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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宽容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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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元老院的宗教政策，受到开明意见与迷信习俗的欣然支持。各种宗教仪式在境内流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它们是同样的真实；对于哲学家来说，它们是同样的虚妄；对于地方行政官来说，则是同样的有用。如此忍耐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彼此间的宽容，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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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民众的迷信行为，不会产生神学上的对立而引起彼此冲突，也不会因思想体系的束缚而使身心受到限制。虔诚的多神教教徒不仅喜爱本乡本土的宗教仪式，也认同他人对世界上不同宗教的信仰。[60]就这些信徒来说，恐惧、感恩和好奇的心理，一个梦境或某种预兆，遭遇到不如意事件的打击，甚至是长途旅行所产生的阻碍，都会让他们的信仰更为坚定，祈求更多神明的庇护。异教徒神话的架构非常浅薄，虽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材料，还不致形成矛盾和对立。所谓的圣贤豪杰和英雄人物，莫不与乡土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这些使国家建立权势和名声的伟人，即使没有受到世人像对神祇一样的膜拜，至少也会获得赞扬和尊敬。泛神论认为千山万水都具备神性，默默地在所在地区发挥它们的影响力。罗马人祈求台伯河不要降灾，就不该嘲笑埃及人为了祈福而向尼罗河呈献大量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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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物质方面而言，自然界可见的力量、行星和元素，在整个宇宙是完全一样，毫无区别的。精神世界看不见的主宰，无可避免地由同一模式的传说和寓言所铸造而成，无论是善与恶，都有各自的神祇来作为代表。每一种技艺和职业的背后也都有他们的守护神，无论经过多么长久的世代传承、相隔多么遥远的国家，这些神祇所显现的性质，全都和被保护者的特定需要有关。不论是哪一种系统的神界，在发展的过程和利益的归属上都会产生对立，要依靠一位至高无上者来调停。经过长时期的教化认同和顶礼膜拜，这位神祇逐渐被提升到极度完美的崇高地位，成为“永恒的天父”和“全能的君主”。[61]古代的宗教精神是如此的温和包容，以致各个民族对于崇拜的仪式，只关切相互的雷同，而不在意彼此的差异。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各地的蛮族，尽管他们各自信奉的神的名称不同、敬神的仪式相异，但当他们在祭坛相遇时，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他们实际敬奉的是同样的神灵。荷马的史诗所叙述的神话故事，赋予了古代世界的多神教一个瑰丽而通用的规范。[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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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哲学家是从“自然人”而不是从“神”演绎出伦理学和道德规范的。当然他们也曾抱持非常严肃的态度，沉思冥想神性的存在，经过深入的探讨，明了人类的理解力虽然很强大，但是在这方面却极为有限。[63]4个最知名的学派，斯多噶学派和柏拉图学派致力于协调理性和虔敬之间利害关系的冲突，他们留给世人超凡入圣的明证，就是“原道”的存在和完美。但是，由于对物质的创造无法表达，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家在这方面的成果不彰；相反的是，柏拉图和其门徒强调属灵层次的神性，脱离物质进入观念的领域。学院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很少讨论有关宗教方面的问题。前者重视虚怀若谷的科学精神，对上帝之国的天意抱持怀疑的论点；而后者以无知为由，全盘否定上帝之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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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竞争的鼓励而产生的研究精神，也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生根茁壮，再经由哲学大师的倡导，成立众说纷纭的学派。纯朴的年轻人从世界各地涌入雅典，这里也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学术中心一样，教导大家要对世俗的宗教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不过，说实在的，怎么可能要哲学家把诗人所杜撰的故事，或者是上古流传的事理不明的传说，当作真理来建立对神明的信心？也不可能把“凡人”当成神来崇拜，事实上有些“凡人”的行为并不是很光明磊落，不仅不该受到敬拜，反而应该受到蔑视才对。为了反对这些毫无价值而又受到崇拜的偶像，西塞罗不惜自贬身价，用真理和雄辩当作针砭的工具。倒是琉善[64]的讽刺诗更有效，变成破除迷信的利器。一个社会文明水平较高的阶层，难免对平民的迷信行为发出藐视的私语。极有声望的文人雅士，同样也不愿故土的神明被揭穿，甚至受到公众的讪笑和攻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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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安东尼时代反对宗教信仰的潮流甚嚣尘上，但依然考虑到了祭司阶层的利益，以及民众在精神上的寄托。古代的哲学家在作品和语录中，强调理性应有独立自主的尊严，但他们的言行却莫不符合法律和习俗的规范。他们眼见凡夫俗子的各种谬误，不禁露出一丝怜悯和无奈的苦笑，只能心甘情愿地奉行祖先的祭典，不时到庙宇去参拜神明；还得在圣洁的长袍下掩饰住无神论的心意，装模作样地参与各种迷信的场合。贤达之士不会为世俗的信仰和宗教而争辩不休，更不会像愚蠢的民众那样涉身其中。他们在踏上利比亚[66]、奥林匹斯山和朱庇特神庙祭坛时，心中虽不以为然，但外表仍呈显恭敬神色。[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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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罗马的议场衍生出宗教迫害的动机，这点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很多高阶官员本身就是哲学家，雅典的学院把法律传授给元老院，这些人对迷信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执行政令不会受到宗教信仰的蒙骗。元老院已经把世俗和教会的权力集于一身，不可能为野心和贪婪所驱使，他们选举最贤明的元老院议员担任祭司，皇帝本人身兼大祭司的职位。他们不但重视宗教带来的利益，也明了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要把公众的祭典节庆作为教化人民的工具。为便于推行政令，他们也使用各种占卜和预兆的手段；为巩固社会的安定，他们声称伪证罪会受到神明的惩罚，不管今生或来世都逃不掉法条的追诉。[68]所以罗马的官吏和议员承认宗教具有莫大的价值，即便是名目杂乱、无奇不有的仪式，他们也深信终究还是有益于世道人心。因此，每一个国家和乡土的崇拜仪式，经过时间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而为众人所接受。被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原来壮观的神像和华丽的庙宇，经不起贪婪的搜刮[69]和无法显现神威而日益没落，但远古遗留的宗教实体，仍一如往常受到罗马的宽容和庇护。看起来只有高卢行省似乎是个例外，德鲁伊[70]教徒掌握很大的权力，提比略和克劳狄两位皇帝在位时，以废除活人祭祀为借口大力加以镇压，避免未来可能的危险。但是祭司本身以及神祇和祭坛，仍安全地保存在隐密处所，直到异教完全被根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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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是伟大帝国的首都，全球各地的臣民和异乡客络绎不绝到来，引进他们在本土信奉的宗教，并持续在此祭祀各自的神明。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希望维护古老宗教仪式的纯净，元老院也运用权力，阻止异国的仪式不致泛滥成灾。埃及的迷信风气格调很低且使人堕落，经常受到查禁，祀奉塞拉比斯和伊西斯的寺庙常遭摧毁，信徒被驱离罗马和意大利。[71]冷酷无情却执行不力的政策，终究挡不住宗教狂热。被放逐的人员偷跑回来，改宗的信徒反而增加，重新盖起的神殿更加金碧辉煌。最后，塞拉比斯和伊西斯在罗马神祇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形当局并非放纵不管，而是宗教的宽容政策没有背离政府所秉持的古老原则。在纯朴的共和国时代，罗马的军队常常特派一位使节，把自然女神希布莉和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迎进国门，[72]并承诺给予其更多尊荣，来诱取城市守护神放弃对这两座城的庇护。此种做法几乎已成惯例，罗马逐渐成为帝国臣民共有的圣殿，这座城市给予人类所有的神明以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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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罗马的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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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古老市民血统的纯净，绝不与外人混杂，这种极端狭隘的思想，使得雅典和斯巴达停滞不前，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天降大任于罗马，为着并吞四海的野心，其宁愿舍弃眼前的虚荣，尽量从奴隶、外人、敌寇和蛮族的身上吸取长处和优点。[73]这是一种更开明、也更光荣的行为。雅典共和时期最昌隆兴旺的年代，市民的数量由3万人[74]逐渐减少到2.1万人。若看罗马共和国的成长过程，可以发现塞维乌·图利乌斯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虽因战争和殖民对人口的需要量增加，市民总数没有超过8.3万人，但却已经是雅典市民的两倍还多。而到了“同盟者”战争（90—88 B.C.）前夕，光是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成年男性公民，数量就遽增到46.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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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罗马的盟邦要求平等的地位，共享荣誉和权力，元老院宁可决一死战也不愿忍辱退让，而桑尼特人和卢卡利亚人则为轻举妄动付出了惨痛代价；[75]但意大利半岛其他的城邦国家，在陆续负起应尽的责任后，最后都获准加入共和国成为核心成员，很快造成了公众自由的毁坏。在民主政府的统治下，民众行使着君王的权力；若把主权交给人数众多而无法掌控的群众，一开始会是暴民政治的滥权辱国，最后下场则是民主和法制被剥夺一空。但当皇帝的专政力量压制住人民大会的势力时，罗马市民充其量是第一等荣誉公民而已，与被征服的民族没多大差别。所以即使公民人数迅速增加，也不会造成共和时期暴民政治的危险。何况明智的君主遵奉奥古斯都的原则，小心翼翼地维护罗马令名不坠，经审慎考虑，很慷慨地把公民权颁给众多的臣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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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特权即使普及到帝国每个居民的身上，意大利和其他行省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别。前者被尊为政治的中枢和国家的基础，是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出生地，至少他们都居留此处。[77]意大利人的财产免于缴纳税捐，个人不受官吏专制的管辖，各城邦的市政比照首都的模式办理，在皇帝的直接监督下，被赋予执行法律的权力。从阿尔卑斯山山脚到南端的卡拉布里亚，所有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原有的差别待遇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不知不觉中凝聚成一个伟大民族，经由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典章制度的统一，共同负起强权帝国的重责大任。共和国宽厚为怀的政策提升了其光荣的地位，归附的子民以功勋和服务回报。若说罗马人只能局限于城墙内的古老家族，罗马的不朽声誉将减少一些最高贵的尊荣。维吉尔是曼图亚的土著，贺拉斯不知道自己应算是阿普利亚人还是卢卡利亚人。一位在帕多瓦的历史学家有资格把为罗马赢得胜利的世家大族记于史册。加图家族世代多出爱国之士，兴起于图斯库卢姆。阿尔平兰虽是小镇，以马略和西塞罗出生该地而备感荣耀，前者是继罗慕路斯和卡米卢斯以后，罗马的第三位奠基者[78]；而后者处理喀提林谋叛案使得罗马免于国家的分裂，使之有资格与雅典竞争雄辩的桂冠。[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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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行省（名称和地点如前章所述）没有议会力量和宪政自由，无论是在埃图里亚、希腊[80]，还是高卢[81]，元老院首要的关切事项，就是要解散当地各城邦之间的联盟关系，以免除心腹大患。这样一来就让世人知道，由于各国自己在勾心斗角，才使罗马的武力得以坐收渔人之利，要是大家团结合作，就能抗拒罗马的侵略。对于这些地区的王侯，罗马以感恩图报或宽宏大量为名，让他们暂时维持统治权，等到对被征服国家的控制稳固以后，他们失去利用价值最终被赶下王座。那些曾经拥戴罗马的自主城邦，在开始时得到名义上是盟友的奖励，也在不知不觉中沦落到被奴役的地位。元老院和皇帝所派出的总督无论在何地，都握有绝对的统治权，不受任何限制。但是，过去政府为了确保意大利的平静和顺从，所运用的施政原则，到后来也扩展到最遥远的征服地区。其目的一方面是推广殖民区，另一方面是让忠诚而有贡献的省民得到罗马公民权，经由这两种措施，逐渐将各行省凝聚成一个罗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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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涅卡[82]评论说：“罗马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定居。”历史和事实证明此言不虚。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远赴异地，可能是受到利益的引诱，也可能是为了欢乐的生活，但他们都迫不及待要享受胜利的成果。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在亚洲降服以后经过40年，由于米特拉达梯下达的残酷命令，一天内有8万罗马人被处死。[83]这些自愿流放在外的人士，大部分从事商业、农业和承包税收的工作，直到皇帝成立永久性的军团，行省开始驻扎很多军人。退伍老兵获得土地或金钱作为服役报酬，通常会带着家眷在耗尽青春的防区定居下来。在整个帝国，特别是在西部各行省，把土地肥沃的区域和交通便利的地点保留下来设置殖民区，有些地方是平民的迁移，还有一些是基于军事需要。这些殖民区的生活方式和推行的内部政策，完全按照祖国的模式，成为最佳的对外代表。他们很快就通过友谊和联盟的关系得到土著的喜爱，致使罗马的威名远播，而当地土著也能分享应有的荣誉和利益，这方面，殖民区倒是没让人失望。[84]后来自治市镇的地位和繁荣程度逐渐与殖民区不相上下。在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本土衍生出来的社区，和后来被罗马接受的社区，到底谁更具有优势，此问题曾经有过一番争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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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拉丁姆[86]权利只颁给那些应该被授予的城市，这是一种偏爱的行为。官吏只在任期届满后，才可恢复罗马公民权的资格。行政官员的任期被限定为一年，几年内只在几个主要的家庭之间轮换。省民能加入军团服兵役，他们也可从事行政工作。总之，这些执行公务负责尽职、表现良好的人士，都会得到奖赏，但由于皇帝手笔愈来愈大，以致价值大幅缩水。不过，即使在安东尼时代，有大量臣民获颁公民权，仍附带实质利益。很多民众有了名分，依据罗马的法律得到好处，部分涉及双方权益的项目，像是婚姻、遗嘱和继承。任何人只要获得恩宠，或者建立功勋，就会飞黄腾达。那些把尤里乌斯·恺撒围困在阿莱西亚[87]的高卢人，他们的后裔有的指挥军团，有的治理行省，有的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担任议员。这些人不再有扰乱国家安宁的野心，而是与罗马休戚相连、生死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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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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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认为语文影响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在武力发展的过程中，极重视推广拉丁语。意大利的古老方言，像是萨宾语、伊特拉斯坎语和威尼斯语，都已被遗忘。但在各行省中，对胜利者教导的语言，东部各省就不像西部那样愿意接受。东部和西部迥然相异，就像两种不同的色彩，虽然在帝国如日中天的光辉下显得黯然失色，但等到罗马世界为夜幕所笼罩，这些差异又逐渐明晰起来。帝国在征服西部地区的同时也施以教化，未开化的蛮族很快就安于降服，知识和礼仪所带来的新的印象开启他们的心智。维吉尔和西塞罗所使用的语言，虽无可避免地混杂着以讹传讹的谬误，还是广泛被阿非利加、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的民众所采用。[88]那些模糊不清的布匿和凯尔特的辞语痕迹，只保存在山区或农民的口中。[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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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学习，使各国人民在潜移默化中对罗马产生孺慕之情。意大利给半岛的拉丁属民带来法律和时尚的生活，他们愈是热烈追求并享受城邦所给的自由和荣誉，就愈容易被同化。文学和武功都可以给国家带来无上的尊严。[90]最后，即使产生像图拉真那样在异国出生的皇帝，西庇阿也不能否认这位就是他们的同胞。[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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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情况和未开化蛮族完全不同，前者有很长的时期经历文明的兴衰，他们品位太高，所以不能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太自负，所以无法采用外国的典章制度。他们在丧失祖先遗留的德行后，却仍保持成见，认为罗马征服者的举止不够文雅，摆出一副轻视的样子，却也不得不钦佩，对方的智慧和权谋确是高人一等。[92]希腊人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产生莫大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希腊此狭隘范围内，何况这个国家是文化的摇篮，有着光辉的历史和无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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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所创造的帝国，随着殖民和征战的进展，从亚得里亚海散播到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小亚细亚满布希腊城市。在马其顿国王的长期统治下，叙利亚和埃及进行了一次风平浪静的改革。那些君主在金碧辉煌的宫廷中，把雅典的文雅风格和东方的华丽气派糅合为一。宫廷开先例，皇亲国戚和高官厚爵起而效尤，只是规模较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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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罗马帝国区分为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的大致状况。此外，还可加上第三种语言，普遍使用于叙利亚和埃及的土著，这是古代的一种方言，无法与其他国家沟通，不利于商业发展，也妨碍当地蛮族进步。叙利亚人的气质萎靡软弱，经常受到他人的藐视；而埃及人的特性是阴险残暴，就是征服者对他们也感到厌恶。这些国家降服在罗马的势力之下，但他们的城市很少要求自由权，事实上也不配得到这些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王朝沦亡230年后，才有一位埃及人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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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罗马反而被希腊的艺术所征服，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值得提出来说明。那些永垂不朽的作家，迄今还为近代欧洲人所欣赏钦佩，在当时立即成为意大利和西部行省刻意模仿和深入研究的对象。但是罗马人这种高雅的赏心乐事，不会妨害到坚实的施政原则。虽然他们承认希腊语有相当的魅力，还是要保有拉丁文的尊贵地位，专用于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方面，这种立场绝不改变。[94]两种语文可以同时并存于整个帝国，却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希腊文是科学的自然用语，公共事务的法定语文是拉丁文，在文学和其他方面则要精通两者。受过相当教育的罗马臣民，要是说对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很生疏，这种情形无论在哪一行省都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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