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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士坦丁堡的范围和主要的建筑物（32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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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的实际情况如下：皇宫的宫殿和宫廷园林占据了东面的海岬，也就是那七座山丘的第一座，按我们今天的度量衡来计算，大约有150英亩。土耳其人戒备森严、象征着专制统治的建筑物，正好就建在希腊共和国原来的基础上。不过也可以这么假定，当时的拜占庭人看到海港有便利的条件，急于超过皇城的界线，向港口扩大他们的居住区。君士坦丁新建的城墙，横跨三角形的宽阔的腰部，在与古老的工事相距15个斯达底亚[28]的地方，从港口直接兴建到普罗蓬提斯海。城墙将拜占庭包括在内，把七座小山的前五座都容纳进去。这七个山头，在走近君士坦丁堡的人看来，一层高过一层，景色极为壮观。城市的奠基者死去约一个世纪之后，新的建筑物一面向上方的港湾发展，另一面沿着普罗蓬提斯海延伸，已经覆盖了第六个山丘狭窄的山脊，以及第七座山丘宽广的山顶。年轻的狄奥多西为保护城郊地区不受蛮族长年的骚扰，兴工建造长度足够的永久性城墙，[29]把整座城市围得固若金汤。从东面海岬到金门，君士坦丁堡最长的直径约为3罗马里[30]，周长在10—11罗马里之间，按英制计算，大约有2000英亩。现代旅客有时会把君士坦丁堡的边界一直延伸出去，把欧洲这边相邻的村庄，甚至亚洲的海岸全都包括进去，[31]这种过分夸大的做法，并无任何根据。不过佩拉和加拉塔这两个郊区，虽然在海港另一边，却可以视为城市的一部分。[32]要是加上这两地的面积，有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将他的出生地，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周长估算为16希腊里（大约14罗马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33]面积如此宽广的城市，作为一个帝国的首都是绰绰有余，但是君士坦丁堡在这方面仍旧屈居于巴比伦、底比斯[34]、古罗马、伦敦甚至巴黎[35]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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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立志要为自己的光辉统治立下永恒丰碑的罗马世界的主人，为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竭尽了数百万臣民的财富、劳力和智慧。有人计算出皇室的花费实在惊人，仅就城墙、柱廊和供水渠道，就要支用大约250万英镑[36]。覆盖黑海海岸的森林和普罗科尼那斯小岛上著名的白色大理石采石场，都可提供取用不尽的建筑材料，只需经过一小段水路就能源源不断运往拜占庭港口。成千上万的劳工和匠人胼手胝足，希望工程早日完工。但心急的君士坦丁很快发现，由于技术水平日益下降，现有的建筑师无论技术还是数量，都无法满足庞大设计的要求。于是，他下达命令，即便是距帝国最遥远的行省，总督也要立即兴办学校，指派教师，利用奖金或特权的诱惑，把大批曾受过较好教育的天才年轻人集中起来，学习从事建筑行业的相关技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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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运用统治权力，找到最优秀的人才进行新城的土木工程建设，但装饰城市的艺术作品，全都出自伯里克利和亚历山大时代[38]最著名的大师之手。要想使菲迪亚斯和利西波斯[39]这样的天才再次出现，那确实超出罗马皇帝的能力。然而，大师留给后代不朽的作品却无处躲藏，全部暴露在专好虚荣的专制帝王面前，任凭他肆意掠夺。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腊和亚细亚许多城市最有价值的装饰品全都被洗劫一空，像是著名战役的战利品，具有宗教意义的圣器，古代的神明、英雄、智者和诗人的知名雕像，全都被用来增加君士坦丁堡威名盖世的风光。历史学家锡德雷努斯[40]非常感慨地说，体现伟大人物的纪念品全部都在这儿，除了没有灵魂以外，其余可说是应有尽有。但是，很明显，在这君士坦丁的城市中，在一个人的思想受到政治和宗教双重奴役的衰落时期的帝国中，我们绝不可能找到荷马或德谟斯提尼[41]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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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围攻拜占庭时，把营帐安置在第二座山丘居高临下的山顶上。为永久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君士坦丁仍选定这极有利的位置建造市政广场，这广场外形看上去像是圆形或是椭圆形的。两个遥遥相对的广场入口做成凯旋门形状，四周柱廊中布满了各种雕像。中央矗立着一根高大的石柱，因受到战火的毁损而被称之为“烧焦石柱”，立在20英尺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系由10块高10英尺、周长约33英尺的斑岩拼成。在石柱的顶端，大约距地面120英尺的高处，安置阿波罗的巨大青铜雕像，据猜测可能是从雅典或是弗里吉亚一个市镇运来，一般认为出自菲迪亚斯之手。这位艺术大师雕刻的日神[42]，若按照后人附会之言，就是君士坦丁皇帝本人，雕像的右手拿权杖，左手抓地球，头戴金光闪亮的皇冠。赛车场或称椭圆大竞技场，是座堂皇的建筑物，长400步，宽约100步，两个大门之间的场地布满各种雕像和方形石碑。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件气势雄伟的残留古物：三条蛇缠绕在一根铜柱上，三个蛇头过去一度支撑着金色三角祭坛。在希腊人击败薛西斯后，得胜的勇士便把此战利品奉献给德尔斐神庙[43]。土耳其征服者用粗暴的双手，损毁椭圆形竞技场美丽的外观，仍旧沿用着阿特梅丹的旧名，实际上却把它当作马术教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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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观赏赛车节目的宝座前，有一道螺旋形阶梯直达王宫[44]。这里坐落着一些宏伟的建筑，几乎不亚于罗马城的王宫，加上附属的庭院、花园、柱廊等，整个建筑群从椭圆形竞技场到圣索菲亚大教堂[45]，占据了普罗蓬提斯海沿岸很大一片地方。我们还可以对大浴场也赞扬一番，君士坦丁施展大手笔，用高大的石柱、各种大理石雕刻以及60多座青铜像加以装饰，却仍沿用宙克西普斯这个旧名[46]。不过，在这里如果刻意详细描绘城市各地点的不同建筑物，就会偏离这段历史的主题。总而言之，凡是能显示伟大都城的宏伟和壮丽，能够提供众多居民便利和娱乐的东西，在君士坦丁堡的高墙内，可说是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有一份在该都城建设百年后所记录的文献，开列的项目包括：1所学校或学府、1座赛车场、2所剧院、8个公共浴场、153个私人浴室、52座柱廊、5座谷仓、8条水渠或水库、4个用于元老院会议或法庭审判的宽广大厅、14座教堂、14座宫殿，还有4388间房屋，在高大和华丽方面，绝非一般平民住宅所能比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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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结构和所享有的特权（32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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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者下一个所关切的重大问题，就是钟爱的城市人口过多。罗马帝国东迁之后紧接着就是黑暗时期，这一重大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无论是远期还是近期的影响，都被虚荣的希腊人和轻信的拉丁人完全忽视，[48]这方面实在令人感到奇怪。人们一直提到，罗马所有的贵族家庭、元老院成员、骑士阶级以及不计其数的随从人员，都跟随皇帝迁到普罗蓬提斯海岸。大家也都相信，那荒凉的古都完全留给了由外来户和当地平民混杂而成的人群，而那些早已被改为果园的大片意大利土地，马上就要无人居住和耕种了。在这部历史中，对于那些夸大失实的说法，我们要还原其本来的面目。君士坦丁堡的发展并不能归于人口自然增多，也不能说是生产的需要，我们必须承认这块人为的殖民地，是牺牲了帝国许多原有的旧城才兴建起来的。罗马及东部几个行省的许多富有的议员都曾受到君士坦丁的邀请，让他们到他为自己的住所选择的这块福地来居住。主子的邀请往往与命令无异，皇帝表现出慷慨好施的态度，立即赢得手下心甘情愿和兴高采烈的服从。他把在新都城多处修建的宫殿分赠亲信，还发给土地所有权和固定津贴，以维持高贵而体面的生活，并且还把本都和亚细亚的领地，划给都城的永久住户作为世袭产业。[49]但是这类鼓励措施和优惠条件，很快便难以为继并遭废止。无论政权中心位于何处，国家岁入相当大的部分总会被皇帝本人、政府大臣、法庭官员以及宫内人员挥霍一空。最富有的省民被利益、权势、欢乐和新奇的强大动机所吸引。于是，居民中人数众多的第三阶层，在不知不觉中由仆役、工匠和商人形成，他们靠出卖劳力，满足上层人士的生活需要或奢侈享受。不到一百年，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人口已可与罗马一争高下。整排新盖的建筑物，根本不考虑卫生条件或生活方便，非常稠密地紧塞在一起，留下极其狭窄的街道，使得拥挤不堪的人群、马匹和车辆几乎都无法通行。原来圈定的城区范围已渐渐容不下日益增长的人口，新的建筑从两边向大海方向延伸，增加部分可独立成为一座面积广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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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贫民靠着政府经常分发的酒、油、粮食、面包、铜钱和其它实物就能生活得不错，几乎不用依靠劳动谋生。君士坦丁堡的奠基者效法头一位恺撒的手法，[50]有的地方尽量慷慨豪爽，却遭到后代的指责。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和征服者，认为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获得阿非利加以后，自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1]。而奥古斯都更是费尽心机，力图使罗马人民建立这种概念，现在既然已能过富裕生活，便应彻底遗忘过去的自由权利。然而，君士坦丁的挥霍毫无道理可言，不论从公共或私人利益考量都无法原谅。他为建造新的都城，每年从埃及强征来的税收，实际上全被用来养活一群妄自尊大的懒汉了。皇帝制定的其他法规倒是无可厚非，但就实质而论确也无关紧要。他把君士坦丁堡分为十四个地区或区域[52]，公民会议被尊为元老院[53]，使这里的公民享受意大利式的特权，并将这座新兴的城市称作殖民地，使她成为古罗马第一位最受宠爱的女儿，德高望重的母亲仍然享有法律上最高的领导地位，能与她的年岁、威严以及过去的伟大成就完全吻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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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珍爱这城市，全力督导加速施工（330—334 A.D.），全部城墙、柱廊及主要建筑物经过几年时间全部完工；根据另一记载，这些只花了几个月的工夫就完成了。这种异乎寻常的赶工速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许多工程都是在仓促中草率完成，以后几代皇帝的统治期间，为维护建筑物不致崩塌，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但等到这些建筑刚刚完成，显现出新奇和宏伟气势时，城市的奠基者已在为庆祝落成进行筹备了。[55]在这样一个盛大的、值得纪念的节日里，表演节目之多和花费之大，不难想见。还有一个具有永久意义的奇特情况，在此要提出说明。每当城市的奠基之日来临，按照君士坦丁的命令，要在一辆专为凯旋式准备的战车上，放置一尊君士坦丁的雕像，用木头制作的雕像主体，外面包了一层金，右手拿着城市守护神的小型塑像。仪仗队的士兵手持白色细蜡烛，身着盛装，随着庄严行进的队伍一起穿过大竞技场。当队伍行经这位皇帝的宝座时，他从座位上站起，非常虔诚地向前代皇帝表示感激和尊敬。[56]在城市的落成典礼上，君士坦丁还通过一道雕刻于大理石柱上的诏书，赋予这城市第二罗马或新罗马之名[57]。然而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始终胜过那高贵的称呼，而且，在经过14个世纪的变革后，仍保留缔造者永垂不朽之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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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士坦丁堡的位阶制度和主要等级（330—33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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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城建立以后，必然伴随民政和军政制度的革新。最早由戴克里先提出，经过君士坦丁加以改进，接着由后面几位继位者完成的一套复杂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通过一个庞大帝国的奇特形象而发人深思，还揭露出帝国迅速衰退的秘密以及内在的原因。我们在追溯过去任何一种独特的制度时，难免要联系到更早或更晚的罗马历史，这一时间界线，应该包括从君士坦丁继位到颁布《狄奥多西法典》[59]这一时期，有130多年的时间。从此段历史中，以及从西部和东部的《职官志》[60]中，我们可看到有关帝国情况最丰富和最权威的资料。[61]当然，要说明这些杂乱的内容，便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中断正常叙述。只有不了解法律和社会习俗重要性的读者，才会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好奇心，只是一味追逐过眼云烟的宫廷变故，重视某个战役中偶然发生的奇闻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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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天生具有男子汉的傲气，只有掌握实权才能获得满足，把夸张的形式和虚假的场面留给崇尚虚荣的东方。但是，当他们从古代自由权利中所获得的高尚品德，渐渐连虚名也难以维持时，罗马人朴实的社会风尚，在不知不觉中被亚洲宫廷那种讲究场面、装模作样的习气所败坏。个人出众的功勋和所发挥的影响力，在共和国能引起众人的注目，在君主国家却无足轻重也不能发挥作用，而在罗马的专制政体中，则完全被扑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严格等级制度。从坐在皇座阶梯上的拥有头衔的高阶奴隶，一直到滥施权力的最下贱的专制工具，大量存在着非常可鄙的依赖关系，有利于维护现有政权，因人们担心变革会断送前程，抹除服务可能得到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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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被视为神圣的位阶制度（这正是大家常用的一种称呼）中，每一个位阶都有极其严格的标记和规定，地位的高低靠各种毫无意义的严肃礼节表现出来，学习这些礼节是一门大学问，发生任何差错都是亵渎的行为。[62]在双方或傲慢或谄媚的交往中，采用大量西塞罗几乎听不懂、奥古斯都可能愤怒得予以禁止的词汇，拉丁语文的纯朴完全受到破坏。见到帝国的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君主本人，总要加上一些莫名的称谓，如真诚的阁下、庄严的阁下、高贵的阁下、卓越的阁下、崇高和绝妙的伟大阁下、辉煌和雄伟的大人阁下等，不胜枚举。委任职务的命令书或证书上，总装饰着最能表明其工作性质和高贵地位的图案：在位皇帝的肖像或画像；一辆参加凯旋式的战车；用四支蜡烛照亮的法典；放在覆盖着华贵绒毯的桌子上，代表管辖行省的象征性图形；统率军队的名称和旗帜。这些表示他们官阶的象征物品，有时真的就陈列在大客厅里；有的则在他们公开露面时，出现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的最前面。他们的行为举止、服装饰物以及随从人员，莫不经过精心安排，要求对皇帝陛下钦点的官员表示最大崇敬。罗马帝国政府运用的这套制度，就一位见解高明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在演出连台好戏，剧中充满各种不同性格和职位的演员，根据原始的人物样板，重复背诵同样的语言，模仿同样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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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中央政府任职的要员被称为“显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一为建有功勋者，可以称之“特勋阶”；其二为德高望重者或众望所归者，可称之为“卿相阶”；其三为世家出身者或获得官位者，可称之为“士尉阶”。在最早的罗马时期，最后提到的这个用词克拉里西穆斯，只不过是用来表示尊敬的一般称呼，后来专用以指代元老院成员，[63]最后又变为用以称呼那些由元老院选出的担任各行省总督的官员。后来，那些认为自己官职和地位显然高于一般议员，因而必须有所区别的人，为虚荣心所驱使，全都热衷于“卿相阶”这个新称呼。不过，“特勋阶”一直专用于称呼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位阶较低的两类人的尊敬和服从，这一称呼只可用于：一、执政官和大公；二、禁卫军统领，包括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郡守；三、骑兵和步兵的主将；四、皇宫中侍奉皇帝、负有神圣职责的七位大臣。[64]在那些一般认为应该处于平等地位的杰出行政官员中，资深者也只能和同僚享受相等的荣誉。[65]皇帝乐于不断对臣下施恩，时而会通过毫不费力地颁发荣誉证书，来满足朝臣迫切的虚荣心，但如果他们还有野心那也不会轻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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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执政官和大公的权势及地位（330—33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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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的执政官还是共和国最早一批行政官员时，其权力便来自于人民的抉择。帝国时代早期的罗马皇帝对奴役臣民的作为，还想加以掩饰，等到戴克里先即位，执政官改由元老院选出，人民仅有的一点自由权利的痕迹也被彻底消灭。那些一年一度获胜后被授予执政官荣誉的候选人，装出一副哀伤的神色，叹息他们的前辈可耻的遭遇。几代的西庇阿和加图家族，不得不冒受到拒绝带来屈辱的风险，通过一项无意义又劳民伤财的公众选举的形式，恳求民众将票投给自己；现在完全不一样，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必能得到一位贤明皇帝的肯定，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够被赐予正当报偿的时代，真是他们难得的幸福。[66]皇帝在写给两位当选的执政官的信中声明，他们获得这份崇高的职位，全是由他亲自决定。当年执政官的名字及肖像雕刻在镶金的象牙板上，当作向各行省、各市镇、各级官员、元老院及人民赠送的礼品，在帝国境内到处散发。执政官庄严的就职仪式，一般在宫殿进行，在长达120年的时间里，罗马实际上已不存在这种阶级的古老行政官员。[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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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元旦的早晨，执政官全都佩戴上高贵的标志，穿着紫色的服装，用丝绒和金丝绣成的袍子上有的还缀有珍贵宝石。在这庄严的场合，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着议员的服装前来陪伴。走在前面的扈从校尉[68]过去手里擎着明亮的斧头，现在却是毫无实际用处的束棒。游行队伍从皇宫走向大竞技场或城市中心的市政广场，执政官登上高坛，坐在专为他们制作的仿古座椅上，立即开始行使一项司法权力，宣布解放一个专为此一目的而被带到面前来的奴隶。这一仪式的真正用意，是再现创立自由权利和执政官的布鲁图斯[69]那闻名于世的行为，即他正式接受了告发塔昆文阴谋的忠实的温德克斯为自己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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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几天，公开的庆祝活动一直在所有主要城市进行。罗马是出于传统习惯；君士坦丁堡则是有样学样；迦太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是因为喜欢热闹和富足的生活。在帝国的两个都城里，每年在剧院、赛车和竞技活动[70]等方面的花费足有4000磅黄金（约合16万英镑）。巨大的开销若超出行政官员的财力和意愿，亏空部分将由帝国的国库予以补助。执政官在完成这些传统活动后，便可随意退到幕后去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沉思回味自己伟大的一生。他们不能主持国家的政务会议，也无法参与和平或战争的决定，这些人即使无才能（除非真正担任有实权的职务）也无关紧要，他们的名字只不过作为记录之用，注明在一年的某一天曾经坐过马略和西塞罗的宝座。然而，在罗马帝国奴性意识超越一切的末期，人们仍感虚名不亚于拥有实权，甚至比掌握实权更为有利。执政官头衔还是野心分子一心追求的辉煌目标，是对高尚品德和忠诚服务的最高奖励。甚至那些连共和制影子都厌恶的皇帝也知道，每年接受一次执政官的地位和荣誉，可以增加尊严和威风。[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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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贵族和民众的划分最为泾渭分明的，莫过于罗马共和国的初期，那时便已确立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界。财富、荣誉、国家机关职位和各宗教仪式，几乎全归于贵族，他们运用令人难堪的手段保护纯洁的血统[72]，把依附于他们的部从[73]完全置于奴仆之列。这种区分和追求自由权利的民族在精神上完全无法兼容，其间经过许多保民官[74]的不懈努力和长期斗争，终于消除了贵族和平民的界线。平民中最活跃和最有出息的人士，积累了大量财富，追求名声荣誉，获得战争胜利，结交有利联盟，这样经过几代之后，他们也以古代贵族的后裔自居。[75]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贵族家庭，经历自然的淘汰、频繁的对外和国内战争的消耗，等到无能而又无钱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已混入平民群众当中，他们的数目直到共和国末期都有减无增。[76]现在还能肯定自己纯正的出身，追溯到罗马这座城市或共和国始建初期的贵族家庭，为数已是屈指可数。想当年，恺撒、奥古斯都、克劳狄和韦斯巴芗等人，为使高贵和神圣的家族能永远延续下去，从元老院中选拔出一些能人，让他们成为新贵族。[77]这些人为的补充（其中总永远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却很快又被暴君的愤怒、频繁的变革、习惯的改变或民族的混合所消除殆尽。[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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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君士坦丁登上王位时，他们已所剩无几，只不过让人模模糊糊地记起，在古老的传统中，曾经有一个贵族阶层在罗马人中间居于首位而已。组织一个贵族阶级的集团，可以保证王权得以行使的同时，也具有限制王权的作用，这可是与君士坦丁的性格和政策完全违背。但是，如果他真曾经想要建立这样一个集团，要想随便发一个文告，就确立一种需要时间和舆论的认可才能建立的体制，恐怕也已超出他的能力和权限了。他的确重新恢复了罗马贵族的头衔，但只是把它作为加之于某一个人的荣誉，并不是世袭的称号。这些新贵族为了表示礼貌，仅仅屈就于一年一度具有临时权限的执政官。但他们却享受高于国家所有重要官员的地位，可以轻易接近皇帝本人。这特殊身份的授予是及身而止，而且，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皇宫中生活到老的宠臣和大臣，这个名词的根本含意，由于无知或逢迎等原因已被曲解。君士坦丁时代的贵族被尊为皇帝和国家的“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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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禁卫军统领和都城郡守的职责和权柄（330—33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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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卫军统领的地位与执政官和贵族的命运不能相提并论。执政官和贵族过去的显赫地位已成明日黄花，仅剩下一个空洞的头衔；禁卫军统领则逐渐从低下的地位步步高升，真正掌握罗马世界的行政和军事大权。从塞维鲁到戴克里先的统治时期，护卫和皇宫、法律和财政、军队和行省全部都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就像东方帝国的“首相”，一手握着皇帝的玉玺，一手举起帝国的旗帜。统领永远抱有强大的野心，有时对侍奉的主人构成致命的威胁，一般都受到禁卫军官兵的支持。但是，傲慢的军队的实力经戴克里先削弱，最后终于被君士坦丁制服以后，那些仍能保住官职的统领，便毫不费力地成为皇帝的侍臣，处于一种既能发挥作用而又恭顺臣服的地位。禁卫军统领不再对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失去对整个宫廷各个部门一直拥有和行使的司法权力。他们不再直接指挥罗马军队中精锐的先锋，只在战争时负责冲锋陷阵，战后君士坦丁立即剥夺统领的军队指挥权。而且，最后君士坦丁通过一项奇妙的变革，将皇帝卫队的队长全部转任各行省的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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