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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庞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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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父跟马略的盟友秦那（Cinna）有过联系，庞培却在皮克努姆（Picenum）组织了一支由他父亲门客所组成的军队，加入了从东方返回的苏拉队伍。他因无情地摧毁了苏拉在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敌人而获得了“少年屠夫”的绰号；他因自私自利的野心而受到同伙的猜疑。独裁者单独为他破例，允许他在没有担任公职的情况下统领军团，庞培还从他手中勒索了一场凯旋式。在因支持雷必达而被从苏拉的遗嘱中除名后，他又镇压了雷必达的叛变，并利用手中的军队为筹码，从元老院那里得到了西班牙的军事指挥权。在西班牙，他窃取了麦特鲁斯•皮乌斯（Metellus Pius）所享有的声望，后者已在对叛将塞尔托里乌斯（Sertorius）的战斗中取得重大进展；随后，他回到罗马去支援克拉苏。在收拾了角斗士斯巴达克斯起义军中的几个散兵游勇后，庞培写信给元老院，声称克拉苏征服了奴隶，但自己终结了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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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体制的破坏并未使庞培付出任何代价。他树敌过多，本来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贵族党，只有其军队在意大利存在这一事实才能保证他得到元老院的豁免，以便在没有担任过较低公职的情况下成为执政官。现在，当他在执政官任期内采取了颇得民心的政策后，兴高采烈的保民官们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两项权力：一是在公元前67年授予他肃清地中海海盗的绝对权力；二是在次年交给他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使他名正言顺地取代了苏拉宠信的将领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L. Licinius Lucullus），后者曾在数年前得到元老院的这项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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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培不在期间，全罗马都在猜测他将以何种方式回来。这位伟人返回时的姿态会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呢？最终，他试图像从前一样带着军队回来，但召他返回以镇压喀提林力量的议案被执政官和贵族派坚决制止了。最后，在公元前62年底，庞培在布伦迪辛解散了军队，返回罗马去面对苏拉缔造的，已经日薄西山的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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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培真正意义上的同辈人——西塞罗的政治形象同样复杂，如果不是那么邪恶的话。他在立场上是保守的，在性情上是克制的，而他城市骑士阶层的背景则为他提供了观察罗马舞台的特定视角。为了确保其诉讼作品能够受人欢迎，西塞罗自称新星，在公元前70年起诉了曾虐待庞培在西西里门客的人，随后又支持授予庞培米特拉达梯战争指挥权的决议。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他严厉谴责元老院法官的腐化堕落；在第二桩行为中，他又对亚洲包税人的不幸表示哀伤。这些都是拉拢骑士的行为，但他又在公元前65年为从前庞培手下的财务官科奈里乌斯（Cornelius）和他任保民官期间的激进行为辩护，并以感人的口吻提起从前的平民斗争。他著名的诸等级和谐共处（concordia ordinum）思想更接近苏拉的纲领，正是后者扩大了元老院的圈子，以便元老和骑士两个上等阶层分别履行相应的公共义务，并联手平息革命运动。但当西塞罗反对一系列讨好城乡穷人的保民官议案时，他声称（并且无疑也部分相信）自己是一个平民派执政官，正在保护人民的真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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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相信，他已实现了诸等级和谐共处的目标，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正义人士的共识”，以对付喀提林的颠覆活动。元老院也兴高采烈，在一位凭借个人才华说服同辈人相信自己具备古老共和美德的年轻人领导下，以不折不挠的精神去面对胜利者庞培的要求。庞培希望同加图联姻，但加图令家中妇女们大失所望地说了“不”。庞培希望元老院能认可他在东方的措施，这些措施迅速而完全地推翻了卢库鲁斯的许多决定；卢库鲁斯的亲戚加图和其他人都说了“不”。庞培想给他的老兵和穷人分配意大利的土地，甚至包括格拉古兄弟也主张保留的坎佩尼亚土地；这次连西塞罗也说了“不”，因为坎佩尼亚地区的税收是公共收入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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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图是毫不妥协的。苏拉、马略内战的后果之一便是使罗马损失了一批精英，他们本应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家。在西塞罗看来，幸存下来的那批人过于留恋他们的豪宅和鱼塘，过着一种有修养的闲适生活。这样一来就为加图等性格强硬的人留下了空间，使得他们在未担任过大法官的情况下就成了元老院领袖。庞培并非他唯一的靶子。加图还得罪了骑士阶层，触犯了骑士陪审员们长久以来享有的吞吃贿赂而逍遥法外的特权。此外，他还拒绝对极力要求恢复亚细亚行省税目契约的包税人做任何妥协，以便使这个行省在米特拉达梯战争结束后尽快恢复到从前的常态。西塞罗在这一点上和他的态度是一致的。加图正在摧毁“诸等级和谐共处”：他的所作所为有如“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而非罗慕路斯的烂泥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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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克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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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圣战中，加图不仅疏远了庞培，还得罪了敦促包税人收回契约的克拉苏。玛库斯•克拉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难以解释。他是出色的演说家，但被西塞罗轻松超越；他是位天才将领，但比起庞培和恺撒来还是要略逊一筹；他很富有，但并不比携带东方战利品重归故里的庞培富裕多少。跟庞培相同的是，克拉苏也起兵加入了苏拉返回意大利的队伍；与庞培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在公敌宣告运动中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古代作家们喜欢强调他的贪财和为此所拥有的政治野心。据说，他曾利用罗马频发的火灾和没有常规消防队的情况来扩充自己的财产：因为被烧房屋的主人走投无路，于是克拉苏便带着他训练有素的奴隶队伍去修理、重建这些房屋，以收取高额利润。他经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是：“养活不起一支军队的人还算不得有钱。”克拉苏是养得起军队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如何在财政危机期间取得了镇压斯巴达克斯战事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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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较少传奇色彩的花销方式是在不收利息的情况下借钱给政治盟友，并给予他们慷慨的帮助。我们听说，其结果是克拉苏在元老院里享有巨大的影响力。自苏拉使元老院人数增加一倍以来，他似乎是最早利用这种政治局势变化的人之一。新人们经常需要钱来维持他们新近获得的地位，也乐于接受和一位门第显赫的贵族同桌进餐的邀请。但克拉苏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保守派政治家。作为一个举止可疑，非正统的人，他喜欢支持造反派，鼓励革故鼎新。虽然对庞培的胜利心怀不满，他仍作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同庞培合作，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力，并在随后几年的法庭审判中支持过几位保民官。他也借钱给恺撒等年轻贵族，或资助他们的选举，如对喀提林所做的那样。他更为大胆的政治举措通常以失败告终：他在任监察官期间试图授予山南高卢地区公民权，并企图利用把自己的国家赠予罗马的埃及国王的遗嘱，但这些计划都被他的同僚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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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恺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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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图忙于说教，而庞培和克拉苏表示不满之时，一位才干胜过他们所有人的政治家正在盘算如何利用这种局势。蒙森在描写这位遭谋杀的独裁者、“罗马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时写道：“恺撒，从步入政界就开始成为并在继承权利上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平民派领袖，在30年内始终高举着这面旗帜，从未变更甚至隐瞒自己的立场。”在19世纪，尤里乌斯•恺撒的声望大大降低；但不容否认，他仍是晚期共和时代最能保持始终如一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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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马略和秦那有着姻亲关系，恺撒却得以躲过放逐，因为他的家庭跟另一面也有联系。但传说认为，苏拉预见到此人将最终消灭贵族派，因为“在他身上潜伏了许多马略”。在公元前70年，他支持恢复保民官的权力和特赦雷必达的党羽（其中之一是他的妻舅）。在青年时代，恺撒曾拒绝苏拉让他同秦那的女儿科内莉亚离婚的要求；当妻子在公元前67年去世时，他还公开发表了一篇悼词。在同年其姑母尤利娅的葬礼上，他展示了她丈夫马略的像，这种事从苏拉掌权以来还是未曾见过的。随后，作为公元前65年的营造官，恺撒又让公众重新见到了马略从多次胜利中带回的战利品，并在公元前64年支持对苏拉党羽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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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立自己平民派形象的过程中，恺撒展现了自己在公共宣传方面的才华。在公元前63年，他起诉了拉比里乌斯（Rabirius），首先通过王政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程序，随后则通过公民大会上的审判。通过对被谋害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辩护，恺撒不仅表明了自己对格拉古原则的信仰，即公民不应在未经人民审判的情况下被处死，而且展示了他对古代传统和宗教知识的熟谙。因为恺撒想要竞选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国家的宗教首脑。与此类似，政治原则和个人野心的结合使他支持授予庞培重要指挥权的议案。随后，在喀提林事件后期，他几乎成功地动摇了元老院不经审判直接处决同谋者的决定，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召回庞培平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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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人眼中，恺撒成了一个极其可憎的人。当他于公元前60年年初从西班牙的任期中返回后，加图领导元老们，拒绝他在缺席的情况下担任执政官的请求。恺撒原本希望能等候在罗马城圣区之外，随后穿过圣区，作为自己凯旋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凯旋式是元老院已经准许给他的特权。但元老院又进一步表示了自己不想让他担任执政官的意愿，当年分配给执政官统领的行省一项任务，即清空意大利境内的树林和牧场，因为那里躲藏着斯巴达克斯和喀提林的残部；后来又有人宣称，是因为那里埋伏着恺撒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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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前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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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放弃了他的凯旋式，并争取其他加图正直品格的牺牲品——庞培、克拉苏的支持，以示报复。他刚刚当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便调和了两位敌手直接的矛盾，并马上着手兑现给他们的许诺。因此，加图对所谓“前三头”同盟的形成要负很大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个时刻是共和末期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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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很容易去猜想的是，如果恺撒的凯旋式，以及他在卸任执政官后取得一个重要行省的希望没有破灭的话，历史将会怎样发展。恺撒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家：他在两位苏拉将领的手下执行军务时恪尽职守，没有企图加入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的马略派。自始至终，恺撒都可以宣称他的荣誉高于一切，自己珍爱它甚于生命。如果他没有感到受了元老院的羞辱，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忠诚不贰的执政官，一个“幡然悔悟”的叛徒，像西塞罗始终期待他会成为的那样呢？可能这个答案并不十分重要。可能另一个更加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公元前49年的内战能否避免也不重要。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事件是否不可避免，而在于它能否得到解释。共和国为何会在此时以此种方式终结，这与下面的核心问题相比毕竟显得次要：罗马统治集团中的翘楚们既然已从共和国的存在中获益良多，为何还要摧毁它而进行政治自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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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罗马人是从道德衰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通过尽忠报国获得了荣名，而当下的人却把个人野心置于公共福利之上。他们感觉，传统道德衰微的催化剂是罗马权力和财富的增长。个人拥有了通过无情的利己手段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从而在两方面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被征服的臣民受到了剥削，罗马将丧失她的帝国，因为她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单凭武力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对她统治的认同实为不可或缺。此外，如果统治阶层中的某些人变得远比其他人强大的时候，本质上属于寡头体系的共和政体就将被总体上不利于统治阶层的新政体所取代。罗马人的思想看重爱国主义的自制精神，强调对个人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必要性。事实上很多在他们看来是强化制度的法律都可以被理解成针对个人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提倡节俭的法律是为了限制奢侈浪费，反强征法是为了遏止罗马官员的贪婪和滥用职权，反贿选法是为了防止个人买得公职，从而损害帝国的利益。但某些变化，如要求将领如数上报战利品，对公民课以重税以支付退伍老兵，或建立足以控制政治暴乱的警力，是同受到捍卫的贵族自由精神不兼容的。对于元老们而言，他们可以对诸如埃及这样富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行省（它本可以为元老中的一员提供巨大的机会）置之不理，却难以让那些在国外如同土皇帝一样的大将回国后再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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