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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督教教会合法地位的建立和传播（312—4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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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的庇主将基督教置于罗马世界的宝座，教会用感恩之心高度赞扬他的美德，原谅他的过错。希腊人不会忘记庆祝皇室圣徒的节日，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时，特别会冠以形同使徒尊称的名号。[301]当然，这也不过是一种比喻，如果指的是神圣使徒的品德，就会变成非常夸张而又俗气的奉承话。但是，如果这种对比只限于基督福音获得胜利的程度和次数，那么君士坦丁的功劳并不亚于上帝的使徒。他颁布宽容基督教的诏书，将阻碍基督教前进的世俗不利因素全部排除，基督教众多活跃的教士都得到承诺和慷慨的鼓励，让他们自由地运用打动人心的说法，用理智和宗教的热忱宣扬神启的真谛。两种宗教势力真正处于均势状态的时间很短暂，野心和贪婪的锐利眼光很快就会看出，加入基督教不论对眼前的利益还是将来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好处。[302]对财富和荣誉的希求、一位皇帝做出的榜样、他的劝说以及他那不可抗拒的笑容，在皇宫里充斥着唯利是图和奴颜婢膝的人群中，一定会为基督教拉到不少信徒。有些城市自愿拆除原来的神庙，以显示日益增加的宗教热情，结果都被授予某些特权，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捐赠。东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从未遭受过偶像崇拜的玷污，更因这种独特的优越条件而受到众人景仰。[303]社会下层民众的行为准则以模仿为主，在出身、权势或财富方面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变信仰，那些附属于他们的群众立即纷纷效法。[304]据说在一年中，除相应数目的妇女和儿童外，就有1.2万位男士在罗马接受洗礼，又说，皇帝许诺赠给每个改变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带20个金币。如果这些说法属实，要让一般民众得救也未免太过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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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强势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他短短的一生，或所统治的疆域之内。他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儿所受的教育，确保帝国有一批信仰更为坚定和虔诚的王子，因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便已经被灌输基督教精神或有关基督教的学说。战争行为和商业活动已把福音教的知识传播到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蛮族原来对出身卑贱而又奉令信仰的教派，产生反感而深为厌恶，但很快就仿效起世上最伟大的君王和最先进的民族，对他们信仰的宗教表示无限崇敬。聚集在罗马军队旌旗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对高举在军团前面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愿当作胜利的象征而奉献牺牲，他们凶狠的同胞同时获得宗教信仰和人性仁慈的教育。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仍旧崇拜原来的保护神；而他们的始终保存基督徒名称的臣民，很快就与罗马教友建立起神圣而永恒的联系。在战争期间的波斯基督徒，有人怀疑他们宁可不要国家，也不会放弃信仰的宗教。但是只要在这两大帝国之间出现一丝和平，祆教祭司的迫害行动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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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教的光芒照亮印度的海岸，原来深入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殖民地，全都反对基督教的扩张，但是当地人士对摩西的启示早已有所了解，传教士的努力因而在某些方面更易于收到成效。君士坦丁时代的弗鲁孟提乌斯，终身致力于传教工作，要使封闭地区的人民改变宗教信仰，至今仍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尊敬。在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提奥菲卢斯[305]的出生地是印度，曾被同时授予大使和主教职务，带着皇帝送给萨巴人或荷美莱特人的200匹纯种卡帕多细亚马，乘坐在红海航行的船只。提奥菲卢斯还带了许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礼物，可能引起蛮族的钦羡和赢得他们的友情。他花费好几年的时光，走遍这片灼热的土地，成功在各处进行宗教事务方面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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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督教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区分（312—4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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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拥有的无法抗拒的实力，在改变民族宗教信仰这个重大而危险的问题上也都完全表现了出来。用军事力量的威慑行动去镇压异教徒只会产生微弱怨言，可以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皈依，完全是出于良心的驱使和感恩的情绪。罗马体制早已确定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任何社会阶层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宗教的关心既是行政官员的权力也是应尽的义务。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人不相信这样轻易地改变宗教，便会丧失任何方面的皇家特权，也不认为在改变信仰以后，就不能为所保护和笃信的宗教制定法律。罗马皇帝对于整个教会仍然拥有最高司法权。《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在几个不同的标题下，明文规定皇帝在基督教会行政机构中所享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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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区分的观念，过去对希腊和罗马的自由精神从未产生影响，却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会所接受并肯定。从努马[306]到奥古斯都时期，最高祭司的职务总是由国家最杰出的元老担任，最后更和帝国的高级官员混为一谈。国家最高行政官员出于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总要亲自行使神圣的职能。无论罗马还是行省没有任何阶层的祭司，自称较别人更为圣洁，更能和神明直接沟通。但基督教会在圣坛前的献祭永远由专职教士负责，君王的精神地位却比最低等的执事还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内殿的围柱以外，与普通的教徒混在一起。[307]皇帝可以作为人民的父亲受到朝拜，但他对教堂的神父却必须表示出子女的恭顺和尊敬，而君士坦丁对圣徒和忏悔牧师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让骄傲的主教阶层也获得这种荣誉。[308]行政机构和教会在暗中争夺审判权，使得帝国政府处处感到为难。用不洁的手碰到神圣的约柜[309]，会带来罪恶和危险，这难免让一位虔诚的皇帝感到吃惊。把人分为僧侣和俗民两大类，在古代许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亚述、犹太、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高卢的祭师，都是通过神明的渊源获得世俗的权力和财产。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渐融入各国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之中[310]，当时的行政机构抱持反对或蔑视的态度，更强化原始基督教会的纪律。基督徒早已选举自己的执事人员来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税收，在得到人民同意以后，经过300年实践所成形的法典，对教区的内部政策做出规定。当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他似乎是和一个特殊的独立社会签订永久性的盟约。皇帝和继承人所授予或认可的特权，不会看成是宫廷的恩宠，而认为是教会的合法和永恒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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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督教神职制度的内容和原则（312—4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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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基督教会共有1800名握有宗教及合法审判权的主教，[311]其中1000人在帝国的希腊省区，800人在各拉丁省区。教区管辖的范围和边界的设立，是基于最早传教士的热情和成就、群众的意愿和福音书的传播程度，在不同的状况下偶然形成。主教教堂一个接一个排列在尼罗河两岸、阿非利加海岸以及前执政官管辖下的亚细亚地区，直至南部意大利各省。高卢、西班牙、色雷斯和本都的主教都管辖着极大一片土地，还委派一些农村副主教在下级教区行使职权。一个基督教教区大到涵盖一个行省，也可能小到仅限于一个村庄，但所有的主教都有平等尊严的地位，全都得到使徒、人民以及法律赋予相同的职责和权力。当君士坦丁推行军政分离政策时，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的，但又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制度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关于神职制度的内涵和特性，可以择要按下面几方面简单说明 ：一、公开的选举；二、教士的任职；三、财产；四、民事审判权；五、教会的谴责；六、公开演说的训练；七、宗教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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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公开的选举。基督教会合法地位建立后，选举的自由权利还依然存在。原来在共和国时，他们可选出必须服从的行政官员，但如今罗马臣民只有在教会中，才能享受失去的权利。只要有主教逝世，大主教教区立即发布命令，委任某位副主教代行主教职权，并限期进行选举。下级教士有选举权，最有资格评定候选人的优劣；城市的议员和贵族，地位很高或财富出众者也有选举权；选举大权最后还掌握在全体教徒手里，他们在选举日，成群结队地从教区最遥远的角落赶来，有时候会发出喧闹的呼喊，完全压倒理智和法纪的声音。他们的欢呼声有时正好落在最合格的候选人头上，选出年长的长老或圣洁的僧侣，或者以虔诚和狂热著称的世俗教徒。然而，大家全力求取主教职位，特别是在那些富裕的大城市，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世俗的高官，并不在乎宗教界的地位。讲究利害关系，激起私恨怨恨，运用欺骗伎俩，贿选腐化堕落，以及流血暴力活动，过去曾败坏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选举自由，现在使圣徒继承人的遴选受到影响。有位候选人大谈自己家族的荣誉，另外一位用丰盛的佳肴笼络选民，还有第三个比起其他的竞争对手更是不择手段，公然提出贿选的做法，凡是帮助他实现下流无耻愿望的人员，将可以分摊一份从教会贪污的财产。[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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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和教会法令把普通群众排斥在庄严的重要事项外，古代宗教法规明定担任主教资格的年龄、地位等有关限制，使候选人不致过分浮滥。行省所有主教在空出职位的教堂举行会议，任命人民选出的候选人，他们所具有的权威多少可控制住选民的情绪，纠正选民的错误。这些主教有权拒绝任命不合格的人选，不同派别激烈争斗时，有时可能由于他们的公正调解而得到解决。教士和教区人民不论是顺从还是反抗，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先例，最后逐渐成为正式的法令和各行省的习俗。[313]但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宗教原则，那就是没有得到教民的同意，不得派遣主教到一个正统教派教堂。皇帝身为罗马或君士坦丁的第一公民，也是公众和平的捍卫者，可有效地公开宣告自己希望的大主教人选，但这些专制君王都尊重教会的选举自由，因为在重新分配国家和军队的职位时，他只容许1800个终身任职的宗教官员，通过人民的自由选举接受他们的服务。这些不能被免职的宗教官员，自己也绝不会擅自抛弃光荣的职位，这自然吻合一般法律的原则。明智的宗教会议想使每个主教都有固定的处所，不得随意调动，但是收到的成效不大。西部的纪律不像东部那样松弛，但是信仰热情使得规定成为需要，也就同样收效甚微。愤怒的主教彼此严厉指责的对立情绪，只不过暴露出共同的罪孽，以及他们的行为全都让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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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教士的任职。主教具有精神世界承前启后的功能，这种极为重要的特权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美德，一种义务，一种必须肩负的责任，对于痛苦的独身生活[314]更是一种补偿。古代宗教专设非常独特的祭司阶层，奉献一个神圣的种族，一个部落或一个家族，用来永远侍候神明，这种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拥有而不是为了征服。这些祭司的子女非常骄傲而且获得保证，可以接受神圣的遗传。但是家庭生活的烦恼、欢乐和关怀，又会逐渐消除炽烈的信仰热情。每一位雄心勃勃的候选人，渴望进入未来的天堂，或是得到现世的职位，基督教圣殿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教士的职务与军人及行政官员没有不同，具有天生的性格能力热心于宗教职务，被有眼光的主教看中，认为他的品行和尽心做事的态度，可以维护教会的荣誉和利益。主教[315]（法律制止滥用权力之前）根据职权可以强制心怀不轨的野心分子保护受苦受难的平民大众，奉行按手礼授予世俗社会里最珍贵的特权。整个正统教会教士的人数比罗马军团的士兵更多，皇帝却豁免他们应尽的公私劳役、市政职务、个人赋税和奉献乐捐，这些对一般公民来说可是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教士担任的圣职却可以抵消对帝国应尽的全部义务。[316]每位主教对委派牧师拥有绝对不可干预的支配权，也获得受委派教士永远的服从，因而每个主座教堂的教士连同下属的教区，各自形成永久性的正常社会。君士坦丁堡[317]和迦太基的大教堂维持一个拥有500名圣职人员的特殊机构。那个时代迷信的风气盛行，把犹太教会堂和异教庙宇的各种盛大仪式都引入了基督教会，使得各种职位[318]和人数都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增加。成群结队的各级教士，像是执事、副执事、辅祭、祓魔师、读经师、唱诗班以及门房，都在各自的职位上为盛大的礼拜仪式增添气派的场面。教士的称呼和特权还被广泛授予许多热心支持教会统治权的虔诚教友。曾经有600名游方教士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病榻边为病人祈祷，1100名掘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结队来自尼罗河畔的僧侣，像一层乌云遮住整个基督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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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财产。教会在《米兰诏书》颁布（313 A.D.）后的收入和安宁都获得保障[319]，基督徒不仅重新收回被戴克里先迫害政策所夺去的土地和房屋，对过去在行政官员默许下占有的财产也从此拥有了真正的主权。等基督教成为皇帝和帝国的宗教后，全国教士马上有权公开要求得到相当数量的生活费用。对一般人民而言，每年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款，比起摆脱迷信活动所要求的奉献，必须忍受更加沉重的负担。但随着基督教的日趋茁壮，要求和开支也逐渐增大，教会阶层必须靠信徒供奉，才能维持并且富裕起来。在《米兰诏书》颁布八年之后（321 A.D.），君士坦丁公开容许臣民可自由将财产遗留给基督教会。教徒在生前要过奢侈的生活，或是因贪心而难免对奉献有所保留，等到临死时，对宗教的慷慨行为如潮水一样奔腾出来。有钱的基督徒学习君王的榜样。一位虽然富可敌国，但并没有世袭遗产的专制君王，有可能不论如何行善也获得不了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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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未免过于听信闲言，以为牺牲全民勤劳所得利益，来养活不事生产的教士，把全国的财富全分给教会，就可邀得上天恩宠。带着马克森提乌斯的头颅，前往阿非利加示众的使臣，受皇帝之嘱带给迦太基主教凯基利安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已命令该省的金库把一笔3000袋或1.8万磅白银的巨款支付给他本人，还将进一步指示他设法解决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地教会的困难。君士坦丁的慷慨大方随着宗教热情和罪恶行为一同迅速增长。他命令各城市分出相当数量的粮食充实教会慈善事业的基金，不论男女只要甘愿过着僧侣生活，都将受到君王的特殊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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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一位衰老的皇帝想要与完美的古代建树一比高下，却显露出来只图夸耀的宗教热忱。[320]这些宗教建筑的形式多为简洁的长方形，有的向两边扩张形成圆顶，还有伸出两臂成为十字架形的建筑。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尼乌斯的雪松，屋顶上铺着镀金的铜瓦，墙壁、柱子、地面等都用色彩斑斓的大理石镶面。装饰圣坛用的是大量珍贵的金银、珠宝、绸缎。这些格局宏伟的圣殿可以靠着地产收入，当作最稳定的财务基础。从君士坦丁在位到查士丁尼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1800座教堂不断得到君王和人民不容他人染指的财产，日益变得更为富有。合理分配给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600英镑，这样可以使他们与富人、穷人之间都保持相等的距离。[321]但随着他们所管辖城市的升级和繁荣，他们的财产无形中提高很多。一份虽然不完整但真实可信的租税清单[322]，详细列举了分属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东部行省三座罗马大教堂——圣彼得、圣保罗和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房产、作坊、果园和农庄的收益。这几座教堂除了留作专用的油、亚麻、纸张、香料等租税外，每年还生产2.2万金币或1.2万英镑的税金。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时代，主教早已无法获得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各教区教会的收入总共分为四部分，一份主教自己支配，其余三份分配给下级教士、救济穷人以及用于公众礼拜费用。为避免这项神圣的委托发生舞弊，经常进行严格的查核。[323]教会的财产仍然要按规定向国家纳各种税款。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帖撒洛尼卡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并获得减免部分捐税；但是里米尼宗教大会提出全部豁免的要求，由于时机尚未成熟，遭到君士坦丁儿辈的坚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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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民事审判权。拉丁地区的教士感激君士坦丁赐给他们的礼物，接受独立的司法权力，在民法及公共法规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324]实际上这是时机恰好以及教士的勤奋所产生的结果。不过有些基督教皇帝慷慨赐予教士一些司法特权，使他们不仅保住并且进一步提高圣职人员的地位。[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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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只有主教享有珍贵无比的特权，那就是只能由同样身为主教的同僚对他进行审判。即使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有同教弟兄组成的宗教会议能够判定他是否有罪。这样的法庭除非因为个人仇恨关系，或是宗教思想不能兼容而激起的愤怒，一般对犯罪的教士总是尽量宽容，甚至公然偏袒。然而，君士坦丁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当事人逍遥法外更为有害。他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公开宣称，如果他碰上某位主教正在和人通奸，他将脱下御袍，好遮盖那位宗教的罪犯，这番话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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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教的教内审判权对教会阶层来说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他们的民事纠纷已不在世俗法规的审理范围之内。教士的轻微过失，不会因公开审判或处分使教会丧失颜面。年幼的孩子从他们的父母或教师那里得到温和的指责，在这里也只不过受到主教较为严厉的训斥。但是，如果教士所犯的罪行比较严重，仅是撤销神圣而且待遇优厚的职务，已不足以抵偿所犯的罪行，那么罗马的行政官员可以挥出正义之剑，不再考虑宗教豁免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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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教的仲裁权获得正式合法批准，法官据以运用的宗教法规，因各方都表示同意而被视为有效，裁定以后不容上诉，也不得推延执行。行政官员以及整个帝国臣民纷纷加入基督教的情景，逐渐消除基督徒原有的恐惧和疑虑。但他们遇事仍求助于主教法庭，因为他们信赖主教法庭的能力和正直，圣奥斯丁语带满意地抱怨说着，宗教永远为招人怨恨的俗事干扰，不断裁定谁该得到多少金银、土地和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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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老相传的对罪犯的庇护权也转移到基督教，慷慨而虔诚的狄奥多西二世将庇护权扩大到圣地的邻近地区。[326]逃亡者甚至是罪犯，都可前来恳求上帝和他的使者主持正义或给予宽恕。这样一来，专制主义的粗暴行为由于教会的干预获得缓和，最有地位的臣民在主教的斡旋和求情之下，生命或财产可能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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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教会的谴责。主教永远是考核教民品德的监察官，有关赎罪的戒律也全都纳入整套宗教法规体系之中，[327]它精确规定私下或公开忏悔的责任、取证、定罪以及量刑的原则。教皇如果在惩罚凡人隐匿而未彰显的罪行时，却对行政官员明显的恶行和深具破坏性的罪过仿佛视而不见，那他就不可能真正行使精神的监察权。如果想对官员的行为依法审理，却又非有政权机构的管辖权不可。某些宗教意识、忠诚思想或恐惧心理，能够保护皇帝的圣职人员，使他们不致受到信仰狂热或私仇愤恨的伤害。主教却大胆谴责没有穿上紫袍的暴虐之臣，将他们逐出教会。圣阿塔纳修斯就曾将埃及的一位大臣逐出教会，他所宣布有关火和水的禁令，也被庄严送交卡帕多细亚教会。[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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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时期，赫拉克勒斯的一个后代子孙[329]，口才出众、彬彬有礼的辛尼修斯，在昔兰尼古城遗址附近接替托勒密的职位。这位颇有哲学修养的主教，尽管并不愿意担当这一角色，却仍处处表现出应有的威仪。[330]他惩治人称利比亚恶魔的安德洛尼库斯省长，此人占据可以牟利的职位，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采取一套搜刮民财和施展酷刑的新办法，更因为亵渎神明而加重了压榨百姓的罪行。辛尼修斯一开始选择使用温和的宗教方式，但等到光靠劝诫无法挽救行政官员傲慢堕落的灵魂时，只有用宗教法庭的权威进行最后裁判，[331]结果使安德洛尼库斯、他的同伙以及家族，全都遭到人类和上天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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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比法拉里斯或西拿基立[332]更为残酷，比战争、瘟疫或蝗灾破坏性更大而又不肯悔改的罪人，将被剥夺作为基督徒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进入天堂的希望。主教告诫数量众多的教士、行政官员和人民，要与耶稣的敌人断绝来往，不容这些人进入自己的家门，不和这些罪人共餐，也不能与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更不让他们参加庄重的葬礼。托勒密教会的名声并不响亮，所作所为引人反感，却向全世界的姊妹教会发出了这份声明。那些拒绝遵守这项教令的俗人，将被视为与安德洛尼库斯及其邪恶的追随者同罪，要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一可怕的宗教法规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强加于拜占庭法庭，使得惶恐万分的庭长只得向教会乞求宽恕，也使得这位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子孙，可以命令一位俯伏在地的暴君平身，这种乐事倒是不容易获得。诸如此类教规和事例，一直都在无声无息的状况下，为长期骑在帝王头上的罗马教皇铺平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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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公开演说的训练。每一个得民心的政府，都经历过群众粗俗不堪和无的放矢的叫嚣和呐喊。这种肆意的攻讦随着冲动的情绪，很容易传播开来。冷漠的性格受到刺激，强大的理由也被推翻，凡听到的人在内心引起共鸣的同时，也受到周围广大群众的影响。公民自由权利受到彻底破坏，使得雅典的政治煽动家和罗马的护民官全都沉默下来。布道的风气是基督徒献身宗教相当重要的表现，但在古代的庙宇里却付之阙如。直到帝国各地的讲坛挤满神圣的宣讲人，他们能享有异教前辈想也不曾想到的特权，从这时起帝王再也不会听到群众演说家的刺耳声。[333]护民官所提出的理论和雄辩，马上就会出现许多熟练而坚定的反对者，同样在后面跟着很多摇旗吶喊的人，争着出头加以反驳。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和良知的目标往往从敌对情绪的斗争中获得意外的支持。不论是主教还是受到主教慎重委以布道特权的长老，知道顺从的听众被各种繁杂的宗教仪式摆布得非常听话，布道者丝毫不用担心自己的讲辞会有被打断或受到质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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