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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遍及帝国各地的迫害基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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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基督教的诏书原来要作为敕令下达，颁行全帝国一体实施。不过戴克里先和伽勒里乌斯不必等待西部君王的联署，也肯定知道他们必然同意。因此，按照目前执行政策的观念来推论，行省的总督必然都会事先接到密令，同一天在统治区域对基督徒宣战。我们可以想象，无远弗届的公路和密如蛛网的驿站，使得皇帝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从尼科米底亚传达到罗马世界各个行省。他们不会容许这份诏书在50天后，还不能在叙利亚公布；或是在将近4个月之后，还没有通知到阿非利加的各个城市。后来发生延迟的状况，可以归于戴克里先遇事谨慎的作风。他一直对这些迫害措施不很赞成，希望先在亲眼所见之下进行一番实验，免得以后在边远行省实施，要冒引起混乱和不满的风险。事实上，地方当局在开始时，也不敢轻易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后来采取种种残酷手段获得准许，甚至鼓励宗教迫害的热情。基督徒尽管乐意放弃装饰华丽的教堂，还是不愿下定决心中断教徒的宗教集会，或者将《圣经》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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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阿非利加主教菲利克斯，出于宗教虔诚的执拗态度，让地方政府的下级官员十分难堪。当地的典狱长把他抓来交给总督处治，这位前执政官又把他转送到意大利的禁卫军统领那里去。菲利克斯甚至不肯做出含糊其词的答辩，最后终于在贺拉斯的诞生地，也就是卢卡尼亚获得封号的维约西阿，被斩首示众。或许皇帝因此事另发有诏书，以致这一事件开了先例：从此以后允许各行省总督有权对拒不交出圣书的基督徒处以死刑。毫无疑问，许多基督徒借这个机会得到殉教的桂冠。但是同样有更多的人用缴交和告密的方式，使圣书落入异教徒手里得以苟且偷生，甚至有不少主教和地方教会监督人，因罪恶的顺从行为获得“叛徒”的恶名。他们在阿非利加教会的这些过失，造成许多眼前的丑闻和未来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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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帝国的范围内，圣书的不同版本和抄写数量已经多得无法计算。因此，即使拿出严厉的清查手段，也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就连查禁任何一个教堂供公众使用而保存的经书，也需要卑鄙无耻的叛徒配合才能办到。但是，只要有政府的命令，再加上异教徒的努力，要破坏一所教堂却非常容易。不过，有些行省当局认为只要把礼拜场所封闭起来就可交差，还有些地方很严格地按照诏书条文行事，让人拆下门窗，搬走长凳和讲经桌，像火葬堆一样放把火烧掉，然后把残存的建筑物也尽量捣毁。[477]说到这类悲惨事件，在此可以引用一则非常奇特的故事，相关情节有许多不同说法，而且令人难以相信，只能挑起而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弗里吉亚有个小镇，名称和位置都不得而知，看来是那里的行政官员和全体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行省的总督害怕在执行皇帝诏书时遭到反抗，特地要求罗马军团派出兵力强大的支队。当前来拆除的队伍逼近时，市民全部进入教堂，决心用武力保护神圣的教堂，再不然就死在废墟之中。他们极为愤怒，拒绝允许他们撤离的通知，后来军队被市民顽固的态度所激怒，从四面八方纵火焚烧。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殉教活动，大批弗里吉亚市民连同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葬身火海。[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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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发生轻微的动乱，尽管刚兴起就都被扑灭，但却给教会的敌人提供了看来有理的口实。于是他们散布流言，说基督教的主教虽然公开声明绝不抵抗，要无条件服从，但现在忘却了这些誓言，在暗中阴谋鼓动制造出很多麻烦。戴克里先产生愤恨和恐惧的心理，越过迄今一直保持温和态度的界线。在一连串残酷的诏书中，他宣示决心要彻底取缔基督教。第一道诏书指示各行省总督把基督教会的教士全部抓起来，原为关押重大罪犯的监狱，现在挤满大批的主教、地方教会监督人、祭司、读经人和驱魔师。第二道诏书命令地方当局可以使用严酷的手段，把教职人员从可厌的迷信中挽救出来，重新回头祭拜罗马的神祇。在这一项严酷的命令之后，又补充一道诏书，把对象推广到全体基督徒。要是基于原来尚可接受的温和政策，控告人都必须先拿出直接和严肃的证据来，现在的状况已有改变，搜索、追查和折磨固执的信徒竟成为帝国官员的职责和兴趣所在。凡有人胆敢拯救一个被查禁的教派，使之逃脱罗马神明和皇帝主持正义的震怒，均将处以重刑。然而，尽管法律森严，许多异教徒出于行善的勇气，处处掩护身为基督徒的朋友和亲戚。从而可以证明，宗教狂热的怒火，并没有使他们发自天性的仁爱的情操完全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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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发布惩处基督徒的诏书之后，仿佛急着想把这迫害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他本人很快禅位脱下了皇帝的紫袍。他的共治者和继位者基于性格和处境，有时想不顾一切蛮干到底，有时倾向于暂缓执行严峻的法条。对于教会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情况，除非我们对戴克里先颁布第一批诏书到重新恢复平静的这10年来基督教会在帝国各地的状况分别加以考察，否则便无法获得正确而清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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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提乌斯的性格天生温和而仁慈，绝不愿无端压迫治下的臣民。基督徒在皇宫担任主要职务，受到他的喜爱和尊重，他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从没有任何不满。但是，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仍然处于恺撒的次要地位，就无法公开拒绝执行戴克里先的诏书，或者不服从马克西米安的命令。不过，他的权力倒是可以减轻基督徒所受的苦难，虽然勉强同意捣毁教堂的做法，但又尽量设法保护基督徒免遭民众怒火和严酷法律的打击。高卢各行省（还可以将不列颠包括在内）之所以能独享安宁，完全应归功于君主用温和的态度加以调解。西班牙总督达提阿努斯出于宗教的狂热和策略的考虑，一心执行皇帝公开颁布的诏书，而不愿去体会君士坦提乌斯的苦心。因此，几乎不用怀疑，省府当局必曾沾染殉教者的鲜血。[479]等到君士坦提乌斯升到奥古斯都这一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便放手实施德政。虽然他的统治时间很短，但还是能建立起宽容的制度，为君士坦丁做出训示和榜样。他那幸运的儿子继位伊始便宣布保护教会，后来终于名副其实成为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动机非常复杂，可以归之于他那仁慈的天性、他的政策和信念，或者出于忏悔。在他和其子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主要宗教。那一个改革运动的进展，将成为本书极为有趣和重要的一章。现在只需要说明一点，君士坦丁的每一次胜利，都使教会得到一些安慰和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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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两个行省经历过一次短暂而残暴的迫害。对于戴克里先颁布严厉的诏书，他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早就仇恨基督徒，喜欢流血和暴力活动，因此非常严格而且兴高采烈地予以执行。在进行宗教迫害第一年的秋天，两位皇帝在罗马聚会庆祝胜利，其后几项镇压邪教的法令就是那次秘密协商的结果。罗马当局由于两位君王驾临，执行得格外起劲。戴克里先禅位后，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在名义上由塞维鲁统治，所在的基督徒毫无自保能力，完全暴露在主子伽勒里乌斯绝不宽恕的仇恨之下。罗马的殉教者当中，阿达克图斯值得后代人的景仰。他出身意大利贵族家庭，由于屡受宫廷封赏，升任为执掌皇家产业的财务大臣。阿达克图斯尤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在整个帝国发起的大迫害中，他似乎是唯一位居显贵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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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森提乌斯的叛乱很快使得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教会恢复平静。这位暴君多方压迫各阶层的臣民，却偏爱受尽苦难的基督徒，显示出公正和仁慈的一面。他完全信赖基督徒的感恩和爱戴，因而自然也必会认为，他们原来在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手中遭受过那么多苦难，而且至今还心有余悸，那便势必能保证他可以得到这个现有人数和财富都极为可观的一派人的忠心支持。马克森提乌斯对待罗马和迦太基主教所抱持的态度，可看作极度宽容的证明，因为很可能最正统的君王，都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来对待基督教自成派别的教士集团。马塞卢斯是两位高级教士中的一位，对迫害期间背叛和隐瞒宗教信仰的大批基督徒严加处置，使得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派别之间的愤怒情绪多次引发严重的骚乱状况。基督徒自相残杀，只有将宗教狂热远胜于高瞻远瞩的马塞卢斯流放出去，才是动乱的罗马教会得以恢复平静的唯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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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主教门苏里乌斯的行为更无理性可言，该城一个祭司发表诋毁皇帝的文字，罪犯躲进主教府邸，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教会豁免权的要求，这位主教却拒绝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处。由于这种抗拒构成反叛罪，门苏里乌斯被法庭传唤，在经过短时间的审问后，并没有被判处死刑或流放，而是仍旧让他回到自己的教区。这便是基督教臣民在马克森提乌斯治下的幸福处境，如果出于自身需要想弄到任何殉教者的尸骨，必须到遥远的行省去收购。有一个故事提到一位名叫阿格拉伊的罗马女士，她出身于执政官世家，万贯家产需要73名管家来料理，其中又以卜尼法斯最受女主人宠爱，阿格拉伊混淆了虔诚和爱情的界线，据说她竟允许他与她同床共枕。她庞大的家产可以满足从东方获得圣徒遗骨的虔诚愿望，于是她把相当数量的黄金和香料交付给卜尼法斯。这位情人也便在12个马夫和3辆有篷马车的护送下，远赴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进行长途朝圣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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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伽勒里乌斯颁布宗教宽容诏书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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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迫害的主要决策者伽勒里乌斯嗜杀成性，他与统治下不幸的基督徒势不两立。可以想象得到，许多既不为财富所累、也不为穷困所苦的中产阶层人士，常常会选择背井离乡，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西部去寻求庇护。如果伽勒里乌斯只指挥伊利里亚的军队和行省，他要搜索或制造殉教者会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在这一个四战之地，对待宣扬福音的传教士比帝国其他地方都更加冷淡和厌恶，以至于很难找到足够的基督徒。[480]等到伽勒里乌斯获得最高权力和统治东部之后，他便让他的狂热情绪和残酷行为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不仅在他直接管辖之下的色雷斯和亚细亚如此，而且马克西明也感到正中下怀，于是决定遵从恩主严酷的命令，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雷厉风行。[481]但是，伽勒里乌斯屡遭失望打击的高涨野心、6年宗教迫害行为的经历再加上心头萦回不去的痛苦情绪，对他造成巨大的激荡，终于使他彻底觉悟，最专制的暴政也不能完全绝灭一个民族，也无法摧毁他们的宗教信仰。为了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于是他以本人的名义，再加上李锡尼和君士坦丁，共同发布一份诏书，在开列一长串皇家头衔之后，基本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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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夙夜匪懈维护帝国的统一和安全，依据罗马古老的法律和公认的准则，时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错误。特别希望那些在帝国各行省组成社团、受蒙骗的基督徒，能回到合乎理性和自然的道路，不要背弃祖先建立的宗教和仪式，不要厌绝古代遗留的规章和典范，完全任凭自己胡思乱想，毫无依据编造出荒唐的法条和谬论。我们此前发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诏书，已使许多基督徒陷入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人丧失性命，还有更多的人始终坚持渎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参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法外开恩，今后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个人的意念，只要永矢勿谖已公布的法律，对政府抱持适当的尊敬，便可以毫无畏惧和不受干扰地在宗教场所集会。我们即刻颁发另一道诏书，将旨意告知各级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员，希望得到宽容的基督徒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个人与共和国的安全和繁荣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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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在诏书和文告的字里行间，去探测帝王的真正意图或秘密动机。由于这些话出自一个垂死皇帝的口中，这种处境倒是可以证实他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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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勒里乌斯签署这道诏书时，断定李锡尼会同意他的朋友和恩主的这一意图，而且任何有利于基督徒的政策，都会得到君士坦丁的赞许。但这位皇帝却不敢贸然在序文里写上马克西明的名字，而他的同意与否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几天后他就将继承亚细亚各行省的统治权。不管怎样，马克西明在当政的头6个月，始终装着采纳前任交代的策略，尽管他没有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公告，保证教会安宁。禁卫军统领萨比努斯向各行省总督和行政官员发出通知，提到皇帝的仁慈和宽厚，体认基督徒毫不屈从的固执，指示执法官员停止无效的控诉，对那些狂热分子的秘密集会不必干预。根据这些命令，大批基督徒从各处监狱和矿山里被释放，坚强的信徒唱着胜利的赞美诗返回各自的故乡。那些屈服在狂风暴雨打击下的人，含着悔恨的眼泪，要求重返教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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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带有欺骗性质的平静转瞬即逝，东部的基督徒再也不会对君王的为人抱有任何信心。残酷行为和迷信思想渗入马克西明的灵魂，前者提出迫害的手段，后者指明迫害的对象。皇帝全心全意崇拜罗马诸神，研究魔法，相信各种神谕，把先知和哲学家当成天上来客无比敬重，将他们提升到行省负责人的高位，并让他们参加最机密的国事会议。这些人很容易使他相信，基督徒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完全依靠严格的纪律，多神教虚弱不振主要是因为祭司之间缺乏团结以及上下级关系不明。于是，一种显然只是比照基督教会的管理体制被照本宣科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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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马克西明的命令，帝国各大城市里的神庙都一一加以修缮和整饰，所有管事的祭司也都全归在一个高级大祭司的管辖之下，用来推行异教的各项活动以与主教对抗。但要是市级和省级的高等祭司成为皇帝的直接代理人，大祭司也得承认他们具有最高权威。白袍是高贵地位的标记。这些新任命的高级祭司，全部从最高贵最富有的家族中挑选出来。通过地方行政官员和祭司团的影响，从东部各个地区，特别是从尼科米底亚、安条克和提尔，送上来大批表示效忠的奏章，全都经过巧妙的安排作为民众的呼声，迎合朝廷已明示的意旨，吁请皇帝坚持法律的公正，不要一味宽大为怀。为了表示对基督徒的憎恶，他们请求政府将不敬神的宗派逐出所在的地区。马克西明在泰尔市民的奏章上所做的批语至今尚在。他以无比满意的口吻赞扬他们的热情和虔敬，申斥基督徒不敬神的顽固态度，迫不及待通过流放基督徒的要求，从而显示出自己只是接受一项义务，并非由他亲自主动提出。祭司和地方官员全部被授权执行他刻在铜牌上的诏书。敕令虽然告诫他们要避免流血，但是对一些冥顽不灵的基督徒，他们却仍然施以最残酷和最恶毒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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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宗教迫害的中止和殉教人数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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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残酷的君王有计划地制定暴政，亚细亚基督徒无不谈虎色变。但没过几个月，西部两位皇帝颁布诏书，迫使马克西明暂时中止执行迫害计划。后来，他轻率地对李锡尼发动的内战占据了他全部注意力。而马克西明的失败和死亡，很快使基督教会从最后也是最凶狠的敌人手里解放出来。[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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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关于最初由戴克里先的几份诏书授权进行的迫害活动中，我有意略去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难和死亡的情景。事实上，从欧西比乌斯的历史书籍、拉克坦提乌斯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以及各种最古老的案卷中，可以收集到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厌恶之极的描述。要让各种刑架和皮鞭、铁钩和烧红的铁床，各种火与铁的拷打、野兽和比野兽更为野蛮的刽子手、惨无人道加于人体的刑具，充斥文章的若干篇幅，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凄惨的景象还可用来达成某些目的，不论是为了推迟死亡或庆祝胜利，还是指引人们去发现那些为基督献身的圣徒遗骨。但是，我对所收集的资料，在确定可信之前，无法决定该引用哪些内容。严肃的教会史学家欧西比乌斯本人就间接承认，他重述了一切能为基督教增光的记载，却略去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丢脸的材料。[483]这样一来难免使人怀疑，如此公开违反这一条历史学基本法则的作者，恐怕对其他法则也未必严格遵守。欧西比乌斯的个性使这样的怀疑更具可信度，因为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人相比，他都较能保持不轻易采信的态度，也更为熟悉宫廷里的各种运作。当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当政府官员被个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当殉教者的狂热情绪促使他们抛弃谨慎从事的准则，甚至忘记保持得体的言行，以致他们竟动手推倒祭坛，对皇帝肆意谩骂，殴打开庭审案的法官，这样一来，所有人类能想象得到的刑具，最坚强信念所能忍受的酷刑，都会被拿来折磨那些虔诚的牺牲者。[484]然而有两个无意中提到的情况，却让人得知被司法官员逮捕的基督徒，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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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被判在矿坑中劳动的信徒，由于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可以在那些阴暗凄凉的地点修建小教堂，自由表达虔诚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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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主教对那些自动向行政官员投案、宗教信仰过度狂热的基督徒，也不得不加以阻止和谴责。他们之中有些人被穷困和债务所迫，盲目寻求机会要借光荣的死亡终结悲惨的人生。另一些人怀着天真的希望，期待能够经过短时间的监禁洗去一生的罪孽。还有一些人则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盼望教会给予坐监者一大笔补偿金，从此可以过富裕的生活。[485]等到教会战胜一切敌人后，被囚的教徒出于自私和虚荣的考虑，极力夸张所受苦难的程度。时间或地点的隔绝使他们可以信口开河随意编造，像是谁的伤口如何顿时自愈，谁又转眼恢复了健康，或者有谁断掉的肢体立即神奇地接上等。有关神圣殉教者的各种例证，可以相当方便地用来解决编造的困难和压制别人的改正意见。夸张的传说只要能为教会增添光彩，便会受到轻信会众的喝彩，获得掌权教士团的容忍。教会历史会采用一些可疑的证据，以证明其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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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流放、监禁、苦难和折磨的含糊描述，在一位高明演说家笔下，十分容易被加以夸大或淡化，因此我们不得不对一个更为清楚和不易篡改的事实做进一步探索。那就是，由于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和继位者颁布的诏书而丧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传说记载整支军队和全城的市民，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中，被屠杀一空。更早的一些作家仅以悲愤的心情，不着边际地大发牢骚一番，根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用生命证实了对福音的信仰。不过，从欧西比乌斯的史书中，我们知道仅有9位主教被处死。据具体列举的巴勒斯坦殉教名单，可断定能加上殉教者称号的基督徒，不会超过92人。[486]对于那时期一般主教的热诚和勇气，我们的了解还是不够，提到主教被处死的人数，无法做出有用的推断。但是后面这个数字，却可以用来证实十分重要和极为可能的结论。根据罗马帝国行省划分的情况，巴勒斯坦的面积可以算为东部帝国的十六分之一[487]。有些总督不论是出于真正仁慈，还是假装出伪善的姿态，手上始终没沾染基督徒的鲜血，我们也便有理由相信，那个过去基督教的诞生地，在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治下被处死的殉教者，至少应占全国殉教者的十六分之一，总数可能达到1500人。按这场迫害延续的10个年头平均分配，每年实际牺牲的殉教者则为150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再加上西班牙这几个行省，经过两三年后，严峻的刑法不是暂时搁置，就是明令废止。这几个行省要是也按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在罗马帝国境内经法院判决处以极刑的基督徒，总数将减至不足2000人。不容置疑，与以前的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时代，受难基督徒的人数更多，敌人也更疯狂。而像这样可信而温和的估计，可帮助我们推算出，为了达成将基督教传播到整个帝国此一重大目标，到底有多少圣徒和殉教者牺牲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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