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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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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2 日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阐明了这一思想。他相信犹太人挑起了这场战争。他们现在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声称自己早就预言了这一点。这是指在 1939 年 1 月 30 日纳粹掌权 6 周年之际，他向帝国议会发表的演说当中的一段。他声称：“在我的一生中，我多次扮演了预言者的角色，而且经常为此遭到嘲笑……今天我要再做一次预言：如果欧洲内外的犹太银行家们再次使各国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战争的结果绝不会是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被全部消灭。”9 这不是种族灭绝计划的宣言，但是这段话反映了种族屠杀的思想。在希特勒的脑海里，他肯定犹太人将是挑起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正如在他扭曲而怪异的认知当中，是犹太人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一次，犹太人将承担后果，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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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未忘记这个所谓的“预言”。后来在全面开展“最终解决方案”的年代里，他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提起过十几次。而且他总是故意把这个“预言”的日期错说成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发动欧洲战争的日子——实际上，那一天他在帝国议会的讲话根本没有提起过犹太人。所以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犹太人和战争的联系就根植于他的大脑。这个印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还在他的脑海里。当时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在自杀之前口述他的“政治遗嘱”，他又一次把犹太人称为战争的罪魁祸首，这一次他说“真正的罪魁祸首”已经被迫“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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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希特勒的思维方式：只有消灭了犹太人，战争才能算胜利结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他就持有这种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他来说就是各种灾难纷至沓来：怯懦的投降，令人作呕的革命，国家受到羞辱。和当时很多德国右翼分子一样，他认为犹太人应对此负责。在不幸、痛苦和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随着无穷无尽的好战分子游说集团的宣传攻势，寻找替罪羊的探照灯光柱无情地、完全不公正地聚焦在犹太人的身上。他们指责犹太人是从战争中获利的战争贩子、逃避兵役者和破坏战争努力的内乱的始作俑者。这些恶意中伤又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自己内心深处的反犹主义情绪。另外，有一些突出的人物是犹太人，比如俄国革命中的托洛茨基，又如在德国国内领导社会党人起义，尤其是在 1919 年 4 月短暂建立了实验性的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是犹太人。这些事实给当时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圈子里盛行的对犹太人的仇视提供了口实。希特勒对这些全盘接受，他自己的偏见与对犹太人病态的终身仇视融合在一起，这使他坚信，犹太人要对德国的一切不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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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特勒来说，德国需要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来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扭转历史的进程。希特勒想要对与“犹太的”魏玛共和国伴生的那些灾难的根源进行报复，而魏玛共和国是由“那些摧毁了德国的 1918 年 11 月的罪犯”所组成的政权，因此这种打击报复就意味着消灭犹太人。他在 1919 年 9 月他的第一篇政治声明当中就写道，“彻底消灭犹太人”必须成为任何一个德国政府的“最终目标”。11 他在几年以后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的结尾部分一个可怕的段落中宣称，如果在战争一开始就“把 12000 到 15000 名促使人民腐败的犹太分子送进毒气室”，那么就没有必要“在前线牺牲几百万人”了。12 这还不是种族清洗的蓝图。但是把犹太人和战争联系起来的这个观点，毫无疑问和种族清洗有关联，而这个观念一旦进入希特勒的头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而在 1933 年，一个持有如此观念的人统治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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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希特勒有此观念。在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夜间的“水晶之夜”时，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戈林在纳粹党领导人的小圈子里说，如果再来一次战争，德国将会对犹太人进行总的清算。13 两周以后，11 月 24 日党卫队的机关报《黑色军团报》说道，要“用火与剑”清除作为犯罪分子的犹太人，使“犹太人从德国土地上彻底消失”。此时，其他纳粹领导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情绪。最重要的是，在纳粹政权中意识形态最强的部分，即急剧扩大的由党卫队控制的秘密警察帝国当中，这些观点已经成为整个组织机构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这里，可以把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作为一个职业。后来负责协调“最终解决方案”的阿道夫·艾希曼就是最好的例子。14 个人野心和意识形态相辅相成。那些为了找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废寝忘食辛勤工作而步步高升的人，大多是发自内心地信仰这个种族主义说法的。他们长期以来就接受这样的灌输，即犹太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强大的帝国应该清除一切“不纯粹的因素”，尤其是犹太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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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希特勒深信要拯救德国就必须清除犹太人。其他人以其他的方式努力执行这一意识形态使命。在秘密警察机构里，这个“使命”成为整个机构的奋斗目标，并被包括进更广泛的战争和征服的目标当中。希特勒把犹太人和战争联系起来的理论，不仅根植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而且给了这种偏见一个有力的、救世主般的神圣使命。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纳粹领导层已经被锻造成了一个主张种族清洗的精英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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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种族屠杀的基础在于对犹太人的妖魔化；这种妖魔化成了纳粹想象力里的中心主题，已经超出了现实的必要性。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1933 年只有 0.76%——很显然不可能对国家政权构成任何威胁，也不可能提出领土要求或者争夺稀缺资源，或者产生任何足以导致 20 世纪其他几场种族清洗的那种威胁。如果说有威胁，那也只处于想象当中。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仇恨。它几乎把犹太人看作是至高的造物之初就存在的危险。在德国国内，犹太人被认为正在“毒化”德意志文化。据认为，“真正的”德国文化的本质应该反对“犹太文化”当中颠覆性的物质至上主义和腐败因素。但是犹太人的危险性还不止于此。在纳粹想象中，犹太人控制了英美“寡头政治”背后的资本主义，也控制了苏联背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人对德国的生存构成终极威胁。犹太人代表着和纳粹主义完全相反的世界，其基础是通过犹太教和基督教向世界渗透的一套道德观念；希特勒想要摧毁这个世界。纳粹主义预见一个像在圣经《启示录》里那样，在毁灭和根除犹太人所代表的有腐蚀性的价值观之后，得以重生的国家和社会。它基本上就是想要改变历史的进程，使国家获得救赎；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不仅是清除所有的犹太影响，而且要消灭犹太人本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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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灭绝欧洲所有犹太人的决定在 1941 年的特定形势下才得以出笼，但是它建立在以上的理论基础上，看起来的确是符合一种可怕的逻辑。我们在研究考察 1940 年至 1941 年政治领袖们所做的其他决定世界命运的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以他们当时对形势的看法，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但是在考察屠杀犹太人的决定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代替选择；毋宁说，其他的选择只是换一种别的方法来灭绝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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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我们考察过的其他决策，屠杀犹太人的决策还有一点不同之处。这不是一个传统形式的决策，和是否开战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和一小撮部长、将军或其他顾问们进行密室协商，然后公开宣布的决策。这是最高的国家机密，甚至不能宣之于口，就连其首倡者也不能直白地谈论它。最直接的定罪命令都通过口头下达。最高层进行讨论的时候都要用到隐晦的语言。希特勒本人甚至在他最亲信的小圈子里都从来没有直接说过屠杀犹太人。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在执行灭绝计划任务当中，只向希特勒个人负责，他反倒是公开说过屠杀犹太人。不过那是在后来的阶段，在党卫队内部讲话当中，以及后来在 1943 年 10 月初在纳粹党的领导人会议上。当时失败的阴影日益临近，这群人都是宣过誓的死硬分子，他们早已破釜沉舟断了退路，必须同舟共济，在这群人之间可以有一定程度开诚布公的表达。希姆莱坚称，他们有道义上的权利和义务来采取行动，“摧毁这些想要毁灭我们的人”。他把“消灭犹太民族”描绘为“我们历史上光辉的篇章，旷古未有，今后也无人会记录”。17 他的话充满了古怪的完成历史使命的自豪感，并暗含了这样一种观念：纳粹完成了规模如此宏大的一项犯罪计划，这桩罪行很有必要，但是永远也不能泄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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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政权高层也存在这样的保密态度，这和我们前面研究的几次决策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屠杀犹太人的决策只能用间接证据一点点地拼凑起来。实际上这个决定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做出的，我们都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其实把它称为一个“决策”本身会让人误以为在某一个确切的时间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声明。更接近实际的猜想是，有一系列的授权命令，每一个都在上一个命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即便这就是实际情况，所有这些授权和命令加在一起，最终也构成了欧洲犹太人必须被消灭的决策。就是说，这些具体的命令加在一起形成了决策，而这个决策由很多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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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决策至少由两部分构成：第一是屠杀苏联范围内的犹太人；然后是扩大屠杀的范围，而这第二阶段很可能由很多个进一步的授权构成。希特勒在做出这个决策，或者说这些决策当中的具体角色不得而知。人们没有找到过书面命令。几乎可以肯定将来也找不到这种书面命令。但是希特勒的“指纹”遍布整个“最终解决方案”。在当时的德国，如果换一个国家领导人，犹太人无疑还是会遭到歧视，但是只有希特勒才能把这种歧视转化成全面的种族屠杀。1942 年，戈培尔把希特勒称为“在倡导用酷烈的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当中从不动摇的领导人和不知疲倦的鼓吹者”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夸大。18 没有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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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施行种族屠杀之前的几十年间，反犹主义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不仅广泛而且恶毒。在纳粹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在他们征服的各个国家，都不乏长期以来憎恨犹太人的心甘情愿的帮凶，来为纳粹主子执行驱逐和杀戮的任务。但是“最终解决方案”本身只能在德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形成。这是德国的一大发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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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最憎恨犹太人的是俄罗斯帝国和东欧地区，残酷的迫害——“迫害”（Pogrom）这个词就来源于俄语——和局部的杀戮在那里很普遍。在奥匈帝国，反犹主义也很普遍。希特勒本人居住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崇拜两个直言不讳的反犹主义者，一个是泛日耳曼运动的领导人乔治·舍纳雷尔，另一个是维也纳市长卡尔·卢格。20 西欧也不乏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在进入 20 世纪的时候，法国被“德雷福斯事件”所震动。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犹太人，法军上尉，被指控犯有莫须有的叛国罪，此案的审理和宣判过程引发了法国反犹主义的疯狂浪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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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并不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中心和焦点。规模虽小但通常很富足的犹太社群想要融入主流社会。当时禁止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古老法律已经取消了。但是犹太人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安居乐业，这个事实本身就引起了憎恨和敌意。19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反犹主义的高潮。19 世纪 90 年代出现过一个极端反犹太的政党，虽然在十几年以后它已经失去了社会支持，但它的主张基本上被主流政治圈所接受，尤其是在保守党内，同时也被高调叫嚣的爱国团体、院外活动集团和学生组织接受。社会上明显对犹太人有很多憎恨的情绪。在俾斯麦的时代就已经涌现了 500 多种反犹出版物。22 在 19 世纪末，反犹的公开言论在数量上不减反增，在内容上越来越恶毒。西奥多·弗里奇的畅销小册子《犹太问题手册》在 1887 年出版以后，5 年之内共印了 25 版。希特勒后来说，他“专注地研究过”这本小册子。一个德国化了的英国种族主义者休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写了一本反犹的小书《19 世纪的基础》，在里面把犹太人描绘成万恶之源，“证明”耶稣基督是雅利安人，这本书在 1900 年一面世就跻身畅销书之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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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反犹主义在德国各地非常普遍，但是总体来说主要限于歧视，不像在东欧那样会引起屠杀之类的极端事件，当然地区性的小规模暴力总是有的。坊间流传着恶毒的反犹主义文学，在字里行间总把犹太人描写成可怕的毒药、病菌、寄生虫或者蠕虫。它们的结论很明显。但坊间的言论和政治是两码事，这些言论并未反映在受到国家支持的行动上面。犹太人在德意志帝国的生活算是平静；尽管受到歧视，他们还能看到更好的未来生活的前景。24 一个站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的欧洲观察家哪怕再富有前瞻性，都很难想象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德国会对犹太人发动大规模种族灭绝运动，想把犹太人从欧洲完全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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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的憎恨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最终解决方案”。当然它是屠杀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还需要有其他的因素。希特勒本人在 1919 年就认识到，急躁的反犹主义热潮虽然引发小规模的杀戮，但如果想要最终完全清除犹太人（当时所谓清除犹太人，几乎可以肯定是指把他们从德国赶出去），还是应该引导这种反犹冲动，使之变成更加系统性的、更“理性”的迫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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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普遍存在的反犹偏见和憎恨有时候会非常可怕，但是为了把这种自发的情绪引导成种族屠杀，首先需要把反犹主义纳入更加能吸引人的国家复兴的总体目标中去。这就需要通过掌握政权的政党的帮助向大众推广种族主义理论。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把清除犹太人变成国家复兴的伟大（乌托邦）计划框架之内的一个中心政策。国家机构必须把清除犹太人作为自己的体制内的目标，系统地进行计划，并无情地执行计划。最后，还需要一场声称是为了民族生存而斗争的严酷的全面战争，来为对终极敌人的整体灭绝提供动力和加速度。当然，在纳粹政权下，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纳粹主义的胜利并非不可避免，德国的反犹主义也不是必然导致死亡营的建立。但是一旦希特勒全面掌握国家政权，避免种族屠杀的机会就大大降低了——虽然当时还没有人能想象到最后的恐怖有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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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当 1914 年的热情期望变成了战争后期巨大的幻灭和愤恨，并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伤亡和物质匮乏，很快德国人就开始寻找替罪羊。要想挑起对犹太人的憎恨很容易。好战的军国主义运动本身就包含了歇斯底里的反犹主义成分。时人将反战行为讥笑为犹太人所煽动的失败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犹太人又被认为是激发世界革命的间谍分子。后来，德国的社会党人革命与德国灾难性的失败同时发生，犹太人的颠覆活动成为德国人解释战败的最主要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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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全心全意地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灾难的源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对犹太人感到刻骨憎恨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而已。他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初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能够利用这种情绪。后来成为纳粹党各个大区独立领导人的那些人和希特勒是同代人，和他一样对犹太人的影响感到痛恨。纳粹党半军事组织冲锋队里的那些流氓们大部分也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或者在加入以后变成了反犹主义者。但是暴力反犹太的半军事活动，还有希特勒与纳粹运动初期的激进种族民族主义理念，在德国都有更广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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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知识分子和更广泛的有见地的中产阶级和那些恶毒的半军事组织中的流氓恶棍不同，他们希望国家统一和复兴，克服在社会党人管理的新政权当中的怨仇、分裂，还有文化与道德的堕落。清除所谓犹太人的腐蚀性影响，正好切合了在一个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实现国家复兴，重建帝国辉煌的主张。这种只有通过“清除”犹太人才能获得国家复兴的政治文化学说可以追溯到理查德·瓦格纳。不过无论是伟大作曲家本人还是任何其他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要用肉体消灭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26 在战争失败的背景下，广泛的保守主义，文化上的悲观情绪，帝制的终结，社会党人的革命，再加上广受憎恨的民主制度，这一切都构成了反犹主义的肥沃土壤。而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于重建千年帝国，实现国家复兴。在 20 年代早期上大学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德国人当中，很多人后来会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他们接触并且接受了这样的政治主张，即德国人民必须清除“有害的影响”才能从内部实现民族振兴，就像解毒能重振人的机体一样。而应该清除的、毒性最重的“有害影响”就是犹太人。有一些学生当时接受了这种思想，后来加入秘密警察，成为种族清洗的计划者，并在苏联领导着特别行动队这样的谋杀组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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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6 年到 1923 年间，反犹主义是德国右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群众运动的政治组织——包括当时还很弱小的纳粹党——内被广泛接受。从 1924 年到 1929 年，魏玛共和国比较平静的中期那几年，反犹主义的声音渐弱，给人以错觉。狂热的反犹极端分子被迫退出了政治前台。但是他们从未真正消失过。而且即使是在多元民主国家当中，除了在他们自己的组织里和一些自由派甚至左翼的圈子里以外，犹太人也找不到什么朋友和保护人。1930 年以后，民主制度开始动摇和垮台，为希特勒上台扫清了障碍，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被极速扩张的纳粹运动所吸引，开始见识到反犹主义的真正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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