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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伽勒里乌斯颁布宗教宽容诏书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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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迫害的主要决策者伽勒里乌斯嗜杀成性，他与统治下不幸的基督徒势不两立。可以想象得到，许多既不为财富所累、也不为穷困所苦的中产阶层人士，常常会选择背井离乡，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西部去寻求庇护。如果伽勒里乌斯只指挥伊利里亚的军队和行省，他要搜索或制造殉教者会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在这一个四战之地，对待宣扬福音的传教士比帝国其他地方都更加冷淡和厌恶，以至于很难找到足够的基督徒。[480]等到伽勒里乌斯获得最高权力和统治东部之后，他便让他的狂热情绪和残酷行为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不仅在他直接管辖之下的色雷斯和亚细亚如此，而且马克西明也感到正中下怀，于是决定遵从恩主严酷的命令，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雷厉风行。[481]但是，伽勒里乌斯屡遭失望打击的高涨野心、6年宗教迫害行为的经历再加上心头萦回不去的痛苦情绪，对他造成巨大的激荡，终于使他彻底觉悟，最专制的暴政也不能完全绝灭一个民族，也无法摧毁他们的宗教信仰。为了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于是他以本人的名义，再加上李锡尼和君士坦丁，共同发布一份诏书，在开列一长串皇家头衔之后，基本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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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夙夜匪懈维护帝国的统一和安全，依据罗马古老的法律和公认的准则，时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错误。特别希望那些在帝国各行省组成社团、受蒙骗的基督徒，能回到合乎理性和自然的道路，不要背弃祖先建立的宗教和仪式，不要厌绝古代遗留的规章和典范，完全任凭自己胡思乱想，毫无依据编造出荒唐的法条和谬论。我们此前发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诏书，已使许多基督徒陷入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人丧失性命，还有更多的人始终坚持渎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参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法外开恩，今后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个人的意念，只要永矢勿谖已公布的法律，对政府抱持适当的尊敬，便可以毫无畏惧和不受干扰地在宗教场所集会。我们即刻颁发另一道诏书，将旨意告知各级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员，希望得到宽容的基督徒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个人与共和国的安全和繁荣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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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在诏书和文告的字里行间，去探测帝王的真正意图或秘密动机。由于这些话出自一个垂死皇帝的口中，这种处境倒是可以证实他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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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勒里乌斯签署这道诏书时，断定李锡尼会同意他的朋友和恩主的这一意图，而且任何有利于基督徒的政策，都会得到君士坦丁的赞许。但这位皇帝却不敢贸然在序文里写上马克西明的名字，而他的同意与否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几天后他就将继承亚细亚各行省的统治权。不管怎样，马克西明在当政的头6个月，始终装着采纳前任交代的策略，尽管他没有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公告，保证教会安宁。禁卫军统领萨比努斯向各行省总督和行政官员发出通知，提到皇帝的仁慈和宽厚，体认基督徒毫不屈从的固执，指示执法官员停止无效的控诉，对那些狂热分子的秘密集会不必干预。根据这些命令，大批基督徒从各处监狱和矿山里被释放，坚强的信徒唱着胜利的赞美诗返回各自的故乡。那些屈服在狂风暴雨打击下的人，含着悔恨的眼泪，要求重返教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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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带有欺骗性质的平静转瞬即逝，东部的基督徒再也不会对君王的为人抱有任何信心。残酷行为和迷信思想渗入马克西明的灵魂，前者提出迫害的手段，后者指明迫害的对象。皇帝全心全意崇拜罗马诸神，研究魔法，相信各种神谕，把先知和哲学家当成天上来客无比敬重，将他们提升到行省负责人的高位，并让他们参加最机密的国事会议。这些人很容易使他相信，基督徒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完全依靠严格的纪律，多神教虚弱不振主要是因为祭司之间缺乏团结以及上下级关系不明。于是，一种显然只是比照基督教会的管理体制被照本宣科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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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马克西明的命令，帝国各大城市里的神庙都一一加以修缮和整饰，所有管事的祭司也都全归在一个高级大祭司的管辖之下，用来推行异教的各项活动以与主教对抗。但要是市级和省级的高等祭司成为皇帝的直接代理人，大祭司也得承认他们具有最高权威。白袍是高贵地位的标记。这些新任命的高级祭司，全部从最高贵最富有的家族中挑选出来。通过地方行政官员和祭司团的影响，从东部各个地区，特别是从尼科米底亚、安条克和提尔，送上来大批表示效忠的奏章，全都经过巧妙的安排作为民众的呼声，迎合朝廷已明示的意旨，吁请皇帝坚持法律的公正，不要一味宽大为怀。为了表示对基督徒的憎恶，他们请求政府将不敬神的宗派逐出所在的地区。马克西明在泰尔市民的奏章上所做的批语至今尚在。他以无比满意的口吻赞扬他们的热情和虔敬，申斥基督徒不敬神的顽固态度，迫不及待通过流放基督徒的要求，从而显示出自己只是接受一项义务，并非由他亲自主动提出。祭司和地方官员全部被授权执行他刻在铜牌上的诏书。敕令虽然告诫他们要避免流血，但是对一些冥顽不灵的基督徒，他们却仍然施以最残酷和最恶毒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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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宗教迫害的中止和殉教人数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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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残酷的君王有计划地制定暴政，亚细亚基督徒无不谈虎色变。但没过几个月，西部两位皇帝颁布诏书，迫使马克西明暂时中止执行迫害计划。后来，他轻率地对李锡尼发动的内战占据了他全部注意力。而马克西明的失败和死亡，很快使基督教会从最后也是最凶狠的敌人手里解放出来。[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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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关于最初由戴克里先的几份诏书授权进行的迫害活动中，我有意略去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难和死亡的情景。事实上，从欧西比乌斯的历史书籍、拉克坦提乌斯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以及各种最古老的案卷中，可以收集到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厌恶之极的描述。要让各种刑架和皮鞭、铁钩和烧红的铁床，各种火与铁的拷打、野兽和比野兽更为野蛮的刽子手、惨无人道加于人体的刑具，充斥文章的若干篇幅，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凄惨的景象还可用来达成某些目的，不论是为了推迟死亡或庆祝胜利，还是指引人们去发现那些为基督献身的圣徒遗骨。但是，我对所收集的资料，在确定可信之前，无法决定该引用哪些内容。严肃的教会史学家欧西比乌斯本人就间接承认，他重述了一切能为基督教增光的记载，却略去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丢脸的材料。[483]这样一来难免使人怀疑，如此公开违反这一条历史学基本法则的作者，恐怕对其他法则也未必严格遵守。欧西比乌斯的个性使这样的怀疑更具可信度，因为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人相比，他都较能保持不轻易采信的态度，也更为熟悉宫廷里的各种运作。当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当政府官员被个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当殉教者的狂热情绪促使他们抛弃谨慎从事的准则，甚至忘记保持得体的言行，以致他们竟动手推倒祭坛，对皇帝肆意谩骂，殴打开庭审案的法官，这样一来，所有人类能想象得到的刑具，最坚强信念所能忍受的酷刑，都会被拿来折磨那些虔诚的牺牲者。[484]然而有两个无意中提到的情况，却让人得知被司法官员逮捕的基督徒，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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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被判在矿坑中劳动的信徒，由于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可以在那些阴暗凄凉的地点修建小教堂，自由表达虔诚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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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主教对那些自动向行政官员投案、宗教信仰过度狂热的基督徒，也不得不加以阻止和谴责。他们之中有些人被穷困和债务所迫，盲目寻求机会要借光荣的死亡终结悲惨的人生。另一些人怀着天真的希望，期待能够经过短时间的监禁洗去一生的罪孽。还有一些人则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盼望教会给予坐监者一大笔补偿金，从此可以过富裕的生活。[485]等到教会战胜一切敌人后，被囚的教徒出于自私和虚荣的考虑，极力夸张所受苦难的程度。时间或地点的隔绝使他们可以信口开河随意编造，像是谁的伤口如何顿时自愈，谁又转眼恢复了健康，或者有谁断掉的肢体立即神奇地接上等。有关神圣殉教者的各种例证，可以相当方便地用来解决编造的困难和压制别人的改正意见。夸张的传说只要能为教会增添光彩，便会受到轻信会众的喝彩，获得掌权教士团的容忍。教会历史会采用一些可疑的证据，以证明其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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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流放、监禁、苦难和折磨的含糊描述，在一位高明演说家笔下，十分容易被加以夸大或淡化，因此我们不得不对一个更为清楚和不易篡改的事实做进一步探索。那就是，由于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和继位者颁布的诏书而丧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传说记载整支军队和全城的市民，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中，被屠杀一空。更早的一些作家仅以悲愤的心情，不着边际地大发牢骚一番，根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用生命证实了对福音的信仰。不过，从欧西比乌斯的史书中，我们知道仅有9位主教被处死。据具体列举的巴勒斯坦殉教名单，可断定能加上殉教者称号的基督徒，不会超过92人。[486]对于那时期一般主教的热诚和勇气，我们的了解还是不够，提到主教被处死的人数，无法做出有用的推断。但是后面这个数字，却可以用来证实十分重要和极为可能的结论。根据罗马帝国行省划分的情况，巴勒斯坦的面积可以算为东部帝国的十六分之一[487]。有些总督不论是出于真正仁慈，还是假装出伪善的姿态，手上始终没沾染基督徒的鲜血，我们也便有理由相信，那个过去基督教的诞生地，在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治下被处死的殉教者，至少应占全国殉教者的十六分之一，总数可能达到1500人。按这场迫害延续的10个年头平均分配，每年实际牺牲的殉教者则为150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再加上西班牙这几个行省，经过两三年后，严峻的刑法不是暂时搁置，就是明令废止。这几个行省要是也按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在罗马帝国境内经法院判决处以极刑的基督徒，总数将减至不足2000人。不容置疑，与以前的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时代，受难基督徒的人数更多，敌人也更疯狂。而像这样可信而温和的估计，可帮助我们推算出，为了达成将基督教传播到整个帝国此一重大目标，到底有多少圣徒和殉教者牺牲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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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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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用自动浮现在脑海中、令人深感悲叹的事实来结束这一章。那就是有关殉教问题方面，即使我们毫不怀疑，也不去深究，完全认同史书上的记载和虔诚教徒杜撰的传说，也必须承认，基督徒在长期内部斗争中彼此造成的伤亡，远远超过异教徒的狂热所带来的迫害。在西罗马帝国被推翻后的那个愚昧的时代里，帝国都城的主教把统辖权扩及俗世的人民，包括拉丁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为了抵制理性力量的冲击，所建立的一套迷信制度，从12世纪到16世纪，遭受大胆狂热分子的摧毁，这些人一直以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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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会用暴力行动保护以欺骗手段获得的帝国，一个和平而仁慈的宗教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以及宗教法庭败坏。改革派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和教士的利益结合，不惜用火与剑来推展宗教惩罚的恐怖行动。据说，仅在尼德兰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10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这惊人数字得到格劳修斯的证实。这个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在疯狂的教派斗争之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在那个印刷术的发明便利了情报流通，也增大了泄密危险的年代，他为自己的国家撰写了一部编年史。要是相信格劳修斯著作的权威，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统治阶段，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300年时间中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早期殉教者的人数。但是，如果证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依然难以置信，因而认定格劳修斯过分夸大宗教改革派的功绩和苦难，[488]那么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对于古人出于轻信的态度而撰写的可疑而又极不完整的重要作品，我们又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对于受到君士坦丁保护的主教和演说家，他们享有记述皇帝用仁德征服对手的权利，同时记载了失势的前任迫害基督徒的情况。在这样的立场下，我们又如何能够完全相信他们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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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译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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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 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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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garus 阿布加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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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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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lleus 阿希莱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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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olius 埃科里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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