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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殉教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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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罗马当局进行迫害的同一时期，能言善道、积极进取又充满宗教狂热的西普里安，不仅管辖迦太基教会，更负责整个阿非利加教区。他具有能使信徒升起虔诚尊敬心的特质，但也激起异教徒地方官吏的猜忌和仇视。由于他的地位和性格使然，他注定成为招致嫉妒和危险的目标。然从西普里安一生的经历来看，人们过分夸大了这位基督教主教所处的危险处境。比起一些俗世的野心人物，为追求权势和富贵，他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了。须知4位罗马皇帝连带整个家族、亲信和部从，在短短10年之内全部灰飞烟灭。这段时期迦太基主教凭借其口才和威望，一直在指导阿非利加教会会议的工作。他出任主教3年以后，有几个月的时间，因德西乌斯皇帝严厉的诏书，对于地方当局的侦骑四出而感到紧张，也为民众在公共集会中，要求把基督教的领袖西普里安抓来喂狮子的狂暴叫嚣声感到惊惧。为谨慎起见，他觉得应该回避，遂逃到一处与世隔离的僻远地方躲藏，但仍与迦太基的教士和民众保持联系，在那里直到风暴过去，不仅可以保全性命，也无损于自己的权势和声望。不过，这种极端小心的做法难免引起非议，有些行事严正的基督徒对此事感到惋惜。那些与他有仇的人公开加以辱骂，认为放弃神圣的职责是怯懦和背叛的行为。他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提出辩护，目前暂时苟全性命，供来日教会在紧急时献身之用，并无不当，而且有几位主教的先例。[434]何况他还是遵从神的旨意。但真正可以杜绝悠悠之口的做法，是在8年以后，他决心以身殉教的那种从容赴义的精神。有关他遇难的真实状况，有人抱着宗教的热诚很公正地记载下来，只要摘录其中最重要的情节，我们对罗马当局宗教迫害的精义和方式，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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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分别第三次和第四次出任执政官那一年（257 A.D.），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阿非利加总督的帕特努斯在私人的议事厅里召见西普里安，向他宣达刚接到的皇帝诏书[436]：凡是背弃罗马宗教的人士，应立即回归到祖先遗留的祭典仪式。西普里安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不仅是基督徒还是主教，只信奉和礼拜唯一的真神。他身为帝国的臣民，每天都为两位皇帝的圣躬康泰祷告。他用温和而充满信心的态度，坚持公民应享的权利，对总督这些难以释怀而且明显违法的问题，表示无法接受。西普里安以抗命罪被判处流刑，很快被发配到滨海的自治城市泽吉塔尼亚，该地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离迦太基大约有40英里。被流放的主教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为能坚持理念而沾沾自喜。他的名声传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事迹被印制成册用来教诲人数众多的基督徒。虽然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却被来信、访问和各种贺词所打断。等到行省的新总督到任后，西普里安所处的状况更加好转，他从流放地赦回，不过还是不准进入迦太基，他就在首都近郊自己的花园里居住。[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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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普里安被捕过了一年以后[438]，阿非利加总督伽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接到皇帝的命令，要处死一批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迦太基主教知道自己会被选为牺牲者，脆弱的心灵受不了打击，刚开始想偷偷逃走，不愿身陷险境以获得殉教的光荣，但是很快他恢复了知天安命的态度，回到花园静候死神使者到临。两名高阶军官奉命前来拘捕，坐上马车把他夹在中间，当时因总督很忙排不出时间来处理，所以未送到监狱。他们将他带到迦太基的一所私人住宅，也就是其中一位军官的家里，准备了一桌精美的晚餐款待主教，允许教会的朋友前来见他最后一面。这时，外面的大街上挤满了大群教徒，都为精神上的导师即将面临的命运感到忧虑和惊慌。[439]西普里安在第二天早晨被带上法庭，总督在询问过姓名和案情以后，命令他向罗马的神明献祭，特别表明要他考虑抗命不从的后果。西普里安肯定而坚决地加以拒绝。于是，总督在和列席的陪审官员稍事讨论后，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判处死刑。判决书的内容是“塔西乌斯·西普里努斯敌视罗马神明，身为犯罪集团的首领，妖言惑众，公然违抗两位圣明皇帝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的法律，本法庭依法宣判处斩首之刑”。处决他的方式尽量温和以减少可能的痛苦，也没有使用酷刑逼使迦太基主教放弃自己的信仰，或是供出他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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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一经宣布，等候在法庭门口的大群基督徒立刻发出“我们愿意一起去死”的呼声。他们流露出的强烈的热情对西普里安毫无帮助，但是也没有为自己带来危险。西普里安在几个护民官和百夫长的护卫下，既没有抵抗也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就被解送到近郊的刑场。宽阔的平地上早已挤满观看的群众，几位在教会协助他的长老执事和辅祭，奉准陪伴充满圣洁光辉的主教，帮他脱下长袍，将亚麻布铺在地上，承接为教会牺牲的宝血，并且听从他的吩咐给了刽子手25个金币。于是这位殉教者先用双手蒙住脸孔，等他将手垂下时只见刀光一闪，头颅便被砍落下来，尸体留在原处几个小时，用来警告这些信奉基督教的非犹太人。到了夜晚，来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在灯火通明的状况下将遗骸搬运到基督徒的墓地，公开举行西普里安的葬礼，没有受到地方官府的干涉。参加送葬和祭奠的基督徒，也没有受到审问和处罚。最引人注意之处，就是阿非利加行省有很多位主教，西普里安是第一位够资格获得殉教圣徒的冠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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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普里安有权选择作为殉教者死去，或是作为叛教者而活着，不过这种选择却关系到他身后的荣辱。哪怕这位迦太基主教当初参与基督教的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和野心，面临这种生死关头，也总要保持他原有的操守。[440]只要还有一点大丈夫气概，也要忍受酷刑的折磨，总不能临危变节，将一生的名望付诸东流，那不仅会受到基督徒弟兄的唾弃，也为异教徒所鄙视。只要西普里安对宗教抱持炽热的情绪，确能像他所宣示的那样，受到教义理念的支持，那么殉教者的桂冠是终生追求的目标，根本不会使他感到恐惧。[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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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教的高级神职人员那些言之有理而又语意含糊的证道辞内，很难了解他们所抱持的观念。至于有幸为宗教而牺牲性命的殉教者，也无法确定，在生前对他们许允的不朽光荣和永恒幸福，他们究竟能体会到何种程度。神职人员尽其所能地教诲人们，殉教的烈火可以涤清一切过错，救赎所有的罪愆。特别提到一般基督徒的灵魂，必须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净化过程，只有受难者可以意气风发地进入永恒的天国，位列于教长、使徒和先知之中，与基督一同统治俗世，协助审判全人类。千古流芳的英名可以满足世人天性中的虚荣心，经常激起殉教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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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和罗马对为国捐躯的公民，会表彰他们的荣誉，但是要与早期教会对在信仰战场获胜的教徒的那种热烈的感激和崇敬相比，要显得冷漠无情许多，就像内容空洞的展示活动。教会每年都要举行神圣的仪式，纪念德行高洁和受苦受难的殉教者，最后在强烈的宗教气氛中完成崇敬的典礼。有些公开承认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会被异教徒的官员从法庭和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也是常有的事），虽然殉教未成，但是这种坚定的决心还是获得应有的荣誉。最虔诚的女教徒会要求亲吻所戴着的镣铐和身上经历酷刑的伤痕。这些人被认为已经接受神的恩典，意见会受到重视，得意忘形之下，难免滥用因宗教热诚和信仰坚定所获得的崇高地位。[442]殉教者之名所代表的荣誉，被用来表彰那些为信仰基督而受苦以及牺牲的人。他们有高尚的德行，但是也显示出殉教者的人数实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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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早期基督徒虔诚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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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观念清晰而且行事谨慎，对早期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可能只会指责而不会仰慕，或许是会仰慕而不会效法。根据苏比西乌斯·塞维鲁生动的描述，那时的基督徒渴望成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企求获得一个主教席位。伊格纳提乌斯在戴着镣铐穿行于亚细亚各大城市时，写下的一些书信所表现的情绪，实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带着宗教的狂热祈求罗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斗兽场时，千万不要出于好心，进行无礼的干预，夺去他即将成为殉教者的光荣。而且他声称决心要挑逗和激怒那些野兽，好成为解脱罪孽的工具。[443]有些故事特别提到某些殉教者的勇气，真把伊格纳提乌斯所说的话付诸实施。他们故意引得狮子发怒，催促刽子手赶快行刑，兴高采烈跳进专为他们准备的烈火，在那剧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现出无比欣赏的神态。有些故事还提到狂热宗教信仰的人员，对罗马皇帝为保护基督徒安全所颁布的限制性法令，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有些基督徒有时因为没有人告发他们，就主动坦白自己的信仰，用粗暴的行为扰乱异教徒公开的宗教仪式，[444]成群结队拥到罗马地方官吏的法庭周围，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们去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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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基督徒这种露骨的做法，不可能不引起早期哲学家的注意。但是他们的反应似乎只是感到惊讶，而很少表示钦佩之意。有些基督徒的坚毅精神是那样超乎常态、不合情理，哲学家们无法解释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因而把这种急于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极度的绝望、过于愚顽或狂热的迷信所造成的离奇结果。安东尼努斯总督对亚细亚行省的基督徒叫喊着说道：“不幸的人们!可怜的人们!如果你们真要是对生活如此厌倦，找一根绳子或一处悬崖不就再容易不过了吗？”对于那些自己坦承、无人告发的基督徒，他在判刑时会极为谨慎（一位博学而虔诚的历史学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对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帝国的法律又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因此他只能挑出少数几个人来定罪，借以警告他们的教友。对其他大多数的教徒，他总是带着气愤和鄙夷的神情打发他们离开。但不管这种厌恶情绪是真是假，信徒这种始终不屈的表现，对那些天性易于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却颇有正面的影响。每到那种可悲的时刻，总会有许多人出于怜悯和钦佩，最后皈依基督教。悲壮的激情往往从受难者的身上传达给旁观者，有人说，殉教者的鲜血变成基督教发展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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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罗马当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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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献身宗教的精神不断提升，引人动容的教诲继续煽动，狂热的情绪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被对人性的希望、对生命的留恋、对痛苦的害怕和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情感所取替。审慎的教会负责人慢慢体会到，有必要对徒众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狂热情绪加以限制，不再轻信在生死关头全然丧失理性的坚毅精神。随着信徒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不再那样艰苦和严峻，他们也就不再热衷于追求殉教者的光荣。基督徒士兵不愿做出一番英雄事业以求得扬名于世，在应尽责抵抗的敌人面前往往狼狈逃窜。不过，他们倒是有三种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产生罪孽的严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种公认完全无罪，第二种的性质可疑或至少属于有罪范围，第三种则被视为对基督教信仰有直接背叛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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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罗马地方当局遇到有人告发某人信基督教时，总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被告，给他一些时间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务，准备为被控告的条款做出答复。[445]这些情况显然会使后世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感到无比惊奇。若被告对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把握，完全可以趁着这段空当找机会逃跑，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荣誉，躲到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或远赴外省，在那里耐心避风头，以便再获得平静和安全。如此合乎人情的办法，除一丝不苟、顽固坚持古代教规而沦为异端的孟他努派[446]拒不采用外，神圣的高级教士很快都用建议和行动给予肯定，且不会受到人们的非议。[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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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行省总督对钱财的贪婪远胜于宗教的热忱，往往对出卖证书（一般称为“免罪证”）的做法采取放任的态度。这份文件可证明持有者奉公守法，且曾向罗马神明奉献牺牲。那些富裕而胆小的基督徒凭着假证书，就可让恶毒的告发者无法开口，同时就某种程度而言，很安全地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渎神的行为，事后采取有限的赎罪悔改就能够抵消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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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每一次迫害活动中，总有不少怕事的基督徒公开否认或实际放弃原来的信仰。他们用法定的焚香祭神或奉献牺牲的做法，证明改邪归正的诚意。有些叛教者一受到政府当局的虚声恫吓就屈服，另外有些较有耐力的人常在长时间反复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惊恐的面容流露出内心的痛苦，还有些人却若无其事地显现出愉快神情走向罗马神祇的祭坛。但他们只要度过眼前的危险，就会停止装模作样的姿态。一旦严酷的迫害有所缓和，教堂的门前就挤满悔过的人群。他们对屈服于偶像崇拜表示十分痛心，同样用信仰的热情请求允许重新加入基督教会，但不见得人人都蒙受接纳。[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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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当局对基督徒判决和惩罚的一般原则，尽管早已有明文规定，但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地方政府有相当独立的权限来实施统治。这一教派的命运主要仍取决于自己的宗教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最高统治者和下属各级官吏所抱持的观点。异教徒会因一时的宗教狂热刺激，产生源于迷信的疯狂情绪，当局在经过慎重思考以后，常会压下或减轻这种情绪以免引起冲突。行省总督在各式各样动机的驱使下，可以严格执行法律，也可以放宽尺度。在这些动机之中，最强有力的一项，莫过于当局不仅要注意已公布的诏书，还要揣摩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念。他的一个眼神就足以点燃或熄灭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当帝国各地偶尔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早期基督徒就会鸣冤叫屈，夸大自己遭受的苦难。所谓“十大迫害”这个人人皆知的数字，是公元5世纪时的教会作家所议定。他们对于教会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时代，这250年间所经历的兴衰祸福，应该有更为清晰和肯定的看法。由于埃及发生十大瘟疫和《圣经启示录》提到的七头十角兽[449]等先例，启发他们运用“十”这个数字。但是当他们把对预言的信仰应用于历史事实时，却非常小心地只选择了对基督教事业最为仇视的朝代[450]。然而那几次短暂的迫害活动，不过是起到恢复信徒的宗教热忱以及强化他们对教规的信念的作用而已。每一次异常严厉的迫害以后，总会有很长的和平与安宁时期作为补偿。一些君王的漠然视之和另一些君王的宽容态度，使得基督徒的信仰完全能够得到公众的容忍，虽然也许并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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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提比略到伽利埃努斯时代基督徒之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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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图良在《护教论》中列举两个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时也是非常可疑的皇帝大发慈悲的案例。那就是提比略和马可·安东尼颁布的敕令，那些敕令不仅要保护基督徒的清白无辜，甚至证明了基督教教义的神迹，完全肯定其所应有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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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案例之中，第一个例子显然存有难解的可疑之处，令人无法轻信。大致有以下几个疑点：首先，庞提厄斯·彼拉多本人曾经禀告皇帝，说曾经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且似乎还是个圣人，极不公正地判处死刑。因而，虽然自己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却有成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险。其次，公开表示蔑视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却忽然想到要把犹太人的弥赛亚，归入罗马神祇的行列。再次，一向对提比略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居然敢违抗主子的命令，提比略对元老院的抗拒态度，非但没有表示生气，反倒很高兴保护基督徒的法令得以实施，在教会实际存在获得正名以前的年代，他要保护基督徒免受严刑峻法的伤害。最后，有关这样一项异乎寻常事件的记录，虽然保存在完全公开和绝对可信的文卷之中，却没有被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发现，只显现在这位在提比略死后160年据以撰写《护教论》的阿非利加基督徒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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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说马可·安东尼颁布诏书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在马科曼尼战争中，他向上帝祈祷，竟使他神奇获救了。好几位异教徒作家都曾连篇累牍记述罗马军团陷入困境，暴风雨和冰雹如何及时来临，一时间雷电交加，以致蛮族军队在恐惧中望风逃窜等情节。如果当时军中有基督徒，在这样危险的关头，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功于为了自身以及全军的安全而做的祈祷。但是，黄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帝国的奖章以及安东尼纪功柱，却都非常肯定地说明了一切。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没有人发现基督徒有这样重大的贡献。因为毫无例外，他们会把获救归功于朱庇特的庇护和墨丘利的援救。在马可临朝那段期间，他作为哲学家始终鄙视基督徒，而作为统治者随时会对基督徒施加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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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反复无常难以窥测，基督徒在有德之君治理下所遭遇的种种苦难，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终止（180 A.D.）。罗马帝国的臣民中，只有基督徒身受马可的迫害，也只有基督徒获得康茂德宽容政策的保护。康茂德最宠爱的嫔妃，就是那位策划谋害皇帝情人而留名千古的梅西亚，对于受迫害的基督教会存有异乎寻常的偏爱，尽管她的罪恶行为和福音戒律无法兼容，但是她可能希望通过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保护者，而为女性的脆弱所引发的不正当行为赎罪。在梅西亚的仁慈庇荫下，基督徒安然度过13年的残酷暴政。等到塞维鲁家族统治帝国时，基督徒和新王朝建立起较家仆更为亲密的关系。皇帝有次患重病时，有个奴仆呈献涂身的圣油，对身体和精神极为有效，他因而重用宫廷几个信奉基督教的男女。卡拉卡拉的奶妈和教师都是基督徒，要是年轻的君王显露出仁慈心，那也是偶发事件，虽然微不足道却与基督教的发展大有关系。在塞维鲁统治下，民众对宗教的愤怒情绪受到制止，严峻的古老法律也暂时束之高阁，各行省的总督满足于每年从辖区的教会收取献礼，以作为他们奉行宽容政策的代价和报酬。[451]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主教，为决定庆祝复活节的时间引起争论（198 A.D.），最后竟以武力相向，是那段安静时期的最重大事件。后来改信基督教的人数日益增多，终于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和疑虑，在此之前，教会的安宁一直未受到干扰。为抑制基督教发展，他颁布一份诏书，虽是针对新入教的人士，但若严格执行起来，热心的布道者和传教士难免遭遇到危险和惩罚。在这次并不严厉的宗教迫害中，仍可看到罗马和多神教的宽容精神，只要是奉行祖先宗教仪式的人，任何申辩和解释都会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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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塞维鲁制定的法律，很快就随着皇帝的权威同时结束，而基督徒在经历了忽然袭来的暴风雨之后，接着享受了38年（211—249 A.D.）的安宁时光。在这以前，他们通常在私人住宅和隐蔽地点举行集会，现在已拥有举行礼拜仪式的专设馆所，[452]甚至在罗马城内购置土地供教会使用，还可以公开选举神职人员，选举的方式堪称楷模，亦受到非基督徒的敬佩。[453]这一段较长时期的平静使得教会的声望日增，出身于亚细亚各行省的君王，他们的政府显然对基督徒最为温和。这个教派的杰出人士，无须哀求宫廷奴仆和帝王情妇的保护，而是作为教士和哲学家被敦请进宫。早已在人民中传播的神秘教义，现在也不知不觉引起君王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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