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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宫廷大臣的职务及其权责（330—33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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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和将领总是远离朝廷，在各行省和军队中行使代表皇帝的权力。除此之外，皇帝把更为亲近的七位侍臣加封为“特勋阶”，完全依据他们的忠诚，分别委任他们负责有关皇帝个人安全、划策献计和财产管理的事务。皇宫中皇帝的寝宫由一名受宠的宦官掌管，按当时的称呼叫作侍寝大臣，他的职责是侍候皇帝处理国事或娱乐，留在皇帝身边就可以狐假虎威，显得有几分光彩。皇帝要是有资格统治天下，他的寝宫总管（原应如此称呼）一般都是能干而且身份低下的仆从；而一位机灵的仆人善于处理偶尔不应听到的机密，就是没有多大天分，在无形之中也可以爬升到很高的地位。很多官员有高明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也不一定能有这种机运。狄奥多西的几个孙儿堕落而又荒唐，从来不接见臣民，受到敌人的藐视。他们竟把侍寝大臣的地位提高，超过宫廷中其他一切主事的大臣，甚至这位宦官的副手也服侍在皇帝身边，成为大批体面奴隶中的头号人物，在皇帝看来应当比埃及或亚细亚“卿相阶”的总督更要高一等。侍寝大臣的司法权是得到内廷伯爵或称监督官的认可，他的两大职权范围是管理皇帝豪华的服饰和奢侈的饮食。[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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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事务完全交付给御前大臣[109]，凭着他过人的勤劳和才能去处理。他是宫廷职位最高的行政官员，负责检查“民政和军事学习院”的纪律，接受来自帝国各地的上诉，其中有些案件与大批特权人物有关。这些人在宫廷里服务，认为自己和他们的家属可以拒绝接受一般法庭的裁决。皇帝和臣民之间的通信联系由国务大臣负责，他的手下有四个办公室，其中第一个负责皇帝的起居注，第二个负责书信，第三个负责请愿书，第四个负责文献和各种法令、法规。每个办公室都由一名属于“卿相阶”的地位较低的长官管辖，四个办公室的工作共由148名秘书分担。这些部门要处理各种各样内容复杂的报告或文献资料，大部分是从法律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还破例任命了一位希腊语的秘书，这在过去被认为是有失罗马帝国尊严的做法。为了接待来自蛮族的使臣，还任命几位通事。现代国家极为重视的外交事务部门，当时却很少引起御前大臣的注意。在他的观念里，帝国的驿站和军械库才是特别值得关心的重点。帝国生产军械的城市有34座，15座在东部，19座在西部，在这些城市设有工厂，长期雇用工人，生产各式各样防御性的铠甲、攻击性的武器以及军用投射机具和器械。这些装备一般都先储存在军械库，有的也直接送往部队分发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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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9个世纪的过程中，财务官的职位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早期的罗马每年都由人民选举2名较低阶的行政官员，减少因执政官亲自管理国库而引起的非议，[110]同时对执掌军队指挥权的执政官或行省管理权的代行执政官，配属类似名义的助手。随着帝国领土的逐步扩大，原来2名财务官逐渐增加到4名、8名、20名，在某一短期内甚至有40名之多。[111]许多高贵的公民最大的野心便是取得这个职位，然后就能在元老院出任议员，得到这个晋身之阶，以后才能获得共和国的荣誉，所以担任财务官是每个人最正常的期望。奥古斯都一方面极力表示支持自由选举，可他同时又认同自己拥有每年可以在元老院推举部分候选人的特权。他常常从表现出色的青年中挑选一位，在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他的演说或书信。奥古斯都这种做法被继任的皇帝模仿，临时性的委托竟然演变成为固定的职位。受到青睐的财务官具有崭新而引人注目的性质，终于能摆脱按年资晋升的限制。[112]由于他代替皇帝草拟的演说[113]具有绝对法令的力量，后来更具有法令的形式，于是他便被认为是立法权力的代表、议会的发言人和民法条例的原始出处。他有时被邀请去与禁卫军统领和御前大臣一起参加帝国的最高司法会议；还经常接受下级法官帮忙解决疑难问题的请求。但是他并不需要负责管理杂乱的事务，有足够的时间和才智去培养雄辩的口才，尽管这种品位和语言的运用已日趋衰落，却仍能使罗马法律保持庄严的气概。在有些方面，帝国财务官与现代司法官的职务很相似。虽然不识字的蛮族似乎使用大印，但皇帝颁布法案时却没有引进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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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财政大臣被加上非常奇特的称号“神圣赏赐伯爵”，用意是让人感觉到每一项支出，都是靠着君王的慷慨解囊。一个脑力再好的人，对于庞大帝国的行政和军事部门每年和每天无数的开销，也弄不清楚其中的详细情况。事实上为了管理账目，雇用分属十一个不同办公室的好几百人，按照专业分工检查和监督各自负责的工作，在人数方面，总会有日益增多的趋势。所以很多次想要实施大规模的裁员，把无用的多余人员打发回家，特别是那些原有很好的工作，偏偏要想尽办法钻进收入丰厚的财务部门的人。帝国共有29个行省税务官，其中18个人都和国库司库大臣一样被加以伯爵头衔。司库大臣还把自己的司法权力扩展到各个开采和提炼贵重金属的矿场、把金属铸造成通用货币的铸币厂，以及最重要城市中为国家急需储备各种财宝的金库。司库大臣监管帝国的外贸活动，控制所有毛、麻织品的生产工厂以及生产的工序，包括纺纱、织布和染整，这里主要的工作由大群奴隶身份的妇女负责，生产的产品供应军队和宫廷使用。这样的工厂在引进纺织技术较晚的西部，就可以列举出26座，因而在工业发达的东部各行省，这样的工厂会更多。[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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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君王可随心所欲征收和支用国家的岁入，此外，皇帝本人就是极为富有的公民，拥有范围广泛的产业，需任命一位伯爵或内务大臣负责管理。这些财产中一部分是早先的国王或共和国的地产，也有若干得自于世代穿着紫袍的家族，但绝大部分的来源很污秽，靠没收和侵占他人财产。皇室的产业遍布于从毛里塔尼亚到不列颠的各行省中，而卡帕多细亚土地肥沃，使得君士坦丁要把全地区尽量圈为己有，因而这位君王和继承人抓住机会，利用宗教热忱来掩饰贪婪行为。他们取缔科马纳最富裕的神庙，尽管战争女神的祭司长曾维护过在位亲王的荣誉，但皇帝还是把大片献给神明的土地全归为私有，毫不考虑上面住着信仰战神[115]的6000居民和奴隶。这块土地上，居民本身没有价值，但是从阿格莱乌斯山到萨鲁斯河广阔的平原上，大量繁殖着闻名于古代世界的好马，它们有着神骏的体态和飞一般的速度。这神圣的动物被供应于宫廷，或用于帝国的赛车活动，故特别制定法律加以保护，民间的主人都不得有违反规定的行为。[116]卡帕多细亚的产业非常重要，特派一位伯爵监管[117]，帝国其他地方则由低阶官员负责。到处都有司库大臣的副手管理私产以及公共财产，各自独立行使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可以控制行省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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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的目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骑兵队和步兵队由两名内廷伯爵指挥。官兵的总数是3500人，分为七个教练队或分队，每队500人，光荣的任务在东方几乎全部由亚美尼亚人担任。每当举行公共纪念活动，部队便会排列在皇宫的庭院和柱廊，高大雄伟的身躯、严肃寂静的纪律、持用金银镶嵌的兵刃、盛大的军容表现出罗马帝国的威严。从这七个分队中再挑选出两队骑兵和步兵担任贴身卫士，只有最优秀的士兵才有希望获得这种特殊的荣誉。他们骑马在内廷值勤，有时还会被派到行省，迅速有效地执行主子的命令。[118]内廷伯爵有的后来升为禁卫军统领，与统领一样，他们都希望经由服务皇宫进而能够指挥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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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告发成风及滥施酷刑的状况（330—33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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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修筑道路及建立驿站，使朝廷与各行省之间来往方便。但这些设施有时却被滥用，造成令人难以忍受的弊端。总共雇用了两三百名信差，在御前大臣底下工作，负责通报每年当选的执政官名册、皇帝的诏书或战争得胜的消息。这些人后来向君王报告他们所知的行政官员或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因而成为君王耳目，给人民带来莫大祸害。软弱无力的统治必然产生有害的影响，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一万人之多，并且完全不顾再三告诫他们的法令。他们把有利可图的驿站业务，变成掠夺性的压榨工具。这些经常与皇宫有联系的信差，在能得到好处和奖励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发现在进行中的阴谋，到处打探暗藏的不满以及打算公开叛乱的准备活动。他们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戴着热爱国家的面具，掩盖对真理正义的践踏和对犯罪恶行的歪曲。他们可以把诬陷的毒箭，随意对准真正有罪者或清白无辜者的胸膛，只要这些人惹他们生气，或是不肯花钱消灾。不论是出生在叙利亚还是不列颠的忠诚臣民，都有被戴上脚镣手铐，拉到米兰或君士坦丁堡法庭的危险，都要面对告密者罪恶的诬陷，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辩护。要是按照当时采取的法律程序，只有绝对的必要才能容许辩解，如果定罪的证据不足，可以随意使用酷刑，使被告再也难逃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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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委员会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实验性质的做法，会造成误导，带来很大的危险，古罗马的司法界虽允许它的存在，但并未得到公开承认。罗马人只将这种血腥的审判过程用在奴隶身上，那些傲慢的共和国人士对奴隶的痛苦根本视若无睹；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他们绝不会同意对公民的肉体任意折磨，因为这是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119]要是研究一下提比略到图密善这些暴君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许多滥杀无辜的情况，但是，只要国民的自由权利和荣誉思想还能发挥影响力，一个罗马人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可能受到屈辱性的酷刑。[120]当然，对各行省的行政官员而言，他们的行为不为罗马的准则所约束，也不必遵守罗马人民严格的信条；他们不仅使用酷刑对付东部暴君统治下的奴隶，还施加在马其顿人身上，这些人民过去只服从受宪法制约的君主。就是靠自由经商而兴盛起来的罗得岛人，以及维护并提高人性尊严的雅典人，也都逃不掉酷刑的威胁。由于省民无力反抗只有默许，使得各行省的总督获得了随意使用残酷刑具的权利，一开始是强迫流浪汉或平民罪犯承认所犯的罪行，逐渐发展到完全混淆阶级的区别，践踏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臣民基于恐惧心理只有请求颁布性质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非常愿意实施这些保护办法，实质上是变相容许使用酷刑，等于合法授权不必有任何忌惮。豁免令的范围在于保护所有属于“特勋阶”和“卿相阶”的人士、主教和属下的长老、讲授人文科学的教授、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市府官员和他们三代以内的子女，并保护所有未成年的儿童。但是，帝国新设立的司法制度却又加进一条致命原则，只要涉及叛国罪，其中包括经过律师的罗织，证明被告对皇帝或帝国怀有敌意，[121]一切特权便全都无效，所处的地位一律变得同样可悲。皇帝的安全比公理正义和人道考虑更为重要得多，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即使是老人的尊严和青年的无知，都同样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受到告密者恶意的检举，被指控为犯罪活动的同谋，所提出的犯行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样的恐惧像利剑一样，永远悬挂在罗马世界主要公民的头顶。[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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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财产估值诏书的运用和缴纳贡金的原则（330—33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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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弊端不论多严重，都只限于少数罗马臣民，他们无论是因先天继承还是个人机运而获得财富，势必都会引起君王忌妒，所处情况虽危险，但因能获得生活上的享受，所以也算得到若干补偿。数百万升斗小民，对君王的畏惧并非在于其暴虐而是贪婪，他们无法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因为税赋太重；有钱的财主还能忍受，但贫穷阶级根本无力负担。一位有见识的哲学家，他认为人民所能享有自由或受到奴役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征税的原则和手段。同时他不讳断言，按照自然界的不变法则，凡是享有自由愈多的人所负担的税赋就会增加，反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人的税赋就会成比例地减少。但这种论调，像是无视于专制政体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至少我们可以用罗马帝国的历史加以驳斥，在位的君王不仅剥夺元老院的权势，同时还搜刮行省的财富。商品的各种关税和消费税都没有废止，在难以觉察的状况下，全转嫁到买主身上。君士坦丁和后续各帝的税收政策，采用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更能符合专制政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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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估值诏书[123]的源起是为了能正常地征收罗马人的贡金[124]，后来成为中古世纪编年史的主要参考资料。皇帝用紫色墨水亲自签署这份极为重要的诏书，在9月1日前两个月，颁发给每个行政区的主要城市。“财产估值”这个词，要是用很简单的概念来表示，就是依据预先推算出来的贡金数额，要求每年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一般估算的供应量，缴交的比例要视实际需要和预判需求的状况而定，但经常是支出超过税收，或者是税收在经过计算以后发现有短缺的现象，就在超量财产估值的名义下增税，强加在人民的身上。把征税这一行使统治权最重要的功能，交给禁卫军统领来执行，在某些状况下，禁卫军统领会用这些税收来供应公共服务的紧急需要，或是预作准备。这些法规（有很详尽而且错综复杂的细节部分，要加以追述实是过于冗长）的执行，主要分为两个步骤：根据征收对象的构成决定应收的额度，也就是对罗马世界的各行省、各城市和个人，进行赋税的评估；接收个人、城市和行省分别呈缴的额度，累积起来解交皇家金库。但是由于君主与臣民的账目不断地被分开，以及先前预计的税额随着需求的改变而不断更新，庞大的财政机器在同样理由的推动下，年复一年地发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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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对行政部门而言，极为紧要也特别受重视，需要行政长官和行省的代表发挥最大智慧去执行。然而一群下级官员却忙着争权夺利，有的后台是帝国的财务大臣，有的是行省总督派出的人员，由于管辖权很复杂，难免引起派系之间的冲突，为了夺取鱼肉人民的肥缺，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工作勤奋的官员只会引起嫉妒和责怪，他们把费用和危险全部强加在“里长”的身上，这些人构成城市地方团体的主干，皇家法规有严厉的条文，责成他们让民间社区承受应有的负担。[125]帝国全部的地产（不包括国君的世袭产业）都是征税的项目，每位新购买土地的人都要承受原地主的纳税义务。一次精确的人口普查，或者可以说是土地测量，是唯一最公平的方式，它能求出适当的比值，以确定每位公民对公共服务所应尽的责任。经由广为人知的财产估值期限，我们有理由相信像这样一个困难而又费钱的作业重复一次的周期是15年。行省派出测量官来丈量土地，有关土地的性质，无论是耕种农地还是放牧草地，是葡萄园还是树林，都要很仔细地加以记录，要按照5年的平均产值来估算它的价格。报告里把奴隶和牛只的数目被视为最主要的部分，地主据以宣誓，保证一切都真实无虚。经过严格的检查，如果发现有伪造作假或试图规避执法人员的意图，都被当成重刑犯予以处罚，而且是叛逆和亵渎双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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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金大多用货币支付，帝国流通的币值中依法只接受黄金，其余税款由每年的财产估值诏书决定其支付比率，要求供应的方式非常直接，也更难忍受。按不同土地的性质和产品，各种项目像葡萄酒或油、谷物或大麦、木材或生铁，省民用劳力或费用支付，运送到皇家仓库，根据宫廷、军队、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都城的使用状况，再加以分配。财税委员经常要办理大宗采购，严禁他们进行任何赔偿行为，不得接受与征收与实物同价格的金钱。初期小社区的环境很单纯，可用这种方式征集人民自动奉献的物品，但一旦处于操控极度严苛的状况下，就有可回旋的余地。在一个贪污腐化和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中，高压权力和欺骗技巧永远在斗法。[126]罗马行省的农业已逐渐凋敝，在君主专制的过程中，国家的宗旨趋向于背离“以农立国”的原则，使臣民失去支付现款的能力，皇帝只能靠着清除债务和减免贡金来赢取民心。坎帕尼亚是肥沃而富裕的省份，罗马在此赢得最早的胜利，也是权贵退休后养老之处。按意大利新的行政划分，在大海和亚平宁山脉之间，从台伯河延伸到锡拉鲁斯河的区域，在君士坦丁死后60年内，实际测量出有33万英亩土地因荒废和弃耕而获免税，几乎占行省总面积的八分之一。此时尚无蛮族踪迹，但这种令人惊异的荒芜程度，在法律上已登记有案，这要归因于皇帝的施政作为。[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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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丁税的实施和对通商贸易造成的影响（330—33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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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基于策略或出于偶然，征税方式像是要将田赋归并在丁税[128]内，政府把解交金额分配给各行省，用缴纳贡金人口数和应缴税款总数来表示。后者往往取决于前者，如果后者的数量极多，那么这个行省的贡金就很可能位于诸行省之首。丁口就是负担贡金的人头数，每个人头按比率得到定值税额，此定额不仅要被普遍接受，也是法定的算定值。一个负担贡金的人头，因意外事件影响和整体环境变化，所代表的身价经常会变动。有很多奇特状况被当作知识而得以保存，最重要的一个案例，是有关罗马帝国最富裕的行省，同时也是现在欧洲最光辉耀目的王国。君士坦提乌斯贪婪的大臣刮光高卢财富，每个人头每年的贡金是25个金币，接位的皇帝推行仁政将丁税减到7个金币。在极端剥削和暂时施惠之间寻求一个合理比率，丁税应定为16个金币，大约等于9英镑，这才是高卢征税的正常标准。[129]但这种计算对有心人而言，很容易能够通过推论联想到两个困难，就是大家对丁税的力求平等和惩罚严厉性感到震惊万分，对其稍加解释也许可以令我们对有趣的帝国式微的财政状况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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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只要财产的划分出现不公平的状况就会引起不满，这是人性不变的法则。由于税收的评定应完全平等，其中绝大部分的人会被剥夺生计，此即罗马丁税的原则。但在执行时，人们却感觉不出不公平，主因是贡金乃根据实况来缴纳，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征收。几位贫穷的市民可合组成一个人头，共同分担税款，而富有的省民依据财产，可负担好几个名额的丁口。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生活在统治高卢最有成就的皇帝的时代，他曾提出最富诗意的要求，把自己负担的贡金，比拟为希腊神话里的怪物革律翁[130]，恳请赫拉克勒斯大发慈悲，砍掉恶龙的三个头好拯救性命。西多尼乌斯是极为富有的诗人，他都不断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脑海里可以浮现出许多高卢贵族像死去的海德拉（Hydra）[131]一样，长着100个头，躯干伸展到整个国土，吞食着数以百计的家庭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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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就高卢丁税平均值而言，每年的额度是9英镑，我们可拿来与当前国家[132]的状况作比较。现在法国被专制君王统治，有一群勤勉、富裕和热情的人民，要想达成目标，还有相当的困难。法兰西的税收并没有因恐惧和奉承而加以夸大，不至于超过年度总额1800万英镑，由2400万居民来分担。[133]其中只有700万人是有能力的父亲、兄弟或丈夫，此外都是不用纳税的妇女和小孩。每个负担贡金的臣民有相等的比率，每人不会超过50先令（20先令为1英镑）。但他们的祖先高卢人正常缴纳的税金，反而要高出四倍之多。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不全在于金银的缺乏或富足，而是古老高卢和现代法国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差别。如果国家的每位臣民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庞大的税额就会由全体人民来分担，不论是征自财产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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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高卢的大多数土地，跟罗马的其他行省一样，都是由奴隶耕种，农民受束缚的状况与严苛的奴役制度没什么差别。主人享受劳力的成果，大多数人处于贫穷状况，任何市民只要拥有相当财产，或过着温饱的生活，就会名列贡金名单上。这部分的人虽少，但很合理地要负担更大比例的丁税。这种主张的真相可用以下例证说明：埃杜伊人是高卢最有势力和最进步的部落或城邦，据有广大的区域，现在包含大约50万居民，隶属奥顿和讷韦尔两个主教辖区[134]，等到增加沙隆和马孔以后，[135]人口总数达到80万人。在君士坦丁时代，埃杜伊地区提供2.5万个人头数的丁税，由于这一地区的人民无法忍受贡金的重担，君主将人头数再减少7000个。刚好出现与明智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见解相类似的情形，也就是有自由权利和缴纳贡金的市民没有超过50万人。政府行政在正常状况下，每年支出大约是450万英镑，虽然看起来每人分担了超过正常四倍的税额，但皇帝直属行省高卢的征税，只是法国现在税收的四分之一。在君士坦提乌斯横征暴敛下算出来是700万英镑，在尤里安仁慈或明智的统治下则减到20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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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深受其害的丁税，自由市民中富有而数量庞大的阶层却可以逃避。为了分享来自技艺和劳动，或存在于货币和商品中的财富，皇帝把分开计算且是个人的贡金，强加在臣民有关贸易的主体上。虽也有免税措施，但对时间和地点都有严格限制。像是允许地主出售自己土地的产品，对于自由行业者经过批准给予某些特权，但与商业有关的各方面，都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受到很大影响。亚历山大里亚有地位的富商，从印度进口宝石和香料供西方世界使用；放高利贷的人从金钱的利息中，谋得的不劳而获的可耻收益；手艺精巧的制造商、工作勤勉的匠人，甚至僻远乡村毫无名望的零售商，都要让税务人员进入他们获利的场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不光彩的俸给也甘之如饴，能够容忍公娼这门行业。这种施用于各行各业的普通税，因在第四个年度征收而被称之为“五年摊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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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佐西穆斯提到，每当接近这要命的期限，市民无不涕泪齐下，惶恐万分。税务人员为达成缴纳的金额，运用令人憎恶的不当方式，穷人经常受到鞭笞，才能被评定合于免缴税款的要求。佐西穆斯带有热情和偏见的控诉中提出的证词，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属实，但是从这种贡金的性质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那就是决定配额的方式非常武断，征收方法极端严苛。商业行为产生不为人知的财富，技艺和劳力的利润并不很稳定，只能靠着自由心证来裁定财产估值。不像征收土地税的状况，可以用没收财产的方式获得欠税，很少损害国库的收益。在对商人的征税过程中，除了对身体施以惩罚以外，找不到让他们吐实的更好办法，就像商人的贸易，不能没有可见而永久的抵押品一样。过去用很残酷的方式对待无能力支付国家税款的债务人已被证实，却因为君士坦丁合乎人道的诏书而获得减轻，例如不允许滥用枷架和鞭刑，准备宽大和空气流通的牢房作为监禁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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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税的征收是出于帝王的绝对权威，但偶尔呈献的“冠金”，却仍旧保留原来的名义和民众同意的形式，这是一种古老习惯。共和国的盟友把他们的安全和能够获得解救，归功于罗马武力的成就。意大利的城市，为了颂扬胜利将领的功绩，装饰凯旋式华丽的排场，就自动呈献金冠作为礼物，等到典礼完毕就将其供奉在朱庇特神庙，这是他们未来荣耀的纪念。随着热情和谄媚的风气开始盛行，热情的捐献不仅数量增多，尺寸和重量也加大。恺撒的凯旋式礼品丰富，以致巨大的王冠有2822个，总重量是黄金20440磅。深谋远虑的独裁官[136]立即将这笔财富熔化，他认为花在士兵身上比用于神明更能发挥功效。以后的皇帝取法前贤并加以改进，将华丽的饰品换为帝国通行的金币，将这当作更容易接受的礼物。[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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