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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8. 老办法屡试不爽：胡萝卜加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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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回到柏林以后仅仅两周，1940年7月19日，便对德军将领大赏“胡萝卜”，一次就将12名将军晋升为元帅，15名将领（陆军10名，空军5名）晋升为大将（Generaloberst，四星将军），其余军官自然也各有升赏。12名晋升元帅的将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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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这批德国将领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个，纳粹上台时已经是步兵上将，1938年3月1日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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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冯·里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1876—1956），纳粹上台时为中将，1934年1月1日晋升炮兵上将，1939年11月1日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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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纳粹上台时为中将，1935年3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1938年3月15日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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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特·威廉·利斯特（Siegmund Wilhelm List，1880—1971），纳粹上台时为中将，1935年10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1939年4月20日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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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948），纳粹上台时为少将，1933年10月1日晋升中将，1936年4月20日晋升炮兵上将，1938年2月4日晋升大将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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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冯·克鲁格（Günther von Kluge，1882—1944），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时为上校，但2月1日即晋升少将，1934年4月1日晋升中将，1936年8月1日晋升炮兵上将，1939年10月1日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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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文·冯·维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纳粹上台时为上校，1934年晋升少将，1935年晋升中将，1936年晋升步兵上将，1939年9月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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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凯特尔（Wilhelm Bodewin Johann Gustav Keitel，1882—1946），纳粹上台时为上校，1934年4月1日晋升少将，1936年1月1日晋升中将，1936年8月1日晋升炮兵上将，1938年11月1日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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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Karl Ernst August von Reichenau，1884—1942），纳粹上台时为上校，1934年2月1日晋升少将，1935年10月1日晋升中将，1936年10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1939年10月1日晋升大将。三次晋升都在10月1日，那一天成了他这个1932年就加入纳粹党的普鲁士军人的“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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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1885—1953），纳粹上台时为中校，1933年8月1日晋升上校，1935年10月1日晋升少将，1937年4月1日晋升空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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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纳粹上台时为中校，1933年10月晋升上校，1934年晋升少将，1936年晋升中将并任空军参谋长，1938年10月1日晋升空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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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Alfred Richard Oskar Milch，1892—1972），12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这时刚48岁。他的情况十分特殊，需要说一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2岁的米尔希以炮兵少尉身份参战，后来成为侦察机飞行员，还当过战斗机中队长。战后转入民航业，1926年参与创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并担任其首任总经理。1933年纳粹上台，戈林当上帝国航空部长，打着发展民航的幌子重建德国空军，亟须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看中米尔希，劝说他加入纳粹党，成为自己的重要助手，负责飞机的研制、生产。“一战”结束时米尔希的军衔只是上尉，这时（1933年10月28日）却给了他上校军衔。接着，1934年3月24日晋升少将，1935年3月28日晋升中将，1936年4月20日晋升空军上将，1938年11月1日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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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特别的是，米尔希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按照纳粹1935年《纽伦堡法》，他应该算“半犹太人”，但戈林却声称他父亲不是犹太药剂师安东·米尔希而是一个名叫卡尔·布劳尔的雅利安人，还专门发给米尔希一纸“德意志血统证书”。戈林有一句名言：“在德国空军，谁是犹太人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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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晋升12位将军为元帅这一天，纳粹将其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晋升为“帝国元帅”，并且恢复设置“大十字勋章”，不过到战争结束也只授给了戈林一个人。希特勒自己，始终只佩戴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得到的铁十字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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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2名晋升元帅的人里，纳粹上台时军衔最高的伦德施泰特是上将，博克、里布和利斯特3人是中将，布劳希奇是少将，另外6人是校官（凯特尔、克鲁格、赖歇瑙和维茨勒本是上校，凯塞林和施佩勒是中校），米尔希更只是上尉。在短短7年时间里，他们就晋升到元帅的高位，恐怕是大多数人原来想也不敢想的。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疯狂扩军备战，德国武装力量迅速“膨胀”，从10万人发展到几百万人，在发动法国战役之时，已经扩充到陆军420万人，空军100万人，海军18万人。另外还有武装党卫队10万人，这让德国用于法国战役的兵力达到157个师（其中135个师用于第一线，42个师作为总预备队），330万人。军队“膨胀”几十倍，为军官升迁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受惠”的不仅限于上层军官。塞克特当年的做法，为此奠定了基础。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纳粹德国，能够当上将军的“好士兵”之多，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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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将领大多对自己所犯战争罪行供认不讳，只有一件事他们闭口不谈，那就是元首在经济上给他们的诸多好处。当初知道这件事的人本来就不多，相关账目不是被销毁了就是在战乱中丢失了，所以纽伦堡审判时几乎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战争期间希特勒的陆军副官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1896—1944）到前线去的时候，常常会给将军们带去元首托交的一个有“帝国密件”字样的信封，只有极少数最受信任而且直接办理此事的人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战后那些未被以战犯罪判刑的人，不得不补交为数不菲的税款。例如里布元帅，元首给他的“小意思”总计达88万帝国马克，如果以“二战”后发行的德国马克计算，其价值当10倍于此数。1942年10月30日克鲁格60岁生日的时候，希特勒一次就送给他25万（一说50万）帝国马克，还为他妻子的农场建了一个牛厩。而且，所有这些犒劳都是免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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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50多年，直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研究德国战争历史的学者和一位前联邦德国将军经过调查，才初步弄清楚这件事，揭露出当年许多德国高级将领“受贿”的事来。原来，希特勒每年都要从第三帝国国库拿出高达2,200万马克的巨款来犒劳他的功臣和宠臣，除元帅和将军外，还有他的老朋友和为他出过力的“党内同志”。让人惊讶的是，元首偶尔也会对自己从前的对手表示宽宏大量，例如曾经给原来的国会议长、社会民主党人保罗·略伯（Paul Löbe，1875—1967）增加了退休金：“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和我作对，就让他挨饿。”遗憾的是希特勒当时不知道，略伯参加了反对他的密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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犒劳没有一定的理由，不过祝贺生日常常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犒劳的数目，则是随心所欲任意决定的。希特勒所看重的，是花了钱要见到效果，毫不隐瞒那就是为了让军官们顺从。1940年法兰西战役结束时，他曾对副官格哈德·恩格尔（Gerhard Engel，1906—1976）说过，一位将军从元首那里得到了荣誉，他就会感到有义务服从元首的命令。这时希特勒刚刚决定将12位将军擢升为元帅，并且在原来的收入之外，每人每月都将得到4,000帝国马克的补贴。上将得到2,000马克，比一位部长的收入还高。给元帅和将军们的这种额外酬劳，一直发放到1945年4月，也就是他自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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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国军官中也有不贪财者。例如，当希特勒提出要给他的陆军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ßbach，1894—1980）每月一笔“补助”，数额相当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时，那位上校竟然婉言谢绝了，表示从元首那里拿钱是违反他个人信念的。不过另一位副官，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空军上尉尼可劳斯·贝洛，就没有拒绝。他说那不会妨碍他个人的独立性，何况他还确实需要这笔钱来应付日常开支。贝洛是1937年6月希特勒前任空军副官空难死亡后被选中继任的，在赴任前空军总司令戈林曾经指示他，作为军事副官，他只接受元首一个人的领导。但到副官处报到以后，霍斯巴赫上校却对这位新同事说：“希特勒的副官并非介于元首和武装部队各总司令部之间的中间环节，而是武装部队各军种驻元首与帝国总理府的代表”，因此副官处的全称是“元首与帝国总理府武装部队副官处”。不过霍斯巴赫显然并不是个合适的副官，仅仅过了几个月，1938年1月，他就被希特勒撤换了，继任者正是前面提到过的施蒙特少校。贝洛观察发现：“希特勒和霍斯巴赫两人之间只存在工作关系。”他看出“霍斯巴赫是个职业军官，他的性格、气质和见解容不得半点虚伪与妥协”，“委派这样一名军官去担任既要求具有坚定性又要求具有灵活性的工作，是陆军总参谋部的一个失误”。他本人无疑兼具做副官所需要的这两种性格，所以他担任元首空军副官一直到最后时刻，军衔从上尉升至上校，并且参加了希特勒与埃娃的婚礼，在他们自杀前夕才逃离总理府。后来贝洛写了一本书，题为《1937-1945年为希特勒做副官》（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1945），1980年在联邦德国出版。书里介绍了他作为元首副官的所见所闻，记述颇详，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过自然没有提到希特勒贿买军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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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希特勒曾经告诉他的将军们，战争最后胜利以后，在分配土地和庄园时，不会忘记他们。战争的最后胜利虽然落空了，将军们却并非两手空空。不过最贪婪的还是坦克将军古德里安，由于元首允许他“自行选择合适的地方”，便察看了一处又一处庄园，最后选中波兰境内波兹南以北的一处，价值超过120万马克。这使其他德国将领欣羡不已，就连曼施坦因也想知道他是怎么把那么漂亮的庄园弄到手的。至于庄园原来的波兰主人，古德里安说他几乎没有想过，“当我接管时，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曼施坦因原来想在西里西亚得到一个庄园，后来随着战线逼近，改为奥得河以西。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奖励给将军们的地产都应该在“东部地区”，也就是原来的波兰境内，这样面对苏联红军的进攻，他们的“卫国”与“保家”就完全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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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贪婪敛财上，所有这些德国将领都赶不上戈林，毕竟他是第三帝国唯一的“帝国元帅”。他从各被占领国搜刮的金银财宝难以计数，还有大量古玩和艺术品。希特勒在犒劳手下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记自己。他当上总理，特别是当上集总统与总理于一身的“元首”以后，《我的奋斗》便成了德国人不可不拥有的“圣经”。以前这本书一年通常只卖出几千册，他当上总理的第一年（1933年）销量便猛增到一百万册。那是本厚达782页的大书，售价自然不菲。他又把自己的版税从10%提高到15%，所以光是这一年，德国人通过这本书转到他个人账户上的钱就超过100万帝国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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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这似乎也适用于德国。像曼施坦因那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军人，1934年还反对把犹太军官从军队中清除出去，1941年就改而下令“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了。古德里安在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事件发生以后被任命为新的陆军总参谋长，而他上任后（7月24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传统军礼，以纳粹党举手礼代之，以示“陆军对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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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战役结束之时，这些晋升元帅的高级将领，还有为数更多同样获得晋升的军官，无不皆大欢喜，弹冠相庆。然而曾几何时，到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情况就开始变得不那么美妙了。尽管战争之初似乎都还顺利，但很快就全线受阻，希特勒开始大量撤掉元帅、将军的职务，斥责他们作战不力。这让人们明白，“胡萝卜”之外还有大棒。如果只是撤职，那还要算幸运的了。出于镇压军队中反对者的需要，战争开始后德国专门设立了军事法庭，从1939年9月到希特勒自杀的1945年4月，不到6年时间这个法庭就处死了9,400多名官兵，这还不包括1944年7月20日刺杀事件的有关人员，因为他们或者未经审讯就被处决，或者是由所谓“人民法庭”审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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