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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奥勒良镇压内部叛乱及其行事作风(274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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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良的军队击败了共和国在国外和国内的敌人。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过去那个软弱而高压的政府,所造成的正在滋长蔓延的犯罪行为、派系倾轧、投机钻营和邪恶风气,经过他这番严格的治理,应该可以在帝国根绝迹灭。但是,腐败的过程已远超过治疗的速度。放任社会混乱的年头是那样漫长,比起奥勒良只有几个月的军事统治时间,我们只有承认,一段平静无事的短暂时光,不足以完成那样艰巨的中兴大业。他想恢复钱币的币值,也都遭到强大恶势力的反对。皇帝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达出自己的烦恼。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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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确实下达谕旨要我这一生在战争中度过,如今就在城里我的眼前发生叛变,这会引起严重的内战。铸币厂的工人在费利奇西穆斯的煽动下,发起造反的活动。这个家伙原来是奴隶,经过我的提拔负责财务工作。最后叛乱虽然已经被镇压住了,但是部队驻扎在达契亚,营地在多瑙河河岸的7000名士兵,在这次冲突中都遭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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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有作者记载,补充说明此事件是在奥勒良凯旋式后不久发生的,决定性的战斗在西连山展开。因铸币厂的工人在钱币上掺水造假,皇帝为维护政府信誉,通知民众可到国库,用成色不足的劣币换回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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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满足于如实报道这一非同一般的事件,但是有些难以置信的矛盾之处,也不能不提出来好有个交代。在伽利埃努斯的治理下,发生铸币厂舞弊案件,倒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目前状况完全不一样,那些贪污的组织难道不害怕奥勒良绝不通融的态度?何况犯罪得到好处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很难想象这些罪犯用什么策略,把受到他们伤害的民众武装起来,去反对维护民众权益而被他们出卖的国君。我们也许会自然地想到,这些犯罪分子和告密者以及作威作福的官员,都受到人民的厌恶,而改革币值的工作,就和皇帝下令在图拉真广场公开烧毁作废的单据一样,受到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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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原则完全不被人民了解的时代,采用严酷而轻率的措施,也许更能达到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但像这样暂时的误解很难激起一场内战,更不要说加以长久的支持。要是不断增加土地和生活必需品的税率,达到使人无法负担的地步,最后就会激怒那些无法离开自己家园的人民。但是那种状况不管怎么说,与采用必要的手段恢复钱币的币值,完全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在处理币值的过程中,虽然暂时会产生不便,但是比起长久的好处也就可以忍受了。要是在过去,因成色不足造成的损失,会由大众来分摊;现在是少数拥有大量现金的富人,明确感受到财富减少,随着产业损失的同时,也失去原有的权势和影响力,这对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论奥勒良采用哪种说法来掩饰发生叛乱的真正原因,对于拥有权力而又心怀不满的部分人士,他那改进币值的做法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罗马虽然已谈不上民主自由,却还是深受派系倾轧的伤害。皇帝自己出身平民,所以对人民特别关心,但人民对元老院、骑士阶级和禁卫军则产生不满[56]。元老院管权,骑士阶段管钱,禁卫军管军,要是没有这三种人士的参与,谁也无法进行私下的阴谋活动,激起暴民成立一支军队,在战场上与英勇好战的君主领导下的、曾经征服西部和东部的多瑙河畔久经锻炼的精锐之师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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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那次叛变的原因或目的到底是什么,完全归之于铸币厂工人很难令人置信,奥勒良倒是尽可能对胜利的成果加以运用。[57]他天性严酷,身为农夫出身的军人,他饱经忧患,不会产生多余的怜悯和同情,见到酷刑和死亡完全无动于衷。他从小接受军事训练,把市民的生命看得无足挂齿,常因细微小事严厉惩罚百姓,更会把军营的纪律要求转用到民事的法律事务上。他的正义感结果成为盲目的热情冲动,只要感觉到自己或公众的安全受到威胁,根本不考虑证据的运用和量刑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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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用毫无理性的叛乱来回报他对国家的服务,激怒他那高傲的性格。首都最高贵的家族卷入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不论是明确犯罪或仅是涉嫌,急切的报复心理促使他进行血腥的迫害,甚至连自己的亲侄儿都无法幸免。刽子手杀得手软(要是借用当代一位诗人的说法),监狱拥挤不堪,可怜的元老院为卓越的议员遭到杀害或放逐而悲痛哀悼,议会对奥勒良的傲慢跟他的残暴一样难以忍受。他对民事制度的限制一无所知也不屑一顾,除了掌握武力以外,拒绝用任何头衔来行使职权,始终拿征服者的权力统治这个被他解救和制服的帝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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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奥勒良率军出征被部将所弑(27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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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个才智出众的罗马皇帝说道,他的前任奥勒良所具有的才能,适合指挥一支军队,而不是统治一个帝国。[59]因而,奥勒良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和经验,实非常人所能及于万一,在举行凯旋式后几个月,他又领军进入战场(公元274年10月)。有鉴于军团不安其位,能够参加国外的战争不失是明智之举,加上波斯国王因瓦莱里安的受辱而沾沾自喜,仍旧毫无忌惮地侵犯罗马帝国的尊严。皇帝亲自率领纪律严明而又骁勇善战的军队,完全不恃兵力的数量,直接向着分隔欧、亚两洲的海峡进军。在那时,他体会到,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法防范在绝境中的反抗。他对身边一位被控受贿的秘书发出威胁的言辞,而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说说就算。这个秘书唯一的希望,是使军队一些重要军官陷入同样的危险境地,让他们像他那样处于恐惧之中,于是就冒充主子的笔迹,列出一长串血腥名单。这些人一看到自己的名字,知道即将被处死,根本没有怀疑这是欺骗行为,也无法加以验证,大家便决定杀死皇帝以求自保。奥勒良在从拜占庭向赫拉克利行军的途中,遭到一群阴谋分子的攻击。这些人由于地位很高,所以留在他的身边。经短暂的抵抗后,他死在缪卡波尔的刀下(公元275年1月),这还是他平素最喜爱和信赖的一个将领。军队对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元老院对他表示厌恶,但一般的看法则认为他是英勇善战而且掌握机运的君王,对于暮气已深的国家进行了一番有用却过于严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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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十二章 奥勒良逝世后军队和元老院的作为 塔西佗、普罗布斯、卡鲁斯及其子相继为帝(275—28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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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老院和军队对继位问题相互推诿(27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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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是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是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不过,奥勒良逝世后发生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军团敬仰战无不胜的统帅,对他的被弑感到哀悼,并且决定采取报复的手段。谋叛的秘书所使用的诡计很快被发觉,他本人受到惩罚被处死。那些受骗动手行刺的高阶军官,有的确实感到悔恨,也有人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参加冤死君主的葬礼。在军事会议中一致通过了一项决定,这一决议在给元老院的呈文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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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无敌而能蒙神保佑的军队致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一个人的罪行使很多人犯下滔天大错,夺去奥勒良皇帝的性命。德高望重的尊长和元老,务请各位将先帝的英灵置于众神的行列,根据议会的判断决定最适合的人选来继承帝位。不论是军队中的谁犯下罪行或错误,使我们蒙受巨大的损失,都已经不配统治整个帝国。[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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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元老院听到消息并不感到诧异,只不过又一位皇帝在军营被弑而已,他们私下对奥勒良的逝世感到高兴。这封代表各军团的来信非常谦卑而又恭敬,当执政官在全体会议中朗读时,大家在欣慰中夹杂着惊奇。军队怀念已过世的君王,基于畏惧和尊敬所能激发的礼遇,全都大量倾注在议员身上。元老院基于感激之情,将推举皇帝的权力作为回报转让给这批向共和国尽忠的军队,但军队认为元老院有合法的权利推举皇帝。虽然他们屈意请求,但议会非常谨慎,最后的结论还是拒绝推举皇帝,主要是不愿让这群任性善变的武装团体抓住把柄,使得自己的安全和尊严受到威胁。其实,军团的实力就是表示诚意的保证,他们并没有假装的必要,对元老院的推举一定会听从。但元老院又不免联想到,偶然的悔恨难道可以改正80年来根深蒂固的积习?要是军人那种习惯性的反叛又开始发作,狂妄的举动就会伤害到元老院的尊严,被推举的人选也会送掉性命。元老院在通过决议以后就照着这个意思拟出敕令(公元275年2月3日),授权军方投票推选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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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双方便开始不断争论,形成人类历史上极不可能而确有其事的状况。[61]军队像是厌倦弄权生事,再度请求元老院从本身的议员中间推举一位登基为帝。元老院仍旧坚持敬谢不敏,军队还是极力要求。相互之间婉拒和敦促至少有三次之多,双方表现得谦恭有礼,只要对方决定谁登大宝一定无条件接受。就这样8个月的时光过去,帝国处于无政府状况下安然无事,罗马世界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君主、没有篡夺,也没有叛乱。奥勒良指派的将领和官吏继续执行职责,在很长一段空位期,好像只有一个亚细亚的总督被免除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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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罗慕路斯死后所发生的事故跟现在很相似,当然不一定可靠,[62]但他的生平和个性与奥勒良有些相似。那时王座空悬12个月之久,才推选出萨宾族的哲人接位,这段时间是由城邦的几个阶级联合,用同样的方式护卫公共安宁。但在努马和罗慕路斯的时代,贵族有权控制人民的武力,在范围很小且注重公德的社区,自由权利的平衡很容易保持。早期衰弱的罗马城邦与目前有很大差别,现在随时会发生状况,毁掉空位期所呈现的服从与和睦。须知目前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嚣乱混杂的首都、空前庞大的帝国、充满奴性的专制政体、40万佣兵组成的军队以及习于革命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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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帝位仍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军纪的要求和对奥勒良的追思,仍旧能够约束军队易于反叛的习气,也能制止军队首脑人物的野心。那些战力最强的军团驻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御驾亲征的大纛使罗马和行省的军营产生敬畏之心,不敢轻举妄动。这一股宽宏大量的气概在短期内还激励着军事阶层,我们可以期待少数爱国之士能使军方与元老院重归旧好。这是重建共和国,恢复昔日的美德和英勇的唯一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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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执政官在元老院召集会议,报告帝国即将遭遇危险而严峻的状况,这时距离奥勒良被害已有8个月。执政官轻描淡写提到,军队已经呈现不稳的情势,任何时刻、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引发兵变,接着他用雄辩的语气表示,只要推举皇帝这件事继续拖延下去,各种危险就会随之发生。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日耳曼人已经渡过莱茵河,占领高卢一些重要据点和富庶的城市﹔野心勃勃的波斯国王使得东方一直警报不断﹔埃及、阿非利加和伊利里亚正受到国外和国内武力的威胁﹔立场不稳的叙利亚宁愿接受女性的统治,也不愿臣服于神圣的罗马法律。接着执政官对首席议员塔西佗说话,请他就“推举适当人选即位为帝”这个重要议题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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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月旦人物,纯以德行风范而不以时势造化,那我们应对塔西佗比国王还高贵的家世,深表崇敬之意。罗马有位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著作嘉惠后世弥久长新,塔西佗议员自称系其后裔[63]。他当时已75岁高龄[64],始终保持洁身自爱的习性,凭着巨额的财富和获得的荣誉,更能光大门楣。他曾经两次出任执政官[65],虽然家产达200万到300万英镑之多,[66]仍然过着文雅而有节制的生活。他能够以尊敬的态度和忍耐的毅力,从荒淫无道的埃拉伽巴卢斯到精明英武的奥勒良,经历了多位君王的贤明与不肖,这使得他对帝位万人之上的责任、危险和诱惑,自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他孜孜不倦钻研先贤的著作,深知罗马制度和人类天性。[67]民意所趋一致认为塔西佗是帝国最适合继位的公民,这种令人不悦的谣言传到耳中,让他决定退休,回到坎帕尼亚的庄园。当他勉强应执政官召请,回任元老院的最高席位,对重大问题提供建言来帮助共和国时,已经在巴亚宜[68]过了两个月悠闲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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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塔西佗受元老院推举登基(27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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