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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大罪大功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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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与此前进攻波兰、法国不同，纳粹德国内部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国防部长布劳希奇元帅和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都劝告希特勒不要打这一仗。负责飞机生产的米尔希元帅也警告说要在1941年内打败苏联是不可能的，戈林的密友、负责德国空军情报工作的约瑟夫·斯米德和空军将领霍夫曼·冯·瓦尔道都认为把德国空军分散到那么广阔的战线上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戈林也劝说希特勒仍以英国为主要打击目标。但希特勒还是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日期选定在1941年的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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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20. 1936—1938年“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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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通过法令，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并且无偿交给农民使用，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政策。然而，个体农民是小生产者，按照列宁的说法“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样改造农民就成了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完成的任务。不过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农业集体化需要相应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就绝不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他说不应当匆忙实行农业集体化，可以先从合作社这种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做起，通过它来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集体化。按照他的设想，要让所有农民都参加合作社，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需要一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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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此后一段时间苏联农村工作的重点仍然放在发展合作社上，集体农庄并没有得到显著发展。1925年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8%左右，1927年上升到32%，1929年达到55%。相较之下，1927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0.8%，1928年为1.7%，1929年夏也才达到3.9%，不少农民仍然是“个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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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苏联农村政策发生急剧改变。原来，这时苏联工业化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农业落后的问题便凸显出来了，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资料，1927年苏联谷物产量只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91%，谷物中的商品部分更只及战前的37%，这对城市、工矿乃至军队的粮食供应不能不产生严重影响。1927年12月2日召开的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通过农业“集体化”决议，对富农的政策由限制变为消灭，因为当时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掌握在富农手中，1927年他们提供的商品粮约1.3亿普特，而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提供的只有0.35亿普特。1929年更进一步决定废除《租地法》和《雇佣劳动法》，这就不但剥夺了富农的土地，还让他们失去雇工的权利。与此相“配套”，取消了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法令，土地之外，富农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甚至房屋等生活资料也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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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体化是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为此专门派遣了25,000名“有觉悟的”工人（其中大约70%是布尔什维克）下乡去“帮助”农民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相应地，俄语也就有了一个特有的组合词“Двадцатипятитысячники”，直译就是“两万五千（人）”。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05—1984）名著之一、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讲述的就是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其第一卷出版于1932年，第二卷则到1959年才出版。小说主人公谢苗·达维多夫便是一个“Двадцатипятитысячники”，但集体化进程是否真如小说描写的那样恐怕就是一个问题了。不少地方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甚至用剥夺农民财产、褫夺农民选举权等粗暴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一些中农甚至贫农，也因为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而被当作“富农分子”，受到清算。在此情况下，斯大林自己也于1930年3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胜利冲昏头脑——集体农庄运动中的问题》，批评这些做法。其实，“根子”不在别处，正在“上面”，因为在把政策由限制富农改为消灭富农的时候，曾经规定不仅可以运用行政手段，还可以动用刑事手段惩罚那些不愿意按规定价格把粮食出售给政府的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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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迅速增加，1930年占农户总数的23.6%（播种面积则占33.6%），1931年达到52.7%（播种面积占67.8%）。到193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71.4%和87.4%。卫国战争开始前的1940年，96.9%的农户都参加了集体农庄，仍然“单干”的已经寥寥无几。知道这个情况后，卫国战争中“苏萨宁式”的老英雄马特维·库兹明（1858—1942）为什么曾被看作“反动分子”，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似乎可视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苏联版，当然还不能和后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相比，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更不能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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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富农，因为中农、贫农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也不再归自己所有，同样被收归集体，这样布尔什维克党才得以宣布在苏联已经没有私有制，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农业集体化被视为一件与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极其深刻的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它一举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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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消灭了人数最多、作为资本主义复辟支柱的剥削阶级富农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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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使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农民，脱离了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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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农业这个最广大、最为人们必需而又最落后的部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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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农庄不仅是经济组织，在生产活动之外它还具有行政权利，未经许可庄员不得脱离，这样就把他们牢牢“捆绑”在了农庄上，因而有人把集体农庄制度看作是“第二种农奴制”。1958年中国出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少人认为那是我们的一项伟大“创举”（参见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在把经济权利与行政权利集于一身，从而牢牢控制农民这一点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老大哥”早已走在我们前面。当时的苏联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大量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用剥夺农民的办法筹集和积累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集体农庄这种据说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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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带动生产的发展，原因很简单：生产技术和装备没有跟上，管理不善，更大问题则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折。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9年）》，开始全盘集体化以后苏联农业总产值不升反降，1933年降到最低点，只及1928年的81%。以后虽略有回升，也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从开始全盘集体化到1940年，12年时间里只有两年农业产值高于1928年的水平。更严重的是粮食产量下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3年），只有1930年粮食产量超过1928年水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产量又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粮食短缺仍然是困扰苏联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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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33年，由于粮食产量大减，许多地方，尤其是俄罗斯南部顿河流域、库班地区和乌克兰发生饥荒，受灾人口约4,000万，并且造成大量死亡。死亡人数已经无法准确知晓，不同估计最低的达500万，高的达1,000万。其中最严重的是乌克兰，死亡人数估计在240万至480万之间，以致专门创造了一个组合词来表示它：голодомóр，голод意“饥饿”，мóр意“灾难”。值得注意的是，重灾区正是苏联最主要的产粮区，而死亡的大量是种粮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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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上的影响，农业集体化还对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它的矛头不但指向富农，还指向被认为在党内代表他们利益的“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布哈林的主要罪名之一便是主张“富农路线”，反对和阻挠实行农业集体化。他们主张的改造、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被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样，农业集体化就和斯大林的另一件大事“大清洗”紧密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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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чистка”，指开除或让不合格的党员自行退党，似乎可译为“清党”。例如，1921年就有约22万党员被清除出去，但那时清除与否主要看出身和对革命的贡献，工人党员很少有被清除的。1929—1930年间又有约10%的党员被清除，到1933年，总共有80万人被清除，不过这些人只是离开了党组织，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1886—1934）遇刺身亡，斯大林宣布此事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所为，随即开始“大清洗”，在莫斯科先后举行了三次公开审判（西方认为是“show trial”，作秀审判）。和以前历次“清党”大不相同，这一次不是只清除出党就了事，许多人被逮捕、监禁，甚至被处死，尤其是原来位高权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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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审判（1936年8月19至24日）也叫“16人审判”，因为主要被告除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和列夫·加米涅夫（1883—1936）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交通部长）伊凡·斯米尔诺夫（1881—1936）、亚美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特尔-瓦冈尼扬（1893—1936）等多名高级干部，总共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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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是乌克兰犹太人，1917年10月23日俄共首次设立政治局，他就是正式委员。1919年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被看作是列宁最重要的助手，1923年第12次代表大会和1924年第13次代表大会，都由他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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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从1917年起就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患病期间经常由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把个人档案资料交给他，让他负责自己身后“全集”的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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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与斯大林结成“三套马车”，共同反对托洛茨基。他们与斯大林“结盟”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1924年10月托洛茨基发表了对1917年革命进行总结的文章《十月的教训》，其中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曾经反对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此前（1923年3月14日）卡尔·拉狄克（1885—1939）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列夫·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在“三套马车”看来，那是在为托洛茨基做列宁的继承人制造舆论。为此，加米涅夫先后于1924年11月26日和12月1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但在托洛茨基被“解决”以后，两人在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分歧，就轮到他们被送上审判席了，两人被指控是刺杀基洛夫的主谋，还指控他们密谋刺杀斯大林及其他中央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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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拉狄克的说法与斯大林自己发表在1918年11月10日《真理报》上的文章所说的完全一致，但后来（1934年）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十月革命》该文有关段落被删除了。在那篇文章里斯大林指出，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都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起义成功后他又领导击退了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军（1869—1947）指挥的哥萨克及其他仍然忠于临时政府的部队的反扑，还和列宁一起，挫败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让其他政党与布尔什维克分享权力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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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均被判处死刑，并且在审判结束的第二天即执行。实际上第一次审判的受害者不是16人而是17人，因为1922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担任苏联工会领导人的米哈伊尔·托姆斯基（1880—1936）得知自己受到牵连以后，为了不被逮捕和审判，8月22日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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