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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亚历山大的即位及其德性善行（22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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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取代他表兄埃拉伽巴卢斯的位置，被禁卫军推上皇帝的宝座。他与塞维鲁家族的关系以及所僭用的名字，完全和上一任皇帝相同。他的德行和所遭遇的危险，使得罗马人对他产生好感，热心慷慨的元老院，在一天之内授予他代表帝国尊严的各种头衔和权力。[322]但是亚历山大是位谦和孝顺的青年，年纪只有17岁，政权遂落入两位妇女——他的母亲马梅娅和他的祖母梅萨——手中。后者在亚历山大登基后不久逝世，马梅娅成为她的儿子和帝国的摄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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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时代和国家，两性之中比较聪明或强壮的一性掌握国家的政权，另外一性去管理家庭生活和传宗接代。世袭的君主政体之中，尤其是现代的欧洲国家，基于骑士精神和继承法则，使我们习惯于一种很特殊的例外：在文治和武功这两方面都一窍不通的女人，也能够在伟大的王国具有绝对的统治权。但是罗马的皇帝仍然被视为共和国的军事统帅和行政首长，他们的妻子和母亲虽然享有“奥古斯塔”的称号，但是个人毫无权势。要是让女人来统治国家，在古代那些有婚姻而无爱情，或者是相爱而不知道体贴和尊重的罗马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事。[323]傲慢的亚格里皮娜将帝国的权位授予她的儿子，实际上自己也想分享这份荣誉，但是她那疯狂的野心，为关心罗马尊严的公民所厌恶，在计谋百出的塞涅卡和比罗斯手中遭到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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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各帝无论是睿智或平庸之辈，都不愿冒犯全国臣民之大不韪。只有淫乱败政的埃拉伽巴卢斯，会用他母亲的名号来污辱元老院的名声，索阿米娅斯就坐在执政官的旁边，以合法成员的身份签署立法机构的敕令。她的妹妹马梅娅非常谨慎，拒绝接受像这样一无是处且易引起反感的特权，后来制定严谨的法律，禁止妇女进入元老院，凡恶意违犯者可将其头砍下奉献给地狱之神。马梅娅万丈雄心的目标在于实际的权力，不是虚荣的表面，要在儿子的心目中维持一个绝对永久的帝国，她的母爱不容许有任何敌手存在。亚历山大得到她的同意，和一位贵族的女儿结婚，但是他对岳父的尊敬和妻子的爱情，与马梅娅的爱心和利益发生冲突。那个贵族立刻被控以叛国罪处死，亚历山大的妻子受尽羞辱后被赶出宫廷，最后被放逐到阿非利加。[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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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这种因嫉妒而产生的残酷行为及在某些方面的贪婪，使马梅娅受到责难，但整体而言，她的用人行政都符合她儿子和帝国的利益，并得到了元老院的同意。她选出16名在智慧和德行上都优秀的议员，组成常设性的国务会议，每件重大的公共事务都经过讨论再做出决定。名声显赫的乌尔比安，不仅精通罗马法律且极受罗马人民的尊重，由他担任会议主席，发挥贵族政治的持重和坚定，恢复政府的秩序和权威。他们首先要完成的目标，是杜绝城市里外来的迷信和奢侈，再就是清除埃拉伽巴卢斯贪婪暴虐所留下的痕迹，接着便将政府各行政部门安插的佞臣全部遣散，用一批有才德的人来取代。文官的推荐标准是学识和公正，武职的任用资格是英勇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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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梅娅和那批精明的顾问最关心的事，还是如何陶冶皇帝的性情。罗马世界的祸福安危，视他个人素质而定。肥沃的土壤使得培植容易，甚至用不着人力的耕耘。亚历山大具有优越的理解力，能够领受德行的益处、知识的愉悦和努力的必要，自然流露出善良温和的气质，使他不受外在刺激和罪恶的诱惑。他对母亲始终保持孝心，对睿智的乌尔比安像对待严师一样的尊敬。乌尔比安庇护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免于谄媚和奉承这类毒药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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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日常起居很简单，显出有为皇帝令人激赏的一面，[325]容或生活习惯有所差异，仍值得当代帝王效法。他很早起床，每天第一件事是个人的礼拜活动。他的私人教堂墙上挂满英雄画像，他们改善人类的生活，理应受到后代子孙崇敬。但他认为神明最愿意接受的祭拜方式，是对人类的服务。因此他早上大部分时间花在主持会议、讨论公务和裁定诉讼上，所表现的耐性和见识已超出他的年龄限制。公务的枯燥乏味由文学的魅力来纾解，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所喜爱的诗歌、历史和哲学，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及柏拉图和西塞罗的《论共和国》[326]，是他最感兴趣的作品，可以增加他的理解力，并使他对人和政府都有了最崇高的认识。心灵的陶冶之后便是体能活动，亚历山大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且动作敏捷，精通各种运动，都能出类拔萃。在沐浴后，吃个早餐恢复精神以后，他再次活力充沛地投入一天紧张的工作中。晚餐才是罗马人的主餐，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进食，阅读和答复世界各地写给皇帝的大量信件、备忘录和陈情书。他的饮食非常简单节俭，经过挑选的朋友都是很有学问且品德高尚的人，为了供他咨询，也来参加这样的餐会。乌尔比安就经常受到邀请，他们的谈话很亲密而且具有启发性，偶尔停下来背诵一些令人感到愉悦的作品；而一般有钱和奢侈的罗马人，则是经常召来舞女、小丑和角斗士。亚历山大的穿着朴实无华，举止谦恭有礼，温文儒雅。在适当的时间，他会将宫殿开放给所有的臣民，进入的人好似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像伊琉西斯仪式[327]中发出的有益身心的训谕：“进入这座神圣的宫殿，要有纯洁无邪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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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亚历山大的治绩与军队的暴乱（222—23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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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始终如一、不给邪念和恶行留下多余时间的日常生活，比起保存在朗普里狄斯作品里面那些琐碎的细节，更能证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正义。自康茂德即位以来，罗马帝国在40年之间，接连经历4位恶贯满盈的暴君，等埃拉伽巴卢斯死后，才享有13年（222—235 A.D.）国泰民安的岁月。行省从卡拉卡拉和他的冒牌儿子无所不用其极的苛捐重税中得到纾解。各级官员配合施政作为，在和平安定的局面里逐渐兴盛繁茂。官吏从既有经验中得知，赢得人民爱戴，是获得皇帝重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对于罗马人民不太过分的奢华，增加某些较温和的限制措施，在亚历山大身为君父的关怀下，物价和利息都能降低。他谨慎而慷慨的恩赐，既满足了大多数群众的需求，也不会伤害勤劳人民的积极性。他恢复元老院的尊严、自由和权威，每位德行优良的议员都可以接近皇帝，无须畏惧，更不必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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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乌斯和马可的崇高德行，使得安东尼的称号极其高贵，这个名字曾通过领养的方式传给荒唐的维鲁斯，再以世袭的权利传给残暴的康茂德，后来成为塞维鲁之子的荣誉称号，接下来授予年轻的迪亚杜米尼阿努斯（马克里努斯之子），最后为埃米萨最高祭司（埃拉伽巴卢斯）的丑行所玷污。元老院虽然深怀戒心，还是诚恳地一再要求，使亚历山大感受压力，他用高贵的气度拒绝剽窃的名声，情愿全心全意恢复安东尼时代真正的荣誉和幸福。[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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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文官政府的努力下，智慧的作用因权力而加强，人民可以感受到公众的幸福生活，以敬爱和感激回报他的恩主。但是还存在着极其重要而必需的工作，执行起来又极其困难，那就是军事改革。长久以来，军队因利害关系和暴力习性而免受惩罚，不愿接受军纪的约束，无视民众的安宁和福祉。为了执行这个危险的计划，亚历山大隐藏对军队的恐惧，表面上装出爱护的样子。政府各级行政单位执行严格的经济管控，供应金银成立基金，作为军队的日常支出和额外奖赏。在军队的行军中，他放松每人应肩负17日份口粮的严厉规定。[329]道路旁设有大量仓库，里面装有充足的粮食，但只要一进入敌人的边境，因士兵懒散成习，就必须准备大批骡马和骆驼来运送给养。亚历山大对矫正士兵奢靡的效果感到失望，最后，他把目标限于军容的装饰、优良的马匹、华丽的盔甲和用金银来镶嵌的盾牌等方面。他同时也与士兵一起习于劳苦，亲自访问病人和负伤人员，把他们的服役记录和他自己的感谢之辞，全部保存下来。不论在何种场合，尽量向这些人表达热烈的感激，因此他故作姿态地宣布，他们的幸福与国家的荣誉休戚相关。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力图唤起暴乱的群体的责任感，至少要恢复原已式微的军纪，罗马帝国之所以能战胜那些尚武精神、整体力量均在他们之上的国家，全归功于军纪的要求。但他的谨慎是徒劳的，勇气是致命的，改革的企图只是让他所要治疗的疾病，不仅无法痊愈而且提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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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卫军拥戴年轻的亚历山大，把他看成温柔的学生那样爱他，将他从暴君的虎口救出，安置在帝座之上。和蔼可亲的皇帝深知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军队的感激限制在理性和正义的范围之内，于是军人在不久以后，就对亚历山大的德行感到不满，觉得还不如埃拉伽巴卢斯的恶行来得好。他们的统领是睿智的乌尔比安，身为法律和人民的朋友，却被军队视为敌人，认为每项改革计划都是出于他恶意的建议。他们的反感借着一些微小的事件，爆发成为狂暴的叛变。罗马城内的内战猛烈进行了3天，在这个时候，那位卓越大臣的生命受到心存感激的人民的保护。最后，看到一些房屋被烧毁，同时受到全城陷入火灾的威胁，人民在叹息之下，只有放弃不幸的乌尔比安，听任命运安排。他被追到皇宫的殿堂，就在皇帝面前遇害，即使用紫袍来覆盖，也无法取得冷酷士兵的赦免。这就是软弱政府的可悲之处，皇帝要是不采取忍耐和伪装的手法，就无法替被谋杀的朋友复仇，为自己被侮辱的尊严雪耻。叛变的主要首领伊帕戈苏斯被调离罗马，荣任埃及的行政长官，再从这个高阶的职务被贬到克里特政府。最后，等待时间和离职抹去他在禁卫军中的名望，亚历山大再给予他罪有应得的惩罚。[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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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用公平和正义来统治全国，军队怀疑忠诚的大臣意图矫正他们的混乱，竟然发生暴行处死大臣，这真是天理难容之事。历史学家迪翁·卡修斯用古代遵守军纪的精神，领导驻潘诺尼亚的军团，那些罗马弟兄却以军队拥有特权这一低劣的理由，要砍掉改革者的脑袋。然而亚历山大并未屈服于士兵的嚣张气焰，为了恪尽自己的职责，任命乌尔比安的同僚卡修斯为执政官，同时拿自己的钱财支付乌尔比安尊荣葬礼所需的费用。但让人担忧的是，士兵公开宣称要是看见卡修斯运使执政官的职权，就会让他血溅五步以报复他的无礼。于是在皇帝的劝告下，国家最高职位的官员从城市隐退，把所余任期的大部分光阴，花在坎帕尼亚庄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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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仁慈使军队更加傲慢，军团也效法禁卫军，以同样的狂暴和固执，保障他们无法无天的特权。亚历山大的德政善行，无法对抗时代的腐化和堕落。在伊利里亚、毛里塔尼亚、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日耳曼，不断爆发新的叛变，他的官吏被杀害，他的权力被凌辱，最后他的生命也牺牲在军队的极端不满之下。有一特殊事例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了军队的态度，显示出恢复责任感和服从心的状况。在远征波斯时，皇帝进驻安条克，有些士兵因在妇女浴室洗澡而受到处罚，导致他们所隶属的军团叛变。亚历山大登上将坛，以谦和稳重的态度向武装部队讲话，对于前任皇帝所引起的恶习，他痛下决心一定要予以矫正，只要稍为松懈，罗马的令名和帝国的前途，全部将因颓丧的军纪而覆灭。这时，下面叫嚣不断，一片喧闹声音打断他温和的劝勉。英勇的皇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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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样的喊叫，到战场上向着波斯人、日耳曼人和萨玛提亚人去吼吧!在你们的君王和恩主面前要保持肃静!因为是他给你们粮食、衣物和金钱。肃静!不然我不称你们是军人，要叫你们老百姓[331]，就像那些蔑视法律的人一样，要把你们当作贱民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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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种带有威胁的语气激怒整个军团，他们挥舞着武器想要杀他。亚历山大毫无畏惧之心，继续说道：“你们的勇气到战场上去表现吧!那会更高贵些。你们现在可以杀害我，但却吓不倒我!共和国的严刑峻法会惩罚你们的罪行，为我报仇。”军团仍然叫嚣不已，皇帝以坚决的口吻大声地说：“老百姓!放下你们的武器，安静地离开，回到你们的营房去吧!”暴风雨立即停息下来，士兵满面羞愧，默认处置的公正和军纪的权威，把武器和旗帜交了出来。大家在混乱中退开，并没有回到军营，而是在市内找几个旅店住下来。在这30天内，皇帝很高兴看见部队受到他的教化而幡然悔改，在处死几位纵容叛变的护民官之后，才恢复他们以前在军中的阶级。满怀感激的军团，誓以必死之心报效疆场，尽忠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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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通常在一念之间做出决定，瞬息万变的情绪可以让暴乱的军团在皇帝的面前将武器放下，或刺进皇帝的胸膛。或许，如果将这个非凡的和解事件交给哲学家深入研究，可以知道在那种情形下，赢得军队服从的原因，是皇帝大无畏的精神。然而，如果这件事要经由公正的历史学家来叙述，就会知道亚历山大·塞维鲁的举动可以与恺撒媲美，使他的品格也接近同样的水平。但是这位和蔼可亲的皇帝，他的能力无法处理当前困难的局势，他行为的坚定不及他动机的纯洁。他所具有的德行，就如同埃拉伽巴卢斯的恶习一样，在出生地叙利亚温暖的气候里，感染了东方那种软弱柔顺的色彩。虽然他因外国血统而感到羞愧，但是一位奉承的家谱学者，经过考证以后，认为他出自古代罗马的贵族世家，[332]让他听了非常满意。他母亲的骄奢和贪渎，为他登基以后的光荣投下阴影。当他是个不知世事的少年时，固然应该听从母亲的安排，但等到成年以后，竟还是同样的唯命是从，这就使得这对母子的人格[333]成为了公众冷嘲热讽的目标。令人疲倦的波斯战争引起军队的不满，屡次出师无功使得统帅的声望跌落到连低阶士兵都不如的地步。所有原因的形成和状况的发展，都像是要加速促成一场革命，使罗马帝国因持续的内乱而走向崩溃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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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罗马帝国的财政状况（222—23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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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茂德的荒淫暴虐以及因他死亡而引起的内战，再加上塞维鲁王朝奉行新的政策原则，这些因素使军队扩大了危险的权力，抹去了罗马人民铭刻在心中残留的法律和自由之微弱形象。我们尽全力合理而清晰地解释那些摧毁帝国基础的内部变化。每位皇帝个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胜利、登基、愚昧和运道，与君主政体的衰亡息息相关，更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一直留意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所以不能对卡拉卡拉的诏书毫不理会，因为就是这份文件将罗马的公民权给予帝国所有的自由臣民。但是我们要知道，他那毫无限制的慷慨并非来自广阔的胸襟，而是基于贪财的动机所产生的卑鄙结果。基于这种种缘故，我们要从共和国的凯旋时代开始，到亚历山大·塞维鲁临朝为止，对帝国的财政进行研究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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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伊特拉斯坎的维爱[334]是罗马人第一次重大的冒险行动，前后花了10年的时间。这并非因为城池的形势险要，而是围攻的部队缺乏攻城技术。虽然战地离本土不过[335]0英里，2但长年辛苦的冬季战争，需要特殊的鼓励。元老院替士兵建立一套定期酬金制度，所需经费来自一般的贡金，按照公民的财产公平分配来课税，很好地平息了沸腾的民怨。征服维爱以后的200多年，共和国虽然所向无敌，但只给罗马增加了权力，而没有创造太多财富。意大利各城邦仅缴纳军事服役的贡金，在布匿战争时代，所运用的庞大陆海武力，都由罗马人本身的经费来维持。那些斗志高昂的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但却乐此不疲，认为努力之后，必然能迅速享有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期望终于达成，在这段期间内，叙拉古、迦太基、马其顿和亚细亚的财富，随着凯旋式带进罗马，仅战胜佩尔修斯[336]所获得的财富就有200万英镑。罗马人民成为各国的主人，从此不再受重税之苦。行省与日俱增的赋税和贡金，足以支付战争和政府的一般费用，多余的金条和银块储存在农神庙[337]，以备国家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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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呈送给元老院的遗嘱，附带其中的详尽记录已经遗失，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在那份遗嘱里，经验丰富的皇帝很精确地平衡罗马帝国的税收和支出。由于缺乏清楚而全面的估算，我们只好引用古人若干不完整的资料，他们刚好舍弃了抽象的文辞而注意较实用的细节。据称，亚细亚被庞培征服后，每年的税收从5000万德拉克马增加到1.35亿德拉克马，大约是450万英镑。在托勒密王朝昏庸统治的末期，埃及每年的税收据说已达1.25万泰伦，大约是250万英镑。后来，由于罗马人的俭省，以及与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贸易增加，在获利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在高卢是靠纵兵掠夺和贩卖奴隶发财，就像埃及是靠通商贸易一样，就帝国而言，这两大行省的贡金收入，几乎可说是不相上下。罗马征服迦太基后，要求对方在50年内赔偿1万优波克或称迦太基泰伦，[338]相当于400万英镑，就当时看来罗马可是发了横财。等到肥沃的阿非利加海岸成为罗马的行省，原先那点赔偿，跟之后从土地和居民那儿征收的税金来比，真是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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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状况非常特殊，等于是古代世界的秘鲁和墨西哥。这块富庶的西方陆地是腓尼基人发现的，单纯的土著受到迫害，被拘留在自己土地上的矿场，为外乡人的利益而卖命工作，与近代西班牙美洲的模式完全一样。[339]腓尼基人只熟悉西班牙的海岸地区，贪婪和野心使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带着武器进入这个国家的内陆，几乎所有的地点都能发现丰富的铜矿、银矿和金矿。靠近迦太基纳的一处矿场，每天生产2.5万第纳的银币，相当于一年300万英镑。每年却能从欧斯图里、加利西亚和琉息太尼亚这几个行省收到2万磅重的黄金。[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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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罗马帝国的税制及对后世的影响（222—23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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