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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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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施行种族屠杀之前的几十年间,反犹主义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不仅广泛而且恶毒。在纳粹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在他们征服的各个国家,都不乏长期以来憎恨犹太人的心甘情愿的帮凶,来为纳粹主子执行驱逐和杀戮的任务。但是“最终解决方案”本身只能在德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形成。这是德国的一大发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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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最憎恨犹太人的是俄罗斯帝国和东欧地区,残酷的迫害——“迫害”(Pogrom)这个词就来源于俄语——和局部的杀戮在那里很普遍。在奥匈帝国,反犹主义也很普遍。希特勒本人居住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崇拜两个直言不讳的反犹主义者,一个是泛日耳曼运动的领导人乔治·舍纳雷尔,另一个是维也纳市长卡尔·卢格。20 西欧也不乏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在进入 20 世纪的时候,法国被“德雷福斯事件”所震动。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犹太人,法军上尉,被指控犯有莫须有的叛国罪,此案的审理和宣判过程引发了法国反犹主义的疯狂浪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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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并不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中心和焦点。规模虽小但通常很富足的犹太社群想要融入主流社会。当时禁止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古老法律已经取消了。但是犹太人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安居乐业,这个事实本身就引起了憎恨和敌意。19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反犹主义的高潮。19 世纪 90 年代出现过一个极端反犹太的政党,虽然在十几年以后它已经失去了社会支持,但它的主张基本上被主流政治圈所接受,尤其是在保守党内,同时也被高调叫嚣的爱国团体、院外活动集团和学生组织接受。社会上明显对犹太人有很多憎恨的情绪。在俾斯麦的时代就已经涌现了 500 多种反犹出版物。22 在 19 世纪末,反犹的公开言论在数量上不减反增,在内容上越来越恶毒。西奥多·弗里奇的畅销小册子《犹太问题手册》在 1887 年出版以后,5 年之内共印了 25 版。希特勒后来说,他“专注地研究过”这本小册子。一个德国化了的英国种族主义者休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写了一本反犹的小书《19 世纪的基础》,在里面把犹太人描绘成万恶之源,“证明”耶稣基督是雅利安人,这本书在 1900 年一面世就跻身畅销书之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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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反犹主义在德国各地非常普遍,但是总体来说主要限于歧视,不像在东欧那样会引起屠杀之类的极端事件,当然地区性的小规模暴力总是有的。坊间流传着恶毒的反犹主义文学,在字里行间总把犹太人描写成可怕的毒药、病菌、寄生虫或者蠕虫。它们的结论很明显。但坊间的言论和政治是两码事,这些言论并未反映在受到国家支持的行动上面。犹太人在德意志帝国的生活算是平静;尽管受到歧视,他们还能看到更好的未来生活的前景。24 一个站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的欧洲观察家哪怕再富有前瞻性,都很难想象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德国会对犹太人发动大规模种族灭绝运动,想把犹太人从欧洲完全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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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的憎恨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最终解决方案”。当然它是屠杀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还需要有其他的因素。希特勒本人在 1919 年就认识到,急躁的反犹主义热潮虽然引发小规模的杀戮,但如果想要最终完全清除犹太人(当时所谓清除犹太人,几乎可以肯定是指把他们从德国赶出去),还是应该引导这种反犹冲动,使之变成更加系统性的、更“理性”的迫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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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普遍存在的反犹偏见和憎恨有时候会非常可怕,但是为了把这种自发的情绪引导成种族屠杀,首先需要把反犹主义纳入更加能吸引人的国家复兴的总体目标中去。这就需要通过掌握政权的政党的帮助向大众推广种族主义理论。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把清除犹太人变成国家复兴的伟大(乌托邦)计划框架之内的一个中心政策。国家机构必须把清除犹太人作为自己的体制内的目标,系统地进行计划,并无情地执行计划。最后,还需要一场声称是为了民族生存而斗争的严酷的全面战争,来为对终极敌人的整体灭绝提供动力和加速度。当然,在纳粹政权下,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纳粹主义的胜利并非不可避免,德国的反犹主义也不是必然导致死亡营的建立。但是一旦希特勒全面掌握国家政权,避免种族屠杀的机会就大大降低了——虽然当时还没有人能想象到最后的恐怖有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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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当 1914 年的热情期望变成了战争后期巨大的幻灭和愤恨,并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伤亡和物质匮乏,很快德国人就开始寻找替罪羊。要想挑起对犹太人的憎恨很容易。好战的军国主义运动本身就包含了歇斯底里的反犹主义成分。时人将反战行为讥笑为犹太人所煽动的失败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犹太人又被认为是激发世界革命的间谍分子。后来,德国的社会党人革命与德国灾难性的失败同时发生,犹太人的颠覆活动成为德国人解释战败的最主要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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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全心全意地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灾难的源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对犹太人感到刻骨憎恨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而已。他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初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能够利用这种情绪。后来成为纳粹党各个大区独立领导人的那些人和希特勒是同代人,和他一样对犹太人的影响感到痛恨。纳粹党半军事组织冲锋队里的那些流氓们大部分也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或者在加入以后变成了反犹主义者。但是暴力反犹太的半军事活动,还有希特勒与纳粹运动初期的激进种族民族主义理念,在德国都有更广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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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知识分子和更广泛的有见地的中产阶级和那些恶毒的半军事组织中的流氓恶棍不同,他们希望国家统一和复兴,克服在社会党人管理的新政权当中的怨仇、分裂,还有文化与道德的堕落。清除所谓犹太人的腐蚀性影响,正好切合了在一个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实现国家复兴,重建帝国辉煌的主张。这种只有通过“清除”犹太人才能获得国家复兴的政治文化学说可以追溯到理查德·瓦格纳。不过无论是伟大作曲家本人还是任何其他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要用肉体消灭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26 在战争失败的背景下,广泛的保守主义,文化上的悲观情绪,帝制的终结,社会党人的革命,再加上广受憎恨的民主制度,这一切都构成了反犹主义的肥沃土壤。而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于重建千年帝国,实现国家复兴。在 20 年代早期上大学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德国人当中,很多人后来会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他们接触并且接受了这样的政治主张,即德国人民必须清除“有害的影响”才能从内部实现民族振兴,就像解毒能重振人的机体一样。而应该清除的、毒性最重的“有害影响”就是犹太人。有一些学生当时接受了这种思想,后来加入秘密警察,成为种族清洗的计划者,并在苏联领导着特别行动队这样的谋杀组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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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6 年到 1923 年间,反犹主义是德国右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群众运动的政治组织——包括当时还很弱小的纳粹党——内被广泛接受。从 1924 年到 1929 年,魏玛共和国比较平静的中期那几年,反犹主义的声音渐弱,给人以错觉。狂热的反犹极端分子被迫退出了政治前台。但是他们从未真正消失过。而且即使是在多元民主国家当中,除了在他们自己的组织里和一些自由派甚至左翼的圈子里以外,犹太人也找不到什么朋友和保护人。1930 年以后,民主制度开始动摇和垮台,为希特勒上台扫清了障碍,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被极速扩张的纳粹运动所吸引,开始见识到反犹主义的真正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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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不是纳粹主义吸引德国人的主要原因。但是一旦入党或者加入纳粹外围组织,就不可能避免被卷入反犹主义。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的时候,他的政党拥有 85 万党员和大约 50 万冲锋队员。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运动,而所有这些人都接受把犹太人从德国清除出去的政治目标。除了忠诚的党员以外,1300 多万德国人支持希特勒。他们并非都是狂热的反犹分子。但是他们投票给希特勒的时候都很清楚,他和他的政党想要采取措施,保证把犹太人从德国社会彻底排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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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到 1933 年间的魏玛共和国对犹太人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平静的生活环境。他们受到无休止的骚扰、经常的歧视和偶尔的暴力威胁。尽管如此,在那些年里,一个犹太人在德国还是能感受到“在家”的感觉。28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上台之后,一切都突然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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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少有人和希特勒一样,会对犹太人充满了偏执的恐惧感;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无论在德国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对国家产生最大的威胁,应该为战败和战败之后所有的困苦负责。他个人世界观当中的神秘主义并不是他赢得政权的理由。但是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时候,他对犹太人的憎恨经过变形、歪曲和篡改,当时已经渗透进数百万德国人民的心中,成为更广泛的重建国家统一和复兴理念的一部分。现在,国家权力被掌握在这样一个对犹太人有着病态幻想的刻骨仇恨的人手里,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庞大的国家官僚队伍的命令,他被崇拜的群众抬上了神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把犹太人从德国清除出去的要求,一定会呈现出一种新的政治和组织形式。从此以后,德国的犹太人已经无所遁形。有些敏感而有远见的犹太人,或者幸运的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其他很多人搬到大城市生活,相对容易隐姓埋名。但是对德国犹太人来说,没有安全可言,只有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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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33 年春天,德国就采取了歧视犹太人的第一个重要措施。犹太人被禁止在政府部门任职。政府在犹太人从事法律职业、作为医生从业和孩子入学的问题上都设置了障碍。全国性抵制犹太人商店的运动只坚持了一天就夭折了——那天是 4 月 1 日,但是各地区域性强迫犹太人离开商业活动的浪潮方兴未艾。不但民间的反犹情绪愈演愈烈,政府也开始支持那些给犹太人找麻烦的恶棍流氓。第二次大规模反犹浪潮和暴力活动发生于 1935 年春夏季节,结果是德国在 9 月份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令”,这是后来一系列剥夺犹太人所有公民权利,把他们变成贱民的法令的序曲。随着 1938 年帝国扩张、德奥合并与兼并苏台德区,维也纳的公开的反犹暴力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在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夜间,蔓延全德的对犹太人、他们的财产和会堂的破坏达到了高潮。那个夜晚被讽刺性地叫作“帝国水晶之夜”,得名于迫害之后洒满德国各大城市主要街道的碎玻璃碴。这次迫害擦亮了犹太社群和全世界的眼睛,让他们认识到纳粹迫害的残酷性。此后,大批犹太人向他们能够去的任何地方逃亡。政府希望他们逃走,还扣押了 2 万到 3 万名犹太人,直到他们把身边的钱全掏出来充作买路钱,才放他们移民出国。德国迅速采取措施把剩下的犹太人从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雅利安化”已经进入了最终阶段——所谓“雅利安化”的过程,就是把犹太人的商店以半卖半送的价格强制出售。到开战前夕,只剩下一个惊恐不安、一贫如洗、数量上大大减少了的犹太人社群还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苟延残喘。希特勒在 1939 年 1 月 30 日的讲话和纳粹政权的行为,都让犹太人完全清楚,一场新的战争将要来临,而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将要面对可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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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3 年到 1939 年间大多数极端的迫害行动都没有希特勒本人的直接明确的命令。几年以后他承认说,他“即使在犹太人问题上也很长时间被迫无所作为”。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而不是他本人的意愿。29 他很少需要亲自发话,除非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比如说 1935 年通过纽伦堡法令,还有 1938 年开展对犹太人的迫害。他只要规定出必要的指导性原则即可。30 典型情况是,希特勒只要给下属一个信号或者开绿灯,暗示他想要对犹太人采取何种措施,狂热分子就会根据提示,加强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迫害行动事后会得到希特勒的首肯,或者被纳入新的种族歧视法律。无论哪一种结果,迫害的狂潮在继续,迫害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整个政权上上下下都不乏那些能够很快见风使舵,靠猜测出元首的意愿并立即加以迎合的善于钻营的人。31 不但在党的机构和政府机关里有这种蝇营狗苟之辈,而且在迅速膨胀的秘密警察、安全与情报机构里,这种行为更是得到了堪称表率的执行。这些机构都是在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他的左膀右臂、技术官僚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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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39 年为止,把犹太人从德国“清除”出去的运动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从纳粹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开展得还不够深入。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并不像一条直线通向一个预先制定的目标。它遇到过阻碍,经历过停停走走,在曲折中前进。32 但是它从来没有长时间偏离过越来越极端化的这个方向。虽然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了,但是 1933 年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二到 1938 年底还生活在德国。纳粹当局得出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处可去,移民国外不是一个选择。33 从 1937 年以来,秘密警察中主管犹太人的机构都在寻找加速他们出走的办法。其中一个主意是找一个地方解决这个问题:把犹太人运到某个外国鸟不生蛋的地方,把他们丢弃在那里。他们甚至还为此提出了一些相当荒诞的地方,包括南美洲某些荒凉冷僻的地区。34 当然这些胡思乱想并未被实施。到 1940 年,在不同的更加危险的形势下,纳粹又一次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另一个迫使犹太人加速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是迫害。而且“水晶之夜”的恐怖的确诱发了一波逃亡热潮,让犹太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逃离德国。外国政府被迫打开了本已关闭的移民大门。在 1938 年至 1939 年间逃离纳粹统治的犹太人几乎相当于之前 4 年的总和。35 即使如此,在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的犹太人口数还是相当于 1933 年人口的一半。就算在德国范围以内,纳粹离“完全解决犹太人问题”还差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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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至 1938 年 11 月“水晶之夜”过后,海德里希还认为解决掉所有剩下的犹太人需要花 10 年的时间。36 他很快得到了亲自出手处理此事的机会。纳粹暴徒野蛮破坏犹太人财产的现象受到广泛批评——但是迫使犹太人离开德国的目的却很少遭到批评——这次暴行是帝国境内大规模爆发的最后一次公共暴行。37 德国需要一个更“理性”的政策。海德里希在 1939 年 1 月 24 日被任命为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主任。一年前,阿道夫·艾希曼设计的一项行动在维也纳取得了高度成功(维也纳犹太人移民他国的比例比德国本身高得多)。纳粹领导层从艾希曼这项行动中得到启发,设立了这个机构。38 当 1939 年 9 月秘密警察跟随入侵部队开进波兰的时候,海德里希正占据着在新占领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关键岗位。这个任务的规模和难度比战前的任何任务都大得多。海德里希原来的任务是加速把剩下的犹太人居民赶出德国。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口在 50 万左右,现在还剩下一半。现在可好,原先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征服波兰又另外给德国统治区添了 200 多万犹太人。需要解决的“犹太人问题”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德国境内了。这是战争的一部分。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个问题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变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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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在很多方面都是后来发生的事件的试验场。和德国毗邻的三个波兰的大区被并入德国。但是这些地区和前一年的奥地利和苏台德区不同,那里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德意志人,而这些新兼并地区绝大多数居民是波兰人,德意志人只是少数民族。犹太人在这些省份占的比例更小。新统治者的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尽快把这些历史上德国波兰之间反复争夺的省份德意志化。很明显,德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波兰人移走。可是犹太人在新征服的人口中处于最低的地位,受到新统治者最野蛮的对待,清除他们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做的工作。其中最冷血的纳粹统治者之一是阿瑟·格莱泽,他是新划分的、总部设在波兹南的“瓦特高”地区的德国行政长官。他在 1939 年 11 月认为,“犹太人问题”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难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39 但是格莱泽和其他纳粹长官们太乐观了。他们没有想到,无论他们准备使用多么无情的手段,后勤方面的困难会妨碍他们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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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德国人的设想是,在(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以后)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最东部,维斯杜拉河和布格河之间的一块长条形区域设立一个巨大的保留区。新兼并的省份与德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加上 3 万吉普赛人,将被集中起来,装上牛车,圈禁在这个大垃圾场里。希特勒批准了迁移计划,海德里希预计用一年时间完成迁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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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表完全是痴人说梦。秋天还没有结束,德国人就放弃了在维斯杜拉河以远建立保留地的计划。犹太人将被迁移到波兰“总督辖区”的所有四个区。所谓“总督辖区”是波兰没有并入德国的剩下的部分,首府在克拉科夫。第二个被放弃的计划——或者应该说是推迟的计划——是迁移德国犹太人。艾希曼在 1939 年秋天组织过从维也纳、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兹和摩拉维亚保护区里的马里什-奥斯特劳地区,向波兰东部的卢布林大区迁移数千犹太人的行动,并假设这是从德国与奥地利驱逐所有犹太人的第一阶段。(摩拉维亚保护区是在德国统治下的除苏台德以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但是迁移计划刚开始执行就被来自上面的命令叫停了,命令很可能来自希姆莱。41 10 月初希特勒授予党卫队全国领袖新的权力,让他负责重新安置德国占领的东方领地的居民。他的重点任务是从“瓦特高”地区开始,在诸东方领地为来自波罗的海及其他非德国占领区的德意志族人找到安家的地方。这意味着需要紧急迁移的不仅有犹太人,还包括波兰人。11 月,德国的计划提到,需要在第二年 2 月份之前迁移 100 万波兰人和犹太人。42 从德国、曾经的奥地利和摩拉维亚保护区迁走犹太人的行动享有较低的优先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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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特高”地区集合与迁移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行动手段越来越残忍,但是实践证明,这一个比一个宏大的计划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克拉科夫的纳粹总督汉斯·弗兰克原来欢迎把犹太人送往维斯杜拉河以东的计划,现在评论说“死的人越多越好”43 ,他开始对向他的辖区迁移难民的行动关门了。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德国的新迁移计划刚刚开始执行。他抱怨说,在他已经人口过剩并且贫穷的地区,严重缺乏食物供给,已经不可能再容纳大量背井离乡的波兰人了。对于犹太人问题,他想要让他的辖区没有犹太人,而不是变成一个接收从其他具有特权的地区迁移来的犹太人的“垃圾场”。可是他认识到,在短期内,总督辖区还是不得不再接收 50 多万犹太人,“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讨论拿他们怎么办”。他设想在他辖区最东边和苏联控制区交界的前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巨大的犹太人保留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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