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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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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Gratwick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Ⅱ, Latin Literature (1982), 60—171中对早期拉丁文学进行了精彩分析（该分析构成了该剑桥史平装本第一卷第一部分“共和早期”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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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布古典丛书收录了普劳图斯（五册）和泰伦斯（二册）的全部文本和译文；恩尼乌斯的残篇收录于Remains of Old Latin, Vol. Ⅰ．在企鹅古典丛书系列里，E. F. Watling翻译了普劳图斯的九部戏剧，Betty Radice翻译了泰伦斯的全部剧作。此外还有一些生动的普劳图斯戏剧选译，如Erich Segal (Miles Gloriosus, Menaechmi, Mostellaria: London, 1969), Christopher Stace (Rudens, Curculio, Casina: Cambridge, 1981)和James Tatum (Bacchides, Casina, Truculentus: Baltimore, 1983)。John Barsby的Bacchides (Warminster, 1986)包含了一篇极其成功的散文翻译和以其为基础的详尽注疏；Frances Muecke则为企鹅丛书中的Menaechmi译文撰写了指南（Bristol, 1987）。翻译泰伦斯戏剧的还有Frank O. Copley,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1967)和P. Bovie等(New Brunswick, NJ,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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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喜剧，最好的英文入门读物为R. L. Hunter的The New Comedy of Greece and Rome (Cambridge, 1985). George E. Duckworth的The Nature of Roman Comedy (Princeton, 1952)的介绍更为详细，但他对希腊新喜剧的许多评论已由于1958年以来米南德剧作核心部分的发现而过时。两部作品都有平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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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关于普劳图斯最重要的作品是Eduard Fraenkel的德文著作Plautinisches im Plautus (Berlin, 1922)，该书后来又出了意大利文译本：Elementi Plautini in Plauto (Florence, 1960)，并补充了注释。Fraenkel致力于寻找和评价普劳图斯所改编希腊喜剧的原创性特征。Erich Segal的Roman Laughter: The Comedy of Plautus（Harvard, 1968；平装版Oxford, 1987）是对普劳图斯剧作中的“节庆”元素——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将罗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和种种活动加入到自己的喜剧中去——的风趣、热情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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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 Norwood的The Art of Terence (Oxford, 1923；重印：New York, 1965)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过时，但它对泰伦斯进行了十分正面的评价，并且至今仍是关于泰伦斯最好的英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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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Skutsch的The Annals of Q. Ennius (Oxford, 1985)编辑了恩尼乌斯《年代纪》的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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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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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里亚姆•格里芬（Miriam Gri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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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涵盖的时代始于公元前82年苏拉独裁的建立，结束于公元前44年恺撒独裁的终结。它涉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及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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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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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对这段岁月所知的比对罗马史的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多的话，那主要应归功于一个人——玛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我们拥有大量的演说词和书信，那是他参与日常政治活动，或亲自执掌最高国家职位，或同那些决定地中海世界未来的人物保持联系的时候所写的。但他的作品所精彩阐述的并非只是政治史。当身处舞台中心之外的时候，西塞罗转向另一种更具思辨性的文学创作，写出了大批哲学、修辞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其中富含当时人的例证与看法。正是由于自身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西塞罗帮助我们精确地认识了他那一时代的思想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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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西塞罗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他在历尽沧桑的成年时代的各个阶段留下来的，卷帙浩繁的通信。有些信件是私人性的，并未准备公开出版；其他的在写作时已做好了广为流传的准备。这些信件总数超过900封，它们涉及个人与文化事务，同时也提供了关于当时最重要政治事件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公开与私下的看法。关于西塞罗最坦诚的书信，即那些写给他的亲密朋友阿提库斯，一位较他年幼的同时代人的信件，后人这样写道：“读过这11卷书信的人将不会觉得再有阅读关于那个时代的系统历史著作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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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幅图景也有模糊的一面。西塞罗是位睿智的观察者，但他不是超然独立的。他见解敏锐，但情绪和观念善变；他关注他人，但更重视自己的名节。更重要的是，他的同时代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来修正他对事物的描述。他们的演说词，他们的哲学、修辞学作品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并且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也得自于西塞罗。有70多封朋友、熟人的书信跟西塞罗的保存在一起，但由于它们基本都是致西塞罗的，它们对于西塞罗关注领域之外的事情揭示得很少。如果不是拥有恺撒对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记载，瓦罗在古物研究和农业方面的著作，以及保存在石板或铜板上的若干罗马法律文件的话，我们几乎要相信晚期共和罗马的生活完全是西塞罗丰富想象力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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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确定，西塞罗不可避免的突出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我们对于罗马共和国最后和最伟大阶段的观念。就拉丁散文而言，我们可以心安理得。无论从其本身成就还是作为证据的价值来看，无论其他作家著作的散失是如何可惜，西塞罗的确统治着这个舞台。大量证据表明，他的大量作品得以保存至今，同它们在当时罗马人眼中的卓越地位是一致的。在西塞罗身后，在拉丁文演说词、带有文学色彩的书信或哲学、修辞学著作的创作中，作者和读者都不能不强烈地意识到这位伟大榜样的存在。他的作品成了语法学校里的教科书和修辞学校里的范例。他遭到猛烈抨击，也有人为他热情地辩护。只有他的诗歌一直遭到轻视，如其残篇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待遇也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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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挑剔的昆体良的看法（参见以下第293页），西塞罗“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雄辩的代名词”。西塞罗的文学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在演说术上，那是古代政治家必不可少的本领。西塞罗在三种体裁——议案类、展示类（公开展示性的演说词）和诉讼类方面都高人一等。他在元老院和民众面前的演说词向我们表明，他是如何针对不同听众，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议题，并几乎总能取得成功。作为执政官，他能在确实存在着货币、谷物短缺的情况下说服罗马民众转而反对减免债务和分配土地的法案。在晚年，他能够劝说元老院以共和国的名义，投票赋予屋大维公共权力，尽管后者是一个拥有私人军队的革命性人物。在罗马，展示类的演说术不那么重要，但无论是谩骂还是颂扬，它都融合了不同种类演说词的要素：如果西塞罗对庞培成就和恺撒征服的赞美不能像打动同时代人那样打动我们的话，我们仍会发现他在演说词《反披索》中展示的前执政官披索的荒唐肖像、那位乏味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形象和他抖动的眉毛，或《为穆瑞纳辩护》中对刻板的斯多葛主义者加图及迂腐法官苏尔皮修斯•卢福斯的讽刺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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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难度最大、也最受人尊敬的演说术是诉讼式的。直到公元前43年逝世时为止，西塞罗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统治着罗马法庭，在那个世界里，论点来自法律条文，对热情与偏见的调动比事实陈述更为重要。尽管自夸能够“把沙子扬进陪审员的眼里”，并曾在一起诉讼中宣称某次著名讼案中存在着行贿现象，却在4年后的另一起诉讼中对此矢口否认（两次他都打赢了官司），他最著名的还是调动和安抚陪审团和听众情绪的能力。因此，人们通常请他为被告做总结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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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发展出的完句式风格，即精心构建的均衡句式与韵律节奏，不如他青年时代的强大对手霍腾修斯（Hortensius）那么华丽。但到了生涯晚期，这种风格已变得过于做作，无法符合年轻一代的品位。因此，西塞罗在其论修辞学的主要著作中有些自辩式的内容，通过引用希腊理论和个人经验来展示完美演说家的形象。在《布鲁图斯》，一部写于公元前46年，似乎受到四年前霍腾修斯之死影响而创作的罗马演说术发展史中，西塞罗自身的成就被含蓄地表现为罗马雄辩风格的顶峰。在书中，如同在较早的《论演说术》和后来的《论演说家》中一样，西塞罗强调了演说家接受恰当训练的必要性；他相信，这种训练不仅包括掌握技术，还需要建立在希腊文化基础之上的广泛教育。西塞罗崇拜的英雄李锡尼乌斯•克拉苏（L. Licinius Crassus，西塞罗自称为他的“学徒”）作为公元前92年的监察官，反对开办只用拉丁语教授修辞学的学校：因为希腊文是一种更为丰富的语言，有其既定传统，是学习伟大演说术的必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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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塞罗视历史和法律为演说家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在这些著作中极力推荐的仍是希腊哲学。这首先是因为它传授了智慧，政治家必须把智慧与雄辩风格结合起来；但同时也由于它提供了辩论的训练。这些试图从哲学中获益的动机可以帮助解释西塞罗在哲学流派方面做出的选择。尽管西塞罗接触了所有的主要流派，他却欣然将宣传远离公共生活，并对优美语言兴趣不大的伊壁鸠鲁学派留给了好友阿提库斯。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一位名叫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住在他的家里，并终老于此；西塞罗跟他学习了辩证法。他偏爱新学园派的教师们，这个派别代表了柏拉图学派历史上的一个怀疑主义阶段，他们认为确定的知识是无法得到的，但在思想上，可能性是指导实际生活的重要基础。他们自然接受了学园派从正、反两方面探讨一个问题的传统，这提供了讲话能力方面的良好训练。他们的信仰也给西塞罗提供了方便，使他可以自由选择在具体议题上最可信的哲学观点。例如，他可以毫无矛盾地支持斯多葛派关于神意和基本道德观的看法，同时反对他们认为演说应当不动感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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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塞罗始终坚持，公共服务比学习和写作更为重要，哲学研究却始终是他更为喜欢的闲暇活动。但直到政治形势变得对他的天才不利的时候，哲学才真正成为他的最爱。由于这种偏爱，并不出人意料的是，他最早写成的理论性著作是修辞学方面的论文和两部政治哲学作品，《论共和国》和《法律篇》。但到了公元前46年，两部次要著作已预示了未来的创作方向。《斯多葛派的悖论》是一部修辞学杰作，西塞罗在其中为斯多葛主义学说的一些极端观点进行了辩护：例如，美德是唯一的善，而所有坏行为皆同等邪恶。他把这部作品献给了加图的侄子布鲁图斯，并以对加图的颂词开篇，称赞他能使其哲学为公众所接受。加图当时正在非洲领导着共和派力量，这一事实无疑可以说明，西塞罗为何要修正自己17年前对斯多葛派信条的嘲讽。在这一年较晚的时候，当加图自杀身死之后，西塞罗为他创作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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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西塞罗开始着手实施一个宏伟计划，即“为我的同胞提供一条通往至高学识的道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创作了12部作品，基本都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明的对话体格式写成的，覆盖了古代哲学的三个分支。这一系列中的第一部是《霍腾修斯》，一篇关于哲学学习的劝谕词。它现在已经遗失，但其影响可以从奥古斯丁的话中看出来：“主啊，这部书改变了我的性格，指引我向你祈祷。”在哲学中的逻辑学分支，他仅仅贡献了一部作品《学园派》，其中展示了新学园派的怀疑主义观点。在另外两个分支里，他首先“学术性地”展示了不同学派在最基本、普遍的哲学问题上的观点，接下来在更为具体、实际的问题上为他所钟爱的派别进行了辩护。因此，在自然哲学领域，继《论神之本性》之后出现了《论占卜》和《论命运》；而在道德哲学领域，他在创作《论善与恶的界限》（讨论不同学派所宣扬的人生目标问题）之后又写了《图斯库鲁姆辩论集》和《论责任》，为斯多葛派对幸福和责任的观点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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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塞罗的目的并非在于传播某一种哲学教义。事实上，即便在他那些更具传道色彩的作品中，他也断言并不存在确定的真理，并坚称自己有权利根据在不同场合所要使用的论据，去从不同流派中择取最令人信服的一种。他的愿望是为国家服务，并在其他通道已被堵死的情况下，为自己赢得光荣。他没有宣称自己提出过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他要贡献的是自己用动人的拉丁文重新表述希腊哲学的能力，去为罗马创造一种堪与希腊匹敌的哲理文学，正如罗马演说术业已做到的那样。这位雄辩的演说家得益于他的教育。直到当时为止，严肃的哲学论文一直都是用希腊文书写的，即便卢克莱修似乎也被世人视为诗人，而非哲学家。西塞罗未能彻底扭转这种局势；但塞涅卡是他坚定的继承者（参见后文第300页以次），而他最终的传人是拉丁教会的教父们。当时人写道：“从前粗糙而草率的拉丁哲学被他的雄辩术打磨光亮。”在解释自己如何能快速写出这么多著作的时候，他对阿提库斯说：“它们只是抄本，不费多少气力；只有这些字句才是我的，而我的词汇储备是丰富的。”在他之前，曾有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用拉丁文进行写作；但西塞罗说，他们并未努力去追求优雅的风格，甚至在定义和布局谋篇上也不够注意。虽然西塞罗关于自己只是翻译者的说法言过其实（他自己又在别处矢口否认），大量证据却无疑表明，他费心关注的不是希腊思想的含义，而是对话者的选择和用语问题。正是西塞罗确定了希腊文术语和拉丁文术语或翻译用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他更关心的是教育所有具备文化修养的读者，而不是向信徒们宣讲。他不仅经常给出希腊语原文，也时常讨论其他的翻译可能性，并在后来的作品中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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