家受到羞辱。和当时很多德国右翼分子一样，他认为犹太人应对此负责。在不幸、痛苦和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随着无穷无尽的好战分子游说集团的宣传攻势，寻找替罪羊的探照灯光柱无情地、完全不公正地聚焦在犹太人的身上。他们指责犹太人是从战争中获利的战争贩子、逃避兵役者和破坏战争努力的内乱的始作俑者。这些恶意中伤又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自己内心深处的反犹主义情绪。另外，有一些突出的人物是犹太人，比如俄国革命中的托洛茨基，又如在德国国内领导社会党人起义，尤其是在 1919 年 4 月短暂建立了实验性的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是犹太人。这些事实给当时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圈子里盛行的对犹太人的仇视提供了口实。希特勒对这些全盘接受，他自己的偏见与对犹太人病态的终身仇视融合在一起，这使他坚信，犹太人要对德国的一切不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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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特勒来说，德国需要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来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扭转历史的进程。希特勒想要对与“犹太的”魏玛共和国伴生的那些灾难的根源进行报复，而魏玛共和国是由“那些摧毁了德国的 1918 年 11 月的罪犯”所组成的政权，因此这种打击报复就意味着消灭犹太人。他在 1919 年 9 月他的第一篇政治声明当中就写道，“彻底消灭犹太人”必须成为任何一个德国政府的“最终目标”。11 他在几年以后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的结尾部分一个可怕的段落中宣称，如果在战争一开始就“把 12000 到 15000 名促使人民腐败的犹太分子送进毒气室”，那么就没有必要“在前线牺牲几百万人”了。12 这还不是种族清洗的蓝图。但是把犹太人和战争联系起来的这个观点，毫无疑问和种族清洗有关联，而这个观念一旦进入希特勒的头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而在 1933 年，一个持有如此观念的人统治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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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希特勒有此观念。在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夜间的“水晶之夜”时，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戈林在纳粹党领导人的小圈子里说，如果再来一次战争，德国将会对犹太人进行总的清算。13 两周以后，11 月 24 日党卫队的机关报《黑色军团报》说道，要“用火与剑”清除作为犯罪分子的犹太人，使“犹太人从德国土地上彻底消失”。此时，其他纳粹领导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情绪。最重要的是，在纳粹政权中意识形态最强的部分，即急剧扩大的由党卫队控制的秘密警察帝国当中，这些观点已经成为整个组织机构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这里，可以把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作为一个职业。后来负责协调“最终解决方案”的阿道夫·艾希曼就是最好的例子。14 个人野心和意识形态相辅相成。那些为了找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废寝忘食辛勤工作而步步高升的人，大多是发自内心地信仰这个种族主义说法的。他们长期以来就接受这样的灌输，即犹太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强大的帝国应该清除一切“不纯粹的因素”，尤其是犹太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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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希特勒深信要拯救德国就必须清除犹太人。其他人以其他的方式努力执行这一意识形态使命。在秘密警察机构里，这个“使命”成为整个机构的奋斗目标，并被包括进更广泛的战争和征服的目标当中。希特勒把犹太人和战争联系起来的理论，不仅根植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而且给了这种偏见一个有力的、救世主般的神圣使命。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纳粹领导层已经被锻造成了一个主张种族清洗的精英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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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种族屠杀的基础在于对犹太人的妖魔化；这种妖魔化成了纳粹想象力里的中心主题，已经超出了现实的必要性。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1933 年只有 0.76%——很显然不可能对国家政权构成任何威胁，也不可能提出领土要求或者争夺稀缺资源，或者产生任何足以导致 20 世纪其他几场种族清洗的那种威胁。如果说有威胁，那也只处于想象当中。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仇恨。它几乎把犹太人看作是至高的造物之初就存在的危险。在德国国内，犹太人被认为正在“毒化”德意志文化。据认为，“真正的”德国文化的本质应该反对“犹太文化”当中颠覆性的物质至上主义和腐败因素。但是犹太人的危险性还不止于此。在纳粹想象中，犹太人控制了英美“寡头政治”背后的资本主义，也控制了苏联背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人对德国的生存构成终极威胁。犹太人代表着和纳粹主义完全相反的世界，其基础是通过犹太教和基督教向世界渗透的一套道德观念；希特勒想要摧毁这个世界。纳粹主义预见一个像在圣经《启示录》里那样，在毁灭和根除犹太人所代表的有腐蚀性的价值观之后，得以重生的国家和社会。它基本上就是想要改变历史的进程，使国家获得救赎；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不仅是清除所有的犹太影响，而且要消灭犹太人本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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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灭绝欧洲所有犹太人的决定在 1941 年的特定形势下才得以出笼，但是它建立在以上的理论基础上，看起来的确是符合一种可怕的逻辑。我们在研究考察 1940 年至 1941 年政治领袖们所做的其他决定世界命运的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以他们当时对形势的看法，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但是在考察屠杀犹太人的决定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代替选择；毋宁说，其他的选择只是换一种别的方法来灭绝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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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我们考察过的其他决策，屠杀犹太人的决策还有一点不同之处。这不是一个传统形式的决策，和是否开战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和一小撮部长、将军或其他顾问们进行密室协商，然后公开宣布的决策。这是最高的国家机密，甚至不能宣之于口，就连其首倡者也不能直白地谈论它。最直接的定罪命令都通过口头下达。最高层进行讨论的时候都要用到隐晦的语言。希特勒本人甚至在他最亲信的小圈子里都从来没有直接说过屠杀犹太人。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在执行灭绝计划任务当中，只向希特勒个人负责，他反倒是公开说过屠杀犹太人。不过那是在后来的阶段，在党卫队内部讲话当中，以及后来在 1943 年 10 月初在纳粹党的领导人会议上。当时失败的阴影日益临近，这群人都是宣过誓的死硬分子，他们早已破釜沉舟断了退路，必须同舟共济，在这群人之间可以有一定程度开诚布公的表达。希姆莱坚称，他们有道义上的权利和义务来采取行动，“摧毁这些想要毁灭我们的人”。他把“消灭犹太民族”描绘为“我们历史上光辉的篇章，旷古未有，今后也无人会记录”。17 他的话充满了古怪的完成历史使命的自豪感，并暗含了这样一种观念：纳粹完成了规模如此宏大的一项犯罪计划，这桩罪行很有必要，但是永远也不能泄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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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政权高层也存在这样的保密态度，这和我们前面研究的几次决策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屠杀犹太人的决策只能用间接证据一点点地拼凑起来。实际上这个决定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做出的，我们都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其实把它称为一个“决策”本身会让人误以为在某一个确切的时间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声明。更接近实际的猜想是，有一系列的授权命令，每一个都在上一个命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即便这就是实际情况，所有这些授权和命令加在一起，最终也构成了欧洲犹太人必须被消灭的决策。就是说，这些具体的命令加在一起形成了决策，而这个决策由很多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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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决策至少由两部分构成：第一是屠杀苏联范围内的犹太人；然后是扩大屠杀的范围，而这第二阶段很可能由很多个进一步的授权构成。希特勒在做出这个决策，或者说这些决策当中的具体角色不得而知。人们没有找到过书面命令。几乎可以肯定将来也找不到这种书面命令。但是希特勒的“指纹”遍布整个“最终解决方案”。在当时的德国，如果换一个国家领导人，犹太人无疑还是会遭到歧视，但是只有希特勒才能把这种歧视转化成全面的种族屠杀。1942 年，戈培尔把希特勒称为“在倡导用酷烈的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当中从不动摇的领导人和不知疲倦的鼓吹者”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夸大。18 没有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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