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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17074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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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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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5年年底至376年年初，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东部爆发激战的消息传到多瑙河防线。据阿米安·马塞林记载：“一开始我方并没有在意。因为距离遥远，通常那些地区的战事传到这里时，战争要么已经结束，要么至少已经逐渐平息。”1这事儿也不能怪罗马当局没有重视。公元3世纪中叶，哥特人等日耳曼人迁到黑海北部，引发当地政治重组，并带来了100年的相对稳定。而且，当时的麻烦来自西北部（现在的波兰和白俄罗斯），而非东北部（现在的乌克兰）。东北部最近一次给帝国制造麻烦的是300年前，即约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所向披靡的萨尔马提亚人。但罗马人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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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6年夏天，大批难民突然出现在多瑙河北岸，请求在罗马境内避难。有史料称当时难民达20万人。但据阿米安记载，聚集在多瑙河河畔的难民不计其数。他们随行携带大量武器，很可能是用牛车拉载，就像历史上战乱时期难民结队逃难的场景一样。这些难民中，除了少数个人和家庭之外，大多数属于两支哥特部落。这两支部落都听命于各自的首领。据我猜测，这两支哥特部落各有1万名战士。其中一支是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他们来自离多瑙河数百公里外的德涅斯特河（River Dniester）东部地区（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另一支主要是当年阿塔纳里克率领的瑟文吉人，在阿拉维乌斯（Alavivus）和佛瑞提根（Fritigern）的带领下，脱离阿塔纳里克的统治，来到多瑙河北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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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难民的到来给罗马边境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但这些难民的身份为帝国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虽然之前接到的战报都来自遥远的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的东部地区，但这两支安扎在多瑙河河畔、意欲迁入罗马境内的哥特部落都并非来自那么遥远的战区。尤其是瑟文吉。最迟自公元4世纪10年代起，他们就一直盘踞在多瑙河北岸，位于现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领土上。在遥远的东北部发生的可不是什么小冲突，其影响波及整个黑海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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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很快就弄清了这次骚动的罪魁祸首。据阿米安记载：“玛尔斯的怒火不可遏制，战争席卷各地，带来毁灭和灾难。这一切都是匈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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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安的记载距离事发当时已近20年。此时，罗马人对哥特人迁到多瑙河地区的缘由也有了进一步了解。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90年代，匈人的出现所带来的全面影响也才只是初现端倪。哥特人于公元376年夏天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匈人在欧洲边缘的崛起到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废黜历时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这一切在公元376年时都还难以想象，其间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哥特难民在多瑙河地区的出现，标志着欧洲范围内权力重新洗牌的开始。本书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要讲述的就是罗马与匈人的故事。和阿米安一样，我们首先要讲述的就是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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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冰封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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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匈人起源的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3欧亚大草原横贯欧亚大陆，从欧洲边缘到中国绵延5500公里，其东端往北、往东仍有3000公里的草原。欧亚大草原南北纵深，最窄处在西部，约500公里，最宽处位于蒙古草原，约3000公里。地形和气候决定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总体而言，由于土地贫瘠，降水量少，草原地区不适宜树木和繁茂的植被生长，也不适宜作物栽培。因此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生，放牧各种牲畜。其中，骆驼生存能力最强，依次是山羊、绵羊、牛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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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活基本上是游牧民在固定的牧场之间迁徙、实现全年放牧的一种生活策略。通常，现代牧民会在夏季丘陵放牧地（冬季因为降雪和低温而缺乏牧草）和冬季低地放牧地（夏季因为降水量少而缺乏牧草）之间迁徙。就经济资本而言，放牧权和牧群同样重要，都要严加看护。由于携带牧群和年老体弱的牧民迁徙比较困难，冬、夏季放牧地之间的距离不宜太远。在斯大林（Stalin）强迫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游牧民定居之前，他们通常都在相距75公里的牧场之间迁徙。游牧民还和当地定居的农民有密切的经济往来。虽然他们自己也种植谷物，但大部分粮食仍是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在夏季，只有一部分游牧民放牧牲畜，其他人则从事各种农业生产。但各历史时期的游牧民族都需要用畜牧业产品（例如兽皮、奶酪、酸奶和牲畜等）同农业民族交换粮食。通常，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当地农民用谷物换来的只是免受劫掠。但有时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也会进行互利互惠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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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语言群体，或文化群体。在各历史时期，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着众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公元1世纪至3世纪，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Alan）控制了多瑙河至里海的西部草原。他们将自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起就生活在此、同样属伊朗语族的斯基泰（Scythian）游牧民驱逐出境。此后一直到公元6世纪，突厥语族的游牧民控制了多瑙河至中国的大片草原。中世纪中期，蒙古语族的游牧民入侵欧洲，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游牧民族。公元9世纪末出现在欧洲中部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他们的匈牙利后裔一样，讲的是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an），说明他们可能起源于欧洲东北部的森林地区。因为除欧洲中部之外，东北部的森林地区是唯一讲芬兰－乌戈尔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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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到底起源于哪支游牧民族，我们并不清楚。和其他罗马史料相比，阿米安·马塞林有关匈人的记载最为翔实，但他也没有说明匈人的起源问题。阿米安只是提到匈人起源于黑海对岸“冰封的海洋附近”。他们不具备读写能力，因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甚至连他们的语言至今还系属不明。即便没有其他线索，语言学家通常也能根据人名来确定系属关系，但这种方法在确定匈人语言的系属关系时也行不通。他们很快便开始采用日耳曼人的名字（或者也许是史料记录的是他们的日耳曼语名字，或是日耳曼邻近部落或臣服民对他们的日耳曼别称），因此留下来的匈语人名寥寥无几，无法形成可信结论。他们很可能不属于伊朗语族，但是否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属于最早入侵欧洲的突厥语族游牧民还有待证实。4由于信息不足，匈人的起源问题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一直就匈人是否就是古代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匈奴（Hsiung-Nu）游牧民族的问题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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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匈奴人在单于5的率领下进犯中国汉朝的西北边境，以贡品的形式获得大量丝绸、贵金属和谷物。他们还争夺中国汉朝西部的重要领土，例如中国境内丝绸之路途经的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1世纪）。由于受到东汉军队的攻击，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随后被同化，成为中国帝国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北匈奴则留居漠北，不断袭扰东汉边境，直到公元93年，东汉政府利用鲜卑人——另一游牧民族——发动攻击，在漠北击败北匈奴。大量北匈奴投靠鲜卑人（据说有10万户），其余则“向西”逃亡。此后，在中国史料中再也没有看到关于北匈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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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罗马帝国历史的这部分匈人是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突然出现在罗马史料中的。从表面上看，人们很容易就将这部分匈人等同于西迁的北匈奴。但这样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从北匈奴在中国史料中消失到匈人在罗马史料中出现之间间隔近300年（从公元93年到公元370年前后），而且中国与罗马之间相距3500公里。此外，罗马史料中记载的匈人与匈奴人的政体形式完全不同。自公元48年起，后者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都有各自的单于。但入侵欧洲的匈人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留存下来的人种描述也对此提出质疑。北匈奴人通常蓄长辫，而入侵欧洲的匈人则没有蓄发。两者使用的武器类似，考古发现的遗物中也都有青铜水壶。鉴于这种情况，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但入侵欧洲的匈人是公元93年开始西迁的北匈奴的后裔这一说法显然行不通。欧亚大草原虽然一望无垠，但即便是在当时，横穿草原也不需要花300年的时间。此外，同多数游牧民族的政权一样，北匈奴是由匈奴部落和其他臣服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因此，入侵欧洲的匈人的祖先即便属于这个部落联盟，也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北匈奴。所以，即便公元4世纪的匈人和公元1世纪的北匈奴彼此存在什么联系，他们之间也已经历了300年的历史，早已是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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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料也只是记载了匈人入侵欧洲边缘的大致原因。据阿米安所称，匈人“极其野蛮”，“心中充满着掠夺他人财物的欲望”。罗马史料通常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最终到达欧洲边缘实属偶然。一天，一些匈人外出狩猎，他们跟随一头雌鹿穿过沼泽，踏上一片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土地。受这一观点的影响，20世纪初有学者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匈人一直在欧亚大草原的不同地区游牧，然后机缘凑巧，来到欧洲边缘。7但之后，人类学家发现游牧民族并非随意迁徙，而是周期性地在相对固定的牧场之间流动放牧。鉴于放牧权对游牧民族而言至关重要，并受到严密看护，在牧场之间的迁徙绝对不会具有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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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猜测匈人西迁的动机。追踪雌鹿的偶然说的结论是，狩猎人员回到营地，汇报新发现的神奇土地。阿米安把他们西迁的动机归结为攫取经济利益。黑海北岸国富民丰，招致匈人入侵。这一观点看上去完全说得通。虽然相比而言，欧亚大草原的西部牧场面积不大，但是十分肥沃，一直生活着众多游牧民族。当时，生活在黑海北岸的是罗马帝国的藩属部落。他们同地中海地区有着各种经济往来，经济相对发达，生活富裕，无疑也引起匈人的垂涎。但对此后更为我们所了解的游牧民族而言，牧民西迁通常与躲避阿瓦尔人（Avars）有关。阿瓦尔人是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联盟，不断骚扰中国的北方边境。他们为了逃避突厥的征讨，迁入黑海北岸，给欧洲造成的影响几乎与早于他们两个世纪的匈人造成的影响相当。同样，公元9世纪末，马扎尔人为了逃避佩切聂格人（Pechenegs）的攻打，向西迁入匈牙利。就匈人而言，我们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西迁的动机是为了攫取财富，还是为了躲避另一游牧民族，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在更东边的地区，公元4世纪下半叶，笈多（Guptas）自印度北部扩张至丝绸之路；公元5世纪初至中叶，哒人统治里海（Caspian Seas）及咸海（Aral Seas）一带。早在公元4世纪50年代，这种政权的重组就已经对欧亚大草原东部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匈尼特人（Chionitae）迁入波斯帝国里海以东地区的边缘。8这也可能是匈人西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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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匈人的起源和西迁动机仍是未解之谜，但他们是哥特人公元376年夏天迁入多瑙河地区的根源，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哥特人迁入多瑙河地区是为了逃避突然出现在黑海北岸的大批匈人。他们仓促逃至多瑙河河畔，向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请求迁入帝国境内。匈人实际上一直紧随其后。一旦哥特人抵达罗马境内，匈人便立刻占领多瑙河附近地区。现代研究对当时情况的叙述大多归结为以下几点：匈人于公元375年至376年突然入侵欧洲；哥特人于公元376年仓皇逃往罗马帝国；自公元376年后，匈人统治了多瑙河以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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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的依据是阿米安的记载。他描绘了一幅哥特人仓皇逃生的生动画面：“消息传遍各哥特部落，迄今为止都尚未听说的一支游牧民族突然出现，有如高山上袭来的暴雪，势不可当，所到之处或被占领，或被摧毁。”然而，我们需要透过修辞看到阿米安实际传达的信息。匈人征服阿兰人之后，开始袭击格鲁森尼人。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的是厄门纳里克（Ermenaric）。他最终放弃抵抗，貌似牺牲自己，成为祭品，祈求神灵保护族人的安全。9阿米安措辞含糊，但在一些古代部落的文献记载中，将部落的命运归结为首领的举措这一点值得注意。在艰难时刻，部落深陷不幸被看作众神显灵，表明原首领冒犯了众神，应被当作祭品献祭给众神，以平息众神的怒气。厄门纳里克死后，维提米尔（Vithimer）担任首领，继续抵抗匈人，但最终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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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阿拉提（Alatheus）和萨伏拉克斯（Saphrax）以维提米尔之子维特里克（Vitheric）的名义统领格鲁森尼人。他们决定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此时，阿塔纳里克率领的一支瑟文吉部落正遭受匈人的追击，也退至德涅斯特河附近。他们看到河岸已经聚集了一支部落，便撤回喀尔巴阡山附近的腹地。阿塔纳里克企图在此建筑防线，遏制匈人进攻的势头。在我看来，这道防线很可能是罗马在奥尔特河（River Olt）河边的防线——特兰萨鲁塔努斯防线（Limes Transalutanus）。10但阿塔纳里克的计划落空。瑟文吉在建筑防线时，遭受匈人连续进攻，摧毁了他们对阿塔纳里克的信心。就此，大部分瑟文吉脱离他的统治，在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的率领下迁至多瑙河河畔，请求罗马的庇护，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跟随瑟文吉来到多瑙河附近（地图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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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非常迅速。维提米尔战死后，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很快便来到多瑙河附近。事情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维提米尔战死到哥特人公元376年夏末或是初秋到达多瑙河附近，总共可能不到一年时间。原则上，即便是几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他们迁到多瑙河附近了。那么维提米尔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年中到376年年初战死的。鉴于对农民而言，逃亡的最佳时机是在收获之后，格鲁森尼人极有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夏末或是初秋启程逃亡多瑙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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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鲁森尼人在匆匆逃离前还是做了拼死抵抗。我们无法确定战争的确切年代，因为阿米安并没有明确记载战争的时间。但他的记载也提供了一定线索。阿米安首先提到厄门纳里克抵制匈人的袭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继任者维提米尔多次被匈人打败，直到战死。我们无法确定格鲁森尼人和匈人抗衡了多长时间，但维提米尔死后，格鲁森尼人显然结束长期抗战，迅速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正是他们撤退的决定加速了最后危机的到来。格鲁森尼人之前抵御匈人的进攻持续了多长时间还有待商榷，但时间的长短确实与匈人行动的性质存在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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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迁入帝国境内的许可，哥特人首先派特使离开多瑙河前往瓦伦斯皇帝的驻地，向他陈述情况。然而，瓦伦斯人在安条克。这意味着哥特特使需往返1000公里。即便这样，特使们也没有却步。他们一到安条克便和瓦伦斯商谈，双方形成决议，然后向多瑙河边界的罗马指挥官发出公文。这一切很可能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与此同时，大批的哥特人继续驻扎在多瑙河附近，耐心等待罗马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此时匈人对哥特人发动攻击。而且，袭击阿塔纳里克的是一些匈人小部落。他们有时掠夺财物太多，不便追击。13因此，这群匈人只是一群劫匪，而非征服者。此时的匈人在政体上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他们独立行动的可能性非常大。例如，维提米尔在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时，他也能招募其他匈人部落的成员替他作战。14公元375年至376年，并没有大批匈人紧追仓皇逃亡的哥特人。相反，独立的匈人部落之间却在千方百计地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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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匈人并没有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征服”哥特人，而是哥特人决定撤离日渐危险的居住地。直到20多年后，即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仍停留在黑海以东地区，实际在高加索北部一带，不在多瑙河河口附近。15而且公元376年后的10多年里，在多瑙河下游继续侵扰罗马边境的既不是瑟文吉部落，也不是格鲁森尼部落，而是其他哥特部落。公元386年，奥德提乌斯（Odotheus）率领的另一支格鲁森尼部落在多瑙河下游向罗马发起猛攻。大约在同一时期，没有跟随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迁至多瑙河附近的瑟文吉部落的剩余人员则在喀尔巴阡山一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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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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