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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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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43. 两支“小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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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10个死刑执行地中，鳊鱼湖监狱以处死“红色小乐队”（Rote Kapelle）和“黑色小乐队”（Schwarze Kapelle）多名成员而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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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是纳粹反间谍部门给一个为苏联刺探、提供情报的间谍组织起的名字，电台报务员称“钢琴家”，所用电台称“钢琴”，他们的上级称“乐队指挥”。包括柏林的舒尔茨－博伊森－哈纳克小组（Schulze-Boysen/Harnack-Kreis），华沙的赫伦斯塔德小组（Herrnstadt-Gruppe），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特雷伯—古列维奇小组（Gruppen um Trepper und Gurewitsch），瑞士的“红色三人”（Rote Drei）和“露西间谍网”（Lucy spy ring）。“小乐队”其实并不小，柏林的小组就超过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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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很早就得到纳粹德国计划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并且通知了苏联有关方面，可惜没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视。“露西间谍网”核心人物是因政见不同而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移居中立国瑞士的鲁道夫·洛斯勒（Rudolf Rößler，1897—1958），除了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1943年他还提供了德军“堡垒行动”（库尔斯克战役作战计划）的情报。他的许多情报都既准确又及时，往往在德国做出决定一天之内就被他获取，但获取途径至今仍然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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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大多数成员是德国人，也有少数其他国家的人，例如提供过不少重要情报的桑多尔·拉多（Sándor Radó，1899—1981）就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但也的确有由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派出的间谍。它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利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1904—1982）便是一个出生在奥匈帝国诺马克特（Neumarkt，意“新市场”，现在波兰Nowy Targ）的犹太人，他的主要助手阿纳托里·古列维奇（1913—2009），是一个出生在列宁格勒的犹太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特雷伯在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来在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又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因参加反对英国统治的活动被驱逐，到了法国，1932年又被法国驱逐。回苏联后成为军事情报局成员，1938年被派往比利时建立情报网。情报网被盖世太保破获后他逃往法国，在那里被捕。盖世太保企图策反他做双面间谍，但他1943年摆脱控制转入地下，巴黎解放后与法国抵抗运动成员一起露面。由于有一段难以说清的历史，回到苏联后没受奖励反被关进卢比扬卡监狱，1955年获释，随后去了以色列，1982年在耶路撒冷去世，以色列以最高军礼葬之，时任国防部长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1928—2014）出席了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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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手下原来有安全局和安全警察两个机构，后者包括秘密警察（Gestapo，即人们熟悉的“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minalpolizei，Kripo）两部分，1939年9月27日把它们组合成国家安全总局，由党卫队第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任局长。1942年国家安全总局建立专门机构“红色小乐队特别处”，不久便破译了“小乐队”使用的密码，7月（或说6月）30日在布鲁塞尔逮捕了报务员约翰·温策尔（Johann Wenzel，1902—1969）。温策尔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精通无线电技术，会俄语、法语、英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被捕后他按纳粹分子要求发了一份假情报，但暗藏警告并于11月18日成功脱逃，加入比利时抵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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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许多人被捕并且很快就被处死。德国空军参谋部军官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1909—1942）和他的妻子丽伯塔斯（Libertas Schulze-Boysen，1913—1942）在8月31日、9月8日先后被捕，12月22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德共党员、车工汉斯·柯丕（Hans Coppi，1916—1942）和在德国经济部工作的经济学家阿维德·哈纳克（Arvid Harnack，1901—1942）。柯丕的妻子希尔达（Hilde Coppi，1909—1943）与丈夫同时被捕，当时她已怀孕，11月27日生下一个男孩，但孩子未满1岁，1943年8月5日她也被送上鳊鱼湖监狱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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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成员中有一个人十分特别，那就是威利·莱曼（Willy Lehmann，1884—1942）。他是一个老警察，1911年进入柏林警察局工作，1920年成为反间谍处副处长，早在1929年就开始给苏联提供情报，代号“药剂师”。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他进入盖世太保，并且成为对苏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由于他及时提供情报，苏联间谍、后来以发展“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闻名的阿诺德·多伊茨（Arnold Deutsch，1903—1942）得以逃脱。“Deutsch”其实就是“德意志”，不过用作姓时译作“多伊茨”也许比较合适。“剑桥五杰”中最出名的是成为许多小说、影视作品主角的“双料间谍”哈洛德·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Kim”Philby，1912—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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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按照内务部长戈林的命令，莱曼参与了镇压冲锋队罗姆的行动，他颇感震撼，但也巩固了自己在盖世太保的地位。1939年转到国家安全总局4处，负责防止苏联间谍对德国军事工业的破坏。由于地位特殊，他得以及时获知许多重要机密。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前3天，1941年6月19日，他向苏联情报部门报告了进攻开始的准确日期，但贝利亚却在收到的电报稿上用绿色墨水批注为“假情报”。1942年“红色小乐队”被纳粹侦破，莱曼身份暴露，这让希姆莱大失面子，极其恼怒，没经审判，12月13日命令将莱曼直接枪杀，把这件事掩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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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色小乐队”主要为苏联提供情报不同，“黑色小乐队”与西方有联系而与苏联没有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推翻纳粹统治，并且“擒贼先擒王”，通过刺杀希特勒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标。为此策划实施过多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斯陶芬贝格伯爵（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在东普鲁士“狼穴”实施的一次是最接近成功、也最有名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那是一个堪称庞大的反希特勒、反纳粹、反战集团，参与者有众多政界、军界高层人士。他们的活动早在1938年希特勒准备进攻捷克苏台德地区时就开始了，斯陶芬贝格加入他们其实比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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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陶芬贝格出生在巴伐利亚州一个显赫贵族家庭，1926年入伍，1928年入汉诺威骑兵学校学习，1930年成为一名少尉军官。1938年7月在第1轻装师任参谋军官，而该师师长就是密谋集团重要成员艾里希·赫普纳，当时已经是中将军衔。战前就有人动员斯陶芬贝格参加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的活动，但他没有同意。1939年入侵波兰，他和许多德国军人一样怀着对波兰的仇恨心理参加。1940年参加法国战役，也和许多德国人一样为德军的辉煌胜利兴奋不已，并归因于希特勒领导有方，他自己也因战功获授一级铁十字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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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眼见德军、尤其是党卫队大量残杀苏联军民和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斯陶芬贝格才改变态度，参加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反对战争的秘密活动。1943年他被派往突尼斯，在第10坦克师任参谋军官，4月7曰在澳大利亚空军一次轰炸中多处受伤，经过治疗虽然保住性命却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三个指头，为此获授“金色重伤奖章”和“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前者是专为战斗中受重伤人员颁发的，分黑色、银色、金色三个等级；德意志十字奖章是一种比一级铁十字奖章等级高的奖章，分银质（实际上是银色）、金质（实际上是金色）两种，分别授予非直接参战人员和直接战斗人员。伤愈后（1944年6月）被任命为德国预备部队参谋长，7月1日晋升上校。预备部队司令官是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Friedrich Fromm，1888—1945），他从1939年8月31日起就担任这个职务，整个“二战”期间从未上过前线，但也在法国战役后和古德里安等多名将军一起于1940年7月19日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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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斯陶芬贝格利用自己在东普鲁士“狼穴”（Wolfsschanze）向希特勒及多名纳粹高官报告“女武神行动”（Operation Walküre）计划的机会，用定时炸弹刺杀他。“狼穴”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建立的多个“元首总部”之一，得名于希特勒给自己起的诨名“狼”，20年代希特勒与他人通信常常署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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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队内部“反抗运动”（Widerstandsbewegung，通常只称Widerstand）的核心人物是路德维希·贝克。1933年10月担任德国“军机处”负责人，实际上即德军总参谋长。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以后他也就“正名”，成为第三帝国首任总参谋长，并于1938年晋升大将。但在这之前，从1934年起，贝克已经对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产生怀疑，认为那将导致战争。除军队内部人士外，贝克还与军外许多重要人物有往来，包括密谋集团计划在推翻希特勒政权以后担任新政府总理的卡尔·戈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1884—1945）。“军机处”贝克的前任威廉·亚当将军（Wilhelm Adam，1877—1949）也是反对纳粹侵略政策的，战后纽伦堡审判，曾经作为证人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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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抗集团计划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是1938年在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时将他以及纳粹其他重要人物逮捕，以战争罪把他们送上法庭。但由于英、法两国固执地执行绥靖政策，和德、意法西斯签署《慕尼黑协议》，希特勒无需动武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将军们也就失去逮捕他、把他送上法庭的理由。不过那时贝克已经因抗议希特勒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政策辞去总参谋长职务，由他的副手弗朗兹·哈尔德将军（Franz Halder，1884—1972）接任。哈尔德同样是反对希特勒战争政策的，计划中逮捕希特勒的命令便将由他发出，在这件事上可说是也“接”了贝克的“班”。逮捕希特勒的计划没能付诸实施，参与此事的将军和军官也就没有暴露。然而，作为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也就身不由己地随之运转。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战死沙场，成为他们反对、但没能阻止的那场战争的牺牲品。法国战役后哈尔德也晋升大将，不过1942年2月24日就被转入预备役，此后再没获用。7月20日刺杀行动失败，第二天他也被捕，尽管没有找到他参与此事的证据，希特勒还是认为他可能是反对派领袖，将他送进集中营。幸而1945年5月4日在提洛尔和其他囚犯共140人被美军解放，在美军战俘营囚禁两年后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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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内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联邦德国著名作家和电影导演威尔·贝尔托德（Will Berthold，1924—2000）写过一本《谋刺希特勒的42起案件》（Die 42 Attentate auf Adolf Hitler），1981年由慕尼黑的威廉·戈尔德曼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的42起案件只有4起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之前，其余都发生在他上台以后，而且大多数是由军队里的人策划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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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斯陶芬贝格成功引爆了维塞尔·冯·洛林霍温上校（Wessel Freiherr Freytag von Loringhoven，1899—1944）为他藏在公文包里的炸弹，希特勒的位置距炸弹很近（图中位置①），但竟奇迹般地没被炸死，甚至没怎么受伤。原来，陆军副总参谋长阿道夫·霍辛格（Adolf Heusinger，1897—1982）的助手海因兹·布兰德上校（Heinz Brandt，1907—1944）为了能看清地图把那个公文包移动了一下，移到结实厚重桌腿的另一侧。布兰德自己紧靠炸弹（图中位置④）当即被炸断一条腿，第二天不治身亡。受伤者中还有三个人后来也因伤重身亡，即空军参谋长君特·科尔滕上将（Günther Korten，1898—1944，图中位置③），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施蒙德（Rudolf Schmundt，1896—1944，图中位置⑦），速记员海因兹·别尔格（Heinz Berger，图中位置）。希特勒旁边的霍辛格（图中位置②）受伤不重，盖世太保怀疑他与事件有关，也被逮捕。后因没有找到直接证据而于10月释放，但被转入预备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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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20事件”后，戈林视察爆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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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爆炸发生时“狼穴”内希特勒及其他人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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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月20日事件”，已经出过许多书，还多次拍成电影、电视，尽管“细节”有多种“版本”，不尽相同，但基本轮廓人们已不陌生，这里就不再赘述。根据档案资料，由于这个事件被盖世太保逮捕的至少有7,000人，其中4,980人被处死，包括维茨勒本和被迫自杀的隆美尔2名元帅（另有克鲁格元帅自杀）、19名将军、26名上校、2名驻外大使、7名外交官、1名部长以及3名国务秘书，还有帝国刑事警察局局长。这些人里，89名最重要的犯人是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的，而且希特勒下令：“要像牲畜那样绞死”。没有用一般的绞刑架，而是用琴弦钢丝把犯人“挂”在屠宰场用的大铁钩上。希特勒还命令审判和处决都要拍成电影，立即送他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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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很早就知道德军内部反抗集团的存在，并曾答应参加他们的行动。1941年底他接替博克担任中央集群司令官，而中央集群参谋长赫尔曼·冯·特列斯科将军（Herrmann Karl Robert von Tresckow，1901—1944）就是反抗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1942年10月30日克鲁格接受希特勒一笔重金（有资料说50万马克）受到特列斯科批评，他表示接受批评并同意会见密谋集团主要人物戈德勒，后者是在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Canaris，Wilhelm Franz，1887—1945）安排下乘飞机秘密前来中央集群司令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的。会见时克鲁格答应在希特勒下一次到东线视察时逮捕他，但后来他又一次接受希特勒的“礼物”，改变主意，还阻止了特列斯科的一次刺杀行动，不过也没有告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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