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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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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跨过苏联边境，希特勒所谓的“歼灭战”打响了。纳粹的暴行升级到新的水平。鉴于战前给陆军下发的指令，普通士兵立即做出了无法控制的暴行，这一点毫不奇怪。进攻开始三天后一名部队指挥官说：“我观察到发生了很多毫无意义的枪杀平民和战俘的事件。”5 天以后他不得不重申命令，禁止“不负责任、毫无意义且犯罪性的枪杀事件”，他将这些暴行直接称为谋杀。但是他重申要坚持执行“元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委员）和任何游击队进行无情打击的号召”，他宣称，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在这片“多年来饱受犹太人和犯罪集团压迫的土地上”重建和平与秩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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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这样一位憎恶并试图阻止自己部队战争暴行的军官，他也仍然相信需要对政治委员和游击队员采取无情打击行动，并接受犹太人（和犯罪分子一样）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背后的黑势力这个信条。这样的思维逻辑非常普遍。这次战争和以往的任何战争都完全不同。犹太人被认为是战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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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环境下，对犹太人的杀戮迅速升级，成为史无前例的谋杀计划的一部分。德国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杀戮，到秋天，在德国战俘营里战俘以每天 6000 人的速度死去。71 我们知道，海德里希给集合起来的特别行动队布置了在苏联境内行动的任务。但是和以前大家相信的不同，在这些布置任务的会议上，他并没有直接发布针对苏联犹太人进行全面种族屠杀的命令。这样的命令是在开战之后几个星期，由希姆莱口头传达的，而且是越来越升级的种族屠杀过程中的一个质的飞跃。即使在希姆莱传达命令的时候，它的形式也不是正式命令，而是采取了鼓励煽动极端的谋杀行为这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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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给特别行动队的最初指令比他后来追加的指令要更有节制，但是不明确。在 7 月 2 日，可能是为了防止陆军将领们的反对，给特别行动队的行为提供支持，他下达了书面指示，命令处决所有苏军政治工作人员、各种“极端分子与所有担任党和政府公职的犹太人”。72 这个书面命令很可能基本上和他在战前向各别动队指挥官口头布置任务时所说的话一致；只是这道命令故意写得模棱两可，特别行动队可以有充分自主权来具体定义命令所针对的群体，而且上级鼓励他们对命令中所包含的犹太人的范围做出宽泛的适合自己的解释。海德里希的命令是杀气腾腾的公开指令，明显可以被理解成不同程度的行动，因为各个特别行动队和他们的分队在“巴巴罗萨行动”早期阶段并不是步调一致、行动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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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特别行动队各单位的屠杀只是大屠杀的一部分。在这次屠杀中，意识形态是由中央控制的，而各地在实际工作中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73 早在 6 月 24 日，东普鲁士靠近立陶宛边境的提尔西特城的盖世太保首脑就下令枪决了 200 名犹太人，罪名是在德军刚入侵苏联时，苏联边防军进行的英勇但徒劳的防御战中“针对国防军犯下的罪行”。以上命令是自发的，和新任命的波罗的海地区特别行动队队长弗兰茨·瓦尔特·斯塔勒克的清洗行动“基本保持一致”。74 三天以后，第 309 警察营在比亚利斯托克地区屠杀了 2000 名犹太人，其中四分之一（包括妇女和儿童）被赶进一所犹太会堂，然后点火焚烧。这个行动是由营里“一小撮纳粹狂热分子”发起的。75 但是这些个别人知道党卫队的领导人在口头上鼓励这样的暴行。对部队的期望很快在口头上传播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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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单位，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地区，在很短时间里屠杀了大量犹太男性。例如，在立陶宛的科夫诺，7 月 6 日一天就有 2514 名犹太人被枪杀。76 德国侵略者还故意煽动起当地人迫害犹太人，给当地居民针对犹太人的恶毒的仇恨火上浇油，并给予当地人完全的行动自由，来为恐怖行动做出自己的贡献。77 在其他地区，屠杀不那么肆无忌惮，基本上局限于“犹太知识分子”。78 在苏德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中央鼓励杀戮行为，但是他们给地方的自主行动留下了很大发挥的空间。即便屠杀行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了，但此时还没有明确的广泛的种族屠杀令。然而对于苏联犹太人来说，全面种族屠杀的阶段很快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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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种族屠杀不能追溯到某一确切日期的某一个命令。这不是纳粹种族屠杀政策执行的方式。我们必须仔细地搜集证据，来判断种族屠杀的关键步骤是何时如何采取的。79 希特勒的统治方式非常不官僚主义化，他强调保密，并且通常都使用隐语和代号而不是明白无误的命令来指代某项行动，这都为他在这一决策中的角色蒙上了一层面纱。在希特勒以下，不管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保存过什么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文件，它们都肯定在德国战败之前被销毁了。无论如何，这些文件没有保存下来。后来纳粹领导人、死亡行刑队的指挥官和大屠杀的中级执行人员的证词经常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有时候在细节方面还自相矛盾。当然这些证词肯定是为自己辩护的。即便如此，幸存下来的文件档案和后来的证词，使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重现种族屠杀逐渐展开的各个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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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的屠杀不是以自上而下的明确命令的形式展开的，而是上级对采取某种行动的特许和下级采取的主动行动结合起来，产生了越来越极端化的效果。那些直接参与屠杀的人猜测上级希望他们怎么做，然后采取主动，加速了实践当中走极端的步伐，而他们的主动精神反过来又影响了上级的反应，并修改了政策。基层的行动虽然有其自身的动力，但他们离不开中央的煽动与控制。来自中央的“指导原则”给了他们自由行动的空间、权力和鼓励。也就是说，大屠杀加剧到全面种族清洗整个过程中的关键步骤，都是在某种形式的中央指导下完成的。哪些行动是值得鼓励的，哪些行动是符合要求的，这些中央指令通过海德里希——更多地通过希姆莱——的口头表示以各种形式传递下去。这类似于希特勒本人在秘密会议上表示他的某种“意愿”，然后再由希姆莱加以领会传达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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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只有希特勒和希姆莱参加的秘密会议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别人参加（有时候海德里希会参加），它开始了一个辩证的过程。元首所表达的意愿会通过希姆莱立即落实为具体的行动。以希姆莱与秘密警察中的低级官员为中介，这些行动方案会逐级下达给执行屠杀行动的人，但是传达的时间和方式各不相同。那些基层指挥官们可以有很大的空间自主解释上面指令，只要他们的行动符合越来越残酷这个总的指导原则即可。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执行指令，自主采取行动，并使用最极端的手段。而他们的行动会获得高层的庇护，这就导致极端化更加升级。这就是 1941 年仲夏大屠杀决定产生的整个过程。它把苏联境内局部的大屠杀演变成了全面种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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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在短暂去了一趟柏林之后，于 7 月 15 日回到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他从苏联战局开始之后就主要在那里办公。很可能他计划参加希特勒在第二天下午召开的重要会议。因为纳粹认为战争已经胜券在握，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明确战后进一步控制和剥削德国在苏联的占领区的框架问题。不过希姆莱后来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可能因为他临时要去决定如何处理一名重要的战俘，那名战俘就是斯大林的儿子。我们不知道他在会前有没有见到希特勒或者和希特勒通过电话。不过他在会后很快回到了大本营，并在第二天很长的午餐过程中得到了前一天会议内容的通报。帝国总理府总管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和他共进午餐，向他解释了希特勒关于如何在被占领的东方分配权力的命令。80 希姆莱被赋予在东方控制所有警察和安全保卫的任务。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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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基本上是一纸空白的授权书，唯一的限制就是要尊重新任命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权力。希姆莱不久以后就收到了会议记录。他本来可以在会议现场，并且无疑将会亲耳聆听希特勒谈到要“消灭任何反对我们的人”，还有枪毙任何“看起来可疑的人”来平定新征服的地区。82 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围绕着希姆莱的新的安全使命，给了他扩展自己权力的无限可能。但是他在东方需要比现在更加庞大的警察队伍来利用这种无限的权力。因为在东方已经开展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而且在纳粹的字典里面，又把犹太人等同于破坏分子和游击队（在 7 月 3 日德军入侵之后他向苏联人民发表的第一次讲话当中，斯大林鼓励了游击作战），那么很明显，更多的警察意味着更多的杀戮。德国需要加紧在新占领的地区清除犹太人。在纳粹的想法当中，这就可以使这些地区得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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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 18 日，得知希特勒赋予他保证东方安全的权力之后一天，希姆莱取消了计划中对波兰总督辖区的访问。83 他很可能已经开始在他的新岗位上工作了。我们可以假定，他至少在电话中和希特勒讨论过他的新任务，并告诉希特勒，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他需要大大加强在东方地区的警察队伍。其实他在入侵之前脑海中已经有这些想法了。希特勒在 7 月 16 日将东方的管理责任分配给他，正好给了他把这些主张付诸行动的机会，也就是极大地扩张他自己的权力。在 7 月 19 日到 22 日之间，希姆莱派了两个党卫队保安旅，总共 1.1 万人去扫荡普里皮亚特沼泽地，那是在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之间的巨大的沼泽地带。此举使他在希特勒会议后的一周之内，得以把德军战线后面的党卫队人数几乎增加了 3 倍。这只是之后警察队伍扩张的开始。到 1941 年底，东线警察各营的总人数达到 3.3 万人，是 6 月份一开始派出的特别行动队总人数的 11 倍以上。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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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不需要希特勒的明令，就会把屠杀犹太人作为新派出部队的中心任务。从东线战局一开始，犹太人就是纳粹行刑队的主要目标。犹太人被谋杀的人数已经超出了所有其他受害者的人数。纳粹用诬陷的颠覆和反抗行为作为罪名来为屠杀行动寻找理由。在东方地区进行最迅速最全面“清洗”的新命令不可避免地对犹太人产生最可怕的影响。希姆莱新派出的党卫队保安旅的目的地是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这里被视为整个占领区非常麻烦的地段。85 党卫队第 2 骑兵团在 8 月 1 日传达了一份希姆莱的明确命令：“枪毙所有犹太人，把犹太女人赶到沼泽里去。”86 各级指挥官还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个命令。87 在两周之内，他们报告说在这个区域里的所有村镇和城市已经完成了“去犹太化”。现在不仅是犹太男人，而且妇女和儿童都遭到了屠杀。有一个指挥官按照希姆莱命令的表面文字执行，汇报说他真的把妇女和儿童驱赶进了沼泽地，但是沼泽太浅了淹不死人。88 几周以后希特勒的一条评论显示他知道普里皮亚特行动。他当时提醒那天晚上的客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他做出的预言，又一次指责犹太人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并挑起了这场战争。他说：“任何人也别告诉我，我们不能把他们赶进沼泽！谁来关心我们的人民？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惨剧的前车之鉴，我们应当消灭所有犹太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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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含糊的议论中，希特勒把普里皮亚特行动、灭绝犹太人和他自己 1939 年的“预言”联系到了一起。8 月 1 日，在东方对犹太人的攻击开始扩大的时候，盖世太保首脑海因里希·缪勒指出，希特勒要求定期向他呈送特别行动队的工作报告。90 同一天，缪勒命令“尽快”搜集编纂特别行动队行动的配图资料。两周以后，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瓦尔特·弗兰茨出现在明斯克枪决犹太人的现场，在希姆莱陪同下给屠杀行动拍电影。我们不知道希特勒或者希姆莱后来有没有看拍出来的片子，但是希特勒肯定急于了解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东方消灭犹太人的进展。91 我们可以把他对此表现出来的兴趣，作为他早已知道在苏联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公开直接进行种族屠杀阶段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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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现在，也并不是所有地区的犹太人都立即被屠杀了。人力和后勤安排就会对彻底的屠杀构成障碍。而且纳粹下达指令的方式给基层执行者很大的空间去理解命令，赋予命令不同的重点。所以各地加速屠杀的速度和时间参差不齐。例如 A 特别行动队的一个小队在立陶宛的工作特别残忍，他们在 7 月份杀了 4239 名犹太人（其中 135 名妇女），而 8 月份杀了 37186 人（大部分都是下半个月屠杀的），到 9 月份就杀了 56459 人（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92 另一方面，白俄罗斯的 B 特别行动队，到 9 月下半月才在原本就很迅速的杀戮速度基础上，把杀人效率再急剧地提高一个水平。他们经常，但并不总是把妇女儿童包括在枪决的范围之中。但是在这个区域，整个犹太人社群都被消灭了。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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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此时屠杀的数量比起东线战局刚开始那几周又有了飞跃式的增长。这个飞跃式增长主要发生在希姆莱 8 月中旬视察明斯克地区以后，他在那里亲自观看了大规模枪决犹太人的活动（包括一些妇女），和他手下两名指挥官讨论了毒气处决方式，有些战后的证词指出，他还提到“把东方的犹太人全部灭绝”，声称他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命令，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被处决。94 这个证词作为孤证不完全可靠，没有其他证据来印证希特勒曾经下达过明确的命令。希姆莱本人是否下过命令，说从现在开始也要处决妇女儿童，这也没有明确答案。95 不过这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希姆莱向他手下的主要指挥官传达过扩大的保安命令，而这个命令清楚地暗示，要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清除犹太人。这层意思并没有明确地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和传播出去。它太敏感了，不能以书面命令的形式传播。在不同级别的任务布置会上口头传达上面的意思就意味着不同时间不同单位所理解的对他们的要求可能不同。96 但是总的命令还是通过口头很快地传布开去。到 8 月底，清除苏联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行动全面铺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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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屠杀加速的过程，是一个上下级交互作用，使行为越来越极端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实际执行杀戮的下级；另一方面是政权的核心，他们制定了灭绝政策的指导方针。希姆莱是希特勒“圣意”的主要执行者，他把行动的指导方针传达给占领区指挥官们和警察首脑们，然后这些人再向手下传达。但是在希姆莱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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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 17 日召开在纳粹头目之间分配权力的重要会议之后，希特勒给希姆莱下达命令，让他“巡抚”东方占领区。此后在东方的警察部队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正是在 8 月初，当希姆莱正要广泛向下传达把对犹太人的屠杀扩大化，包括妇女儿童的时候，希特勒表现出对屠杀行动异乎寻常的兴趣，这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绝非巧合。希特勒为“枪杀任何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人”大开绿灯，很可能他还说过其他过激的话没有记录在案，这些都足以让种族清洗更加极端化。尽管在执行的时间上有先后，但无论是希姆莱在 7 月 16 日元首大本营会议之后向下级表示的意向，还是 8 月中旬散布出去的把犹太妇女儿童也包括进屠杀范围的命令，这两件事实际上就是决定要灭绝所有的苏联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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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还没有做出屠杀全欧洲所有犹太人的正式决定。这和前面消灭苏联犹太人的决策不同，但是相互之间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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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2 年 1 月，苏联犹太人估计总数仍有 500 万，尽管在当时已经有数十万人被屠杀了。97 不过在 1941 年与 1942 年相交的时候，当艾希曼估算苏联以西的欧洲地区犹太人总数，要把这些人迁移到“待定地区”的时候，他的估计数字不包括苏联领土上的犹太人。不算苏联犹太人，艾希曼估计总共需要迁移将近 600 万人（后来又增加了几十万居住在原来由苏联占领的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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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军部队 6 月份跨过苏联边境的时候，关于如何处理苏联犹太人问题，纳粹还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确定的总政策——不知道是该把他们迁移到更东边去，还是杀死他们。但是意识形态和后勤方面的考虑加在一起，使在苏联的德国占领区进行全面种族清洗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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