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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罗马的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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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古老市民血统的纯净，绝不与外人混杂，这种极端狭隘的思想，使得雅典和斯巴达停滞不前，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天降大任于罗马，为着并吞四海的野心，其宁愿舍弃眼前的虚荣，尽量从奴隶、外人、敌寇和蛮族的身上吸取长处和优点。[73]这是一种更开明、也更光荣的行为。雅典共和时期最昌隆兴旺的年代，市民的数量由3万人[74]逐渐减少到2.1万人。若看罗马共和国的成长过程，可以发现塞维乌·图利乌斯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虽因战争和殖民对人口的需要量增加，市民总数没有超过8.3万人，但却已经是雅典市民的两倍还多。而到了“同盟者”战争（90—88 B.C.）前夕，光是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成年男性公民，数量就遽增到46.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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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罗马的盟邦要求平等的地位，共享荣誉和权力，元老院宁可决一死战也不愿忍辱退让，而桑尼特人和卢卡利亚人则为轻举妄动付出了惨痛代价；[75]但意大利半岛其他的城邦国家，在陆续负起应尽的责任后，最后都获准加入共和国成为核心成员，很快造成了公众自由的毁坏。在民主政府的统治下，民众行使着君王的权力；若把主权交给人数众多而无法掌控的群众，一开始会是暴民政治的滥权辱国，最后下场则是民主和法制被剥夺一空。但当皇帝的专政力量压制住人民大会的势力时，罗马市民充其量是第一等荣誉公民而已，与被征服的民族没多大差别。所以即使公民人数迅速增加，也不会造成共和时期暴民政治的危险。何况明智的君主遵奉奥古斯都的原则，小心翼翼地维护罗马令名不坠，经审慎考虑，很慷慨地把公民权颁给众多的臣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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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特权即使普及到帝国每个居民的身上，意大利和其他行省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别。前者被尊为政治的中枢和国家的基础，是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出生地，至少他们都居留此处。[77]意大利人的财产免于缴纳税捐，个人不受官吏专制的管辖，各城邦的市政比照首都的模式办理，在皇帝的直接监督下，被赋予执行法律的权力。从阿尔卑斯山山脚到南端的卡拉布里亚，所有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原有的差别待遇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不知不觉中凝聚成一个伟大民族，经由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典章制度的统一，共同负起强权帝国的重责大任。共和国宽厚为怀的政策提升了其光荣的地位，归附的子民以功勋和服务回报。若说罗马人只能局限于城墙内的古老家族，罗马的不朽声誉将减少一些最高贵的尊荣。维吉尔是曼图亚的土著，贺拉斯不知道自己应算是阿普利亚人还是卢卡利亚人。一位在帕多瓦的历史学家有资格把为罗马赢得胜利的世家大族记于史册。加图家族世代多出爱国之士，兴起于图斯库卢姆。阿尔平兰虽是小镇，以马略和西塞罗出生该地而备感荣耀，前者是继罗慕路斯和卡米卢斯以后，罗马的第三位奠基者[78]；而后者处理喀提林谋叛案使得罗马免于国家的分裂，使之有资格与雅典竞争雄辩的桂冠。[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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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行省（名称和地点如前章所述）没有议会力量和宪政自由，无论是在埃图里亚、希腊[80]，还是高卢[81]，元老院首要的关切事项，就是要解散当地各城邦之间的联盟关系，以免除心腹大患。这样一来就让世人知道，由于各国自己在勾心斗角，才使罗马的武力得以坐收渔人之利，要是大家团结合作，就能抗拒罗马的侵略。对于这些地区的王侯，罗马以感恩图报或宽宏大量为名，让他们暂时维持统治权，等到对被征服国家的控制稳固以后，他们失去利用价值最终被赶下王座。那些曾经拥戴罗马的自主城邦，在开始时得到名义上是盟友的奖励，也在不知不觉中沦落到被奴役的地位。元老院和皇帝所派出的总督无论在何地，都握有绝对的统治权，不受任何限制。但是，过去政府为了确保意大利的平静和顺从，所运用的施政原则，到后来也扩展到最遥远的征服地区。其目的一方面是推广殖民区，另一方面是让忠诚而有贡献的省民得到罗马公民权，经由这两种措施，逐渐将各行省凝聚成一个罗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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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涅卡[82]评论说：“罗马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定居。”历史和事实证明此言不虚。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远赴异地，可能是受到利益的引诱，也可能是为了欢乐的生活，但他们都迫不及待要享受胜利的成果。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在亚洲降服以后经过40年，由于米特拉达梯下达的残酷命令，一天内有8万罗马人被处死。[83]这些自愿流放在外的人士，大部分从事商业、农业和承包税收的工作，直到皇帝成立永久性的军团，行省开始驻扎很多军人。退伍老兵获得土地或金钱作为服役报酬，通常会带着家眷在耗尽青春的防区定居下来。在整个帝国，特别是在西部各行省，把土地肥沃的区域和交通便利的地点保留下来设置殖民区，有些地方是平民的迁移，还有一些是基于军事需要。这些殖民区的生活方式和推行的内部政策，完全按照祖国的模式，成为最佳的对外代表。他们很快就通过友谊和联盟的关系得到土著的喜爱，致使罗马的威名远播，而当地土著也能分享应有的荣誉和利益，这方面，殖民区倒是没让人失望。[84]后来自治市镇的地位和繁荣程度逐渐与殖民区不相上下。在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本土衍生出来的社区，和后来被罗马接受的社区，到底谁更具有优势，此问题曾经有过一番争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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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拉丁姆[86]权利只颁给那些应该被授予的城市，这是一种偏爱的行为。官吏只在任期届满后，才可恢复罗马公民权的资格。行政官员的任期被限定为一年，几年内只在几个主要的家庭之间轮换。省民能加入军团服兵役，他们也可从事行政工作。总之，这些执行公务负责尽职、表现良好的人士，都会得到奖赏，但由于皇帝手笔愈来愈大，以致价值大幅缩水。不过，即使在安东尼时代，有大量臣民获颁公民权，仍附带实质利益。很多民众有了名分，依据罗马的法律得到好处，部分涉及双方权益的项目，像是婚姻、遗嘱和继承。任何人只要获得恩宠，或者建立功勋，就会飞黄腾达。那些把尤里乌斯·恺撒围困在阿莱西亚[87]的高卢人，他们的后裔有的指挥军团，有的治理行省，有的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担任议员。这些人不再有扰乱国家安宁的野心，而是与罗马休戚相连、生死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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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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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认为语文影响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在武力发展的过程中，极重视推广拉丁语。意大利的古老方言，像是萨宾语、伊特拉斯坎语和威尼斯语，都已被遗忘。但在各行省中，对胜利者教导的语言，东部各省就不像西部那样愿意接受。东部和西部迥然相异，就像两种不同的色彩，虽然在帝国如日中天的光辉下显得黯然失色，但等到罗马世界为夜幕所笼罩，这些差异又逐渐明晰起来。帝国在征服西部地区的同时也施以教化，未开化的蛮族很快就安于降服，知识和礼仪所带来的新的印象开启他们的心智。维吉尔和西塞罗所使用的语言，虽无可避免地混杂着以讹传讹的谬误，还是广泛被阿非利加、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的民众所采用。[88]那些模糊不清的布匿和凯尔特的辞语痕迹，只保存在山区或农民的口中。[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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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学习，使各国人民在潜移默化中对罗马产生孺慕之情。意大利给半岛的拉丁属民带来法律和时尚的生活，他们愈是热烈追求并享受城邦所给的自由和荣誉，就愈容易被同化。文学和武功都可以给国家带来无上的尊严。[90]最后，即使产生像图拉真那样在异国出生的皇帝，西庇阿也不能否认这位就是他们的同胞。[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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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情况和未开化蛮族完全不同，前者有很长的时期经历文明的兴衰，他们品位太高，所以不能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太自负，所以无法采用外国的典章制度。他们在丧失祖先遗留的德行后，却仍保持成见，认为罗马征服者的举止不够文雅，摆出一副轻视的样子，却也不得不钦佩，对方的智慧和权谋确是高人一等。[92]希腊人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产生莫大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希腊此狭隘范围内，何况这个国家是文化的摇篮，有着光辉的历史和无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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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所创造的帝国，随着殖民和征战的进展，从亚得里亚海散播到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小亚细亚满布希腊城市。在马其顿国王的长期统治下，叙利亚和埃及进行了一次风平浪静的改革。那些君主在金碧辉煌的宫廷中，把雅典的文雅风格和东方的华丽气派糅合为一。宫廷开先例，皇亲国戚和高官厚爵起而效尤，只是规模较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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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罗马帝国区分为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的大致状况。此外，还可加上第三种语言，普遍使用于叙利亚和埃及的土著，这是古代的一种方言，无法与其他国家沟通，不利于商业发展，也妨碍当地蛮族进步。叙利亚人的气质萎靡软弱，经常受到他人的藐视；而埃及人的特性是阴险残暴，就是征服者对他们也感到厌恶。这些国家降服在罗马的势力之下，但他们的城市很少要求自由权，事实上也不配得到这些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王朝沦亡230年后，才有一位埃及人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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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罗马反而被希腊的艺术所征服，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值得提出来说明。那些永垂不朽的作家，迄今还为近代欧洲人所欣赏钦佩，在当时立即成为意大利和西部行省刻意模仿和深入研究的对象。但是罗马人这种高雅的赏心乐事，不会妨害到坚实的施政原则。虽然他们承认希腊语有相当的魅力，还是要保有拉丁文的尊贵地位，专用于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方面，这种立场绝不改变。[94]两种语文可以同时并存于整个帝国，却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希腊文是科学的自然用语，公共事务的法定语文是拉丁文，在文学和其他方面则要精通两者。受过相当教育的罗马臣民，要是说对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很生疏，这种情形无论在哪一行省都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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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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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各民族在这些规章制度运作下，渐渐融入罗马这一称号和罗马人民之中。但无论哪个行省，每个家庭里都有人处于悲惨境地，他们背负社会重担，却无法分享福利。在自由城邦时代，家奴受尽专制暴虐的苦楚。帝国在初期用烧杀掠夺的手段打天下，奴隶大多来自蛮族战俘，由于可以从战争中获得成千上万的奴隶，所以价格便宜。[95]这些人已过惯自由自在的生活，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桎梏寻求报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奴隶叛变事件，使共和国濒临毁灭边缘。为对付内在敌人，只有设立严苛法条，运用残酷手段，为求自保，一切做法都被视为公平合理。但当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国家都统合在一个主权的法律体系之下，从外国获得奴隶的来源日益稀少，罗马人只有换一种温和的手段和冗长的方式，即用繁殖来维持需要。很多家庭鼓励奴隶婚配生子，特别是有田产的大户更是如此。情感的作用、教育的陶冶及财富的获得，都可减轻被奴役的痛苦[96]，奴隶能否幸福视主人的性情和处境而定，等奴隶成为更有价值的财产后，主人必定会对其更加仁慈，不是基于畏惧心理，而是关切到自身利益。皇帝的德行和政策使这种处理方式加速进行，哈德良和安东尼都曾颁布诏书，将法律保护的范围延伸到奴隶。裁定奴隶的生死虽有规定，却长期被非法滥用，要将这种权力保持在官吏手里，私人不得任意干预，废止设立地底监牢。奴隶若受到无法忍受的严苛待遇，可向特设法庭申诉。被冤枉的奴隶会得到释放，或是换一个较不残暴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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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人们处于不幸时最大的慰藉，对奴隶而言也不例外。他们尽量使自己发挥长处，获得主人喜爱，勤勉而忠诚地工作几年后，很自然地就会期盼主人给予无价奖赏——得到释放成为自由之身。主人会生出仁慈之心，说不好听是因为虚荣和贪婪之故。但官方认为此过度的宽厚义举，不应鼓励，且要用法律来抑制，以免滥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古老法条明确规定，奴隶是无国籍的人，但得到自由后，由于他的恩主是政治体制的一分子，所以他才获得允许参与其间的活动。这些法规到后来被当作特权，滥用在罗马城那些卑劣而杂乱的群众身上。因此官方又设定了新规定：只有提出正当理由，报请官员批准，经合法手续，正式释放的奴隶，才能追随恩主加入政治体系。即使这些经过筛选的奴隶获得了自由，也仅仅是拥有一般生活意义上的公民权，他们被很严格地排除在行政和军事的职责以外。不管他们的儿子有多大的功绩和财富，这些自由人还是不够资格在元老院占上一席之位，甚至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后，这种奴隶的出身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清洗干净。要是不能摧毁阶级的区隔，自由和荣誉对他们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远景。那些自负而抱着偏见的公民，仍蔑视他们不是人类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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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提案规定奴隶要穿着特殊的衣服以示区别，但是叫人担心的是，一旦奴隶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数量，可能会酿成危险。奴隶的数目成千上万根本算不清楚，[97]就比例上说，奴隶比仆人要多得多，更被看成财产的一部分，不像仆人要付薪资，数量可以算得出来。[98]年轻的奴隶要是有天分，就被送去学手艺和技术，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价就看本领的高低来决定。[99]在一位富有的元老院议员家里，无论是用头脑[100]还是靠体力的行业，几乎都由奴隶来担任；高官厚爵讲究排场和声色之娱，那种奢侈豪华的程度已超过现代人的想象。对商贾和作坊而言，买个奴隶比雇用工人更划算，在乡村的奴隶是农业生产最便宜而有效的工具。为了证明奴隶的数量是如此庞大，可以举出一些实例来说明：我们得知在罗马有一座殿堂，临时关着400名待处决的奴隶，[101]这种状况确实极为悲惨。阿非利加有位寡妇，把同样数量的400名奴隶，随着一份产业私下交付给她儿子，自己保留的财产还要更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有位当过奴隶的自由人，他的财产经过内战遭到重大的损失，但仍旧还有3600头牛，其他的家畜和家禽有25万只，以及包括在牲口项目之内的4116名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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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罗马帝国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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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律所承认的臣民人数，包括公民、行省属民和奴隶在内，精确的数量不得而知，是值得吾人探讨的重要课题。根据文献记载，克劳狄皇帝在当监察官时，经过统计有694.5万名罗马公民，加上相当比例的妇女和小孩，总数在2000万左右。要把更下一层级的子民全部算进去，数目并不准确而且说法不一，但是在衡量各种影响因素以后，大致可以估算出来。在克劳狄那个时代，行省属民的数量大致是公民总数的两倍，这里所说的公民是不分年龄和性别，而奴隶的数量至少要与罗马世界有自由权的居民数概等。要是按照这种并不严谨的估算方式，总人口应达到1.2亿人之多。这已经超过现代欧洲的人口数量[102]，且是有史以来，在一个政府组织的统治下，结合成人数最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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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采用的政策既符合中庸之道又包罗万象，因此能得到内部的和平与团结。但亚洲的君主国却因中枢厉行独裁专制，边陲通常积弱不振，不论征收税赋或推行政令，全要依赖军队。有敌意的蛮族成为心腹之患，世袭的军阀割据一方，篡夺行省的统治权。臣民虽不可能得到自由权，还是要揭竿而起，反叛作乱。但在罗马世界，人民的顺服是普遍一致的行为，出于自愿而且始终不变。那些被征服的国家与这个伟大的民族混合后，放弃重新独立的希望，甚至连这种念头都消失，不再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和罗马的存在有何不同。皇帝建立的权威毫不费力地普及于广大统治地区，在泰晤士河及尼罗河河岸推行的政令，就像在台伯河河岸那样毫无阻碍。军团用以抵御外敌入侵，行政官吏很少需要军队帮助。[103]在太平时期，皇室和人民有充分的闲暇和财富，致力于改善和美化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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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马帝国的公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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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建构许多有纪念性的大型建筑物，其中为历史所忽略的不知凡几，能够抗拒岁月侵蚀和蛮族摧毁的却又屈指可数。现今在意大利和各行省到处都能见到气势惊人的遗迹，足以证明在这些地方曾经建立过一个文明发达和强大兴盛的帝国。不仅是建筑物的雄伟和壮丽引人注意，还有令人赞赏的艺术史和颇具实用价值的人类文明史，这两个重要因素使我们感到兴趣盎然。很多公共纪念物是私人出资兴建，着眼点却几乎全是为了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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