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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波利比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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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条是古物学传统，它从一开始就在罗马史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罗马人所效法的希腊作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陶罗梅尼乌姆（陶尔米纳）的提迈乌斯，一位公元前3世纪初的西西里作家，他在创作关于西西里和西地中海的历史作品时，事实上成为了第一个记载罗马的历史学家。第二点是与某些希腊化作家联系在一起的“悲剧”手法，其主要特征是悲怆、煽情和追求怪诞。第三个影响则是麦加伦波利斯（Megalopolis）的波利比乌斯，一个作为政治人质，于公元前168年被带到意大利的希腊人。他在那里成为罗马贵族们的亲密朋友，并着手描述“在53年内，几乎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是如何落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的”。他计划写一部“实用性”的作品，一部政治军事史。对于严肃的读者而言，它将具有实用价值，既因为它解释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动机联系，也因为它批判性地评价了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以作为将来行动的榜样。由于地中海的全部历史都通过罗马的势力联合在了一起，他相信，写出一部整体史，同时又使之保留协调风格和解释价值是可行的。因此，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是希腊化时期史学的最高峰，在这部作品中，传统上以城邦为主题的政治军事史具备了编年通史的广度。他的叙述在年代编排上以奥林匹亚运动会及每一周期中的年份为基础，依次描述了希腊人已知世界中的不同地区；他同时也进行横向联系，以便使彼此平行的故事衔接在一起，并强调它们的互动与融合。与此同时，他也改造了希腊史学，因为他作品的主题是异族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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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昔底德一样（第1卷，224页以下），波利比乌斯是史学史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这门学问的原则和方法论有自觉意识，但他更喜欢公开讨论诸如材料的选择、演说词的创作、人物性格的刻画，事物因果的解释等问题。他的方法在本质上是对修昔底德首创见解的再次肯定，即利用可能得到的最真实证据来探求真相——包括运用核实材料、询问目击者、比对他们的叙述等手段。然而，他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到了过去，特别是他自己的上一个世代，并批判性地使用了他人的著作。但他也强调史家对史学的个人贡献。一方面，他憎恶虚构式的，情感夸张的写法，从而使自己有别于古物学家和“悲剧”作家，但他也借用了后者偏爱的手法，即制造令读者难忘的印象。他通过一种理论来调和这些主张，该理论以希腊人所说的“强调”为核心，其内容包括作者制造的权威性印象，其叙述对象的显著重要性，以及在读者头脑中留下的鲜明记忆。他相信，与修辞技巧相比，事件的真相更能影响读者。然而，这种影响必须以史学家为媒介，他负责选取和呈现事件，辅之以动机、因果方面的恰当评论。另一方面，史学家的能力来自他本人的政治、军事经验（作为当事人或在类似情形中的）。因此，无论叙述什么题材，优秀史学家写出的都是自己的经验，随之而来的真实感和说服力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离开了这种影响，史学对于想要得到指导的人来说就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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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指导十分清晰。他讨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诸如城市规模的估算、烽火信号的使用；他用道德化的手法描写了雷古鲁斯（Regulus）在逆境中的坚忍，埃托利亚人愚蠢的想当然，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傲慢；他说明了使用雇佣兵的危险性。有一卷作品是论述罗马、迦太基和斯巴达政体的相对长处的。波利比乌斯直接分析了一些个别的政治决定；他宣称自己不会虚构演说词，而要从现有的材料中提炼出中心论点，在其背景与事态后续发展的基础上补充自己的评论。他对于战争原因的解释可能并不足够详细。他虽然把战前准备活动和交战双方提出的借口同真正的开战原因区分开来，却认为后者仅由侵略者的心理状态以及造成他这种心态的形势决定。作者从未留意过彼此不通过长期交战，而依靠外交互动将一方或双方同时推下深渊的情况；也没有对受攻击城市（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的同仇敌忾予以过足够重视，这些城市默许对方发动威胁自己的攻击，并为之做好了计划。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拒绝把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事件归结为运气使然。然而，他跟希腊化与古典时期的前辈们一样，迷恋一个关于命运（tychē）的悖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生活境遇的急剧转变中，个别部分是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但其总体效果却是无法预料的和令人敬畏的。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声称，罗马是在命运引导下成为世界主宰的；尽管他在别处认为，运气在罗马人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这种成功是他们的实力、政治稳定局面和进取精神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显而易见的不一致性是可以得到解释的。波利比乌斯似乎将罗马视为一场竞赛中当之无愧的胜利者，而它曾经（现在依旧）受到命运的眷顾，从而得以在几个强大而野心勃勃的大国并存的局面下脱颖而出。但出于巧合的则是，罗马同迦太基在西方的冲突本是独立的偶然联系，却碰巧在时间上与腓力五世和安条克三世的扩张活动重合，从而使得地中海范围内的各种政治进程彼此缠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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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共和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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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史学家们并不像波利比乌斯那样，对理论抱有浓厚兴趣，他们在叙述事件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后者的那种宏观统筹的风格。然而，波利比乌斯牢牢确立了罗马在世界史上的中心地位，而他赋予史学的实用教育目的也确保了它在罗马人眼中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学问。此外，他希望能由政治家和军事将领，而非书斋式学者撰写历史，这也是同当时的罗马传统一致的。在这些希腊化传统的影响下，罗马人的写作是如何发展的呢？到了公元前2世纪后期，严格按照事件次序逐年记事的“编年史”（annales）和包括了自由分析的“历史”（historiae）开始成为两个含义截然有别的术语。到了后来，塔西佗和撒路斯特用“历史”这个词来形容记述他们生活年代的作品，而“编年史”则更多地被用来借指古代史。加图成了把历史转化为政治武器的先锋；到了公元前100年，政治家们开始创作回忆录，以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载。这种潮流在日后促成了恺撒战记和奥古斯都自传、《神圣奥古斯都大事记》的诞生。传记体裁也得到了发展：盖乌斯•格拉古写了他兄长的传记；共和晚期的伟人们——如恺撒、庞培、加图和西塞罗——都受到了各自崇拜者们的纪念。然而，古物学的历史著述也与当代史比肩而立，其兴盛程度前所未有。人们从各式各样的档案文献（不管它们是真是假）中择取材料，扩充了先前编年史的内容；又利用往往在某一原型基础上编造的故事来添油加醋，以至于李维会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沃尔西和埃奎亚（Aequia）民族中哪来那么多的人口，可供史书中的罗马人反复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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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人还会抱怨罗马史材料不够多了，但根据西塞罗同时代人的看法，现存的史料可读性不强。西塞罗的朋友们纠缠着他，催促他写一本史书——“一部更配得上演说家的历史”。西塞罗去世之后，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此人自己也是创作年代记和短篇传记的作家）哀叹说，把那些粗糙不堪、杂乱无章的大堆材料打磨成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机会已经错过了。西塞罗本人认为，罗马的历史作品无法跟希腊史相提并论，因为它们缺少ornatus，即引人入胜的展示技巧。这种技巧包括感情色彩和语音语调的多样性，合理的词序，明白晓畅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语句的韵律可以完美地再现事件本身的节奏。另外，西塞罗的观点并不仅限于语言方面的要求：历史学需要合理的编年体系和地理描述，对政策和动机的解读，以及对这些政策执行效果的判断。尽管我们手头现有的早期编年史家残篇中确实展示了令人赞赏的语言风格和充满活力的叙述技巧，它们却缺少引导读者跨越悠久年代的流畅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很可能没有给解释留下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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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尤利乌斯•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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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对其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评论是我们拥有的，关于罗马史学进步的第一个重要例子。虽然它们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回忆录，这些作品却同用意不那么明显的史书拥有许多共同特征：事实上，目的性和自我炫耀并非自传独有的毛病。从风格上看，恺撒似乎较其前辈有所进步。书中的叙述清晰而流畅，但缺少富于变化的语调和丰富的词汇，并且其风格总体上同我们在西塞罗书信集中发现的公务信函极为相似。西塞罗称赞它们朴实无华的风格，那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使用文学修辞。在编排和解读材料方面，恺撒更为符合西塞罗的要求。事实上，恺撒《高卢战记》采用了成熟阶段罗马史作品的典型主题。恺撒为我们叙述了罗马的势力通过一连串战争得到扩张的历史，并利用地理和异族性格的插话使其记载变得更为生动，还通过第一人称的评论和讲话（在发言中他和辩论对手都为自己的行动进行维护）来解释事件的重要性。整部作品都是罗马人美德的证明，既包括恺撒自己，也包括他的部下（这些士兵的能力在其他著作中很少被描写得如此充分）。这里还含有一条政治信息。恺撒虽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十分理性和激进，却在讨论高卢诸部落时肯定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和保守的政治立场。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施舍和煽动革命而取得平民支持的野心家来说，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危险的。尽管读者们会觉得这样的评论具有讽刺意味，恺撒写下它们的时候可能是相当真诚的：传统上，罗马在保卫帝国安全的时候一直试图利用其同盟间的“既定秩序”。《内战记》就不能如此简单地按照罗马人的方式加以解读了。然而，恺撒的士兵们依旧是英雄，恺撒也还在按照传统价值观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当他的尊严受到威胁，他本人被从前的朋友抛弃的时候，他拿起武器来保卫罗马人民的自由，粉碎了一小撮权贵们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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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撒路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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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生于公元前86年）是一名恺撒的追随者（大约在后者被谋杀的时候转而创作历史），他在写作风格方面更富于创新性，并发展出了一种简约的警句式写法，这种写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早期编年史家们（特别是加图）运用简练句式并精心选词的传统影响，但他在语言和语调上更富于变化。不幸的是，他的主要作品《历史》（叙述公元前67年以前的共和晚期历史）仅存残篇，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其专著《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来对他进行评判。在这两部作品中，撒路斯特坦白承认，自己在着力对道德进行描绘；事实上，他暗示道，贵族亡灵面具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励后人，这使我们想起罗马葬礼对史学创作的影响。然而，与对美德的处理相似，他对恶行也给以同等的强调。并且他的叙述不仅局限于个人性格的描写，也勾画了整个社会各个群体的风貌。出于爱国热忱，他对罗马的赫赫战功进行了充分描述；但与此相反，他也叙述了当时道德败坏的局面，在他看来，那是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出现的。最严重的是，贵族集团不仅由于贪欲和野心而走向自我毁灭，还对穷人制造了不公（或鼓励他们也跟着一起腐化堕落）。罗马只是靠着几个领导人的卓越美德才得到了拯救。撒路斯特也集中描述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它始于共和早期，腐化开始之前的年代；但在罗马对外进行生死攸关战事的短暂和平共处期过后，这场斗争又在共和末年变得激烈起来。他对平民的苦难表示同情（他本人曾担任平民保民官，并在当时持平民派的立场）。但当写到共和晚期的时候，在一段受到修昔底德影响的文字里，他对声称要维护元老院既定统治秩序和代表平民权利的两派都予以谴责，认为他们事实上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对于撒路斯特而言，邪恶与衰落是跟美德和胜利同等重要的主题，而正是恶行才为他提供了刻画人物性格的最佳时机，如喀提林和朱古达，以及塞普罗尼娅（Sempronia）和《喀提林阴谋》里的有教养女子等次要人物。不过，他对衰落原因的分析相对肤浅。他只简短地提到了罗马的政治组织与经济。在撒路斯特笔下，罗马衰落的基本原因在于它的繁荣和缺少外部敌人的处境，这些因素可以抑制某种天生的“原罪”，而只有对外战争的苦难才能遏制那种罪孽。这一观念并非撒路斯特首创，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政治和史学。但撒路斯特以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方式转述了这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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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李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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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图斯•李维是第一个有作品保存至今（无论篇幅长短）的编年史作家。正是通过他和其史作中可辨认出的，来自先前作家的元素，我们才能够对共和时期的编年史进行评价。此外，他的历史也是共和时期的最后一部编年体巨著。李维于公元前59年出生于帕塔维乌姆（Patavium，即帕多瓦），从30岁开始长达20年的史学写作生涯，期间亲身经历了罗马内战及从共和国向君主政体的转变。作为一个勤奋博学但并非在政治生涯和聪颖程度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他几乎完成了西塞罗的友人们期待西塞罗所能完成的目标——创作一部具有可读性的罗马史。他语言方面的丰富性和对材料的组织方式正是西塞罗所希望看到的。他避免使用撒路斯特式的突兀风格，而是在丰富的词汇和复杂的行文结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明快、多样的叙述手法。他对主题的处理办法是保守的，这可能是编年史家们的传统做法，李维在描写战争时是爱国的；在谈到政治时，他支持元老院的权威，反对保民官们的蛊惑人心。他虽然在叙及平民同贵族斗争的时候对他们表示了些许同情，却对那些坚决反对向平民做出任何妥协或破坏传统的贵族强硬派表现出了巨大的好感。他很可能在现已遗失的、记载共和国被颠覆的若干卷中继续坚持这种态度，并把这些人的失败视为共和制度衰亡的一个原因。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可能就是在乌提卡（Utica）自尽的加图，此人反对恺撒，在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里已被描述成无私尽忠于共和国的人物形象。李维虽然是在政治制度瓦解和内部纷争之后从事写作的，他身处的却是罗马帝国势力臻于极盛的时代。面对着这种反差，目睹了繁荣局面和道德沦丧（其典型例子是罗马人的自相残杀）的并存，李维同撒路斯特一样，认为罗马是被自己的成功压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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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细节的解释者，李维缺少原创性，或至少在探究原因方面乏善可陈。然而，作为解释的替代品，他在描写情感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人道主义同情心，这在他创作的演说词和行文叙述中都有所反映。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力。没有人记载过维伊人在被罗马人逐出自己的城市（它随后被夷为平地）时的感受，无人提及罗马士兵们受萨莫奈人强迫在轭门下穿过时的心境（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关于罗马人听说自己的军队在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中败给汉尼拔后的反应的记载很可能也多不到哪里去。然而，这些却是李维现存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些篇章。创作历史的“悲剧”手法对他的影响显然要大过波利比乌斯的“实用主义”方法。李维将他的历史作品一直写到公元前9年——因为此作品已成为无法超越的庞然大物，也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共和国已经成了一具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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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神殿内部（约公元118—128年）。献给星宿诸神的、气势宏伟的哈德良式圆形大厅，是在帝国时期建筑中发展起来的、重视室内空间和表面装饰风格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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