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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恺撒的首个执政官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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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开始阶段，恺撒试图通过技巧和外交手段，温和地推行他的立法措施。最先得到他关注的是庞培老兵的安置问题。随后，在公元前60年12月，恺撒得到了罗马最优秀演说家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此人已挫败了前两次类似的企图。西塞罗受到恭维，却决定保持独立姿态，因为他很看重加图等人在他执政官任期结束后称自己为“祖国之父”的言论。到了3月，西塞罗做了恺撒最害怕的事情，即尽情批评了公共事务的状况。恺撒在庞培的协助（两人当时都任祭司职位）下，用一种饱受非议的方式予以回敬，即让一个平民家族收养西塞罗的私敌克罗狄乌斯（Clodius），以便他能在夏天当选保民官。毫无疑问，他们希望这次能用恐吓手段，迫使西塞罗同自己合作。但如果恫吓未果，克罗狄乌斯将帮他们铲除这个祸害。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邀请，没有接受他的农业职务委任，也没有陪伴他同去其行省（他本可以在那里成为恺撒打发漫长夜晚的好友）。西塞罗为他的拒绝付出了代价，在公元前58年因五年前处决喀提林党羽的事情被判处放逐。当一年多以后，庞培友好地把他召回时，他已变得足够顺从，不会再为了独立而轻举妄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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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提供最宝贵信息的这位作家不仅对三头联盟充满敌意，而且也没有得到三头对自己的信任，认清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尽管恺撒的邀请充分证明，西塞罗的政治重要性并非他本人出于虚荣心理的捏造。但他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对那些操纵罗马命运的人们动机、计划的睿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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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其他外交努力同样不够成功。他精心地剔除了早期土地法案中彼此最矛盾的部分，停止分配坎佩尼亚的土地，只用庞培新取得的收入去购买土地，并且奉行自由买卖的原则。他把议案递交给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结果未能得到元老们的批准，只遭到了毫无道理的同声反对。恺撒的同僚是加图的侄子比布鲁斯（M. Calpurnius Bibulus）。恺撒无疑希望避免此人从中作梗，因而对元老院成员们好言相劝。然而，从此时起，他向世人表明，自己已不会因为羞耻感或公共舆论的压力而再有丝毫动摇。他跟萨图尼努斯联名在议案中附上了一项条款，要求元老们逐一对此表示支持。他劝说庞培和克拉苏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这项法案，并承诺为此不惜以暴易暴。为了反对贵族派保民官和自己的执政官同僚，恺撒利用了暴民和庞培的党羽。法案通过后，恺撒接下来的提案都是保护人民的。他的其余法案批准了庞培东方定居点的合法地位，为收税人颁发了特许状，承认了埃及国王的地位（他为了保住王位而慷慨解囊），都不受阻碍地通过了。比布鲁斯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史无前例的宗教手段表示抗拒——他在自己家里每天都能观察到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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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在通过法案时之所以会面对强大阻力，其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惧怕他借助平民、部下、骑士和外国统治者攫取政治权力。保民官瓦提尼乌斯（Vatinius）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在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地区五年的军事统帅权。前者使他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保持对罗马的监视，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打通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陆路，从而赢得光荣的机会，这项工作已由于庞培在东方的扩张成果而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政治介入了罗马的理性扩张，恺撒把帝国的疆界向北推进到了英吉利海峡及更远的地方。由于他的立法活动、特别是瓦提尼亚法因其通过方式而极易遭到仇人的秋后算账，恺撒急于从元老院手中争取一个额外的高卢行省。他通过庞培实现了这一目标，并通过婚姻纽带保证了后者的长期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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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恺撒非常清楚，庞培毕竟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尽管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庞培还会觉得，依赖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是件丢脸的事。而比布鲁斯恶意诽谤的法令和三头同盟日益失去人心的局面则使得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从恺撒手中得到的东西已经巩固，而他在公元前62年表露出的对权力的渴望，这时也变得更为强烈。但在一段时期内，敌人的恶意迫使他继续忠于同盟，而这一联盟也在加图妹夫似乎即将当选执政官的公元前56年得以延续下去。恺撒整装待发的部队留在罗马城中，确保了庞培和克拉苏能击败此人顺利当选；而他们也马上投桃报李，延长了恺撒在两高卢的任期，也为自己保住了5年之内对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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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苏出发前往叙利亚，并在一年后攻打帕提亚人的战斗中被杀。恺撒羁留在高卢，直到公元前53年的冬天才翻越阿尔卑斯山。但选择通过代理人统治西班牙的庞培却留在罗马近郊，从而得以利用政治局势的发展。选举的混乱局面和歹徒暴力最终为他所利用，因为作为拥有指挥和征召部队权力的前执政官，他无疑是重建秩序的不二人选。当克罗狄乌斯在公元前52年初被谋杀后，元老院选举他为唯一的执政官。恺撒女儿尤利娅在公元前54年的去世已割断了恺撒家族同他的联系，庞培现在似乎已成为保守政府的领袖。但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选择机会，他支持通过了一项保民官法案，授予恺撒在缺席的情况下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权力，这样恺撒就可以在度过10年必要期限后的公元前49年再次取得竞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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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内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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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指定行省总督方式的改变不仅使得颇不情愿的西塞罗被派去管理西里西亚，也引发了关于恺撒在高卢任职期限的复杂问题。然而，在法律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政体问题，而政体问题的背后则是远比庞培、恺撒敌对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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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图的敌意消除了任何可能使恺撒为个人野心而牺牲其平民派形象的诱惑。相反，只要他的野心存在着风险，他就保持对平民派的忠诚。恺撒采取此立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民众授予了他军事指挥权和缺席担任执政官的权力。他宣称，这项任命表明，他可以在行省一直逗留到公元前49年的夏天。贵族派一直反对民众授予的行省指挥权。他们相信，作为唯一自始至终存在的政府组织，元老院应当垄断对外事务的决定权，正如它从前事实上做到的那样。虽然主权属于人民，但贵族派并不同意平民派的观点，后者认为人民可以在任何事务上进行适当的立法，甚至无须元老院的指导。难道共和国不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组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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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库斯•马赛卢斯（Marcus Marcellus），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试图强行把恺撒提前一年征召回国。庞培试图进行调解，但赞同应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在公元前50年和公元前49年初，恺撒曾提出和解的条件，并得到对他友好的保民官们否决票的声援。当顽固分子们对此表示无视时，他渡过了象征其行省边界的卢比孔河，以捍卫保民官的神圣权利以及他的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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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培前往东方集结兵力，并且宣称：“苏拉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但二者间唯一的相似点仅在于向自己的敌人扬言报复。机动性和纪律性属于恺撒，并且他的宽容政策也赢得了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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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这位选边支持共和派的可敬人士，哀叹说庞培和恺撒唯一的目标都不过是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有责备当事人，包括元老院内部和平的反对者，因为他相信政治体系本身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加图的谈吐如同居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般的话，那么西塞罗则在作品中论证，罗马共和国甚至要胜过那个乌托邦。到了公元前50年代后期，当混乱与暴力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时，西塞罗有感而发，撰写了两部政治哲学著作，其标题和内容都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为基础的。在《论共和国》中，他解释说，从罗马的传统中发展出一种混合政体，它是最为平衡与稳定的。他在《法律篇》中所展示的法律是为富有教养的未来公民体设计的，与现有的法律和习俗十分接近。在这部论著现存残篇中唯一的创新之处是增加了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力量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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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和国》和几乎创作于同时期的《论演说家》的设置背景都在西庇阿、雷利乌斯（Laelius）或卢奇乌斯•克拉苏（Lucius Crassus）、玛库斯•安东尼乌斯（Marcus Antonius）管理公共事务的历史时期。西塞罗为共和国病症开出的药方是需要找到一批或某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让他们为其他人树立行为表率。他从未对庞培或恺撒抱有此等希望，虽然他自己曾为庞培扮演过雷利乌斯为西庇阿担当的角色，也曾向独裁者恺撒进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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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独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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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胜利摧毁了他自身赖以取得显要地位的体系。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表明他喜欢重建的工作。也许，在西塞罗于公元前46年为奉承恺撒而发表的演说《为马赛卢斯辩护》中唯一真实的成分便是他对这位人类命运仲裁者厌世情绪的描绘。在公元前45年春之前，恺撒只能在遍及全地中海的内战间歇期里偶尔关注一下罗马的问题。而在遇害的公元前44年3月，他正准备离开罗马去同帕提亚人交战。西塞罗感到迷惑不解。他为恺撒勾勒出的实施方案是什么呢？是重组法庭、恢复财政信用、通过道德领域的法案和革新政治生活吗？事实上，恺撒确曾采取一些措施去减轻债务负担。他立法限制奢侈，鼓励生育。但西塞罗无法理解改革罗马政治的难处，正如他无法赞赏恺撒对意大利和诸行省的管理措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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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头有限的时间，恺撒已完成了足够多的成就，显示了自己思虑的周全。他对老兵的安置有利于意大利农业和人力资源的恢复，因为他们被分散到半岛各处，不是按照苏拉的模式，像要塞一样聚居起来。意大利诸市镇通过社会战争进入罗马直辖区后，一些一度被忽视的反常行政现象这时被根除了。为增加行省数目，行政官员的人数得到了补充。而建立在罗马的，无法令人满意的税吏征税体系也至少在亚洲被终止了。最重要的措施是给予奇萨皮涅高卢选举权和为老兵、贫民在海外殖民地中设置定居点。殖民地的直接作用是减少城市人口以及相应的公共秩序混乱程度及谷物开支。但从长远看，殖民政策同恺撒慷慨赐予个人、集体公民权的措施结合起来，可以使罗马军团与罗马统治阶级重新焕发活力。把部分行省贵族纳入扩大后的元老院的恺撒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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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府的改革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个已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要求他彻底改革决定自己一生的制度是困难的。恺撒进行了一些传统的小修小补，如禁止若干城市俱乐部，修改一些刑事法规，限制行省将领任期等。由于习惯了在高卢雷厉风行的工作效率——恺撒曾在马背上向两位秘书口述信件——他对政治生活中的谨小慎微失去了耐心。西塞罗抱怨说，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的名字就被签署在元老院的法令上了。更糟糕的是，恺撒在被任命为“无限期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后，打算离开罗马，并且归期不定。可能他当时只是想要平息一切关于他任期的争辩。但在人们看来，他似乎已不打算重建共和国。作为独裁者，他毫无放弃操纵政治机器的意愿：选派总督，指定官员，操纵司法。因此便有了3月15日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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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死后，他的一个亲密朋友盖约•马修斯哀叹道：“如果天才的他都找不到出路，谁现在又找得到呢？”恺撒知道，他的同僚们肯定不喜欢只在前厅等待，而由他一人专断政务。然而，对于他所结束的政治动乱与武装冲突来说，又有哪种解决方案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呢？奥古斯都将会避免恺撒犯的许多错误，包括后者使其坚定反对派们得以活下去的尽人皆知的仁慈。然而奥古斯都的解决方案并无大的不同，尽管他在运用传统语言描述由自己造成的政体瘫痪状态方面更富于创造力。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人态度的不同。在经历了第二轮内战的幸存者眼中，任何形式的和平都是可以接受的了。奥古斯都很年轻，还有时间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加图们和西塞罗们已不在了，剩下的人中又有谁亲眼见过共和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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