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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17074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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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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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441年至453年的十多年间，在欧洲历史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役——“上帝之鞭”阿提拉的杰作。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吉本之后，他通常被视为一位军事和外交天才。在20世纪40年代，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曾试图纠正这一观点，将他描绘成一个失败者。对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而言，阿提拉的军队就像是全能上帝手中挥舞的鞭子。他的异教徒军队遍布欧洲，鞭笞着那些上帝选出的罗马皇帝。罗马的帝国理念很擅长解释胜利，但在解释失利方面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尤其是败在非基督徒手下。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异教徒歼灭他的子民？公元5世纪40年代，匈王阿提拉将毁灭的种子从君士坦丁堡一直散播到巴黎城门前，促使人们提出了这个从未提过的问题。那个时代有人这样说：“阿提拉让整个欧洲化为齑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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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阿非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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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初登历史舞台时，是与他的兄弟布勒达（Bleda）共同统治匈人。两人从他们的叔叔卢阿［Rua，或卢嘉（Ruga）］手中继承了统治权（公元435年的11月，卢阿仍然在世）。2东罗马帝国派遣使节出访阿提拉和布勒达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438年2月15日之后的某个日子。兄弟俩可能直到公元5世纪30年代末，很可能是迟至公元440年才掌权。和其他新政权一样，他们初一上台就改变政策。与君士坦丁堡的初步接触使他们决定重新协商双方的关系。双方代表在上默西亚多瑙河河畔的马尔古斯城外会面（地图11）。公元5世纪的史学家普里斯库斯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匈人］认为下马商谈不妥。因此，罗马人顾及自己的颜面，在见面时选择同样的方式，避免一方骑在马背上说话，而另一方站在地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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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议最突出的变化是，给匈人的岁贡从每年350磅黄金增加到700磅。条约中还包括遣返罗马战俘、贸易设立的地点和方式，以及罗马将不再接收来自匈人帝国的叛逃者等条款。然而，尽管岁贡增加，新协议仍未能让匈人的两位新首领满意。此后不久，可能是在公元440年年底至441年年初，在一次贸易过程中，匈人“商人”突然亮出武器，占领举办贸易的罗马要塞，杀死守卫和一些罗马商人。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当罗马使节抗议此事时，匈人反驳道：“马尔古斯的主教进入他们的领地，亵渎匈人的王室陵墓，并偷走价值连城的随葬品。”然而，主教版的夺宝奇兵故事只是个借口。借此机会，叛逃者的问题被重新提起。阿提拉和布勒达以战争相威胁，要求罗马立刻交出匈人叛逃者（包括那位主教）。罗马并没有照办。等到战季来临，匈人大举渡过多瑙河，攻陷边境上的要塞和城市，包括罗马在费米拉孔（Viminacium）的主要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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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马尔古斯的主教恐慌起来。他与匈人做了一笔交易，如果匈人撤销对他的指控，他将拱手让出自己的城市。阿提拉兄弟趁此良机又占据一个战略要地，并充分利用马尔古斯的优势。马尔古斯是打通横贯巴尔干半岛罗马军事要道的关键。匈人很快开始围攻干道上的下一个要地：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干道在纳伊苏斯一分为二，一条大体上向正南通向塞萨洛尼基，另一条向东南经塞尔迪卡（现在的索非亚）直达君士坦丁堡。拿下这个岔路口至关重要。这次，普里斯库斯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攻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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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匈人把大批攻城装备运到城墙下……面对乌云般的流矢，城垛上的守军放弃抵抗，撤离城垛。攻城槌也出现在战场上。这是一种巨型装置，在斜搭的木架上用锁链横吊着一根撞槌，撞槌前端装有金属尖头和隔板……以保障操作者的安全。槌的尾端装有短绳，操作者用力将撞槌朝目标反方向拉起，然后再松开……守军从城墙上滚下马车大小的巨石……一些攻城槌被砸坏，操作的匈人也被砸死。但守军仍无力抵御如此众多的攻城装备。随后，敌人架上云梯……蛮族人从攻城槌撞出的缺口和云梯攻进来……城市沦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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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人们对这段话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它明显借鉴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有关古代攻城战役的著名描述。修昔底德笔下的这场攻城战是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初期的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描述如此相似，人们通常会认为整个故事纯属捏造。但在古代，作者展示其学识是情理之中的事，读者也乐于看到他们引经据典。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普里斯库斯借鉴著名史学家的一些词句，就认为整个战事是虚构的。4我们知道，不管怎样，纳伊苏斯在公元442年被匈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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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东罗马帝国的首次交战中，阿提拉和布勒达已经证明他们有攻占固若金汤的罗马要塞的军事实力。尽管他们在夺取马尔古斯时玩了点花招，但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都是巨大而坚固的要塞，而他们依然能够强行攻破。这意味着在欧洲战争的舞台上，罗马和蛮族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前文所述，巴尔干半岛最近一次遭受严酷攻击是在公元367年到382年之间。侵袭者是哥特人。这些哥特人虽然能够夺取一些较小的防御基地或追逐散兵，但对高墙内的大城市只能望而兴叹。因此，尽管有时候会出现食物短缺，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城市基本上仍能完好无损地撑过战争（参见本书第四章）。西日耳曼尼亚的情况也是如此。罗马军队深陷内战之时，莱茵河边境的部落有时会进犯帝国的大片领土，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初，马格嫩提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内战余波中的阿曼尼人。但他们的作为仅止于占领城郊，破坏小型瞭望塔。他们并没有尝试攻击那些固若金汤的主要防御中枢，例如科隆（Cologne）、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施派尔（Speyer）、沃尔姆斯（Worms）、美因茨等。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没有遭到破坏。5现在，匈人却能够成功攻陷这样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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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史料记载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的。是他们在大草原上本身就有的，还是新近习得的？攻城技术在对抗哥特人和其他黑海北部部落时几乎用不到。有关匈人自公元4世纪70年代起作战的记载主要集中描述了他们在开阔战场上的骑射技能。但如果这些匈人曾属于早先的匈奴联盟（参见本书第四章），后者在与中国的对抗中确实会有攻城的需要。此外，在古典时期晚期，即便无名的游牧部落也希求占据丝绸之路上那些固若金汤的富饶城市，或至少对它们施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一定的攻城能力也很重要。6另一方面，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匈人曾受雇于埃提乌斯，很可能还有之前的君士坦提乌斯。因此，他们有可能通过仔细观察罗马军队作战，习得攻城技术——在不同时代，罗马的技术和装备都曾迅速被蛮族人采用。就在公元439年，匈人辅助部队还协助西罗马的军队围攻图卢兹的哥特人，从而直接见识了围攻作战。总的来说，我认为，匈人成功攻占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更有可能是表明他们新近发展了一项新的作战技术。人员情况对于攻城战成功与否也同样重要。制造和操作作战装备、挖战壕以及发起总攻都需要人员。在本章稍后我们会看到，即便攻城装备的设计并非创新，但直到不久前匈人才具备如此规模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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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这些蛮族夺取关键防御中枢的作战能力在战略上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固若金汤的重镇是帝国控制其领土的核心。然而，虽然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的失陷意义深远，但此刻最为关键的是匈人选择与君士坦丁堡初战的时机。当时东西罗马帝国的远征军正集结在西西里，意欲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迦太基。前文已经提到，这支远征军中东罗马的军队大多是从巴尔干半岛抽调的野战军。显然，匈人对此了如指掌。在罗马边境地区，消息传递很快。因此很难隐藏从驻地大量撤军的事实。7我认为，君士坦丁堡方面在阿提拉和布勒达统治初期轻易地将岁贡提升到700磅黄金，是想借此争取足够的喘息时间，远征阿非利加。要真是这样，君士坦丁堡的当权者们就大错特错了。匈人并没有被收买，反而决定进一步利用罗马此时的弱点。他们心怀不轨，大举渡过多瑙河。这样一来，君士坦丁堡方面就不得不从西西里撤军。东罗马帝国丢失了三个主要基地——费米拉孔、马尔古斯和纳伊苏斯（尽管后者在命令下达时可能还没有沦陷）。这对罗马而言史无前例。在这种情况下撤军，也情有可原。现在，匈人军队牢牢占据这条横跨巴尔干半岛直指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要道。阿提拉不用亲临北非，就在第一次征战中迫使东西罗马帝国放弃收复北非这一重要计划。匈人对罗马帝国造成巨大的战略打击，其结果和两个世纪前波斯人造成的结果一样影响深远。当然，匈王阿提拉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他有很长远的规划。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东西罗马帝国都将感受到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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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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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40年代，匈人不断扩大对西罗马的战略影响已显露无遗，但阿提拉统治其他方面的影响就没这么明确了。公元4世纪70年代，匈人第一次入侵欧洲边界时还不具备读写能力。70年后仍然如此。因此匈人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最伟大首领的记录。而罗马史料则一如既往，更多的是关注外来部落对帝国的政治、军事影响，而非记录他们的事迹。因此，一些意义重大的内容，尤其是这些部落的内部历史，则很少或是没有被提及。同奥林匹奥多罗斯有关公元5世纪最初20年的记载一样，我们只能为来自色雷斯帕尼翁（Panium）的罗马史学家普里斯库斯作品的流失深感惋惜（上文已引用过他的记述）。然而，这次我们又很幸运，因为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的作品中保留了普里斯库斯作品的一些重要选段。这位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不问国事，爱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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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衣贵族（Porphyrogenitus），希腊文指“生于紫室”，为我们了解这位中世纪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困境提供了有力线索。他生于公元905年，“智者”利奥六世（Leo VI“the Wise”）皇帝之子。利奥六世去世时，君士坦丁七世年仅7岁。公元10世纪是一个帝国扩张的年代。伊斯兰教世界政治统一的局面崩溃，小亚细亚和近东边境上的一些伊斯兰教地区被拜占庭军队轻易拿下。军事胜利使皇帝不断分发战利品，奖赏土地。这又相应地在君士坦丁堡内部催生了一个自信但又野心勃勃的军官阶层，为政治权力争夺不休。然而，君士坦丁七世最有利的资本是出生在皇宫的紫室。这使他成为赋予新近获胜的指挥官合法性的一个有力工具，或是联姻，或是升任他为共治皇帝。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受他提拔的人势力太过强大，以至于他只有在生命的最后14年里，即公元945年到959年，才在名义上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即便是那段时间，他也不过是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已。8同霍诺留皇帝一样，君士坦丁七世漫长而无意义的统治偶尔也有闪光点。前者的事迹在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有所提及。不同的是，霍诺留全部精力都用于担心下一次篡位何时发生，而君士坦丁七世则全心投入文化事业。他最担心的是拜占庭会丧失它的传统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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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七世突发奇想，开始给古代所有的伟大作品编纂摘录，以保存古典文化。他在其中一卷作品的序言中写道：“需要收录的作品数量庞大，即便只是想象一下也是一件费神的事，而且这项工程规模浩大，任务艰巨。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摘取有用的内容，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可以扩大这些知识的流传范围。”他总共计划编纂53卷摘录，分别命名为《胜利篇》（Excerpts concerning Victories）、《国家篇》（Excerpts concerning Nations）等。我们知道其中23卷的名称，但现存有全本或残篇的只有其中的4卷。9单这些存本的现代版本就有厚厚的6部。据估计，这还只是君士坦丁七世原工程的三十五分之一。经过中世纪唯一存留下来的全本是第27卷手稿——《出使篇》（Excerpts concerning Embassies）。内容包含两部分：罗马派到外族的使节，以及外族出使罗马的使节。但这卷手稿也差点失传。最初的手稿毁于1671年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宫（Escorial Palace）图书馆的大火。幸运的是此前已存留了副本。10第27卷的两部分都广泛摘录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我们还真得感谢君士坦丁七世。如果没有他，我们对阿提拉将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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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君士坦丁七世拟定的分卷名称虽然累赘，但十分精准。《出使篇》的内容确实都与使节有关。摘录主要集中在外交方面，同时也会偶尔提及军事等其他信息。因此，我们不光获知阿提拉和君士坦丁堡谈判的确切内容——我们稍后将会看到，普里斯库斯在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了解了匈人的战争机器及其内部政治格局。这些内容大部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在普里斯库斯散佚的史料中有详细记载。但我们求而未得的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罗马对外重大战役篇》（Excerpts concerning Big Battles between the Romans and Foreigners），他应该写过这样一个分卷。失传的分卷中有一卷名为《胜利篇》。鉴于匈人屡战屡胜，这卷书里可能没有摘录多少普里斯库斯的史料。虽然我们有很多普里斯库斯关于罗马－匈人外交的精彩叙述，但我们仍只能通过其他史料来拼凑出阿提拉的征战及其统治的其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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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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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后勤补给比较落后，公元441年东罗马派往北非的远征军尽管当年就从西西里撤出，却没能及时赶回巴尔干半岛。公元442年纳伊苏斯失陷后，君士坦丁堡签订了屈辱的和平协议。由于君士坦丁七世的随从没有摘录普里斯库斯史料中的相关片段，我们不知道条约的确切内容。但后来几次谈判中也提到这个条约，因此我们仍能清晰了解其大致情况。可以想见，岁贡进一步提高：保守估计可能是每年1400磅黄金——在公元447年上升到2100磅黄金，1400磅是个折中值（公元441年至442年战争爆发之前是700磅）。这个数字还要足够庞大，否则截至公元447年拖欠的款项就不会达到6000磅黄金。除此之外，匈人首领继续就叛逃者和罗马囚犯问题施压。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向匈人倾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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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七世的摘录方法意味着，普里斯库斯对公元5世纪40年代的叙述脉络已难以恢复。因此我们需要对照其他史料来重新排序存留的外交片段。在这种情况下，重构这段历史就取决于拜占庭编年史作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在公元9世纪所做记载的授信程度。如果我们大致接受他的叙述结构，并按照相应的时间顺序整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片段，就会发现，在公元441年至442年的战役之后，阿提拉在巴尔干半岛又向东罗马发动了两次进攻，并取得胜利。一次是公元443年，在克森尼索（Chersonesus）击败一支罗马军队；另一次是公元447年，匈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然而，奥托·J.曼辰-海尔芬（Otto J. Maenchen-Helfen）提出可信的证据，推翻塞奥法尼斯的可信性。12这位非凡的匈人史学家曾于1929年在蒙古西北部与一群突厥语族的游牧民共同生活了数月。他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俄语、波斯语和汉语。此外，他观察细致，逻辑缜密。曼辰-海尔芬并不是第一个挑战塞奥法尼斯可信度的人，但他确实完成了最终决定性的一击。他证明塞奥法尼斯在记录阿提拉治下的匈人时非常笼统，错误地将发生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所有事件都归在公元449年至450年间。透过曼辰-海尔芬的证据，结合我们所知道的信息，我们显然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公元442年之后，阿提拉和东罗马帝国之间仅在公元447年有过一次交战，而非两次（地图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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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演变过程显而易见。东罗马之所以做出让步，并签订公元442年至443年的条约，包括提高岁贡的黄金数目，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虚弱期，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军队都远在西西里。军队返回后，他们的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大约在公元443年或稍晚些时候，罗马当局就不再进贡。因此，直到公元447年，欠款累计达6000磅黄金。如果从公元442年拟定和约开始计算，每年的支付额的确是1400磅的话，东罗马只进贡不到两年就叫停了。14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应对措施。公元443年9月12日，一条关于确保军备的法令正式生效：“我们命令每位公爵［驻军指挥官］必须恢复士兵人数到以往水平……必须致力于加强他们的日常训练。此外，我们还委托各位公爵负责营地以及巡逻艇的保养维修工作。”15通过大量招募伊索里亚人（Isaurians，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高地，通常为盗寇），东罗马野战军的军力也有所提高。16万事俱备，东罗马对于瓦解匈人的优势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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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高层的一次骚动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公元444年或445年，阿提拉谋杀自己的兄弟布勒达，独揽匈人大权。普里斯库斯有关此次谋杀的记载都悉数流失。因此我们只知道事件发生的年代，却无从得知其起因和经过。但这件事正巧发生在东罗马筹划推翻公元442年至443年签订的和约之际。显然，君士坦丁堡趁机中止岁贡，同时也不用担心立刻遭到报复。因为独揽大权的匈人新王正在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无暇发动大规模战役。不过，双方都在为迎接一次实力的较量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公元447年，战争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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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难的是阿提拉。他派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抗议他们拖欠岁贡以及并未移交叛逃者。而东罗马仅仅答复说他们已经做好会谈的充分准备，再无其他反应。于是阿提拉发兵横扫整个多瑙河流域，一路摧毁各边境要塞。可怜的原驻地部队，自公元443年的法令颁布之后，本该士气大振，却不敌匈人。阿提拉遇到的第一座大型要塞是拉提亚里亚——达契亚行省拉提亚里亚河附近的重镇。很快它就沦陷了。之后匈人铁骑沿多瑙河西进，直指哈伊莫司山北部。在那里与罗马军队爆发第一场恶战。巴尔干半岛东部野战军的指挥官（色雷斯野战军主帅）是阿尔尼吉斯库鲁斯（Arnegisclus）。他们从马西安诺堡的指挥部倾巢而出向东北推进，在乌塔斯河（Utus）迎战。据说，罗马人在战斗中表现勇猛，但还是被击溃了，而阿尔尼吉斯库鲁斯本人也在他的坐骑被杀之后下马继续力战而死。胜利为匈人打通了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他们蜂拥南下，直到色雷斯平原。阿提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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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47年1月27日，凌晨两点多，君士坦丁堡突然发生地震。黄金门（Golden Gate）一带整个区域化为废墟。更糟糕的是，巨大的城墙也有一段倒塌了。当时阿提拉即将入侵，但地震的消息可能改变了他的进攻路线。等他赶到那里时，危机已经过去。东罗马的禁卫军长官君士坦提努斯已经动员各路人马清理护城河的瓦砾，并重建了城门和瞭望塔。截至3月底，地震造成的损毁不但已经修复完毕，而且如一纪念碑文所说：“即便是女神雅典娜（Athene）也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快更好。”17阿提拉的军队还没有靠近君士坦丁堡，攻陷它的时机就早已经过去了。匈人军队的推进并未演变成围城战，而是引发了这一年的第二场大战。虽然色雷斯的野战军被击溃散逃，但东罗马仍然有中央野战军驻扎在首都周围，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两侧。随后这些部队在克森尼索集结，跟敌人再度激战，并且又一次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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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虽然没能攻入君士坦丁堡，但他已经打到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海岸，分别抵达西斯塔斯（Sestus）和卡利波利斯［Callipollis，现在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地图11），控制巴尔干半岛其他所有地区。随后，他利用自己的统治，在巴尔干半岛的各罗马行省造成了可怕影响。获胜后，匈人兵分几路，四处袭击，向南一直突袭到温泉关（Thermopylae），也就是近百年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率领希腊军队抵抗波斯大军那场著名战役的战场。我们经常会看到匈人蹂躏巴尔干半岛的记载，比如在大约同时代的色雷斯人伊达提乌的生平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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