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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早期基督教所采取的防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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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门徒进行宗教活动时，总尽量避开别人的耳目，最初是出于恐惧和需要，后来却完全是有意为之。基督徒极力模仿古希腊伊琉西斯神秘派极端诡秘的做法，[393]认为这样就会使他们神圣的组织在异教徒心目中愈显高不可及。然而许多事情并不能尽如人意，后来产生的结果完全与他们的意愿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基督徒之所以遮遮掩掩，是由于有些做法根本见不得人。这种被曲解的小心作为，为敌视他们的人提供了制造谣言的机会，使怀疑他们的人更对可怕的谣传信以为真。这些故事四处流传，基督徒被说成是人类中最邪恶的败类，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干着荒唐的下流勾当，不惜牺牲人类的尊严和道德，取悦那位不可知的神。有许多人假装悔过自新，出面讲述亲眼所见举行拜神仪式的情景。他们肯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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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入教的神秘仪式，是把一个刚出生且浑身沾着面粉的婴儿，捧到一位手持匕首的新入会教徒面前。他闭着眼在这个代他赎罪的牺牲品身上胡乱砍杀。残酷行动完成后，教徒们便大口喝干婴儿的血，大块吞食还在颤动的小肢体，全体须通过这共同的犯罪意识以保证彼此永恒的秘密。更有人证明说，在这种惨无人道的献祭后，大家便一起吃喝，所有人都以狂饮来满足各自的兽欲。待某个时刻，灯火突然全部熄灭，所有人抛弃羞耻心，遗忘人的天性，并在黑暗中不顾伦常，胡乱进行交配。[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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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要仔细读一读古代基督徒的申辩书，任何一个正直的反对派人物，对这些诽谤造谣的说法，都不会信以为真。基督徒坚持本身的清白，向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呼吁，要求追查谣言。他们宣布，只要有人能够为诽谤他们的罪行提供任何证据，甘愿领受最严厉的惩罚。他们同时还反驳说，别人胡乱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不仅毫无实据，从情理上来推断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这方面倒是令人信服。他们反问道，福音书上一条条圣洁的戒律，对于各种合法的享乐尚且要加以禁止，谁能相信竟会唆使教徒去犯那些最值得诅咒的罪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一个宗教团体，会有人这样令自己的组织声誉蒙羞；谁又能相信如此人数众多、品性各异、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人群，对死亡尚无所畏惧，竟会违背教养和天性深深印入脑中的做人准则。[395]这样义正词严的申辩，除了有些基督教的辩护士不识大体，为了发泄对教会内部敌人的切齿仇恨，不惜损伤宗教事业的共同利益以外，任何言辞都驳不倒申辩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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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辩护士有时暗示，有时直截了当宣称，强加于正统基督徒头上血腥的献祭活动和淫乱行为，事实上是马西昂派、卡勃克拉特派以及属于诺斯替派的几个小教派的所作所为。这些派别已成为异端，在某些方面仍然遵循基督教的戒律。[396]其结果是，那些和基督教会脱离关系的分裂教派，也使用类似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397]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人声称，那种不堪入耳的淫乱行径，在大批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一直普遍存在。正统信仰和异端教派之间微妙的分界线，异教徒政府地方官员根本无法分辨。他们认为这是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恨，揭发出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当局有时本着温和与冷静的态度，完全不理会各教派之间的宗教狂热，经过公正的慎重调查之后所做的报告中，总是声称那些抛弃罗马宗教信仰的派别，所做的交代很真诚，行为也无可非议。虽然他们那种荒谬和过度的迷信会招致法律的惩处，但这样的调查，对首批基督徒的安宁和名声，总是件好事。[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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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罗马当局对基督教所抱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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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使命在于从实记录史事以为后世借鉴，要是刻意为暴君的行为开脱责任，或为迫害的旨意寻找借口，就会自取其辱。我们必须了解，那些看上去对原始教会毫无善心的罗马皇帝，要是将他们和近代君王动辄使用军队暴力和恐怖手段以镇压不同信仰的臣民做一个比较，其罪恶程度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像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这样的君王，[399]无论从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方面，应该都能认清良知的权利、信仰的义务和法律的公正。古代的罗马帝王和官吏，对基督徒坚持信仰的原则一无所知，但出于促使基督教合法或自然皈依本国的神圣宗教制度的考虑，他们的内心不会产生敌对的动机，所定的罪责也可以获得缓颊，这些因素都能够降低进行迫害的激烈程度。当局的行为出于立法者的温和政策，不受具有偏见的宗教狂热所驱使，执行那些针对地位卑贱的基督徒所制定的法律时，常因蔑视心理而不以为意，甚至出于人道的关怀而免于处理。要是我们全面检视罗马当局的心态和动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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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当局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发觉对此一新兴教派不可漠然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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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任何臣民被控犯有此一奇特罪行，当局在量刑定罪时，都会特别谨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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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处罚以从宽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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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受害的教会有和平安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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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异教徒作家长篇大论写下皇皇巨著，但是对基督徒这个问题，一直视为平常，着墨不多。[400]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可信的史料，来证明这四点符合事实，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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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上天的恩赐，早期的基督教会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罩住，在教徒的信仰成熟、人数增加之前，保护他们免于恶意的攻击，甚至完全不被异教徒知晓。他们逐渐抛弃摩西所规定的种种崇拜仪式，为最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安全而无害的掩护。由于他们大部分都是亚伯拉罕的族人，割礼就是最特殊的标志，在耶路撒冷神殿被毁之前，他们一直在那里举行礼拜，并将律法和先知视为神的旨意在地上显现。就是在心灵上接受以色列应许之说的非犹太人，在改变信仰以后从外观上也被视为犹太人。[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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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徒重视表面的祭典和仪式，更甚于信仰的实际内容。这个新兴教派有伟大的企图和期望，始终小心地加以掩饰，不动声色地私下传播，从罗马人对那个闻名的古老民族所抱持的宽容政策中，获得相当程度的保护。时隔未久，犹太人受到宗教狂热和对异端深仇大恨的刺激，慢慢觉察到他们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弃犹太教堂的教义，一心一意要把异端邪说淹没在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早已解除他们执行恶毒念头的武装能力。虽然他们有时还能无法无天，行使煽动叛乱的特权，但是已不再拥有审判罪犯的司法权力。同时犹太人发现，要在一个冷静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的心中，煽起由狂热情绪和偏见引起的仇恨也确乎不易，何况各行省总督曾宣布，随时准备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一旦罗马人听说问题的核心不是具体事件，而只是一些有关宗教的空话以及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应如何解释所产生的争论时，罗马当局便觉得，认真研究在一些野蛮和迷信的人当中发生的不着边际的意见分歧，未免有损于罗马帝国的尊严。因此，第一批基督徒的清白无辜，倒是受到全然无知和不屑过问的保护，异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变成躲避犹太会堂疯狂迫害最安全的庇护所。[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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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传说，也会在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异邦的行程，他们的种种神奇行迹，以及各自不同的死难情景。但是，经过一番更细腻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曾目睹基督创造各种奇迹的人，如何可能会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境外，用自己的鲜血来证实他们所言不虚。[403]从常人的正常寿命来判断，就能知道，在因犹太人的不满而导致的那场以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而告终的疯狂战斗爆发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早已过世。从基督死亡到那场令人难忘的暴乱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除了在基督死后第35年，也就是那场大暴乱发生之前两年，尼禄曾对帝国的基督徒突然进行过一次短暂而残酷的迫害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罗马政府改变宽容政策的任何迹象。后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独特事件的历史面貌，主要是依靠那位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仅凭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们不能不对这段史料做一番最认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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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马大火引起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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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当政的第10年，帝国首都遭到一场大火，为祸之烈和受害之广都是前所未有。所有希腊艺术和罗马功勋的纪念物，布匿战争和征服高卢的全部战利品，最神圣的庙宇和最壮观的宫殿，都被凶猛的烈火吞噬。罗马城划分为14个区部或地段，只有4个区部完好如初，3个区部被夷为平地，其余7个地段在经历大火肆虐后，到处是断壁残垣的悲惨景象。[404]当局提高警觉，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不让这场重大灾害引起不良后果。皇家花园开放收容受难民众，迅速搭建临时房舍让灾民栖身，提供廉价的粮食和民生用品。从下达的诏书对市容重整和民宅建构所做的规定可以看出，罗马当局采用了一种最宽厚的政策。正如繁荣时期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罗马大火发生数年以后，反而建造出比过去更美丽整齐的新城市。尼禄在这段期间尽量谨言慎行，装出悲天悯人的仁慈态度，还是无法使他免于大众的猜疑。而且把罪名加在一个杀妻弑母的凶手身上，[405]是很自然的事。身为国君，无视尊贵的地位，竟敢在剧院登台献艺，这种人还有什么蠢事做不出来。因而谣言到处流传，指控皇帝纵火烧毁自己的都城，愈是荒谬的传言愈容易迎合灾民愤怒的心情。当时竟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更是使人坚信不疑，说是尼禄欣赏他所引燃的大火，手里弹着七弦琴，高歌特洛伊的焚毁而发思古之幽情。[406]尼禄皇帝为了转移用专制力量也无法消除的嫌疑，决意要找一些人出来当替死鬼。塔西佗曾经这样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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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尼禄为了辟谣，将群众所称的基督徒抓来。这些人因作恶多端普遍受到厌恶，于是用各种残酷至极的手段来惩罚他们。教派因创始人基督而得名，在提比略当政时，被代行法务官头衔的庞提厄斯·彼拉多处死。[407]这有害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但再度于发源地犹地亚传播，并蔓延到首都。须知罗马是当世最污浊放荡的罪恶渊薮，邪教在受到庇护之下，非常猖獗地流行开来。起初，当局将自认是教徒的人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有大量人员被判罪，与其说是在城市纵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408]他们死于残忍的酷刑，临终还受到凌辱和讪笑。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些人全身缝上兽皮，让狗撕裂。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后来身上浸着易燃物质，在夜晚点上当成照明的灯火。尼禄把自己的花园当成大型展示场所，到处是惨无人道的景象，还举行赛车活动，皇帝亲临主持，他有时还会打扮成赛车手的模样混杂在人群中。基督徒的罪过实在应予以严惩示众，但舆论认为这批可怜虫是死于暴君的残酷，并非为着大众的利益，因此群众由痛恨转为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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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用好奇的眼光观察人类变革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尼禄位于梵蒂冈的花园和竞技场，受到首批基督徒鲜血的污染后，却因这个受迫害的宗教的一连串的胜利，以及代表的极大的特权而变得更为名闻遐迩。就在这块土地上，历代教皇修建了一座比古代朱庇特神殿更为壮观宏伟的教堂。他们从加利利海卑微的渔夫[409]手里，获得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所继承的是恺撒的宝座，为征服罗马的蛮族制定法律，把管辖心灵的统治范围，从波罗的海推展到太平洋的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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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尼禄的迫害活动，在此还要提出几点意见，希望能够解释若干疑点，为研究后续的教会历史提供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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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后世抱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相信上述离奇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塔西佗这段著名记述的可靠性。前一点已经为治学严谨的苏埃托尼乌斯所证实，他也提到过尼禄曾惩罚过一个新的邪恶的新兴教派。[410]可为后一点做证的则有：说法雷同的古老手稿；塔西佗为文那难以模仿的特殊风格；他那可以保证自己的著作不被狂热分子篡改的极高的声望；还有就是那段记述的主要精神，虽然指控首批受害基督徒犯了滔天大罪，但并未提到他们有任何超乎常人的神奇能力。[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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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塔西佗出生在罗马大火的前几年[412]，只能从阅读史料和与人闲谈中了解到幼年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他早年的生活平淡无奇，直到他的天才完全发挥出来以后才为公众所瞩目。他对高尚的阿格里科拉出于感激之情的怀念，写出使后人读之深受感动而有所启发的最早的一部历史作品，这时他已经40岁了。他以《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志》一试身手以后，竟令人始料未及地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自奥古斯都崩殂至涅尔瓦继位的30卷本《罗马编年史》[413]。涅尔瓦的仁政创造了公正和繁荣的时代，使塔西佗的晚年可以用全副精力来治史。当他进一步研究所要著述的题材之后，考虑到自己的荣誉，避免让人作为笔诛的口实，认为与其颂扬在位帝王的德行，倒不如记录往日暴君的罪恶。他决定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奥古斯都以降相继四代帝王的行迹。要将80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修饰，使之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使每段文字都能发人深省而又栩栩如生，即使是对塔西佗这样的天才人物而言，也要耗尽他大半辈子的心力。战功彪炳的图拉真在当政末期，已将罗马的势力扩张到古老的限制范围以外，这位历史学家却在《编年史》的第二卷和第四卷中，描绘出提比略的暴政。等到哈德良皇帝继承王位，塔西佗按照预定的进度，还来不及叙述首都的大火以及尼禄对基督徒的残酷行为。这时候的间隔只有60年，身为编年史家，有责任要能容纳当代人的各种观念和看法。但是，塔西佗已跻身哲人之列，在悉心探讨这个新教派的起源、发展和性质时，很自然地抛开尼禄时代的偏见，而以哈德良时代的看法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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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塔西佗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好奇和见识，将许多事件中间环节的状况和概念，留给读者自己补充，因此他的行文极为简洁，故意省略这些环节。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必然有特殊原因，导致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否则，照当时他们的隐秘生活和清白无辜来看，不太可能引起帝王注意，更不可能触怒当局。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压迫，现在大量聚居在首都，比起基督徒当然更会引起皇帝和民众的怀疑，何况一个对罗马的压迫感到忍无可忍的民族，不惜采取残暴的手段来报仇雪恨，倒是非常可能的事。但是犹太人在皇宫里有靠山，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暴君本人。美丽的波培娅是尼禄的皇后，也是皇宫的主宰，还有一位犹太血统的演员深受皇帝宠爱，都在为这个让人厌恶的民族说项讲情[414]。想要犹太人不受牵连，必须找出替罪的羔羊，于是有人提出，虽然真正的摩西信徒与罗马大火没有关系，但最近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个有害的教派，像加利利派可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在加利利派这个称呼之下，有两类人被混为一谈，其实他们的行为和信仰根本风马牛不相关，一类是信奉拿撒勒耶稣的门人弟子[415]，另一类是投身到高卢人犹大旗帜下的狂热信徒[416]；前者是人类的朋友，后面这类人才是充满仇恨的敌人。他们之间唯一类似之处，是为了捍卫坚定的信仰绝不会让步，全然无畏于死亡和酷刑的威胁。犹大的追随者在煽动同胞全面叛乱以后，全部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中壮烈牺牲；但作为基督徒的耶稣信徒，则已经遍布在整个帝国。在塔西佗所处的哈德良时代，一个完全被人遗忘的邪恶教派，竟将它的罪行和祸害，归之于应公正对待的基督徒身上，倒是自然不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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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不管人们对这种臆测（这只是一种假定而已）抱持何种想法，事实非常明显，尼禄对基督徒进行迫害所产生的后果，包括引起的原因，都限于罗马城的范围之内。加利利派或基督徒所信奉的教义，从来没有成为惩罚的标的，也没有受到追究查禁。从此以后，他们在长时期内遭受苦难的概念，一直与残暴和虐待发生关联。后来几位较为温和的皇帝，将这个受到暴君压迫的教派，看成善良和无辜的被害人，尽量采取宽容的对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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