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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罗马当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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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献身宗教的精神不断提升，引人动容的教诲继续煽动，狂热的情绪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被对人性的希望、对生命的留恋、对痛苦的害怕和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情感所取替。审慎的教会负责人慢慢体会到，有必要对徒众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狂热情绪加以限制，不再轻信在生死关头全然丧失理性的坚毅精神。随着信徒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不再那样艰苦和严峻，他们也就不再热衷于追求殉教者的光荣。基督徒士兵不愿做出一番英雄事业以求得扬名于世，在应尽责抵抗的敌人面前往往狼狈逃窜。不过，他们倒是有三种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产生罪孽的严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种公认完全无罪，第二种的性质可疑或至少属于有罪范围，第三种则被视为对基督教信仰有直接背叛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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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罗马地方当局遇到有人告发某人信基督教时，总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被告，给他一些时间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务，准备为被控告的条款做出答复。[445]这些情况显然会使后世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感到无比惊奇。若被告对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把握，完全可以趁着这段空当找机会逃跑，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荣誉，躲到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或远赴外省，在那里耐心避风头，以便再获得平静和安全。如此合乎人情的办法，除一丝不苟、顽固坚持古代教规而沦为异端的孟他努派[446]拒不采用外，神圣的高级教士很快都用建议和行动给予肯定，且不会受到人们的非议。[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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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行省总督对钱财的贪婪远胜于宗教的热忱，往往对出卖证书（一般称为“免罪证”）的做法采取放任的态度。这份文件可证明持有者奉公守法，且曾向罗马神明奉献牺牲。那些富裕而胆小的基督徒凭着假证书，就可让恶毒的告发者无法开口，同时就某种程度而言，很安全地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渎神的行为，事后采取有限的赎罪悔改就能够抵消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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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每一次迫害活动中，总有不少怕事的基督徒公开否认或实际放弃原来的信仰。他们用法定的焚香祭神或奉献牺牲的做法，证明改邪归正的诚意。有些叛教者一受到政府当局的虚声恫吓就屈服，另外有些较有耐力的人常在长时间反复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惊恐的面容流露出内心的痛苦，还有些人却若无其事地显现出愉快神情走向罗马神祇的祭坛。但他们只要度过眼前的危险，就会停止装模作样的姿态。一旦严酷的迫害有所缓和，教堂的门前就挤满悔过的人群。他们对屈服于偶像崇拜表示十分痛心，同样用信仰的热情请求允许重新加入基督教会，但不见得人人都蒙受接纳。[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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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当局对基督徒判决和惩罚的一般原则，尽管早已有明文规定，但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地方政府有相当独立的权限来实施统治。这一教派的命运主要仍取决于自己的宗教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最高统治者和下属各级官吏所抱持的观点。异教徒会因一时的宗教狂热刺激，产生源于迷信的疯狂情绪，当局在经过慎重思考以后，常会压下或减轻这种情绪以免引起冲突。行省总督在各式各样动机的驱使下，可以严格执行法律，也可以放宽尺度。在这些动机之中，最强有力的一项，莫过于当局不仅要注意已公布的诏书，还要揣摩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念。他的一个眼神就足以点燃或熄灭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当帝国各地偶尔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早期基督徒就会鸣冤叫屈，夸大自己遭受的苦难。所谓“十大迫害”这个人人皆知的数字，是公元5世纪时的教会作家所议定。他们对于教会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时代，这250年间所经历的兴衰祸福，应该有更为清晰和肯定的看法。由于埃及发生十大瘟疫和《圣经启示录》提到的七头十角兽[449]等先例，启发他们运用“十”这个数字。但是当他们把对预言的信仰应用于历史事实时，却非常小心地只选择了对基督教事业最为仇视的朝代[450]。然而那几次短暂的迫害活动，不过是起到恢复信徒的宗教热忱以及强化他们对教规的信念的作用而已。每一次异常严厉的迫害以后，总会有很长的和平与安宁时期作为补偿。一些君王的漠然视之和另一些君王的宽容态度，使得基督徒的信仰完全能够得到公众的容忍，虽然也许并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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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提比略到伽利埃努斯时代基督徒之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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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图良在《护教论》中列举两个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时也是非常可疑的皇帝大发慈悲的案例。那就是提比略和马可·安东尼颁布的敕令，那些敕令不仅要保护基督徒的清白无辜，甚至证明了基督教教义的神迹，完全肯定其所应有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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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案例之中，第一个例子显然存有难解的可疑之处，令人无法轻信。大致有以下几个疑点：首先，庞提厄斯·彼拉多本人曾经禀告皇帝，说曾经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且似乎还是个圣人，极不公正地判处死刑。因而，虽然自己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却有成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险。其次，公开表示蔑视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却忽然想到要把犹太人的弥赛亚，归入罗马神祇的行列。再次，一向对提比略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居然敢违抗主子的命令，提比略对元老院的抗拒态度，非但没有表示生气，反倒很高兴保护基督徒的法令得以实施，在教会实际存在获得正名以前的年代，他要保护基督徒免受严刑峻法的伤害。最后，有关这样一项异乎寻常事件的记录，虽然保存在完全公开和绝对可信的文卷之中，却没有被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发现，只显现在这位在提比略死后160年据以撰写《护教论》的阿非利加基督徒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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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说马可·安东尼颁布诏书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在马科曼尼战争中，他向上帝祈祷，竟使他神奇获救了。好几位异教徒作家都曾连篇累牍记述罗马军团陷入困境，暴风雨和冰雹如何及时来临，一时间雷电交加，以致蛮族军队在恐惧中望风逃窜等情节。如果当时军中有基督徒，在这样危险的关头，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功于为了自身以及全军的安全而做的祈祷。但是，黄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帝国的奖章以及安东尼纪功柱，却都非常肯定地说明了一切。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没有人发现基督徒有这样重大的贡献。因为毫无例外，他们会把获救归功于朱庇特的庇护和墨丘利的援救。在马可临朝那段期间，他作为哲学家始终鄙视基督徒，而作为统治者随时会对基督徒施加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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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反复无常难以窥测，基督徒在有德之君治理下所遭遇的种种苦难，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终止（180 A.D.）。罗马帝国的臣民中，只有基督徒身受马可的迫害，也只有基督徒获得康茂德宽容政策的保护。康茂德最宠爱的嫔妃，就是那位策划谋害皇帝情人而留名千古的梅西亚，对于受迫害的基督教会存有异乎寻常的偏爱，尽管她的罪恶行为和福音戒律无法兼容，但是她可能希望通过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保护者，而为女性的脆弱所引发的不正当行为赎罪。在梅西亚的仁慈庇荫下，基督徒安然度过13年的残酷暴政。等到塞维鲁家族统治帝国时，基督徒和新王朝建立起较家仆更为亲密的关系。皇帝有次患重病时，有个奴仆呈献涂身的圣油，对身体和精神极为有效，他因而重用宫廷几个信奉基督教的男女。卡拉卡拉的奶妈和教师都是基督徒，要是年轻的君王显露出仁慈心，那也是偶发事件，虽然微不足道却与基督教的发展大有关系。在塞维鲁统治下，民众对宗教的愤怒情绪受到制止，严峻的古老法律也暂时束之高阁，各行省的总督满足于每年从辖区的教会收取献礼，以作为他们奉行宽容政策的代价和报酬。[451]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主教，为决定庆祝复活节的时间引起争论（198 A.D.），最后竟以武力相向，是那段安静时期的最重大事件。后来改信基督教的人数日益增多，终于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和疑虑，在此之前，教会的安宁一直未受到干扰。为抑制基督教发展，他颁布一份诏书，虽是针对新入教的人士，但若严格执行起来，热心的布道者和传教士难免遭遇到危险和惩罚。在这次并不严厉的宗教迫害中，仍可看到罗马和多神教的宽容精神，只要是奉行祖先宗教仪式的人，任何申辩和解释都会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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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塞维鲁制定的法律，很快就随着皇帝的权威同时结束，而基督徒在经历了忽然袭来的暴风雨之后，接着享受了38年（211—249 A.D.）的安宁时光。在这以前，他们通常在私人住宅和隐蔽地点举行集会，现在已拥有举行礼拜仪式的专设馆所，[452]甚至在罗马城内购置土地供教会使用，还可以公开选举神职人员，选举的方式堪称楷模，亦受到非基督徒的敬佩。[453]这一段较长时期的平静使得教会的声望日增，出身于亚细亚各行省的君王，他们的政府显然对基督徒最为温和。这个教派的杰出人士，无须哀求宫廷奴仆和帝王情妇的保护，而是作为教士和哲学家被敦请进宫。早已在人民中传播的神秘教义，现在也不知不觉引起君王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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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利金的虔诚和学识在东方极为知名，马梅娅皇太后途经安条克时，表示愿意召见他谈话。奥利金当然接受了这一殊荣，对于这样一位手段高明而又积极进取的女性，虽然不敢奢望其改信基督教，但还是尽情地对其加以劝导，让对方能够接受他们的教义，最后很光彩地返回了在巴勒斯坦的退隐住所。[454]马梅娅对宗教信仰所秉持的观念，后来被她的儿子亚历山大承袭。皇帝出于虔诚之心，虽然做法并不明智，却对基督教表现得极为关切。他在私人教堂里供奉了亚伯拉罕、奥尔甫斯、阿波罗尼乌斯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对他们恰如其分的崇敬，因为正是这些圣者曾以种种方式教导人类，要向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455]他的家属当中有人公开表示信奉更纯洁的信仰，实际遵守基督教的仪式，在宫廷里或许也是第一次有主教出入。亚历山大逝世以后（235 A.D.），惨无人道的马克西明，对不幸的恩主遗留下来的宠臣和奴仆发泄自己的愤怒，于是一大批各种身份的男女基督徒，便卷入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中，因而这场杀戮便被不恰当地称作宗教迫害。[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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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马克西明生性如何残忍，他对基督徒泄愤所产生的迫害，不仅范围有限，时间也很短促。虔诚的奥利金一心要为主牺牲，仍然存活在世，继续向专制君王灌输福音书的真理。他给菲利普以及菲利普的妻子和母亲写了好几封劝善的信（244 A.D.）。等到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禁卫军统领篡夺王位，便立即成为基督徒的朋友和保护人。菲利普对这个新教派公开表示好感和偏爱，甚至教堂执事都获得尊敬，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传得绘声绘影，怀疑皇帝改信新教。[457]后来还有人据此编造一套故事，说他谋害无辜的先帝，只有靠忏悔和行善来赎罪。菲利普的统治结束，紧接着是帝国的新君即位（249 A.D.），新政府立即开始对基督徒进行残酷压迫。要是与短促的德西乌斯统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们会觉得自图密善时代以来的处境，简直可以称为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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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西乌斯皇帝的道德操守来看，我们难以相信，他之所以运用残酷的手段，只是对前代皇帝宠信的人怀着卑劣的仇恨情结。更为可信的是，他为了恢复罗马的淳朴风气，要彻底执行所规划的计划，渴望把帝国从罪恶的迷信中解救出来。于是一些最重要城市的主教不是遭到流放，就是处死。地方官员全面提高警觉，阻止罗马教士进行新的选举，时间长达16个月之久。当时基督徒认为，皇帝宁愿出现一位皇位竞争者，也不能容忍首都有一位主教。[458]如果我们设想，德西乌斯具有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发现基督教在谦恭外表的伪装之下隐藏着骄傲之心，或者德西乌斯有先见之明，得知世俗的统治从精神的权柄中逐渐升起，那么，他把圣彼得的继承者当作奥古斯都继承者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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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里安的统治显得轻率易变和反复无常，这和罗马监察官的威严极不相称。在他的统治前期（253—260 A.D.），宽容的态度甚至超过被疑为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但在最后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却因为一位大臣而全心信奉埃及迷信，受到诱导采用前代皇帝德西乌斯的论点，恢复实行严厉的统治。伽利埃努斯执政为帝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却恢复了教会安宁，颁发的敕令就其主旨像是承认主教公开的职位，使得基督徒完全可以自由举行宗教活动，过去的法令虽然没有正式废除，却渐渐听任湮没无闻。这样一来（除了归之于奥勒良皇帝的敌意以外），基督徒接连度过40多年的繁荣时期，但是对于他们所重视的德行而言，较之最为严酷的迫害时期更要危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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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奥勒良当政对教会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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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掌握东方时，萨摩萨塔的保罗担任安条克大主教的职位，他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明了那个时代（260 A.D.）的状况和特征。那位高级教士拥有的巨大财富就足以证明他的罪恶，因为这宗财产既非祖先的遗产，也不是来自诚实的劳动。保罗把教会工作看成有利可图的职业，[459]掌握的教权成为其贪污受贿和巧取豪夺的工具。他经常向富有的信徒敲诈勒索，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收入据为己有，由于他过着阔气和奢侈的生活。在异教徒眼中，基督教变成了丑恶不堪的组织。他的议事厅和主教宝座、公开露面时的豪华气派、恳请接见的求告人群、大量来函和请愿书的口述回复以及永远忙碌不堪的事务，看来像是担任民政长官的职位，[460]而与早期主教的卑微地位极不相称。每当保罗登上讲坛滔滔不绝向教民讲道时，他像一位亚洲的诡辩家那样，采用象征性的比喻，打着戏剧性的手势，大教堂里便会响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为他神奇的口才欢呼。对那些胆敢抗拒权势及不肯阿谀奉承的人，这位安条克大主教表现得极其傲慢而又严厉。可是，对那些依附于他的教士却显得宽容而放纵，把教会的金银随意赏给他们，容许他们和主子一样满足各种世俗的欲望。至于保罗更是肆无忌惮地吃喝玩乐，还把两个年轻貌美的妇女接进主教府邸，当作长期打发悠闲时光的伴侣。[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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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萨摩萨塔的保罗在这方面可说是罪大恶极，但要是能够保住正统信仰的纯洁，他对叙利亚首都教会的统治，也能够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如果恰好在这时教会遭到迫害，一次英勇的行为还会使他被尊为圣徒和殉教者。他不幸在涉及三位一体论的争议上，轻率而且固执地坚持一些十分微妙的错误，激起东方各个教会狂热和愤怒的情绪。[462]从埃及直到黑海，所有的主教都拿起武器展开行动，经过多次会议，发表引起争论的文字，宣布将他逐出教门的惩罚，反复提出含糊的解释，不断签订无效的协议。最后，七八十名主教为此特别在安条克集会，终于做出判决（270 A.D.），将萨摩萨塔的保罗赶下大主教的宝座。而他却在未经教士和信徒的同意下，擅自委任了一位新继承人，这种显然不合常规的做法，使心怀不满的派别声势大增。保罗对于拉拢宫廷的手腕并不陌生，终于设法获得芝诺比娅的欢心，得以继续占据主教的住所和职位4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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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良的胜利改变东部的局势，斗争双方以分裂和异端的罪名相互指责，现在都接到命令，获准到征服者的法庭去陈述各自的理由。像这样公开而颇为奇特的审判，得到的结果只是让人完全相信，基督徒事实已经存在，教会拥有财产和各种特权以及奉行的内部策略，即使没有获得法律认可，至少已得到帝国当局的承认。奥勒良身为异教徒和军人，不可能参加他们的争论，看看究竟是保罗还是对手的思想更符合正统信仰的标准。奥勒良的裁决是以公正和理性的一般原则作为基础，认为意大利的主教是所有基督徒中最公正和受尊敬的评审人。当他得知所有主教已一致同意宗教会议的决定，就不再表示任何异议，立即下令强迫保罗交出属于教职所有的世俗财产（274 A.D.）。这些财产据同教兄弟认定，一直被他侵占。不过，在为奥勒良的公正判决欢呼时，不应忘记，他的策略是急于想采用种种可用的办法，笼络臣民的兴趣和成见，从而恢复和加强各行省对首都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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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戴克里先即位后对基督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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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不断发生变革，基督教在和平与繁荣之中更加兴旺。虽然一般人认为恶名昭彰的殉教者时代，发生在戴克里先继位以后，[463]这位贤明的君主所采行并维持了18年之久（284—303 A.D.）的新政治体系。就宗教方面而论，体现出更温和与更开明的宽容精神。戴克里先的心灵并不擅长深入思考，只适合遂行战争和推展政务等积极性的活动。他处世的态度很谨慎，反对在宗教方面有任何重大革新。虽然他的天性不会感受到信仰的激情和狂热，就算对帝国古代的神明，也只是基于习惯表现出关切的样子，但是他的妻子普丽斯卡和女儿瓦伦丽娅，却有空闲的时间，满怀敬意去聆听基督教的教义。一般认为这个教派很多世代以来，都靠着妇女虔诚的奉献得以发扬光大。宫廷里的内宦首领，像是琉善、多罗修斯、戈哥尼乌斯和安德鲁，他们随侍在戴克里先的身旁，管理他的家务，所以受到赏识，能够仗着权势保护着他们公开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那些管理着皇帝的皇家装饰、衣物、摆设、珠宝，甚至个人产业的重要官员，也都纷纷拿他们做榜样，虽然有时要陪皇帝到神庙里献祭，还是可以带着妻子、儿女和奴仆，非常自由地参与基督教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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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经常将重要职务委托给公开表明不叩拜罗马神明，却显露出治国才能的人才。各行省的主教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受到民众尊敬，连官员也表示优容相待。几乎在每个城市里，古老的教堂都感到无法容纳日益增多的教徒，因而在原来的旧址上，建造更为壮观和宽大的建筑物，供信徒公开举行礼拜。欧西比乌斯深切感叹，帝国的习俗和原则都已堕落不堪，这是戴克里先治下基督徒享有自由未加限制而产生的结果。过度繁华的后果是无法维持严格的纪律，欺诈、猜忌和狠毒在各地区的教堂集会和圣职团体之中蔓延开来。长老执事想要得到主教的职位，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不惜一切努力要达成目标。所有主教要在教会中争夺最高的职位，他们的行为表现就是要攫取世俗和独断的权力。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信仰有别于异教徒，但是只能从相互论战的著作中看得到，从实际的生活和行为中倒是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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