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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和阿里乌斯派的没落（380—38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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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接受洗礼和颁布诏书，使得君士坦丁堡的正统基督徒感到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他们对于仁慈君王的应许，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愿望很快达成，皇帝在结束战事之后，立即率领军队大张旗鼓班师回朝。他在返回国门的次日便召见达摩菲卢斯（公元380年11月26日），对阿里乌斯派的高级教士提出指示，让他们抉择，是赞同尼西亚信条，还是要立即放弃一切，将所有的财产都交给正统教派的信徒，其中包括主教府邸、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所有教堂的产权和使用的权利。达摩菲卢斯有执着的宗教信念，这对于正统教会的圣徒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他毫不踌躇地选择了自己应走的道路，宁愿过贫穷和放逐的生活。[26]在他解职以后，皇帝的都城接着举行涤罪仪式。阿里乌斯派信徒发出不满的抱怨声，在表面的公正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教派占据了上百座教堂，他们的人数甚至根本无法坐满教堂的椅子。与此同时，绝大部分民众还不是正统教会的信徒，这些异端教派被强制驱离每一处宗教礼拜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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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硬下心肠对异端分子的悲惨遭遇不为所动，就像天使一样保护着正统教会，眼中所见只有虔诚的信仰。他很审慎地派遣部队助阵，带着更能发挥效果的世俗武器，派出一大群皇家卫队士兵占领圣索菲亚教堂。皇帝指挥格列高利用凯旋班师的庄严行列，通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带着恭敬的态度亲手将他安置在总主教的宝座上。格列高利如果易受骄傲的情绪感染的话，那他就一定会感到功成名就而且心满意足。但是圣徒（他无法克制人类德行中的瑕疵）看到当前的状况却深感羞辱，发觉自己现在仿佛身处羊栏之中，不像牧羊人反倒更像一匹恶狼。为了维护他的安全，四周环围着耀目的刀戈，自己已经成为敌方诅咒的目标，面对人数众多的教派，他怎么敢生藐视之心。他看到无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拥挤在主要的街道，连门窗里和屋顶上都是人潮，耳里听到的是混合着狂怒、悲伤、惊讶和绝望的吵闹喧嚣。格列高利坦承，在他就任圣职的值得纪念的那一天，东部的都城像是刚遭受暴风雨侵袭，或是惨遭蛮族征服者蹂躏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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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6个礼拜，狄奥多西宣布，阿里乌斯派的主教和教士要是依然保持顽固的态度，拒绝相信或者承认尼西亚会议的教义，那么他要在他统治范围之内的所有教堂，把这些人全部驱逐出去。他指派部将沙普尔负责这个特别的任务，授予他相当大的权力，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以军事力量为后盾，[28]指导教会进行改革，赋予其自行处理事务的权责，以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东部的行省在没有发生动乱和流血的状况下，建立起了皇帝所信仰的宗教。阿里乌斯派信徒的作品要是被容许流传下去，[29]里面就会包括宗教迫害的悲惨故事，说是在邪恶的狄奥多西统治下，教会遭到惩处，神圣的悔改者遭受很大的痛苦，他们希望借这种方式从公正的读者那里获得怜悯和同情。然而我们可以相信的是，阿里乌斯派信徒没有反抗，从某些角度来看，这规避了狂热和报复所产生的暴力行为。相较之下，阿里乌斯派没有表现出正统教会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时期的那种坚定立场和固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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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敌对的教派所奉行的伦理特质和观念，都为同样的自然律和宗教观所制约，但是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两者在神学上的信仰程度存在差异。两个教派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教堂，同样承认和崇敬耶稣至高无上的神性，就如同我们易于把感情和意念归于神明一样。这时，对于圣子极为崇高的完美，有一派人出于尊敬要尽量夸大炫耀，另一派人则出于谨慎要限制它并有所保留。阿塔纳修斯的门徒大喜欲狂，傲慢之心油然而生，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为私下的焦虑受尽折磨，自认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他们吝于将赞美和尊荣归于世界的审判者。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是出于冷静而投机的心态，但是尼西亚信经的教义只有受到有力的推行，虔诚的献身精神所建立的勋业，才会在信仰的时代获得万众归心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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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怀抱希望，想要从正统教会的教士集会中找到真理和智慧，于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公元381年5月）。150名主教参加，会议顺利进行，没有任何困难和延迟，完善了在尼西亚会议中建立的神学体系。“神子”的本性是三位一体的第二神格，然后在自然的类推下，扩展并转移到第三神格。各教派的主教与教徒因对此有不同见解，所以才在4世纪引发了极为狂暴的争论。[30]打倒阿里乌斯教义获得胜利的对手，对于一些受尊敬的神学家提出的非常暧昧而模棱两可的说辞，觉得应该加以解释，以坚定正统教派信徒的信心，谴责失去民心和矛盾百出的马其顿教派。他们也曾经有过担心，如果容许圣子与圣父同质的说法成立，就好像认同有三个神存在。但最后他们还是发布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文件，承认圣灵有相等的神性，从此神秘的教义被基督教世界所有民族和教会接受。与会人员在感激和尊敬之余，一致同意让狄奥多西担任主教，在宗教代表大会中的位阶列为第二等。[31]他们对宗教真理的认识，通过传统来保存，通过神启来传达，但无言的历史不容许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运用个人权势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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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时代，神职人员从纯洁的使徒模式中可耻地走向堕落，越是毫无价值和腐化败坏的事物，越在主教集会中引起关注和带来骚扰。许多对立的利益和习性引发的冲突和动乱，激发出神职人员难以控制的情绪，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情绪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对信仰的争论。这批高阶教士现在大多推崇狄奥多西圣明的正统信仰，他们审慎适应教条，观点一再变换，在教会和国家不断的改革声中，用君主的宗教来律定自己应该逢迎的信仰。皇帝只要暂时停止施加他的影响力，骄傲、憎恨和厌恶这些荒谬而自私的动机，就会出现在被盲目推动而显得乱哄哄的宗教会议中。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召开期间，米利提乌斯因病去世，这是结束安条克分裂的最好时机，可以使得他的老对手保利努斯能在主教职位上平稳度过任期，而且保利努斯的志行高洁，信仰虔诚，无懈可击。但是由于他的理念一直受到西部教会的支持，宗教会议的主教决心要让因不和而造成的伤害延续下去，就迅速任命了一个犯了伪誓罪的候选人。[32]这样做并没有损及东部自以为是的尊荣，圣子的死亡和复活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西部的教会则不然，像这种偏颇不公而又杂乱无章的会议程序，逼得参加集会态度严肃的成员，不是提出异议就是退出会场。扰攘不休的多数派仍旧是占有战场的主人，就好像拿黄蜂或鹊，与一群鹤鸟或鹅来相比，只不过是吵闹的场面缩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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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统教派的猜疑之心油然滋长，那些顽强的异端分子和带有恶意的无信仰人士，用怀有偏见的手绘出宗教会议不堪入目的图画。诚挚的历史学家凭着他的名气，将有益世道人心的训谕传给后代子孙，不让迷信和偏颇发挥效用，使得抱怨寂静无声。他是那个时代信仰最虔诚、口才最犀利的主教之一，是教会的圣徒和博士，是惩治阿里乌斯派异端的皮鞭和支撑正统信仰的梁柱。他也是君士坦丁堡会议的首要成员，在米利提乌斯死后执行主席的职责，这位伟大人物就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他受到了粗暴和苛刻的对待，[33]事实证明他不仅毫不退缩，反而提起了全副精神振奋士气，使会议能够发挥最大功能。为了确定圣职的权利要求，大家毫无异议一致通过，君士坦丁堡主教必须来自人民的推选和皇帝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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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很快自食苦果，成为恶意和嫉妒的受害者。东部的主教一直尽心追随着他，现在看到他处理安条克的问题太过温和，在恼怒之下不再支持，把他丢给反对派的埃及人。这些人对他当选的合法性始终争吵不休，坚持已作废的教规，那就是禁止任意调动主教的职务。格列高利为人谦逊，但骨子里却极为自负，不愿让人以为他是出于野心和贪婪才与反对者发生争执，于是带着几分气愤公开表示放弃对教会的管理。要知道这个教会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恢复和建立的。他的辞职（381 A.D.）为宗教会议和皇帝所接受，好像是理所当然之事，这倒是出乎他意料。就在他希望能享受胜利果实时，主教宝座落到元老院议员涅克塔里乌斯手中。这位新任大主教具有平易近人的性情和德高望重的品格，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受到推荐，为了使他赶快先办理受洗的仪式，只有延后举行就任圣职的典礼。格列高利有感于君王和高级教士的忘恩负义，再次退隐到卡帕多细亚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以作诗和祈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8年时光。他的名字被加以圣徒的头衔，他具有慈善的心胸[34]和高雅的才智，反映出格列高利名声和事迹的灿烂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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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狄奥多西颁布诏书迫害异端教派（380—39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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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不仅取缔了阿里乌斯派的野蛮统治，而且他认为应该尽情报复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的宗教狂热下，罗马正统基督徒所受到的伤害。正教皇帝认为异端教派都是叛徒，反对上天和世间的最高权威，所以要运用权力对罪犯的肉体和灵魂进行特别审判。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教条明确律定信仰的真正标准，那些掌管狄奥多西良知的神职人员，提出了最有效的迫害方法。在长达15年（380—394 A.D.）的时间里，他至少颁布了15次严苛的诏书以对付异端教派。特别是那些拒绝接受三位一体教义的基督徒，为剥夺他们的希望，他严格制定了针对他们的各种法律和诏书。若有人宣称某些条款会对异端教派有利，那么法官要将这些条款视为欺骗和伪造的不合法文件，不加以引用。他要用刑事成文法来惩治异端教派的执事人员、宗教集会和信徒本人，呼吁立法者要用痛心疾首的态度抨击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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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异端教派的宣教师僭用主教和长老神圣的职称，无法获得正统教会教士同等的待遇；不仅要取消所有特权和薪俸，如果胆敢宣讲受谴责教派的教义，实施亵渎神圣的仪式，就犯下了重罪，要受到放逐和籍没的刑事处分。若有人敢赠予、接受或资助异端教派的圣职任命，应处以10磅黄金（超过400英镑）的罚金。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异端教会的本堂神父全部灭绝后，剩下的那些无依无靠的信徒，受到无知和渴求的驱使能回归到正统教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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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严格禁止不合法的宗教聚会，很周详地包括各种可能的环境，因为异端教徒可能假借名义，用他们的方式敬拜上帝和基督。他们的宗教集会无论是公开或私下、白天或夜晚、城市或乡村，都被狄奥多西的诏书明令禁止。建筑物或场地只要被用于不合法的目的，就丧失在帝国领域内的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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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一般认为异端教派错误的行为源于他们顽固的性格，所以这种性格应该是指责和处罚的目标。破门罪[35]要用民事的手段配合以加强驱逐效果，异端被戴上表示可耻身份的特别标志，将他们与市民同胞隔离。高阶官员出面说明，侮辱误入歧途的民众不仅是正当行为，且确有必要。异端教派的信徒逐渐丧失从事高尚或赚钱职业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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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对自己的公正行为感到满意，他在诏书中说得很清楚，如果优诺米乌斯派把圣子的神性与圣父加以区别，那么他们就不能立下遗嘱，也不能从遗产的赠予中获得好处。摩尼教派的异端分子罪不可赦，犯者唯一的救赎方式是死刑。奥迪安派或称十四日派[36]信徒同样遭到重惩，他们犯下穷凶极恶的重罪，竟敢在不正确的日子举行复活节的庆典。每一个罗马人都有权提出公开控诉，狄奥多西在位时首次设置宗教检查官，这个名字真是让人无比痛恨。然而我们可以确信，他所颁布的刑责诏书很少被强制执行。信仰虔诚的皇帝显然要用矫正和恐吓的手段来对付倔强的臣民，至于惩罚多半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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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制定宗教迫害原则，他的公正和虔诚被圣徒赞许，但真正照本宣科被拿来执行，则是用来对付他的敌手和僭主马克西穆斯。在基督徒君主当中，首次有人用宗教观点来处死基督徒臣民。普里西利安派[37]是新出现的异端邪说（385 A.D.），他们扰乱了西班牙行省的安宁，本案经过上诉的程序，从布尔多的宗教会议送到特里夫的皇家宗教法庭审理。禁卫军统领宣判，有七位人员受到苦刑、定罪和处决：头一个是普里西利安本人，他是西班牙的阿维拉主教，[38]有良好的家世，而且极为富有，流利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更是为他增色不少；两位长老和两位辅祭要陪伴敬爱的主教一起赴死，自认会成为光荣的殉教者；还要加上拉特洛尼安这位诗人，他的名声直追古人；最后是布尔多的贵夫人优克洛西娅，她是演说家德尔斐狄斯的遗孀。有两位主教赞同普里西利安的观点，被判处距离遥远处境凄惨的放逐。[39]还有一些卑劣的罪犯，装出急于悔改将功赎罪的样子以求获得赦免。要是犯人的有些自白可以相信，那也是完全出于畏惧和逼供，他们提供的含糊不清的报告为审判者所轻信，以致审判者认为异端教派的普里西利安分子犯下了各种人神共愤的恶行，像是施展魔法、不信上帝和猥亵好色。[40]普里西利安在属灵姐妹的伴同下漫游世界，被控在宗教集会中一丝不挂地祈祷。有些极为武断的流言使大家相信，他用可憎而有罪的卑劣手段，与优克洛西娅的女儿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所获得的财产已受到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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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过深入而公正的调查以后发现，普里西利安的信徒的确违犯了自然的法则，但那是他们的生活要求严格禁欲，而不是被指控的荒淫乱性。他们对正常的房事采取拒绝的态度并加以指责，极为不智的做法是要求夫妻分离，这经常引起家庭不和。在他们的禁止或是劝告之下，信徒完全不能食用肉类，而且需要不断地祈祷、禁食和守夜，谆谆教诲要求信徒遵守严格而完美的宗教奉献生活。这个教派发人深省的教义、有关基督的人性和神格，以及人类灵魂的性质，来自诺斯替派和摩尼教的体系。这种徒有虚名的哲学从埃及传到西班牙，并不适合西部粗鄙的习性。普里西利安那些出身并不体面的门徒，开始只有忍受，后来人数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不见。他的教义虽然为教士和人民所拒绝，但是他被处死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激烈的争论。对他罪行的判处公正与否，有些人加以指责，有些人大声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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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乐意看到那些最著名的圣徒和主教的人性矛盾，米兰的安布罗斯和图尔的马丁，[41]认为这种情况要运用宗教的宽容原则。他们同情这些在特里夫遭到处决的不幸的人，拒绝与那些谋杀主教的人士保持同教的团契之情。马丁过于激动，以致背离一般的处理方式，他的动机值得赞美，他的忏悔更可以作为我们的表率。图尔和米兰的主教毫不犹豫地公开宣称，异端教派的作为是永恒的罪孽，但是仍为他们在世俗的死亡中鲜血淋漓的情景感到震惊。人类诚挚的本性要抗拒神学的偏见，批判对普里西利安和他的追随者可耻而违法的审判程序，肯定安布罗斯和马丁的人道精神。政府和教会的负责官员逾越各自的职权界限，世俗的法官在有关信仰和主教管辖权这方面，竟能接受上诉以及宣布最后的判决。在罪恶的宗教迫害中，主教担任控告人是可耻的行为，残酷的伊萨西乌斯[42]坐看异端分子身受荼毒而无动于衷，同时还唆使法官判处死刑，这一行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和不满。这个行为不端的主教的恶行被视作下面这一观点的证据，即宗教狂热是由与利益相关的污秽动机刺激而产生的。处死普里西利安以后，粗糙的宗教迫害方式，发展为精纯熟练而且条理分明的神圣职责，指派教会和世俗的权力分掌不同的业务。虔诚的受害者按照程序由教士解送给官吏，再由官吏交给刽子手。教会用怜悯和关怀的温和语气宣布冷酷无情的判决以及犯人灵魂和信仰上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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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的德性善行和处事风格（374—39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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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知名人士为狄奥多西的统治增添光彩。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是才干出众、能言善道的传道者；图尔的马丁以其非凡的天赋，更增添了他作为修道士的美德。[43]但是神职人员中精力最充沛、才智最高的冠冕，仍非坚忍不拔的安布罗斯莫属。[44]他出身罗马贵族家庭，父亲曾担任高卢禁卫军统领要职；他经过一段自由教育的学习时光后，通过几次正常的晋升，获得利古里亚省长的职位，这个行省包括宫廷所在地米兰在内。他在34岁正式受洗以前，出乎所有人意料，突然从省长改任大主教，正如一般人所知的那样，这其中丝毫不掺任何手腕和阴谋。全体人民异口同声认为这一宗教头衔他实至名归；他们这种统一的恒久不变的拥护态度，人们认为是出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影响。虽然说从他过去生活中的习惯和职务来看，这位文职官员毫无准备，但还是勉强自己接受了宗教职位。他积极进取的才能，很快使他能够以充满热情和审慎的态度，负起教会的统辖权。他一方面欣然抛弃世俗种种华而不实的高贵排场，另一方面为了教会的利益，指引皇帝不要偏离自己的良心，进而掌控帝国的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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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提安像对待父亲那样敬爱他，那篇论三位一体信仰的长文便是专为教导这位年轻的君王而作。等到皇帝悲惨死去，当皇后贾斯蒂娜为自身和儿子瓦伦提尼安的安全而惊慌失措、胆战心惊时，安布罗斯以米兰大主教的身份，兼任两个不同的大使职位，被派往特里夫。他以同样的坚定态度和巧妙手段，行使他的宗教和政治权力，尽可能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才气，制止马克西穆斯的野心，保障意大利的和平。[45]安布罗斯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教会事业，他藐视财富，放弃自己世袭的家产，为了赎回俘虏，毫不犹豫卖掉敬神用的金银器具。米兰的教士和人民都热爱他们的大主教，就是软弱的君主也对他极为尊敬，他真可以说是受之无愧。他从未向瓦伦提尼安二世祈求给予恩惠，也从来不怕触怒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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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皇帝以及意大利的政权，自然都落到了他母亲贾斯蒂娜手里。她是一个美丽而精明的女性，虽然身处正教人士之中，可惜却信奉阿里乌斯派的邪说，还极力想把她的信仰灌输给孝顺的儿子。贾斯蒂娜认为，罗马皇帝有权在统治地区向公众推行自己所信的宗教，因而她做出了一个温和而合理的让步，向大主教提出要求，不论在米兰城内和郊区，放弃只容许单一教会存在的做法。但是安布罗斯的行事准则和这种要求截然不同，[46]他认为世上的宫殿全归恺撒所有，然而教堂却是上帝的圣所。而且在他的教区范围之内，他本人作为使徒的合法继承人，是上帝的唯一侍者。基督教所具有的一切权利，无论是世俗或宗教方面，只属于真正的信徒所有。安布罗斯认为自己的神学观点，代表着正统教会的真理标准，立场非常坚定，身为大主教绝不会与撒旦的爪牙举行会议和谈判，同时相当执着地宣称，他宁可殉教死去，也不愿与亵渎神明的罪恶行为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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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蒂娜把他的拒绝看成是无礼和犯上，感到极为不满，便匆忙决定要行使儿子的君王权力。她希望在复活节即将来临之际，公开对民众展现信仰的热忱，下令安布罗斯要在宗教会议上接受审讯。大主教按照一个臣民应遵守的本分，非常顺服地接受召唤，但却有无数的群众未经同意跟着一起到来，情绪激昂，推挤着皇宫大门。瓦伦提尼安手下的大臣一时手足无措，不禁惊恐万分，在这种状况下不敢对米兰大主教判处流放，反而要低声下气求他挺身而出，用威望来保护皇帝的安全，恢复都城的平静。安布罗斯把得到的承诺，转达给在场的民众，但却很快为不讲信用的宫廷所推翻。每年这段时间原本是虔诚基督徒用于宗教活动的最庄严的日子，现在全部陷于狂热和骚乱的强烈震撼之中，前后足足有8天之久（公元385年4月3日至4月10日）。皇家的官员奉命立即将皇帝和他的母亲接到波提安，后来又迁移到巴西里卡。皇帝的御驾按照礼仪要加上金饰的顶盖，四周挂上华丽的帷幔，但是官员马上发现，必须派出强大的卫队严密戒备，才能使皇室免于群众的侮辱行动。阿里乌斯教派的基督徒要是敢在街上行走，就会随时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这时安布罗斯不计前嫌，把仇敌从愤怒的群众手中救出来，并深以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和威望而备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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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虽尽力阻止人们的宗教狂热，以免造成严重后果，但他那沉痛而令人激动的布道演说，却在不断煽起米兰人民的义愤和叛乱情绪。人民说贾斯蒂娜的个性就像是夏娃、约伯的妻子、耶洗别、希罗底，[47]这些不敬的言辞全被胡乱加在皇帝母亲的头上。她企图为阿里乌斯派建立一所教堂的愿望，也被人拿来与在异教统治时期，基督教所遭受最残酷的迫害相比。宫廷采取的应对措施，更向人显示出动乱的规模实在非常巨大。商会和制造商的法人团体，被处以200磅黄金的罚款。用皇帝的名义向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发布命令，要他们在社会骚动结束前不得离家外出。瓦伦提尼安的大臣非常愚昧地公开宣告，米兰绝大多数体面的市民，全部支持大主教的作为。这时安布罗斯又受到政府的请求，应遵照君主的意愿，使国家恢复和平。尽管他用最恭敬的言辞回复，弦外之音竟也被解释为严重的内战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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