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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图密善当政对基督徒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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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值得注意，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几乎同时毁灭于战火之中。[417]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信徒自愿向圣殿所做的捐献，竟然被暴虐的征服者抢走，拿来整修和装饰朱庇特神殿[418]。罗马皇帝向犹太人征收人头税，虽然每个人缴的税额有限，但是这笔钱的运用早已有所计划，征敛的手段非常严厉，让人认为是一项让民众不堪其苦的苛政。有些人与犹太人既无血统渊源，也没有宗教关系，税务官员还是可以任意课税。基督徒原来借着犹太人的会所当庇护，现在也无法逃脱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直不愿沾染上偶像崇拜的嫌疑，凭良知也不能为披着魔鬼外衣的朱庇特神庙尽力。由于基督徒当中尽管数目日减，却仍有相当数目的人依旧信奉摩西的戒律，他们想要极力掩盖犹太血统，却很不容易做到，只要检查是否行过割礼，马上就能揭穿身份。[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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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罗马当局的官员来说，他们可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两个教派在教义上的差异。在那些用皇帝名义设置在罗马的法庭或是以代行法务官名衔设置的犹地亚地方法庭上，有两位受审的基督徒，据说他们的出身甚至比伟大的君王还要高贵得多。他俩是耶稣基督的亲兄弟使徒圣犹大的孙儿，[420]本来具备继承大卫王的资格，受到全民的尊敬，从而引起总督的猜忌。但是他们的穿着褴褛而且答话很老实，很快让当局相信，他们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扰乱罗马帝国的安宁。他们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皇室血胤，以及和弥赛亚的近亲关系，但是否认有任何世俗的企图，声称要建立纯粹属于精神和心灵的天国。当被问到财产和职业时，他们就伸出因每日辛勤劳动而长满老茧的双手，说是完全靠着耕种为生，在科卡巴村庄附近有一块面积约24英亩的土地，价值约9000德拉克马或300英镑。于是圣犹大的孙儿在总督既怜悯又鄙视的心情下，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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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王室的衰落使后代子孙免于暴君的猜忌，但是自己家族的兴旺使得怯懦的图密善皇帝提高警觉。只有他所恐惧、憎恨或尊敬的罗马人流血，才能消除他的不安。所以图密善对付自己亲叔叔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的两个儿子，老大很快以涉嫌谋叛而定罪，小儿子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由于生性懦弱无能，才幸免于死。皇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这位不会造成威胁的堂弟真是恩宠备至，把自己的外甥女多米蒂娜许配给他，收养他们所生的儿子，希望有一天让他继承王位，并赐予孩子的父亲执政官的高位。可是，连一年的任期都没有满，图密善就找了一个微小的借口，将堂弟判处死刑，多米蒂娜也被放逐到坎帕尼亚海岸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去。[421]另外一大批被牵连进去的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判没收财产，被指控的罪名是“无神论者”和“认同犹太人”。[422]按照当时官府和舆论对基督徒模糊不清的了解，以此二者离奇结合而成的罪名，除了用于基督徒身上，对其余人员全都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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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着这种“莫须有”的解释，并由于过于迫切地希望拿一个暴君的多疑作为他们死得光荣的证据。于是教会便将克莱门斯和多米蒂娜列于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单之中，并将图密善的暴行称为“第二次大迫害”。但是，这次迫害（如果配得上这个称呼的话）的时期并不长，处死克莱门斯和放逐多米蒂娜后不过几个月，一名深得多米蒂娜喜爱的自由奴史蒂芬，虽然没有信奉她的宗教，却在皇宫里刺杀图密善。元老院对死去的皇帝加以鞭尸，废除他所下的诏书和判令，赦回被流放的人。在涅尔瓦皇帝温和的统治下，无辜的受害者恢复地位，发还所没收的财产，就连一些罪无可恕的人也都获得赦免，或者逃脱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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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图拉真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审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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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10年，图拉真在位时，小普林尼被他在元老院的同僚和皇帝任命为比提尼亚和本都的总督。他到任后不久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和他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应依据哪些法令和规定来进行法院的审判工作。小普林尼从来没有参与过审理基督徒的案件，只知道有这个教派的名称，至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属于哪种性质，按什么方式定罪，应给予何种惩罚，他根本一无所知。他在惶恐的状况下，就像以往惯常的做法，将这个新兴教派的状况写了一篇奏章，就他个人难免有点偏袒的看法，呈给图拉真裁定，请求皇帝以圣明的睿智解开他的疑惑、开导他的无知。小普林尼的一生汲汲求知，通晓政府事务，19岁的年纪就以出色的辩词，在罗马法庭初试啼声，[423]进入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他也荣任过执政官，个人交游广阔，与意大利和行省的各阶层都有联系。如果说他对这方面无知，那倒是释放出来一些信息。我们因而可以断定，当他出任比提尼亚总督时，对于取缔基督徒并没有一般的法规和元老院的敕令。因为无论是图拉真还是以前几位公正廉明的皇帝，他们的诏书和司法裁定，都会收入民法和刑法的法典之中。同时，当局并没有公开表明对这个新兴教派的意见，即使在法庭上有取缔基督徒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可以成为当局必须遵循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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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真的宗教政策在概念上或许会发生错误，但就他对小普林尼奏章的批示来加以对比，表现得还算公正仁慈。因而后来有一段时期，基督徒常用来为自己辩护。图拉真皇帝并没有表现出宗教法庭审判官那种狂热，要把异端查得水落石出，一点都不能放过，使判罪的人愈多愈好。相反地，他表示最关紧要之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人身安全，而不是防止犯罪者逃脱制裁。他承认要制定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甚为困难，但在颁布两项较为宽大的法令后，对于受苦受难的基督徒，确实起了支持保护的作用。虽然他明令指示地方官员惩处已依法定罪的基督徒，但基于人道的考虑，还是提出非常矛盾的做法，那就是禁止对未定罪的嫌犯进行审讯，也不允许有一点风声就进行追究。皇帝对于匿名指控概不受理，认为这种可耻的行为损害政府信誉，因而严格规定，要以“信奉基督教”的罪名给人定罪，必须有合法的控告人公开出庭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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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规定，任何人要想充当告发人这种引人怨恨的角色，必须公开说明产生怀疑的理由，具体提出秘密集会的时间和地点，列出大量内部情况的资料。而这些都是教徒严格保密，绝对不会让这些神圣的事物为基督教的敌人所亵渎。要是控告人的指控生效，必然遭到人数众多而又活跃的教派的仇恨，受到人群中思想开明分子的谴责，而且不管任何时代和国家，这种行径都被视为可耻的告密者。反之，若证明控告不实，按照哈德良皇帝所颁布的法令，凡诬告市民犯有信奉基督教的罪名者，会受到严厉处分，最高可判处死刑。个人之间的仇恨或者宗教信仰的冲突，可能会无视于遭受侮辱或危险所带来的恐惧，但是也可想象得到，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中，很少人愿意以身试法来指控敌人。[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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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避法律的限制所采取的权宜手段，对于制止私人仇恨或宗教狂热的害人计谋，确实发挥很大的功效。恐惧和羞愧的心理对个人行为产生制约，但在人数众多而喧嚣的集会中，这种影响力就会失去作用。虔诚的基督徒希望获得殉道的光荣，当然有更多人力求逃避，不是迫不及待，就是提心吊胆地等待按规定即将来临的节日庆典和竞技比赛。一到这种场合，帝国各大城市的居民都会聚集到竞技场或者露天大剧场去。那里所具有的特殊气氛以及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激发起他们狂热的情绪，让他们完全丧失人性。无数的观众头戴花环，满身经过香熏，要用牺牲的鲜血净化灵魂，置身于保护神的画像和祭坛之中，全部沉浸在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欢乐之中。他们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只有基督徒憎恶全人类共有的神祇，怀着阴险的恶意拒不参加庄严的集会，就是在对公共喜庆活动进行侮辱或表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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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帝国最近遭到任何灾难，比如一场瘟疫，一次饥荒，或一场战争的失利；如果台伯河泛滥成灾，或者尼罗河河水没有漫进田地；如果发生地震或者季节的寒暑失调，这时，迷信的非基督徒认定这全是基督徒的过错，他们的罪孽和渎神活动，虽然因政府的过分仁慈而得到宽恕，终于还是引起上天的震怒。在一大群狂乱和被激怒的暴民环伺之下，诉讼案件不会按公正的法律程序进行。在一个被野兽和角斗士鲜血染污的竞技场里，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庞大人群不耐烦的怒吼声，指控基督徒是全体人类和神明的公敌，呼吁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于是人们就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抓来扔进关着狮子的兽穴里。[425]主持这类集会的行省首长和地方官员，一般都会满足民众这种要求，牺牲几个最惹人痛恨的基督徒，来平息他们的怒火。但是，有一些明智的罗马皇帝保护基督徒，免遭暴乱群众任意指控所带来的伤害。他们很公正地谴责这类私刑，认为这既不符合巩固统治的要求，也有损帝国政府的公道立场。哈德良和安东尼·皮乌斯的诏书都明确宣布，集会上民众的呼喊，对热心信仰基督教的人，永远不能作为定罪和惩罚的合理见证。[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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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罗马当局对基督徒的处置及殉教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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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基督徒定罪以后也不一定要服刑，经过证人的证明，或者自愿招供，已经充分坐实有罪的人，仍能自己掌握选择生或死的权利。基督徒使地方官员最感愤恨之处，不在于过去的可恶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态度。当局认为对定罪的人，已经提出非常宽大的赦免条件。他们只要同意在祭坛上敬几炷香，就会平安地在一片掌声中当场释放。大家认为，一位仁慈的法官要善尽责任竭力感化，而不是惩罚那些迷途的狂热分子。法官根据被告的年龄、性别和具体处境而采取不同态度，不惜屈就高高在上的身份，向教徒指出活着如何充满乐趣，死亡是可怕的绝灭，不仅苦口婆心劝说，有时甚至请求他们多同情一下他们可怜的家人和亲友。如果规劝和威胁都不起作用，还会使用暴力，皮鞭和刑架可用来补充说服力之不足。为了制服这些在异教徒看来如此冥顽不灵、怙恶不悛的罪犯，不惜使用各式各样的酷刑。对于迫害者这种离奇的行为，古代的基督教辩护人据实提出严厉的指责，说当局违反一切法律原则和正常的法庭程序，然而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强迫罪犯承认自己所犯罪行，而是要他否认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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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后来，接连几代的修道士在孤寂无聊之中，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种死状和苦刑为乐，挖空心思发明许多想入非非的离奇酷刑。他们假想狂热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置一切道德观念和公共廉耻于不顾，竟然对无法制服的人进行奸污，下令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暴力。据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妇女，往往被迫受到更严酷的考验，要她们决定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重要。奉命前来奸污她们的淫荡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庄严的告诫，要他们对那些不愿向维纳斯祭坛敬香的渎神处女，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爱神的荣誉。可是，他们的强暴行为总是无法得逞，总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及时进行干预，使这些贞洁的女基督徒，最后能够免于遭受身不由己的蹂躏。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确交代，在比较古老和更为可信的教会记录中，很少有这类污秽笔墨的夸张词句。[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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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殉教者的描述，之所以如此不顾事实真相，表现得如此荒诞，主要是出于一个很自然的误解。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教会作者妄加猜臆，认为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像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样，对基督徒怀有势不两立的狂热仇视。诚然，一些由平民摇身一变成为朝廷显贵的人员，可能会怀有基层民众的成见。还有一些人出于贪婪或恩怨，也会表现得残酷无情。[428]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可以用早期基督徒感激涕零的供状作为证明，皇帝或元老院派往各行省操持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人士，他们尊重法治精神，通晓各种哲理，往往拒绝执行可厌的宗教迫害任务，对某些告发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基督徒指明逃脱刑责的办法，使之免遭法条的惩处。尤其在官员被授予可以自行裁决的司法权力以后，[429]他们总是尽量解救和帮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而非变本加厉做进一步压迫。当局并没有将被告到法庭的基督徒全部判罪，更没有把那些狂热坚持基督教信仰、已被判罪的人全都处死。在大多数状况下，基督徒都会被判处不太严厉的惩罚，如监禁、流放或者发配到矿山服行苦役，[430]为遭到判决的不幸受害者，保存一线希望。如能遇到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战争获胜等国家庆典，皇室会颁令大赦天下，他们很快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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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府地方官员若要立即处死殉教者，看来只是从两个极端中仔细挑选的少数人。其中大部分是主教或执事，都是在基督徒中最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处死他们，可以产生杀一儆百的作用。不然就是些基督徒中身份最卑贱的人，特别是那些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贫民，一般人认为这些人的生命一文不值，他们的苦难在古代人看来，不值得挂齿。[431]学识渊博的奥利金曾经亲身经历，而且广泛阅读古代基督教的历史，非常明确而且清楚地提到，真正殉教者的人数实在是微不足道。单凭这种权威性的论点，就足以推翻一般人所谓的曾经出现一支殉道大军的说法。从遍布罗马各地的许多地下墓穴中，搜寻到的殉教者的遗骨和遗物，数量之多，足以塞满为数众多的教堂，[432]神迹和功德更成为连篇累牍的圣徒传奇中不可思议的主题。[433]但是，奥利金一般性的议论，可以从友人狄奥尼西乌斯的具体证词中得到解释和说明。狄奥尼西乌斯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大城里，一直受到德西乌斯皇帝的荼毒，但是按照他的估计，因信奉基督教被迫害至死的殉教者，大约只有十男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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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殉教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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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罗马当局进行迫害的同一时期，能言善道、积极进取又充满宗教狂热的西普里安，不仅管辖迦太基教会，更负责整个阿非利加教区。他具有能使信徒升起虔诚尊敬心的特质，但也激起异教徒地方官吏的猜忌和仇视。由于他的地位和性格使然，他注定成为招致嫉妒和危险的目标。然从西普里安一生的经历来看，人们过分夸大了这位基督教主教所处的危险处境。比起一些俗世的野心人物，为追求权势和富贵，他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了。须知4位罗马皇帝连带整个家族、亲信和部从，在短短10年之内全部灰飞烟灭。这段时期迦太基主教凭借其口才和威望，一直在指导阿非利加教会会议的工作。他出任主教3年以后，有几个月的时间，因德西乌斯皇帝严厉的诏书，对于地方当局的侦骑四出而感到紧张，也为民众在公共集会中，要求把基督教的领袖西普里安抓来喂狮子的狂暴叫嚣声感到惊惧。为谨慎起见，他觉得应该回避，遂逃到一处与世隔离的僻远地方躲藏，但仍与迦太基的教士和民众保持联系，在那里直到风暴过去，不仅可以保全性命，也无损于自己的权势和声望。不过，这种极端小心的做法难免引起非议，有些行事严正的基督徒对此事感到惋惜。那些与他有仇的人公开加以辱骂，认为放弃神圣的职责是怯懦和背叛的行为。他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提出辩护，目前暂时苟全性命，供来日教会在紧急时献身之用，并无不当，而且有几位主教的先例。[434]何况他还是遵从神的旨意。但真正可以杜绝悠悠之口的做法，是在8年以后，他决心以身殉教的那种从容赴义的精神。有关他遇难的真实状况，有人抱着宗教的热诚很公正地记载下来，只要摘录其中最重要的情节，我们对罗马当局宗教迫害的精义和方式，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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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分别第三次和第四次出任执政官那一年（257 A.D.），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阿非利加总督的帕特努斯在私人的议事厅里召见西普里安，向他宣达刚接到的皇帝诏书[436]：凡是背弃罗马宗教的人士，应立即回归到祖先遗留的祭典仪式。西普里安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不仅是基督徒还是主教，只信奉和礼拜唯一的真神。他身为帝国的臣民，每天都为两位皇帝的圣躬康泰祷告。他用温和而充满信心的态度，坚持公民应享的权利，对总督这些难以释怀而且明显违法的问题，表示无法接受。西普里安以抗命罪被判处流刑，很快被发配到滨海的自治城市泽吉塔尼亚，该地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离迦太基大约有40英里。被流放的主教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为能坚持理念而沾沾自喜。他的名声传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事迹被印制成册用来教诲人数众多的基督徒。虽然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却被来信、访问和各种贺词所打断。等到行省的新总督到任后，西普里安所处的状况更加好转，他从流放地赦回，不过还是不准进入迦太基，他就在首都近郊自己的花园里居住。[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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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普里安被捕过了一年以后[438]，阿非利加总督伽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接到皇帝的命令，要处死一批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迦太基主教知道自己会被选为牺牲者，脆弱的心灵受不了打击，刚开始想偷偷逃走，不愿身陷险境以获得殉教的光荣，但是很快他恢复了知天安命的态度，回到花园静候死神使者到临。两名高阶军官奉命前来拘捕，坐上马车把他夹在中间，当时因总督很忙排不出时间来处理，所以未送到监狱。他们将他带到迦太基的一所私人住宅，也就是其中一位军官的家里，准备了一桌精美的晚餐款待主教，允许教会的朋友前来见他最后一面。这时，外面的大街上挤满了大群教徒，都为精神上的导师即将面临的命运感到忧虑和惊慌。[439]西普里安在第二天早晨被带上法庭，总督在询问过姓名和案情以后，命令他向罗马的神明献祭，特别表明要他考虑抗命不从的后果。西普里安肯定而坚决地加以拒绝。于是，总督在和列席的陪审官员稍事讨论后，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判处死刑。判决书的内容是“塔西乌斯·西普里努斯敌视罗马神明，身为犯罪集团的首领，妖言惑众，公然违抗两位圣明皇帝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的法律，本法庭依法宣判处斩首之刑”。处决他的方式尽量温和以减少可能的痛苦，也没有使用酷刑逼使迦太基主教放弃自己的信仰，或是供出他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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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一经宣布，等候在法庭门口的大群基督徒立刻发出“我们愿意一起去死”的呼声。他们流露出的强烈的热情对西普里安毫无帮助，但是也没有为自己带来危险。西普里安在几个护民官和百夫长的护卫下，既没有抵抗也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就被解送到近郊的刑场。宽阔的平地上早已挤满观看的群众，几位在教会协助他的长老执事和辅祭，奉准陪伴充满圣洁光辉的主教，帮他脱下长袍，将亚麻布铺在地上，承接为教会牺牲的宝血，并且听从他的吩咐给了刽子手25个金币。于是这位殉教者先用双手蒙住脸孔，等他将手垂下时只见刀光一闪，头颅便被砍落下来，尸体留在原处几个小时，用来警告这些信奉基督教的非犹太人。到了夜晚，来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在灯火通明的状况下将遗骸搬运到基督徒的墓地，公开举行西普里安的葬礼，没有受到地方官府的干涉。参加送葬和祭奠的基督徒，也没有受到审问和处罚。最引人注意之处，就是阿非利加行省有很多位主教，西普里安是第一位够资格获得殉教圣徒的冠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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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普里安有权选择作为殉教者死去，或是作为叛教者而活着，不过这种选择却关系到他身后的荣辱。哪怕这位迦太基主教当初参与基督教的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和野心，面临这种生死关头，也总要保持他原有的操守。[440]只要还有一点大丈夫气概，也要忍受酷刑的折磨，总不能临危变节，将一生的名望付诸东流，那不仅会受到基督徒弟兄的唾弃，也为异教徒所鄙视。只要西普里安对宗教抱持炽热的情绪，确能像他所宣示的那样，受到教义理念的支持，那么殉教者的桂冠是终生追求的目标，根本不会使他感到恐惧。[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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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教的高级神职人员那些言之有理而又语意含糊的证道辞内，很难了解他们所抱持的观念。至于有幸为宗教而牺牲性命的殉教者，也无法确定，在生前对他们许允的不朽光荣和永恒幸福，他们究竟能体会到何种程度。神职人员尽其所能地教诲人们，殉教的烈火可以涤清一切过错，救赎所有的罪愆。特别提到一般基督徒的灵魂，必须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净化过程，只有受难者可以意气风发地进入永恒的天国，位列于教长、使徒和先知之中，与基督一同统治俗世，协助审判全人类。千古流芳的英名可以满足世人天性中的虚荣心，经常激起殉教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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