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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第 8 章 蒙古人与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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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在过去的一年即 1347 年中，一个部落的不计其数的鞑靼人攻打一座基督徒所居的非常坚固的城市。灾难性的疾病降临到了鞑靼军中，死亡率很高，传播很广，每二十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他们经过内部讨论之后，认为如此大量的死亡是出于上帝的报复，遂决定进入他们围攻的城市，请求成为基督徒。于是，幸存者中最强健的人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发现那里的人更少，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死了。他们看到，死亡不仅在他们当中也在基督徒当中爆发，是因为不洁的空气，于是他们决定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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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又一次受到了阻碍，因为细菌对兼容宗教信仰的人们有所偏袒。不管我们称之为淋巴腺鼠疫、黑色瘟疫还是黑死病，结果都是一样的—接触者大多会死亡。2瘟疫可能是蒙古帝国和当时东西方交流的一个最致命的结果。尽管瘟疫并不是由蒙古人直接引发的，但是如果没有蒙古人，很难想象它能传播得如此迅速，而瘟疫反过来也加速了蒙古帝国的终结。疾病像思想、商品和旅行家一样，都获益于蒙古治世和蒙古帝国建立并保护的商路。瘟疫很可能出现于中央欧亚草原，时至今日仍然偶有爆发，但与 14 世纪不同的是，现代医药已经可以很轻易地加以控制和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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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草原？因为这是最合理的地方。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蒙古征服大理（今云南）时遇到了发源于邻近的喜马拉雅山的瘟疫，随后蒙古人将其带回了蒙古草原。另一个可能的地区则是非洲中部的大湖地区，不过这肯定不是 14 世纪淋巴腺鼠疫的源头。3瘟疫源于喜马拉雅山一说也是空洞无力的，因为如果蒙古人在 13 世纪中叶把它带回了蒙古，那么在去往蒙古草原的路上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量的病死之人？事实上，瘟疫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没有出现。鉴于瘟疫是从中亚南下摧毁了印度北部，看起来它不太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而且，淋巴腺鼠疫本是小型哺乳动物（例如生活在内亚草原上的土拨鼠）的疾病；寄居在这些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常常带有一种杆状细菌—鼠疫耶尔森菌，正是它引发了淋巴腺鼠疫（以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处的淋巴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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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杆状细菌进入肺部，就会成为肺鼠疫，并通过唾液传播。淋巴腺鼠疫的致死率为 60%，而肺鼠疫的致死率则高达 90%。通常而言，这种病一般出现在跳蚤和土拨鼠或其他小型哺乳动物身上。游牧民大多都知道如何躲避生病的土拨鼠（猎人则可以通过淋巴来辨别）。土拨鼠很可能死在洞穴中，跳蚤便在其他土拨鼠中找到新的宿主。这种疾病在人身上一般潜伏 2 ~ 8 天，发作后会出现高达 105 华氏度（40.6 摄氏度）的高烧。病人随即开始出现颤栗、呕吐、晕眩、怕光、两肋疼痛等症状，而且经常精神恍惚。高烧持续 2 ~ 3 天之后，病人的皮肤开始出现斑点，跳蚤叮咬处和淋巴腺开始发炎。如果病人没有死于器官衰竭、心脏病或内出血，则会在经历 8 ~ 10 天的痛苦之后康复。细菌也有可能进入肺部，从而转变为肺鼠疫，传播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土拨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的症状也是类似的，不过和人类一样，它们也能够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毫无症候的携带鼠疫的土拨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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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要想传出土拨鼠洞穴，杆状细菌就必须转移到其他动物或者人类身上。鼠疫耶尔森菌是非能动性、非孢子性的细菌，须借助其他途径来传播。4而这条辅助途径就是跳蚤（通常是印鼠客蚤）。5并非所有的跳蚤都能携带细菌，所以在处理土拨鼠的时候就像是在赌博。如果跳蚤携带了细菌，并在跳蚤的腹内积聚到足够的数量，这样当跳蚤吸血的时候，血无法进入其腹中，从而导致跳蚤呕吐到血管里，其中便包括鼠疫耶尔森菌，于是就造成了受害者感染。可爱而美味（对蒙古猎人而言）的土拨鼠一旦被感染便无法存活。然后，可怜的跳蚤去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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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确切知道鼠疫是如何传播的，一种较为稳妥的猜测是，一位蒙古猎人杀死了一只土拨鼠，而土拨鼠肉是一种受人喜爱的食物（至今仍是如此），经常被用作军队的口粮。鼠疫耶尔森菌的传播，可能是因为猎人食用了感染细菌的动物，或者更有可能是跳蚤离开了死去的土拨鼠而找到了新的宿主—蒙古猎人。6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有超过 300 种小型哺乳动物（多数体型都很小）易感染鼠疫耶尔森菌，但仍有一些不易感染。猫、绵羊、牛、山羊和马都是很难感染的，至少跳蚤对马毫不措意。7因此，跳蚤跳到了蒙古猎人身上。现代人（以及一些中世纪的人）很在意卫生，但是蒙古人并不以清洁著称。8而且，跳蚤在蒙古人身上比在他们的狗身上存活的几率更大。草原上除夏季外多数时间天气都太冷，跳蚤无法存活，它们的卵也无法孵化。9而在一顶温暖的毡帐中，它就能找到一处安全的港湾。跳蚤及其产的卵能从一个蒙古人身上最终传遍从蒙古草原到黑海的卡法港的所有商路，然后黑色瘟疫再从卡法传向中东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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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法与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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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中海世界的瘟疫来自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但是瘟疫并非起源于这个热那亚商人的殖民地。我们知道，瘟疫来自东方，沿着商路而来。伊塞克湖（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景教墓园的墓碑显示，瘟疫在 1338 年至 1339 年间袭击了这座位于北方商路沿线的城市，不过我们对于鼠疫耶尔森菌在此之前的行踪毫无线索。鉴于伊塞克湖地区有土拨鼠，所以这里可能就是整个事件的起始点。该地区早在 6 世纪就发生过淋巴腺鼠疫，这再一次与喜马拉雅山起源之说相扞格。10鼠疫在 1346 年朮赤汗国的蒙古人攻打卡法时传到了这里。札尼别汗在 1343 年（或 1344 年）决定攻打此城，以平定一起贸易争端—起因于一名蒙古人在威尼斯殖民地塔纳被杀。由于蒙古人对威尼斯放弃的塔纳进行了报复性洗劫，当地居民乘船逃到了卡法。11蒙古人也追到了卡法。蒙古人中的鼠疫很可能是由来自朮赤汗国东部的援军，或者是从东方来到军营中的商人带来的。到 1346 年，朮赤系蒙古人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不过许多人仍然追随萨满教。在瘟疫袭来时，他们仍然要以适当的礼节处理死者。对于普通的穆斯林蒙古士兵而言，这意味着必须清洗尸体并在七日内安葬。与此同时，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的尸体被带到草原上，曝露着留给大自然。我们很容易推测，随着跳蚤从一个宿主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那些处理尸体的人就成了下一个受害者。很快就没有人愿意接触尸体了，但是尸体仍然必须被移出军营。当时的死亡率可能太高了，导致无法适当地处理死者。12蒙古人在战术方面一直很注重实用，于是设计了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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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热那亚商人来说，这可能是很美好的一天，他们坐在卡法的一个客栈外面，饮用由当地葡萄酿成的酒，可能还吃着用当地鲟鱼制成的鱼子酱。城市的确是被包围了，但蒙古人不太可能破坏这座城市，因为虽然他们曾在 1298 年（或 1299 年）和 1308 年两度抢掠卡法，但他们也从途经卡法的贸易中获得了极其可观的税收。卡法是一座港口，这意味着逃离相对容易。人们热切希望谈判能够成功，新的协约能够签订，因此虽然有恐惧和冒险，但蒙古人在 1346 年至 1347 年间围城的前景与一个世纪以前不太一样，上一次蒙古人的策略是一份只有三个字的最后通牒—“降或死”。突然，一个物体从晴朗的蓝天之外坠落，砸到了桌子上。随后，大块的尸体、血液和淋巴的脓液在整个区域四处飞溅。蒙古人决定将尸体作为抛石机的炮弹。一具重约 70~80 千克的尸体由抛石机抛出 100 米，并以 9.8 米每平方秒的加速度坠落，飞溅半径是多少？13大得足够让卡法市民陷入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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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事件的主要史料来自德·米西（Gabriele de Mussis），据记载：“宛如山一样的死尸被扔进了城中，基督徒们无法躲藏、闪避或逃走，但他们倾卸尸体之多就像往海里倾卸一样……没有人知道或者能够找到抵御的方法。”14这显然是一名有自尊的普通商人撤离卡法的标志。结果，大量的船离开了卡法。当然，由于被抛出的尸体淋巴破碎，蒙古军营中和运送补给品到卡法的船上受感染的跳蚤移宿到老鼠身上，都能导致细菌的传播，商人们可能已经感染了。因此，卡法的逃亡船成了死亡之舟。黑海只有一个出口—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商人们在君士坦丁堡停靠，他们从那里前往埃及或者返回意大利。有三艘船在 1347 年 12 月 31 日抵达热那亚，但是人们在得知船上猖獗的恶疾之后就驱逐了这些船。市民们并不欢迎他们回家，而是用火箭和炮弹将船赶走了。15这三艘船从热那亚起航，于 1348 年抵达西西里岛港口墨西拿，于是鼠疫传播到了地中海东岸。16如果这三艘船在热那亚被隔离了，就有微弱的机会能够避免这一切的发生，但是鼠疫从此传到了欧洲，不过另一艘船也可能会将它带到欧洲的其他地区。随着货物、人员和老鼠登岸，鼠疫也跟随他们一起到来了，细菌或者是已经潜伏在人的身上，或者是在老鼠和人身上的跳蚤体内。到 1349 年，鼠疫向北传播，远达苏格兰。从乐观的角度来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围城终于实现了。1347 年，朮赤汗国、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关于卡法达成了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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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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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瘟疫对欧洲的影响已有大量的著作，大卫·赫里希（David Herlihy）和诺曼·康托（Norman Cantor）等人认为它导致了欧洲的转型。17他们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瘟疫导致的人口崩溃，造成了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反应。雇佣劳动出现并迅速增长，对教会的质疑增多，新的圣徒崇拜出现，医药学发展，因为旧的信仰和秩序在瘟疫之后的欧洲不再起作用了。简而言之，瘟疫及其毁灭性的丧钟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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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显著的影响便是由于人口的不足，一些职业也开始招收女性。啤酒和麦芽酒制造业在 14 世纪后期和 15 世纪中叶由女性主导。18雇佣劳动的增长是因为庄园中缺少足够的劳动力来种植和收获，所以为了吸引人力必须提供工资。在工资不够高的时候，反抗就出现了。这并不值得惊奇。当时的平均死亡率是 50%，而且我们必须记住，有些地方死亡率较低，而有些地方死亡率较高。为了将人们吸引到需要人力的地方，就必须要有吸引力。现金支付当然是一种吸引力。人力短缺也使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的出现有了必要性，它们基本上是在现有机械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19有了现金支付，农民就有可能拥有土地了。不过，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钱来购买土地，因此他们就租种土地。由于缺少农夫，一些土地变成了牧场，英格兰和佛兰德斯的羊毛工业因此而获益。但牧场也可能被地主租出，且租金常常过高，正如摇篮曲《咩咩黑羊》（Baa Baa Black Sheep）中所唱的：“一份给主人（国王的税收），一份给女主人（地主太太），一份给巷子里住着的小男孩（农民最后只得到了羊毛利润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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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发生了改变。淋巴腺鼠疫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传染源，因此受教育阶层的人数也减少了。在瘟疫爆发之前，欧洲存在大约 30 所大学，之后只剩下 24 所。20促使大学停办的原因是瘟疫使旅行变得困难，在这个混乱时期，各个城镇自然不欢迎陌生人。因此，一些大学的关闭完全是因为缺少学生。不过，瘟疫一结束，富有的赞助人就建立了新的大学并招收当地学生。学生都来自当地，因此就不太需要一种通用语，于是便使用当地语言而非拉丁语，这成了一种突出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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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伦医学强调四种体液（血液、黑胆液、黄胆液、黏液），但无法解释瘟疫，盖伦派医生开出的疗法也毫无效果。这些医生相信是不洁的空气（或瘴气）传播了疾病（对于肺鼠疫而言是正确的），所以很多人尝试将空气与住所隔离。具体疗法则包括努力抑止呼吸，或者以某种方式躺卧。医生们戴着有装饰的面具，其中装满香料以净化空气，到处走动并挥动着香料杖，试图除去有不洁元素的空气。这当然对后来的巫师和术士有所启发，但是他们的病人却死去了。随着盖伦医学的失败，一种新的经验主义医学发展起来，十分强调解剖学。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从业者中的多数人同时也是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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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的感性的圣徒崇拜发展起来，强调启示性。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圣洛克（St Roch），他显然感染了瘟疫（在圣徒画像中，他的手指向自己的淋巴），却能将其治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鞭笞派教徒大量出现。这些狂热分子相信，疾病（例如蒙古人带来的瘟疫）是上帝对他们原罪的惩罚。因此，他们恰如其分地鞭笞自己作为忏悔。一些人甚至相信，鞭笞派教徒热烈的血液能够治疗瘟疫，甚至有可能起死回生。鞭笞派是对教会的公然挑衅，因为教会似乎对瘟疫完全无能为力。不幸的是，其中一些人也是反犹主义分子。尽管许多人将瘟疫看作上帝的惩罚，但有一些人相信犹太人与此有关，而这也成为劫掠当地犹太人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中世纪的犹太人作为外来者，频繁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有些犹太人被指控通过巫术或者向井中投毒来传播瘟疫。因此，许多犹太人从西欧（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逃亡到波兰，波兰国王卡西米尔（Casimir）为他们的商业才能找到了用武之地。蒙古人又一次将苦难带给了欧洲的犹太人—在 13 世纪，另一个解释蒙古人来源的流行猜想便是，认为他们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十个失落的部落。恐惧横扫了神圣罗马帝国，人们认为是犹太人邀请了蒙古人入侵，并秘密储藏了武器和其他物资以帮助他们。接踵而至的便是似乎不可避免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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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瘟疫引发的信仰危机，人们可能会对教会产生某种同情。在这些新的挑战之外，教会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应对。由于人们迫切需要临终仪式，教会不得不任命新的牧师，以接替那些已经倒下的牧师。在仓促的替换之下，有时会出现新任牧师训练不善的情况，有的牧师对拉丁语和正规仪式一窍不通。在仪式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语言，异端思想也越来越多。为了矫正这一点，教会开始招募大学生，因为他们在大学中打下了牢固的拉丁语和神学基础。但大学生们也学习了其他领域的知识（例如哲学），其中容纳了教会深恶痛绝的一些信条。在这一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一些根基都已埋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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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的瘟疫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实际上，整个非洲和欧亚大陆都遭受了瘟疫，很少有地方能够幸免。瘟疫离开蒙古帝国以后，通过卡法以及其他方向的难民传播到了中东。同时也蔓延出中亚，进入伊利汗国故地，随后蜿蜒进入印度和安纳托利亚，并通过君士坦丁堡这一途径继续传播。之后，瘟疫南下穿过叙利亚，仿佛采用了蒙古人两面包抄的钳形战术。在欧洲，瘟疫被视作上帝的惩罚，只是由精灵执行而已。也有人将其看作上帝的赏赐—在某种意义上，是让信徒去殉教。如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所论，在中东，关于瘟疫的确切目的是缺乏共识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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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 年，伊本·白图泰在历经多年旅行之后的归乡途中遭遇了瘟疫。他在阿勒颇听说瘟疫从埃及而来，席卷了加沙，据说每天导致 1,000 人死亡。23之后，瘟疫又立刻侵袭了亚实基伦、阿迦和耶路撒冷，即使到阿克萨清真寺这样的圣地也无法避开。24伊本·白图泰并没有等到瘟疫沿海岸或经安纳托利亚传来，而是尝试进入内陆前往大马士革。他刚刚抵达霍姆斯，就听说瘟疫在叙利亚首都每天致死 2,000 人。其他材料报道的死亡数字更为合理，是每天 100 人。25无论如何，在瘟疫结束前，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从 80,000 人减少到了 30,000 人。据多数材料记载，开罗的人口从原来的 50 万减少了大约 20 万。像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如果瘟疫进入房屋，其中的居民在两天内就会死亡。送葬的队伍导致了全城范围内的交通堵塞，很多尸体只能被堆在路边。一些城镇和街区空空荡荡，以致连祷告的呼唤都无法完成，因为缺少宣礼员。26到 1348 年年底，整个黎凡特的海岸和内陆都倒在了瘟疫脚下—这是蒙古军队都未能达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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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出现了“现金为王”的局面。那些处理尸体的人只要能活下来，就拥有了发财之道。《古兰经》读经人十分匮乏，常常被邀约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临终仪式。搬运工和掘墓人也发现自己从事的职业成了技术工种。确实，《古兰经》读经人每次面对的是一名死者，而掘墓人的工作量是他们的五倍。27在收获季节，由于缺少农民，雇佣劳动力得到许诺，可以获得收成的 50%。不过，因为雇佣工们饱受饥馑之苦，那些管理收获工作的马穆鲁克常常死于岗位上。马穆鲁克苏丹国的收入蒙受了极大损失，不仅是因为人口减少及随之而来的收入损失，也是因为在瘟疫横行的年代，许多地区估计有一半的耕地都荒废无主。许多职业暂时消失了，因为人们放弃了传统的商业贸易，转而从事更为赚钱的处理死者的职业，这当然是一种勃然兴起的职业。其他人也不去从事远程贸易了，而是满足于收购和销售死者物品的商业行为。由于劳动力短缺，薪酬上涨，国家命令其他人重操旧业，因为运水工乃至洗衣工都陷入短缺。28欧洲的商品价格波动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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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不同，中东的乡村中的穷人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瘟疫的反复爆发，使乡村人口持续减少。城市人口确实也遭受了损失，但是城市的机构尤其是政府机关比欧洲更发达。因此，尽管人口减少了，政府仍能运作（尽管运作水平有限）；而在欧洲，中央集权的缺失削弱了法治，导致了变化的发生。在中东，一旦这个地区充分恢复，它的大部分地方就能像平常一样恢复运转。伊斯兰教逊尼派没有末日审判，产生不了天主教欧洲那样的千禧年信仰，而这正是变革的动力。29瘟疫可以是一种惩罚或者赏赐，而多数穆斯林都知道，真主会随心所欲。如果疫病产生于原罪，那么人们无论怎么做，也无法逃避惩罚或得以赎罪。而且，在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存在原罪，所以瘟疫不是对全人类的惩罚。这可能会让人们觉得所有穆斯林都是宿命论者，但事实并非如此，而这种思想倾向导致拥有末日审判信仰的人的行为与其他人是不同的。最终，随着瘟疫的传播，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大体上是看不到人口数量的变化的，因为人们避开了瘟疫。空城的现象没有出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没有中断。如上文所述，人口数量确实显著减少了，但是瘟疫并没有打乱这个社会，也没有使其转型。简而言之，在面对瘟疫时，伊斯兰社会比基督教王国更适于应对和持续。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地区都是一样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幸免于难，不过仍有争议的是，它到底有没有完全复原。瘟疫的确促成了伊利汗国故地诸政权的接连崩溃，为帖木儿的征服酝酿了成熟的时机。同时，正是在这一时期，一支来历不明的突厥贵族在安纳托利亚出现了。应该论证的是，瘟疫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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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瘟疫从草原传出之后最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就是，据记载，人类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牲畜、鼠、猫和狗也同样死于疫病。在君士坦丁堡，狗、马、鸟、鼠都死了。31其他材料也注意到，瘟疫是人兽不饶的。很多人认为，老鼠是问题的一部分。瘟疫时期人们对于除鼠的渴求，见于“哈梅林的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 of Hamlin）这个故事中。32我们不能相信孩子们是魔笛手除鼠的酬劳，而应该将花衣魔笛手看作死神，用黑色瘟疫杀死了孩子们。牲畜也死于瘟疫，只是有一些牲畜比另一些抵抗力更强，但牲畜死亡这一事实让有些人推测这场疫病是炭疽，或者伴随着瘟疫也有炭疽或其他疾病出现。毫无疑问的是，在当时那种不卫生的状况下，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死亡。但是，如上文所述，多数牲畜较为不易受瘟疫感染。鉴于瘟疫存在于草原上，游牧民的牲畜对它的抵抗力可能更强，只是偶有发病而已。但在没有蛆虫的地区，这是不适用的。牲畜经常与农民同居一室，相对于人口较为稀少的草原而言，会共享更多的种间疾病。除了最脆弱的动物幼崽，游牧民是不与牲畜同居一室的。与一头耕牛同居一室是一回事，而与 100 只绵羊和山羊、12 匹马、几头牛以及数量不一的骆驼同居一室则完全是另一个概念了。因此，淋巴腺鼠疫侵入地中海世界，就是进入了一个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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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蒙古帝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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