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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奥勒良镇压内部叛乱及其行事作风（274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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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良的军队击败了共和国在国外和国内的敌人。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过去那个软弱而高压的政府，所造成的正在滋长蔓延的犯罪行为、派系倾轧、投机钻营和邪恶风气，经过他这番严格的治理，应该可以在帝国根绝迹灭。但是，腐败的过程已远超过治疗的速度。放任社会混乱的年头是那样漫长，比起奥勒良只有几个月的军事统治时间，我们只有承认，一段平静无事的短暂时光，不足以完成那样艰巨的中兴大业。他想恢复钱币的币值，也都遭到强大恶势力的反对。皇帝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达出自己的烦恼。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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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确实下达谕旨要我这一生在战争中度过，如今就在城里我的眼前发生叛变，这会引起严重的内战。铸币厂的工人在费利奇西穆斯的煽动下，发起造反的活动。这个家伙原来是奴隶，经过我的提拔负责财务工作。最后叛乱虽然已经被镇压住了，但是部队驻扎在达契亚，营地在多瑙河河岸的7000名士兵，在这次冲突中都遭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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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有作者记载，补充说明此事件是在奥勒良凯旋式后不久发生的，决定性的战斗在西连山展开。因铸币厂的工人在钱币上掺水造假，皇帝为维护政府信誉，通知民众可到国库，用成色不足的劣币换回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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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满足于如实报道这一非同一般的事件，但是有些难以置信的矛盾之处，也不能不提出来好有个交代。在伽利埃努斯的治理下，发生铸币厂舞弊案件，倒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目前状况完全不一样，那些贪污的组织难道不害怕奥勒良绝不通融的态度？何况犯罪得到好处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很难想象这些罪犯用什么策略，把受到他们伤害的民众武装起来，去反对维护民众权益而被他们出卖的国君。我们也许会自然地想到，这些犯罪分子和告密者以及作威作福的官员，都受到人民的厌恶，而改革币值的工作，就和皇帝下令在图拉真广场公开烧毁作废的单据一样，受到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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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原则完全不被人民了解的时代，采用严酷而轻率的措施，也许更能达到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但像这样暂时的误解很难激起一场内战，更不要说加以长久的支持。要是不断增加土地和生活必需品的税率，达到使人无法负担的地步，最后就会激怒那些无法离开自己家园的人民。但是那种状况不管怎么说，与采用必要的手段恢复钱币的币值，完全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在处理币值的过程中，虽然暂时会产生不便，但是比起长久的好处也就可以忍受了。要是在过去，因成色不足造成的损失，会由大众来分摊；现在是少数拥有大量现金的富人，明确感受到财富减少，随着产业损失的同时，也失去原有的权势和影响力，这对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论奥勒良采用哪种说法来掩饰发生叛乱的真正原因，对于拥有权力而又心怀不满的部分人士，他那改进币值的做法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罗马虽然已谈不上民主自由，却还是深受派系倾轧的伤害。皇帝自己出身平民，所以对人民特别关心，但人民对元老院、骑士阶级和禁卫军则产生不满[56]。元老院管权，骑士阶段管钱，禁卫军管军，要是没有这三种人士的参与，谁也无法进行私下的阴谋活动，激起暴民成立一支军队，在战场上与英勇好战的君主领导下的、曾经征服西部和东部的多瑙河畔久经锻炼的精锐之师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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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那次叛变的原因或目的到底是什么，完全归之于铸币厂工人很难令人置信，奥勒良倒是尽可能对胜利的成果加以运用。[57]他天性严酷，身为农夫出身的军人，他饱经忧患，不会产生多余的怜悯和同情，见到酷刑和死亡完全无动于衷。他从小接受军事训练，把市民的生命看得无足挂齿，常因细微小事严厉惩罚百姓，更会把军营的纪律要求转用到民事的法律事务上。他的正义感结果成为盲目的热情冲动，只要感觉到自己或公众的安全受到威胁，根本不考虑证据的运用和量刑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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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用毫无理性的叛乱来回报他对国家的服务，激怒他那高傲的性格。首都最高贵的家族卷入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不论是明确犯罪或仅是涉嫌，急切的报复心理促使他进行血腥的迫害，甚至连自己的亲侄儿都无法幸免。刽子手杀得手软（要是借用当代一位诗人的说法），监狱拥挤不堪，可怜的元老院为卓越的议员遭到杀害或放逐而悲痛哀悼，议会对奥勒良的傲慢跟他的残暴一样难以忍受。他对民事制度的限制一无所知也不屑一顾，除了掌握武力以外，拒绝用任何头衔来行使职权，始终拿征服者的权力统治这个被他解救和制服的帝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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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奥勒良率军出征被部将所弑（27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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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个才智出众的罗马皇帝说道，他的前任奥勒良所具有的才能，适合指挥一支军队，而不是统治一个帝国。[59]因而，奥勒良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和经验，实非常人所能及于万一，在举行凯旋式后几个月，他又领军进入战场（公元274年10月）。有鉴于军团不安其位，能够参加国外的战争不失是明智之举，加上波斯国王因瓦莱里安的受辱而沾沾自喜，仍旧毫无忌惮地侵犯罗马帝国的尊严。皇帝亲自率领纪律严明而又骁勇善战的军队，完全不恃兵力的数量，直接向着分隔欧、亚两洲的海峡进军。在那时，他体会到，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法防范在绝境中的反抗。他对身边一位被控受贿的秘书发出威胁的言辞，而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说说就算。这个秘书唯一的希望，是使军队一些重要军官陷入同样的危险境地，让他们像他那样处于恐惧之中，于是就冒充主子的笔迹，列出一长串血腥名单。这些人一看到自己的名字，知道即将被处死，根本没有怀疑这是欺骗行为，也无法加以验证，大家便决定杀死皇帝以求自保。奥勒良在从拜占庭向赫拉克利行军的途中，遭到一群阴谋分子的攻击。这些人由于地位很高，所以留在他的身边。经短暂的抵抗后，他死在缪卡波尔的刀下（公元275年1月），这还是他平素最喜爱和信赖的一个将领。军队对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元老院对他表示厌恶，但一般的看法则认为他是英勇善战而且掌握机运的君王，对于暮气已深的国家进行了一番有用却过于严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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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十二章 奥勒良逝世后军队和元老院的作为 塔西佗、普罗布斯、卡鲁斯及其子相继为帝（275—28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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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老院和军队对继位问题相互推诿（27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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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是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是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不过，奥勒良逝世后发生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军团敬仰战无不胜的统帅，对他的被弑感到哀悼，并且决定采取报复的手段。谋叛的秘书所使用的诡计很快被发觉，他本人受到惩罚被处死。那些受骗动手行刺的高阶军官，有的确实感到悔恨，也有人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参加冤死君主的葬礼。在军事会议中一致通过了一项决定，这一决议在给元老院的呈文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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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无敌而能蒙神保佑的军队致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一个人的罪行使很多人犯下滔天大错，夺去奥勒良皇帝的性命。德高望重的尊长和元老，务请各位将先帝的英灵置于众神的行列，根据议会的判断决定最适合的人选来继承帝位。不论是军队中的谁犯下罪行或错误，使我们蒙受巨大的损失，都已经不配统治整个帝国。[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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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元老院听到消息并不感到诧异，只不过又一位皇帝在军营被弑而已，他们私下对奥勒良的逝世感到高兴。这封代表各军团的来信非常谦卑而又恭敬，当执政官在全体会议中朗读时，大家在欣慰中夹杂着惊奇。军队怀念已过世的君王，基于畏惧和尊敬所能激发的礼遇，全都大量倾注在议员身上。元老院基于感激之情，将推举皇帝的权力作为回报转让给这批向共和国尽忠的军队，但军队认为元老院有合法的权利推举皇帝。虽然他们屈意请求，但议会非常谨慎，最后的结论还是拒绝推举皇帝，主要是不愿让这群任性善变的武装团体抓住把柄，使得自己的安全和尊严受到威胁。其实，军团的实力就是表示诚意的保证，他们并没有假装的必要，对元老院的推举一定会听从。但元老院又不免联想到，偶然的悔恨难道可以改正80年来根深蒂固的积习？要是军人那种习惯性的反叛又开始发作，狂妄的举动就会伤害到元老院的尊严，被推举的人选也会送掉性命。元老院在通过决议以后就照着这个意思拟出敕令（公元275年2月3日），授权军方投票推选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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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双方便开始不断争论，形成人类历史上极不可能而确有其事的状况。[61]军队像是厌倦弄权生事，再度请求元老院从本身的议员中间推举一位登基为帝。元老院仍旧坚持敬谢不敏，军队还是极力要求。相互之间婉拒和敦促至少有三次之多，双方表现得谦恭有礼，只要对方决定谁登大宝一定无条件接受。就这样8个月的时光过去，帝国处于无政府状况下安然无事，罗马世界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君主、没有篡夺，也没有叛乱。奥勒良指派的将领和官吏继续执行职责，在很长一段空位期，好像只有一个亚细亚的总督被免除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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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罗慕路斯死后所发生的事故跟现在很相似，当然不一定可靠，[62]但他的生平和个性与奥勒良有些相似。那时王座空悬12个月之久，才推选出萨宾族的哲人接位，这段时间是由城邦的几个阶级联合，用同样的方式护卫公共安宁。但在努马和罗慕路斯的时代，贵族有权控制人民的武力，在范围很小且注重公德的社区，自由权利的平衡很容易保持。早期衰弱的罗马城邦与目前有很大差别，现在随时会发生状况，毁掉空位期所呈现的服从与和睦。须知目前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嚣乱混杂的首都、空前庞大的帝国、充满奴性的专制政体、40万佣兵组成的军队以及习于革命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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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帝位仍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军纪的要求和对奥勒良的追思，仍旧能够约束军队易于反叛的习气，也能制止军队首脑人物的野心。那些战力最强的军团驻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御驾亲征的大纛使罗马和行省的军营产生敬畏之心，不敢轻举妄动。这一股宽宏大量的气概在短期内还激励着军事阶层，我们可以期待少数爱国之士能使军方与元老院重归旧好。这是重建共和国，恢复昔日的美德和英勇的唯一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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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执政官在元老院召集会议，报告帝国即将遭遇危险而严峻的状况，这时距离奥勒良被害已有8个月。执政官轻描淡写提到，军队已经呈现不稳的情势，任何时刻、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引发兵变，接着他用雄辩的语气表示，只要推举皇帝这件事继续拖延下去，各种危险就会随之发生。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日耳曼人已经渡过莱茵河，占领高卢一些重要据点和富庶的城市﹔野心勃勃的波斯国王使得东方一直警报不断﹔埃及、阿非利加和伊利里亚正受到国外和国内武力的威胁﹔立场不稳的叙利亚宁愿接受女性的统治，也不愿臣服于神圣的罗马法律。接着执政官对首席议员塔西佗说话，请他就“推举适当人选即位为帝”这个重要议题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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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月旦人物，纯以德行风范而不以时势造化，那我们应对塔西佗比国王还高贵的家世，深表崇敬之意。罗马有位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著作嘉惠后世弥久长新，塔西佗议员自称系其后裔[63]。他当时已75岁高龄[64]，始终保持洁身自爱的习性，凭着巨额的财富和获得的荣誉，更能光大门楣。他曾经两次出任执政官[65]，虽然家产达200万到300万英镑之多，[66]仍然过着文雅而有节制的生活。他能够以尊敬的态度和忍耐的毅力，从荒淫无道的埃拉伽巴卢斯到精明英武的奥勒良，经历了多位君王的贤明与不肖，这使得他对帝位万人之上的责任、危险和诱惑，自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他孜孜不倦钻研先贤的著作，深知罗马制度和人类天性。[67]民意所趋一致认为塔西佗是帝国最适合继位的公民，这种令人不悦的谣言传到耳中，让他决定退休，回到坎帕尼亚的庄园。当他勉强应执政官召请，回任元老院的最高席位，对重大问题提供建言来帮助共和国时，已经在巴亚宜[68]过了两个月悠闲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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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塔西佗受元老院推举登基（27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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