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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罗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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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罗马帝国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罗马虽是强国，却并非侵略成性。公元前3世纪时，除了跟孤悬海外的希腊殖民地马西利亚有着悠久的同盟关系外，罗马与希腊世界少有联系，对东部亦无兴趣。在汉尼拔战争期间，罗马与北希腊的埃托利亚人（Aetolians）缔约，但在分配联合行动中掳获的战利品时，罗马仅要求得到可带走之物，土地房屋皆留给了埃托利亚人；而且罗马对出兵东部并不热心，只在当地结交了很少几个正式盟友。在兼并领土方面，罗马也步履缓慢，例如公元前167年只是在马其顿建立起四个“独立”共和国。有的时候罗马还回绝别人遗嘱中的领土馈赠，最著名的事例是公元前1世纪初拒绝接受埃及。公元前96年昔兰尼加（Cyrenaica）被留给罗马，罗马拖延了20年时间才勉强完成接收。还有更进一步的争论，即历史学家们总是声称罗马发动战争或是为了防御，或是为了履行对盟友义务并维护自身信用（fides），因此依照“正义战争”（bellum iustum）的理念，罗马不得不发动一连串自卫战争或者出于义务援助盟友。有时罗马自以为受到威胁的想法可能仅是错觉，公元前200年腓力与安条克三世之间真的存在秘密协议吗？公元前170年代珀耳修斯真的在积极备战吗？对此类说法一向有争议，我们也不能确定罗马是否如是想。罗马的担忧如果是错误的，这类错觉就表明了罗马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波利比乌斯相信罗马一直谋求统治世界，但这只是一种希腊理论家的看法，可能是受到修昔底德有关雅典帝国主义论述的影响，也可能是受到亚历山大功业的激发。波利比乌斯笔下的历史就跟他自己的普遍性解释自相矛盾，因而他的观点已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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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有争议的看法是罗马的行为很少出于经济动机。罗马的政策由元老们制定。而根据公元前218年的克劳狄乌斯法（Lex Claudia），元老不能拥有超过一定大小的船舶，也不得参与利润丰厚的公共商业合同，其中包括供应军需和按时征收行省税赋。无论如何，当时罗马人认为这类活动比较卑下。元老院与合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趋于紧张。包税人（publicani）成了富裕阶层的主体，后来被称为骑士阶层（equites），而元老院是反对骑士利益的，比如公元前167年后元老院下令关闭马其顿一些矿场，以防止包税人开采牟利。此外，还有很多商人（negotiatores，意为“事业家”）从事贷款、银行、贸易还有农业，我们通过文学与铭文史料得知，这些商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定居地中海世界各处。在“同盟”战争以前，他们中多数人的身份为意大利同盟者，并非罗马公民，罗马对他们亦少有关照。很多此类商人的名字不是拉丁语，而带有南意大利奥斯坎（Oscan）语特征，特别是康帕尼亚方言特征，比如在提洛岛（Delos）市场上发现的“斯特拉基乌斯”（Stlaccius）。尽管这类贸易活动的规模往往被低估，还是有人争辩说其目的主要是供应罗马军队与罗马定居者，并非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利。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公元前1世纪时将军与包税人对罗马的政策有影响力，而且罗马的统治也因其贪婪而受到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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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貌。罗马在很早时代就与希腊有交往。而且罗马社会的军国主义色彩浓厚，在波利比乌斯笔下，罗马人首先是纪律严明的凶狠战士，他们洗劫城市，甚至对牲畜都加以屠戮。元老院乐于保持军队的良好训练状态，在波利比乌斯时代，罗马青年贵族要参加十场以上战役才能出任官职，而且最高的官职大体上皆为军职。罗马的“美德”（uirtus）主要是指勇气，战场上的英勇受到最高赞誉。罗马人的最高奋斗目标是赢得凯旋式，即庆祝重大胜利的奢华庆典，主要过程为展示战利品的壮观游行，胜利者在这一天几乎与神比肩。公元前2世纪时凯旋式较为频繁，其过程也加以规范。重要性稍逊于凯旋式的是以获胜统帅之名进行的向诸神感恩仪式，该仪式由元老院法令所规定。早在公元前1世纪元老院丧失控制权以前，将军们为了赢得凯旋式而挑起战争的事例无疑已经存在。即便是并不好战的西塞罗，在担任西里西亚总督时也收到信函要求他“尽量作战以获得凯旋式”，而西塞罗本人亦心怀惭愧，急于谋求凯旋式。因此不可否认，将军们一般也急于打赢战争，然后率部还乡享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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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政治下的统治成员自不乏表现的机会，而祖先的业绩又会给贵族子孙们带来巨大压力，促使他们效法先人，如此这般，战争必然会持续不断。像西庇阿这样长年掌控统帅大权的人会招来怨恨，如果一场战争前景看好，则统帅的提名也会引起一番争夺。罗马贵族对于向哪里开战可能有争议，但无一例外都希望开战。罗马人这一传统因来自希腊的影响而更趋强固。西庇阿大概已经以亚历山大自比；庞培对亚历山大的拙劣模仿亦是众所周知，他留着亚历山大式发型，让颂词作者夸大自己征服东部时的年少；据说恺撒年轻时也哀叹亚历山大在如此年纪时已征服了世界，自己却还一事无成。不过，个人的荣耀同时亦是国家的光荣，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对自己的世界帝国非常引以为傲，在钱币上都印上地球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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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经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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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罗马法律，所有战利品任由将军处置。但依照惯例，部分战利品会送交国库，还有部分战利品会被将军本人用于公共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战争誓言还愿而修建的神庙。这类建筑除了为选举中的支持者提供工作机会，还会被冠以个人之名，名字一般镌刻在建筑物正面向公众展示。随着奢侈之风日盛，到后来选举贿赂公行，对于相互竞争的罗马上层贵族而言，战利品提供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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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队而言，战利品同样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将军会分配一些正式战利品给部队；此外尽管违法，无疑还有非正式战利品分配给部队。公元前2世纪末以前，真正的穷人是没有入伍资格的，有资格入伍的小农往往日益贫穷，并对富裕的邻人负有债务，他们当然急切希望通过从军致富。后来的公元前43年，戴西姆斯•布鲁图斯（D. Brutus）在写给西塞罗的信中称，为了迎合将士们的愿望，已率军进攻某些阿尔卑斯山地部落。在（早期的）意大利战争中，获胜后被占领的土地一般分配给贫穷公民；到后来海外征战时期，分配土地之事大幅减少，而国家却占有某些土地用于租赁给外国人或罗马公民牟利。不过，公元前2世纪有少量老兵被安置在西班牙与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此外在山南高卢也有不少安置地。提比略•格拉古与盖乌斯•格拉古兄弟对于如何利用帝国扶助罗马贫民却有全新看法，他们建议实行海外殖民。公元前2世纪末，颇具煽动力的保民官萨图宁（Saturninus）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海外安置计划，计划中的被安置者不仅有退伍老兵，还有众多失去土地者与城市平民。但实际上，恺撒才是第一个把军人与平民大规模安置海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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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在“同盟者”战争之前，罗马的同盟者没有税贡义务，罗马从意大利同盟者那里获利的唯一手段是邀请他们出征。多数意大利民族不乏尚武传统，尽管有时会感到罗马的要求过于严苛，但他们对于自己在罗马取得的胜利中所发挥的作用深感自豪，因此他们自认为有资格拥有平等政治权利和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并不总能获得平等战利品份额，但在“同盟者”战争前不久，一些宏伟建筑在意大利各圣地拔地而起，这反映出当地显贵的富裕程度。同样，来自康帕尼亚等地的商人们欢迎罗马人的征战，他们因此能开始海外经营，分享战争红利。庞贝（Pompeii）古城是康帕尼亚兴旺的见证，其繁荣多少得益于此类商业活动（nego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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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利品还包括奴隶，他们有的原本就是奴隶；有的则是战争俘虏，这大概是因为罗马人很少允许俘虏赎身。马克思主义者夸大了奴隶制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是受奴隶需求的驱使。没有任何古代史料支持这类说法，不过史料在提到奴隶贸易时也往往闪烁其词。罗马的战争确实使大批人口沦为奴隶，据说为执行元老院严惩叛乱者的命令，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在皮德纳战役获胜后把北希腊伊庇鲁斯（Epirus）的15万居民变卖为奴，结果该地区成了无人烟的荒地。当时的贸易对于奴隶亦有需求，据记载，高卢首领们酷爱意大利葡萄酒，愿意拿一个奴隶换一罐酒，文学作品史料中也提到意大利的高卢奴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0年提洛岛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奴隶交易量约为每天1万人。这些奴隶来源有多种，有的是被海盗或奴隶贩子劫持拐卖；有的是弃儿；有的是债务奴；还有很多是从色雷斯等地的蛮族部落中带来的。公元前2世纪后期与前1世纪前期意大利和西西里爆发奴隶起义是很自然的。在意大利，奴隶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从大规模的土地劳作到小规模的手工制作皆使用奴隶，教育行业亦有不少奴隶，他们大多来自东部。然而对于罗马的第一波海外征服，上述现象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但很可能这之后，奴隶供应问题成为罗马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奴隶需求方面，地主自然首当其冲，但奴隶的使用遍及各行各业，即便是普通人也因廉价而（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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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汉尼拔战争之后商贸活动的史料日益增多，它们表明元老们也并非对贸易毫无兴趣。意大利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产品、葡萄酒以及部分油料。因为释奴能合法拥有大船且依然有义务为主人效劳，大地主可以让释奴代表自己从事贸易或者出卖产品，按照老加图（elder Cato）农业著作的说法，有时农产品尚未成熟，就已经预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如此这般，就有了符合“君子之道”的盈利手法。即便在苏拉扩充元老院（参见下文第100页以次）之前，元老家族与非元老家族间的通婚就已经存在。另外，显然早在“同盟者”战争以前，已经有很多分布于各地的意大利族商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苏拉之后，肯定有很多新元老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部分人可能不愿放弃旧日的权益。西塞罗在公元前70年称克劳狄乌斯法以及类似的约束未被遵守，恺撒大概于公元前59年重申这些法律法规（大概亦收效不大）。富人们还依靠来自东部的奢侈品过着日益奢华的生活，他们收罗精制物品与优秀艺术品，还有精通技艺的奴隶；他们还享用珍奇的食物与美酒，以及从遥远异域进口的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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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会为了获利而出借款项，加图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就通过一名释奴投资贸易航运，后来元老们更是独占了向驻罗马使者借贷的业务。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元老似乎有能力参与，而且确实参与了获益极高的包税人生意，即在一些行省征税。最后，尽管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不和，依照庇护制惯例，很多生意人可以对个体元老施压，迫使他们支持自己的利益。因此，所谓“元老院极少关注商业盈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更不用说元老的其他经济优势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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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确实声称罗马经常为了本国商人发动战争。此话部分正确，例如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伊利里亚地区的古代贸易状况尚未有很好的考古记录，但当时该地区的商人实际上多数是意大利人。罗马会因为使者遭虐待而实施报复，也会回应别人的申诉。公元前187年罗马强行宣布，罗马人与拉丁人，可能还有意大利人，在一座属于安布拉基亚（Ambracia）的港口享有免税权，而且史料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公元前167年提洛岛被设为自由港，此举有利于罗马和意大利商人，但削弱了罗德斯岛。西塞罗还声称，公元前129年以前罗马曾试图禁止山外（Transalpine）居民种植葡萄与橄榄。要在高卢南部实施该禁令，理由是极为牵强的，罗马此举的可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葡萄酒与橄榄油贸易。不过一般认为这可能仅是孤立事件，罗马跟雅典还是有所不同，比如罗马并没有在势力范围内强制使用统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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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商业活动罗马政府会直接参与，那就是谷物贸易，因为城市平民绝不能挨饿，军队也必须有给养。随着罗马人口的增长，以小麦为主的海外谷物必须定期供应，不仅仅在危急时期如此。不过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粮食产量尚能自给自足，甚至有余粮输往罗马。西西里每年提供1/10的收成作为赋税，而且从公元前73年起，罗马如果需要可以按固定价格再购买西西里1/10的收成。公元前146年后，来自阿非利加的谷物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还知道公元前2世纪罗马行政官曾要求北希腊的特萨利人（Thessalians）把谷物送往罗马。不过，在帝国时代谷物供应仰赖埃及之前，罗马城并不经常从东部获取粮食。把谷物运往罗马由私营商人负责，但他们的活动必须由元老院监督。多数其他原材料意大利并不缺乏，比如木材，例外的是金属矿藏，西班牙的矿场非常重要，稍后马其顿的矿场也重新投入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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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国库越来越依赖外国的税赋。刚开始罗马似乎并不总是征收税赋，只是要求战争赔款，或者巧立名目索求一些大额款项，比如安条克三世就被迫缴纳了1500塔兰特。在早已开化的西西里，罗马（只是）接管了叙拉古业已存在的税收系统，但渐渐地，罗马可能在西班牙收取适当税赋，同时也对矿场承包征税。承包费、“赔款”、税收与战利品等的收益非常高，因此尽管此时维持全年常备军的开销越来越大，罗马还是在皮德纳战役后取消了公民的直接税。有时当改组某地区时，该地的税收可能会降低，但入境税之类的新税种会引入。后来，特别是“同盟者”战争与苏拉独裁之后，因为同时进行多场消耗极大的战争，罗马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以前大部分军队的财政支持由意大利盟友提供，现在则全部由国家负责；盖乌斯•格拉古的谷物津贴本来已被苏拉取消，但很快又恢复。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宣称亚细亚是唯一除承担战争与管理花费之外尚有盈余的省份，而普鲁塔克则称庞培的新安排使得当地税赋收入加倍。高卢也要向罗马纳贡，埃及的进贡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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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很多元老利用帝国谋取私利。波利比乌斯相信直到自己的时代，罗马行政官员还以廉洁著称。确实加图也反复强调自己在海外任职期间未捞取分文。但西塞罗的演说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官员的普遍行径，不过我们无须相信所有罗马总督皆如维勒斯（Verres）那般贪婪，或者维勒斯的贪婪被同辈们竞相效法。西塞罗本人倒是很诚实，在任西里西亚总督时的一封信中承认当时东部所有其他总督都很正派，例外的是西塞罗的前任阿庇乌斯•普尔凯尔（Ap. Pulcher），此人“简直不是人，而是野兽”。西塞罗在指控维勒斯的演说（Verrine Orations）中详细列举了所有可能的罪行，从姑息纵容海盗到偷取西西里的雕像致使当地旅游业没落。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行省总督可能因敲诈勒索遭起诉，但行省居民很难在罗马组织起有效诉讼，要给被告定罪就更难了，这即便在骑士（equites）取代元老占据审判团主体时也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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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不情愿的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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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元老与骑士，个体士兵与公共国库，甚至城市平民皆能从罗马的扩张中受益，那么为什么面对唾手可得的大片领土，罗马的兼并过程却如此缓慢呢？偶尔有人会谈到道义的约束力，比如弗拉米尼努斯曾拒绝了埃托利亚人灭亡马其顿王国的请求，他声称把敌人彻底消灭不是罗马人的行事方式。关于最后是否将迦太基夷为平地，罗马人也曾犹豫过。面对公众理念，尤其是希腊式理念的质疑，要为这一毁灭行为辩解是很困难的。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国家需要一个外部威胁以防止自身的腐败堕落。并不是说罗马人就如此质疑自己统治帝国的道义理由。公元前155年，希腊哲学家卡尼阿德斯（Carneades）在罗马演讲时提出颇有挑衅性的建议，即遵循正义原则，罗马人应该放弃征服成果回到自己的牧羊人棚屋里去，这番话激起了众怒。其实罗马人充其量只会谴责某些个别战争，把发动战争的动机归咎于政治对手的贪婪。比如加图就于公元前167年反对向罗德斯岛开战的计划；克拉苏（Crassus）对帕提亚发动的战争也遭到众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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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未被兼并地区，很多人的处境也跟被兼并地区的人相似。“国王、民族与城市”，甚至“自由”（地区）实际上皆为帝国的不可分割部分。有些国王已经于公元前2世纪自称是罗马的恭顺藩属，同时罗马也指望自由城邦或是出于自愿，或是根据条约规定的义务，在战争中提供帮助。“辅助部队”，特别是战舰与骑兵，在罗马军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此外还有某些个案，比如维勒斯取走城市的财库，不拘它们是“自由”城市还是“支俸”（stipendiary）城市。罗马显贵在行省之内是庇护人，在行省之外同样是君主与共同体的庇护人，他们由此赢得了权力与声望，甚至也赢得财富。正如努米底亚王朱古达的友人所知，礼物与贿赂间的界限非常细微。我们能看到两个半世纪间克劳狄家族（Claudii）如何在希腊语土地上扩展庇护制（clientela）；或者多米提•阿赫诺巴比家族（Domitii Ahenobarbi）因有位祖先曾在南高卢作战而且在意大利西海岸拥有地产，结果在地中海西部建立起巨大势力。一个庇护者可以保护自己的被庇护者免受虐待；但如果他自己虐待被庇护者，则外人不大可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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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些因压榨当地人而遭控诉的罗马总督，这些地方的贸易与借贷业也只会运转得更良好，在这些地方，反对罗马商人可能会被看作反罗马。早在恺撒征服高卢以前，葡萄酒贸易就已顺利延伸至高卢中部。（而与之相对）西塞罗在东部时，倒霉的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幼王阿里奥巴扎尼斯（Ariobarzanes）却身陷罗马放款人的债务，债主包括“可敬的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 Brutus）与庞培，这位以“虔诚”与“亲罗马”著称的国王总是被一大群罗马债主的代理人催逼。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商人们希望罗马兼并领土，骑士阶层的朋友马略并没有扩大阿非利加行省，只是把罗马军力留在阿非利加以保护在当地的商人，或者说至少能为商人们复仇。朱古达大肆屠杀可恨的“意大利人”（Italici）是战争导火索之一。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人虽自称“意大利人”，但在希腊人眼里，他们一律是“罗马人”（Rhōmai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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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保守主义也与此相关。罗马已将城市国家的理念扩展到极限，但并未放弃该理念。罗马公民必须亲自参加投票，社会上层中真正参与海外商业者也不占多数。在苏拉之前，元老院由300名元老组成，他们实际上都担任过行政官职。行省的增多意味着官职的增多，因此罗马的寡头统治集团不断从富裕的外人中补充新成员，比如马略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不能指望这种进程会很迅速。罗马统治者们还警惕某些个人会谋求类似于君主权力的“统治权”（regnum），尽管战争未必以兼并告终，但（让一个军事强人）长时间离开罗马盘踞于遥远省份，可能会形成（个人）权力基地。苏拉力图抑制行省总督的野心，立法限制行省统治者权力，此外还禁止总督未经元老院允许就擅自率军离开行省，后来恺撒在高卢的行动就违背了该禁令。公元前1世纪初元老院坚决反对兼并埃及，这多少是因为贪婪且不可信赖的克拉苏想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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