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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苏拉及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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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于西塞罗时代的当时历史记载最终是由撒路斯特（参见后文第276页以次）完成的。他关于喀提林阴谋、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的主要情节的专著充分证明，即便对于当时事件的目击者而言，想要脱离西塞罗的解释体系也是极为困难的。但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也揭示了西塞罗版本的迷惑性。因为撒路斯特略微提及了困扰意大利半岛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暴动；而在西塞罗的叙述中，这起暴动只是由一小撮贵族渣滓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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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撒路斯特的作品也是颇有价值的，他为我们提供了晚期共和时代的起点，即科奈里乌斯•苏拉的独裁统治。他特别指出，苏拉手下的军团携带大批战利品从东方归来，强行攻占城市，及苏拉胜利后的报复是罗马人行为方式的最后转折点。在他看来，衰落肇始于罗马劲敌迦太基的毁灭，这一事件使它没有了自律的动力。现在，个人的贪欲和野心统治了罗马政治生活。撒路斯特对共和国的死亡诊断，表明至少他的历史观是站得住脚的。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西塞罗时代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苏拉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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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恺撒（生于公元前100年）、小加图（生于公元前94年）不仅记得喀提林（撒路斯特特别指出的，腐化的苏拉时代的产物）和克拉苏、庞培（苏拉的活跃党徒），而且记得罗马人第一次对罗马的武力征服，使全意大利境内大批居民丧失财产、生命的放逐令，以及苏拉在公元前80年令人震惊的退隐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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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为苏拉敌人马略的姻亲，西塞罗和他的家人却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在斗争中明哲保身。当苏拉出征米特拉达梯的时候，他们留在罗马。直到公元前84年，当苏拉的返回已迫在眉睫之时，秦那和马略统治下的局势一直很和平。但正如西塞罗日后所形容的那样，当时的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类似于权威的东西”。由于“演说家奇缺”的缘故，仅比西塞罗年长8岁的青年霍腾修斯•霍塔卢斯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而他正是苏拉返回罗马后，西塞罗第一次进行诉讼辩护时的对手。西塞罗接下来处理的两个案子使他直接面对了苏拉给意大利造成的困境。为翁布里亚的阿麦里亚（Ameria）地方的罗斯奇乌斯（Roscius）所作的辩护词宣读于公元前80年，它揭露了苏拉党羽们利用放逐令和意大利诸城镇的地方恩怨来为自己谋利的腐化作风。第二篇演说词宣读于苏拉退隐之后，西塞罗为伊达拉里亚地区城镇阿雷提乌姆（Arretium）的一位女子进行辩护，因为苏拉试图取消当地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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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的态度在那个时代不是独树一帜的。苏拉的许多盟友也很快意识到，从长远的角度看，苏拉毫无顾忌地残害仇敌，奖赏朋友的做法将危及他所建立的政体。有流传的故事宣称，为了扭转苏拉在受他处置的贵族中间激起的敌意，苏拉的某位主要支持者对放逐令牵涉的规模提出质疑，问道：“还有谁能陪我们一道征服？”苏拉妻子所在的麦特利家族中也有多人对罗斯奇乌斯表示同情。精于见风使舵的庞培同他们缔结了婚姻，并成功地在公元前78年把一个不再受宠于苏拉的人推上了执政官的位置。这个人叫玛库斯•埃米里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他最终站在了伊达拉里亚被剥夺财产者的一方，后者攻击苏拉手下的殖民者在他们的土地上设置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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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拉曾指望一纸放逐令能使他的老部下生活富足，使意大利享受安宁的话，那么他错了。被分配的土地通常不是最好的，而那些在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把小农赶出土地的力量——过长的兵役和富人的资本主义农业——仍在发挥作用。有些充公的土地根本未被分配，而是被原来的马略党徒或苏拉手下的非法占地者霸占了。由于面临各项农业法律提案的威胁，这些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是不牢固的，这一事实为共和国的颠覆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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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的手段也留下了道德上的伤疤。最丰厚的奖品被用来维系和收买上层阶级的忠诚。晚期共和国的领袖们以享受种种不正当收益而闻名于世，没有几个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在公元前70至前60年代，有人反复试图撤销苏拉的免税法案，没收充公的财产及发给执行放逐令官吏的奖赏并将之还给国库。恺撒早年对待政治丑行的一个举动是，作为公元前64年审理谋杀案的主席，他欣然接受了对苏拉麾下杀手们的指控。西塞罗也很乐意在那年的执政官职位之争中威胁他的竞争者塞尔吉乌斯•喀提林（Sergius Catilina），在世人心目中，此人提着“仍未断气”的马略亲戚的头，把它献给独裁者的景象仍历历在目。然而，一旦当选之后，西塞罗拒绝了一项要求恢复被放逐者儿子们政治权利的议案，因为他争辩说：“把门第如此显赫的人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固然是极为可耻的，但国家的稳固是靠苏拉的法律维持的，废除了它们，国家就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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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罗马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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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的大部分制度、法律上的规定被保存了下来，决定了整个共和晚期政治生活的性质。这位独裁者规定了元老生涯的流程，即所谓的“荣誉之旅”，以保证那些终于握有最高行政权、军队指挥权和行省统治权的人们可以在元老院里度过20个年头，并接受它的传统，树立崇尚精英共治的价值观。财务官，进入元老等级所需要的最低职位从原来的每年8人增加到20人，以使元老院里维持600个席位。因为从前的300人议事会不足以提供苏拉所设法庭要求的陪审员数目，因为在这些法庭里，元老们要像从前的格拉古一样，因公共罪名接受同僚的审判。官员的数目必须满足治理罗马及其10个行省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最高职务的尊荣；于是保留了两个名年执政官，但把大法官的总数从6位增加到8位。这个体系里包含了残酷的竞争，因为每年有20人取得初步成功，并指望能取得高级职位，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能最终被选为大法官。因此，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晚期共和国对于约束选举舞弊的立法日益重视。苏拉的《反行贿法案》对此的惩罚是10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通过的《图里亚法案》则对此处以10年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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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的演说词向后人提供了一幅生动图景，展示了一个向选民施舍恩惠的、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其中包括了从提供观看竞技的免费座位到非法行贿的种种手段。在他对瓦勒斯（C. Verres）的诉状中（此人因任西西里总督期间勒索钱财而在公元前70年接受审判），西塞罗讲述了瓦勒斯是如何利用非法赃款阻挠西塞罗当选是年营造官（aedileship）的。苏拉制度带来的激烈竞争的一个后果是使没有元老背景的人取得高级职务变得难上加难，而西塞罗希望得到营造官这一职位，它是介于财务官和大法官之间、可供选择的一个职务，因为它提供了举办竞技并争取民心的机会。尽管面对着瓦勒斯的阻挠，他还是成功当选，但监察官们的举动却使得这一年的选举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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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0年是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因为在苏拉的主要党羽，伟人庞培和李锡尼乌斯•克拉苏任执政官的这一年，在整整10年的民众骚动后，独裁者对平民保民官立法、司法权的限制法案终于被废除了。当选之后，庞培发表了一篇演说，承诺要打击行省官吏的腐化和元老陪审员对此的姑息。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10年战事及与之相伴的食品短缺使得元老院政府饱受责难。虽然判处维勒斯有罪，但包括标记投票和收取巨额贿赂的丑闻还是让元老法庭无法招架。假使苏拉的元老们确实如他可能设想的那样，不像前辈那样轻易无罪开释同僚，因为被告中的大多数人将永远不会再享有类似的机会的话，那么他们也更容易受贿，因为他们当中的新人会发现维持元老的生活方式是件苦差，并且不能轻易指望日后会在行省得到好处。尽管庞培似乎并未专门指出对司法体系应当如何整顿，他却并未反对《奥勒里亚法案》，该法案把2/3的陪审员席位给了骑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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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监察官，庞培的友人们从元老院里放逐了64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人都被证明曾在行省或法庭上有过贪污行为。他们试图通过重新竞选官职而恢复元老身份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公元前60年代的选举竞争，而监察官们的其他活动则为这场选举游戏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意大利人在同盟者战争（参见上文第45页以次）结束时争得了公民权，终于组成了35个罗马氏族。此后，官职候选人就不得不考虑更为广泛的选民范围，因为新人围者中最强大的那些部族可能会认为跑到罗马来参加投票是值得的。因此，当西塞罗筹划他的执政官竞选战役的时候，他在日程表中插进了拜访奇萨皮涅高卢（波河谷地）总督这一项，因为“这一地区很可能左右选举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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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贵族派与平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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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的立法与修改法律的斗争对相关术语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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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所熟知的，由西塞罗和恺撒作品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从恶意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政治宣传）出现了。用“贵族派”和“平民派”来划分政治右翼和左翼的习惯可能早在苏拉时代之前已经产生了，因为格拉古兄弟的方案与手段已构成了这种区分。但正是苏拉的立法明确了公元前3至前2世纪发展起来，并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受到严重挑战的元老院的统治地位。实质上，苏拉的政体平衡论成了贵族派的理论壁垒。而为修改其法律所展开的斗争（主要是在公元前70年）则确定了平民派所持立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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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贵族派与平民派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意识形态标签，不是组织起来的党派。事实上，所谓的“平民派”通常指的是持一种政治立场的政治领袖，而不是领导人与其追随者构成的派别；并且说的是一连串这一类的领袖，而不是一批共事者。平民派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利用或捍卫公民大会和平民保民官的力量以制衡元老院的权威，并且（或者）倡导实行若干经济措施，如土地分配、债务免除、粮食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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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民官制度复活后的几年里，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取得了这个职位，并支持一些被政府视为威胁的立法措施。伽比尼乌斯（Gabinius）甚至威胁要重新实施最为臭名昭著的提比略•格拉古提案（参见上文第41页以次），并废黜他的同僚，而不是接受其否决。此类左翼人物都受到了公元前63年保民官卢鲁斯（Rullus）的影响。根据西塞罗的记载，此人留着长发，故意身穿脏衣，表现得孤傲自负。而他的同僚拉比埃努斯（Labienus）为了自吹自擂，把他的叔父，殉难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雕像放在了公共讲坛上——这是只适合少年的自我展示行为；他们最后却成了元老院的坚定支持者。因为在罗马政治家那里是没有真诚和始终如一的可靠品格的。事实上，朝秦暮楚和投机分子的最好代表恰恰就是保民官制度的重建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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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庞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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