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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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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是历史上欧亚大陆西部最大的国家。在400多年时间里，罗马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改变了境内居民的生活，并控制着境外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区和部落。彼此相连的防御体系、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交通网，以及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象征并确保了这种控制。一旦边界部落有越轨之举，罗马军队就会对其大开杀戒。2000年的票房大片《角斗士》（Gladiator）的开场就取材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对欧洲中南部日耳曼部落（Germanic）马可曼尼人（Marcomanni）的胜利。在此200年后，罗马人与日耳曼部落的战斗仍在继续。公元357年，尤里安（Julian）皇帝率1.2万名罗马士兵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战役中击败3万名阿勒曼尼人（Alama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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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只不过约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秩序的核心便被动摇了。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说，罗马军队“幽灵般消失了”。公元376年，大批哥特（Gothic）难民抵达帝国的边界多瑙河（Danube），寻求庇护。与罗马的一贯政策相悖的是，这些难民还没有归顺便被允许迁入帝国。他们发动叛乱，两年之后在哈德良堡（Hadrianople）战役中打败并杀害曾经接纳他们的瓦伦斯（Valens）皇帝，罗马军队中有三分之二的士兵阵亡。公元476年9月4日——哥特人迁入多瑙河边境百年后，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废黜，而为西哥特王国提供核心军事力量的正是当年哥特难民的后代。众多王国依靠外来移民的军事力量在罗马欧洲领土的废墟上崛起。这个位于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的王国仅是其中之一。罗马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成为构建欧洲历史的一次决定性转变，传统上被视为预示古典时期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工业革命一样，罗马的衰亡永久地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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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76—1788年间出版的鸿篇巨制以来，已有一两百项致力于该领域或其具体方面的研究，而且毫无缩减的征兆。20世纪90年代，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一个五年期项目，研究“罗马世界的转型”，其成果仍在成卷出版。一如既往，史学家们就一些重大问题和细节问题的看法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一直集中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罗马的衰亡。既然境外武装势力——蛮族——为新王国提供了军事力量，那么他们显然与罗马的衰亡有关。但是吉本之前和之后的史学家都认为罗马这样的强国，其文明水平超前成熟，令人惊叹，不应被在政治、社会、经济和艺术等文化方面完全不能与其匹敌的蒙昧部落击垮。罗马人有集中供暖、基于资本原则的一定形式的银行和兵工厂，甚至还有御用演说家，而蛮族人却还只是从事农业，嗜好装饰用的搭扣（fibulae）。1因此，尽管是个相关因素，蛮族仍不足以导致帝国的衰亡。他们显然只是利用了充斥罗马帝国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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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是否如此？本书将重启史上最大谜团：罗马帝国的神秘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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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罗马帝国的终结有其传统和现实意义。大体而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中世纪初期继之而起的王国的建立处于公元300年至600年间。这一时期是过去40年里一些最具创见性的历史研究的对象。传统上，这一时期是个黑洞：古典史和中世纪史之间的空白地带，既不作为古典史也不作为中世纪史来研究。该时期后来被重新定义为“古典时期晚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对该时期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其中很多考古发现对专家来说属于常识，但对普通大众而言依然需要普及。至少从我的学生对这一领域所持有的偏见来看，普通读者对该时期的认识仍然受自吉本以来旧传统的影响。在过去的40年间，学界首次认识了一个在社会、经济和道德上并非行将崩溃的后期罗马帝国和一个不再以简单愚昧、一成不变的荒蛮来定性的罗马境外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代人的学术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罗马帝国和罗马人眼中的“蛮族人之地”（barbaricum）这片更广阔地区的认识。本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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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人们对古典时期晚期的积极“发现”是在一定学术环境下产生的。各时期的史学家意识到历史不仅仅是传统上惯指的经济、高层政治、战争和外交方面的历史。有关古典时期晚期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颇为丰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罗马精英阶层高度成熟的作品，因此对很多学科而言这是一个产出颇丰的研究领域，例如性别和文化史，以及民间信仰史。古典时期晚期还为近年历史写作中的流行趋势提供了丰富材料。这些趋势试图挑战贯穿于传统历史“大叙事”中的一些不言而喻的成见。“文明”但不断衰落的罗马帝国坚决抵御境外“蛮族”的图景便是这种叙事的一个经典例子。目前人们已试图跳出这个固化的传统模式，从史料中找到诸多罗马－蛮族合作和非暴力往来的事例。阅读个体文本时，强调对其背后帝国理念的认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阐释方法要求史学家不能把古代作者当作事实的来源，而是当成二手车的销售员，应该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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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给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带来巨大冲击，但容易使学者偏离整体，过于关注特定方面的细节研究，往往与重构当时实际情况这一叙事初衷背道而驰，反而专注于个人和史料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和描述。在过去近10年间，出现了大量关于相关领域和古代作者的创新性专著，但无人尝试对罗马帝国的瓦解进行概述。2对这一领域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研究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绝对有必要的。对此，我深信不疑。3但是对一个时期的特定方面进行详尽的再阐释会影响对整体的认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将已经深入研究过的片断整合起来，专注于它们传递的关于罗马衰亡的信息。4读者可以自己评判这一研究方法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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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近期文学批评趋势的影响，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强调理念和观念。我个人认为我们也不能忽视叙事，这一点十分重要。鉴于史料的性质，一些学者甚至质疑是否可以透过这些史料对事实的描述来重构“实际发生的事件”。很显然，有时这是不可行的。然而，我要指出的是，那些适用于文学批评的思维过程并不都适用于历史研究。文学分析的工具对研究个体资料来说非常有价值，但在我看来，把历史研究比作一个法律事件会更贴切些。史料就好比是证人，出于自身原因，会试图就事件提出特定的主张，但与文学文本不同的是，它们所描述的并非（或并非总是）作者个人想象的结果。历史和法律体系一样，会与定量的失窃财产和实实在在的死尸打交道，尽管对这些现象的了解不得不建立在作为思想产物的史料之上。读者将会在本书看到，罗马帝国包含多种理念，推动了一种特定世界观的形成。此外，罗马还采用官僚制度，制定法律，征收税款，训练军队。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连同它维系了几个世纪的体系和规程一起终结，所留下的残骸便是本书关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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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利用近年来学界的成果，通过重构历史来认识欧洲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我的专业领域既包括后期罗马帝国，也包括“蛮族”，教学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对边界两边的关注度基本相当，研究时段重点是公元4世纪晚期和公元5世纪。虽然我会借鉴他人的研究，但构成本书特色的综合观点以及构建这个观点的主要想法则是本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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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会竭尽全力重构罗马衰亡的历史，提出一种可信的阐释。除此之外，我的写作还有一个目的。认识过去就像一个侦探故事，因此我想继续沿用刚才的法律类比。为了了解当时的真相，我邀请读者作为陪审团的一员参与评估和整合将要呈献的各种证据。本书的结构支持这种方法。它不只是关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的叙事，还是一次分析性探索。因此，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构建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及其欧洲近邻的概貌。没有这些背景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随后的瓦解。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更多叙事章节，但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让读者从头至尾都充分参与侦探工作，而不是仅仅把玄妙的答案告诉他们。同样，有时也会出现谜团，或者线索消失，我也不会对此做任何掩饰。童年时代母亲带我游历罗马古宅、浴池和要塞，令我对古代遗迹十分着迷。此外，第一个千年的这段历史给我带来了学术挑战，也是我选择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喜欢迷一样的事物。这么多的证据或被遗失，或以晦涩难懂的罗马文学体裁呈现（这是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适用于这个领域的原因之一），很少有什么是简单明了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有点恼人，降低了这段历史的吸引力。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包括我在内），这正是能获得快感的一部分。我总能从学生对证据匮乏的本能反应来判断他们是否对第一个千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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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故事（这也确实是一个故事）的同时，我还希望向读者介绍这个故事的形成过程，并大量呈献现有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为此，我将尽力直接或间接引用卷入这场即将永久改变欧洲历史洪流的亲历者的文字来详尽地讲述这个故事。这些人形形色色，数量之多超乎想象。经过解读后，他们的作品使得西罗马帝国的瓦解成为古代历史中记载最详尽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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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一部分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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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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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年初冬：比利时东部，11月，一个典型的湿冷阴沉天。在现在的通厄伦（Tongres）邻近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三国交界处，一场作战会议正在罗马军营中进行。一整个军团——理论上，由10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500人——再加上额外的5个大队，在莱茵河以西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一支日耳曼语族的小部落）的领地上扎营过冬。每次战期结束时，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通常会将军团分散驻扎在防守严密的营地上。军团士兵根据标准模式自行建设营地：营地周围有壕沟、护堤、壁垒和防御塔，营地内是营房。壁垒的长度可用公式推算：安营在此的大队数量的平方根乘以200。附近已臣服的部落负责为军队提供过冬的粮草，直到来年供驮畜食用的新草长出，新的战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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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一切进展顺利。厄勃隆尼斯人的两名首领安毕欧瑞克（Ambiorix）和年迈的卡图弗留斯（Catuvoleus）将罗马军队带到他们的扎营地点。要塞如期建好后，厄勃隆尼斯人送来了第一批粮草。但是大约三周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受到其他地区叛乱的鼓动和特雷维里人［Treveri，一支来自摩泽尔（Moselle）河谷一带的部落］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Indutiomarus）的唆使，一队厄勃隆尼斯人突袭并消灭了一支罗马粮秣队。他们随后冲向营地的壁垒，但很快在一阵矢石的袭击下撤退了。罗马军营里的气氛顿时变得不安起来，很快这种不安加剧。安毕欧瑞克和卡图弗留斯派人前来和谈，声称这次突袭只是一部分鲁莽之人所为。安毕欧瑞克还将自己描绘成罗马的忠实盟友。他说一场大反叛正在酝酿之中，大批日耳曼雇佣兵将从莱茵河东岸渡河抵达高卢。他指出，他不会指手画脚，告诉罗马指挥官该如何行事，但是如果他们想集中兵力抵御进攻的话，他会保障罗马军队安全通过自己的领地，到达东南部或西南部50英里（约80公里）外的罗马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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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毕欧瑞克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罗马军队的指挥官是两名副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Quintus Titurius Sabinus）和卢修斯·奥卢库勒乌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他们在作战会议上唇枪舌剑，迟迟不能达成一致。科塔和他部下的一些高级军官决意留守。他们军粮充足，营地防御坚固；恺撒得知叛乱的消息后会立刻增派援军——而且高卢人素以速度见长（有如谣言散播的速度一般快）。然而萨比努斯却认为，如果恺撒没有出发前往意大利的话，当地部落是不敢反叛的。天知道叛乱的消息什么时候才能传到恺撒那里，而且分散在各自冬营地的军团面临着被个个歼灭的危险。因此，对于萨比努斯来说，必须接受这个安全通过领地的提议，丝毫容不得耽搁。影响他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驻扎在此的是恺撒上一年春天才招募的新军团，最没有作战经验，在上个战期的主要战役中仅是充当辎重兵。会议仍在进行着，大家情绪激动，语调提高，萨比努斯故意向士兵透露能很快解除他们危机的方案并没有被采纳。大约午夜时分，科塔做出让步。将官战线的统一对于维持士气来说至关重要。士兵们匆忙准备撤退，在黎明出发，离开营地。罗马军队以为安毕欧瑞克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提出建议的，所以离开时采用了行军队形而非战斗队形，队伍拉得很长，几乎装载了所有的沉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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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营地2英里（约3公里）后，道路经过一片密林进入深谷。先行部队还没有走出山谷，部队主体排成一列仍在山谷中行进。就在这时，罗网张开了。厄勃隆尼斯人出现在山谷两侧，用矢石袭击下面的罗马军队。战斗持续很长时间，最后厄勃隆尼斯人完胜。到第二天清晨，只有少数趁乱潜藏的士兵得以逃生。数周前还在建设营地的7000余名官兵绝大部分已战死。这一连串事件残暴严酷，其出人意料之处令人咋舌。谁能料到素以“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豪言著称的恺撒的军队会有如此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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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行动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虽然这个军团被歼灭，但是战斗的细节则生动地展示了军团士兵惊人的战斗力，而这正是罗马帝国的建国根基。伏击刚一开始，萨比努斯就变得失魂落魄——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士兵引入死亡陷阱的指挥官来说，这是可以想见的。科塔的表现要出色一些。他自始至终觉得事情蹊跷，尽可能小心行事。矢石袭击刚一开始，他和部下的军官们立即让拉长的队伍抛弃辎重，组成方阵。这样一来，虽然战略位置十分不利，至少命令得以传达，各支部队形成一个整体。安毕欧瑞克占据制高点，地形有利，而且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厄勃隆尼斯人避免与罗马士兵短兵相接，只是从上面不断发射标枪、箭和石弹。罗马军队的伤亡人数迅速攀升。每当一个大队试图应对敌军，组织向左或向右突袭时，他们便会暴露于来自后方的弹雨之中。罗马军队深陷围困，力量渐渐衰退，但仍坚持作战长达8小时之久。此时，萨比努斯想要与安毕欧瑞克和谈，科塔虽然被石弹击中面部，却愤怒地提出罗马人是不会和敌军商谈妥协条款的。萨比努斯在和谈时被害，预示着厄勃隆尼斯人准备猛攻谷底，杀戮罗马官兵。很多士兵和科塔一起奋战，牺牲在谷底，但是仍有士兵守住阵形，退到2英里（约3公里）外的营地。残存的士兵在营地抵御厄勃隆尼斯人，一直奋战到傍晚，最后在相互帮助下集体自杀，直至最后一人。如果连这支辎重部队都能在绝境下战斗一整天，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投降，那么罗马的敌人算是遇上大麻烦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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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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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罗马皇权的根基在于其军团的军事力量，那么军团那令人惊叹的战斗精神的基础则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同古今所有精锐部队一样，罗马军队纪律严明。教官无须担心人权法庭，可以随意鞭打违抗命令的士兵——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将其鞭打至死。如果整个大队违抗命令，将受到“什一抽杀法”的惩罚：每十个人中将会有一个人在队友面前被鞭笞至死。但是不能仅凭恐惧来打造士气，集体的凝聚力还需要依靠积极手段来促成。新招募的士兵以八人为一组组成一个小队——contubernium（按字面意思理解是一群共享一顶帐篷的人），一同训练，一同作战，一同娱乐。他们只招募年轻士兵——军队都偏好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男子。军团士兵也禁止有固定的性伴侣——妻室儿女会让他们作战犹豫不决。基础训练非常严酷。士兵必须学会背负至少25公斤重的盔甲和装备，在5小时内行军36公里。整个过程中，士兵被告知他们出类拔萃，他们的战友卓越无比，他们所属的部队精练勇锐，就像海军陆战队一样，只是更加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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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训练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超级健壮的年轻男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残酷对待，因而也变得无比残酷；虽然不许有强烈的情感纽带，但他们彼此感情深厚，并且对他们所属的军团深感自豪。这一点在向军团军旗——鹰旗——宣誓的虔诚誓言里有所体现。训练成功通过时，士兵以性命和荣誉起誓，追随鹰旗，绝不弃逃，直至战死。士兵们誓死不让军旗落入敌人之手。科塔的军团旗手卢修斯·彼特洛希狄乌斯（Lucius Petrosidius）在自己被击倒时宁可将鹰旗投向通厄伦的壁垒内，也不愿让敌人夺走它。军团荣誉和士兵的团结一致成为士兵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维持着他们那无可匹敌的斗志和服从命令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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