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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安布罗斯的谴责和狄奥多西的忏悔（388—39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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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正统教会的神职人员怀有敬意，尤其礼遇安布罗斯，格外推崇和钦佩他的品格，说他的身上凝聚着主教所具有的最高美德。狄奥多西的友人和大臣处处仿效君主的作为，对主教表现出虔诚的态度。这样一来，皇帝有时会感到惊讶，倒不一定引起不满，那就是他所有的秘密打算，转眼之间便会传到大主教的耳中。安布罗斯的行事以极为崇高的理念为准绳，认为政府对人民的施政作为，与神明的荣誉和宗教的利益有相当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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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尼库姆是波斯边境一个不出名的小镇，当地的僧侣和市民，在主教狂热情绪的鼓动下，发生暴乱事件，烧毁瓦伦提尼安教派的集会场所和犹太人的会堂。煽动闹事的教士受到行省地方官员的裁定，要重建犹太会堂，赔偿全部损失，这项公正而温和的判决也得到皇帝认可。但是米兰大主教并不同意，为此口述了一封批评和指责的信函，使用的语气像是皇帝受过割礼，背叛原已受洗的宗教信仰。安布罗斯认为对犹太教的宽容，就是对基督教的迫害，同时很武断地宣称，他和所有真正的信徒全都热切期望，愿意就这一护教行动的是非功过，以及授予殉教人员名衔等有关问题，再与卡利尼库姆主教做深入的研讨。他用非常悲痛的口吻提到，要是执行这样的判决，将对狄奥多西无瑕的名声和信仰的获救，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大主教因为私下的劝诫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62]就在布道的讲坛上，向坐在御座的皇帝发表了公开的讲话，[63]在得不到狄奥多西严正而明确的保证，对卡利尼库姆的主教和僧侣不加任何惩处以前，他将不再进行在祭坛呈献祭品的仪式。狄奥多西很真诚地撤回原来的判决，[64]后来在他居住米兰期间，随着与安布罗斯虔诚而亲切的交谈，对他的敬爱之心更是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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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得知皇帝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后，心中充满悲愤和痛苦，躲到乡下去独自忧伤，不愿与狄奥多西见面。大主教知道自己保持沉默是软弱的表现，在众口铄金之下，会使他成为罪恶的帮凶，于是在他写给皇帝的私人信函中，表达出狄奥多西所犯罪行的严重，并告诉他只有彻底悔改的眼泪才能洗涤自己的罪孽。安布罗斯会因宗教的热忱而激动，也能保持审慎的作为，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启示，[65]要他用间接的方式，将皇帝暂时逐出教会。他警告狄奥多西不能用自己的名义献祭，或是当他的面祭神。他劝导皇帝要限制自己的行动，专心一意地祈祷，不要妄自接近基督的祭坛，也不要用沾满无辜人民鲜血的双手，去接受圣餐。皇帝受到教父的影响，反省自己的过错，对因自己一时的震怒而引起的无法挽回的暴行已经深感悔恨。有一次，他在万分悲痛之余，仍和往常一样前往米兰大教堂参加礼拜活动。当他走到教堂门口时，大主教拦住他，用上帝使者的口气和语言对君王说道，仅是私下的忏悔不足以偿还公开犯下的罪行，很难平息神灵被激怒的义愤。狄奥多西很诚挚地表示，要是说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罪不可赦，那么最为神所喜爱的大卫，他所犯的罪不仅是谋杀，还有通奸。[66]无所畏惧的安布罗斯回答：“你学大卫那样犯罪，那么也要像他一样忏悔。”在接受严苛的赔偿和赎罪条件之后，狄奥多西皇帝进行了公开的忏悔，这是教会历史中最光荣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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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4世纪时基督教教规，对杀人犯最宽大的处罚，也需要20年的苦行赎罪，[67]把帖撒洛尼卡大屠杀受害人数累计起来，个人有限的生命根本无法偿还。因此，杀人犯便应被逐出神圣的教会，直到死亡终结他罪恶的一生。大主教充分考量宗教政策的各项原则，有鉴于悔罪人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身居帝王之尊还能忏悔自责，决定适当放宽条件，何况公开认错能够产生很大的教诲作用，可以作为缩短苦行期的重要理由。对于一个罗马皇帝来说，让他剥去代表君权的服饰，表现出哀悼和恳求的姿态，为了请求赦免他的罪孽，在米兰的教堂中痛哭流涕，不管怎么说都已经够了。在这次心灵治疗过程中，安布罗斯交替采用温和与严格的手法，过了8个多月，狄奥多西恢复了原有的信仰活动。从他下达的一份诏书中，把判决延后30天执行，可以看出忏悔的成果。后世一直推崇大主教的刚毅和正直，从狄奥多西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不怕人世惩罚的君王，依然要屈服于最高审判者的法令，遵从教会执法者的教规，这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孟德斯鸠曾说：“帝王的行动要是被宗教的希望和恐惧所左右，等于是被豢养的狮子，只听从驾驭者的命令和指挥。”百兽之王听命于有权威的人，一举一动要符合控制者的意图和利益。神职人员掌握国君的良知良能，可以煽起或平息杀机四伏的冲动情绪。安布罗斯先后用极大的热忱为人道关怀和宗教迫害出力，同样都获得辉煌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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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的僭主战败死去，天下归狄奥多西所有。原本他虽获格拉提安拔擢，但光荣的名衔仅及于东部各行省，现今则靠着胜利者的权力统治西部。他在意大利度过了3年时光，有效恢复了法律的尊严。过去因马克西穆斯的篡夺，以及瓦伦提尼安二世冲龄即位，造成行省长期无法无天和中枢乏力的局面，如今已全部得到了改善。他颁布的法令都会签署瓦伦提尼安的名字，但贾斯蒂娜的儿子年龄尚小，宗教信仰曾误入歧途，势必应由正统教会的监护人精心照顾。这样一来，不幸的年轻人在狄奥多西的野心面前毫无抵抗的能力，狄奥多西很容易就将他排除在统治阶层之外，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帝国继承权。要是狄奥多西根据利害关系和策略需要，不顾一切采用冷酷的手段，他的行事也会得到友人的谅解。但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他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气概，赢得了多年宿敌的赞许。他把瓦伦提尼安拥上米兰的帝座，对于眼前或未来的利益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过去马克西穆斯用武力侵占的行省，恢复以后便把统治权交还给瓦伦提尼安。除了大批世袭的领地以外，狄奥多西还慷慨奉送给他格拉提安被杀后，靠着自己的英勇所收复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领土。在为恩主之死报仇并获得了解救西部帝国的荣誉后，皇帝从米兰回到君士坦丁堡，很安稳地统治东部各行省，渐渐恢复昔日奢华而慵懒的生活习惯。狄奥多西把国事的重任全权托付给瓦伦提尼安二世，在与瓦伦提尼安的姐姐结婚后，过着夫妻恩爱的宫廷生活。世人推崇他的品格高尚纯真，更为他赢得胜利以后所表现的慷慨气度而倾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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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瓦伦提尼安二世的统治和被害身亡（391—39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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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贾斯蒂娜回到意大利不久后过世，她曾目睹狄奥多西的胜利，以后再也无法干预其子的用人及行政。瓦伦提尼安过去受到她的教导和影响，对阿里乌斯教派产生好感，这种有害的观念很快为正统教会的教育所去除。他对尼西亚信经与日俱增的信仰热情，加上对安布罗斯的人品和权威地位，如同父执般尊重，使得正统基督教徒极为钦佩西部年轻皇帝的德行。[68]他尽忠国事又能自我克制，摒除寻欢作乐的生活，全心投入工作。他对两个姐妹爱护备至，但她们却无法影响秉公施政的作为，即使对一个身份低下的平民，他也会做出合法的判决。但这位和蔼可亲的青年未满20岁时，就受到国内叛乱行动的困扰，整个帝国再次陷入悲惨的内战。阿波加斯特斯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法兰克人，在格拉提安当政时任军中第二要职，在主子被弑后，便投效狄奥多西麾下，发挥他的军事才干促使僭主加速败亡。平乱后，他被任命为高卢部队主将，过人的才华和小心掩饰的野心，使他赢得皇帝和人民的信赖。他还用慷慨的赏赐，破坏了军队对帝国的忠诚。当他被视为国之股肱，受到朝廷敬重时，这胆大包天的奸诈蛮子，却密谋篡夺帝位，即使会使西部帝国陷于倾覆之境亦在所不惜。军队的指挥权全落在几个法兰克人手里，阿波加斯特斯将亲信提升到重要职位，随着阴谋的逐步发展，瓦伦提尼安身边的忠实臣仆都被更换。西部的皇帝现在既没有权力，也缺少传递信息的耳目，无形中变成身处险境、无法自主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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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提尼安一往无前的行为，可以视为年轻人的莽撞和冲动，也是在位的君王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统治帝国所急于表达的恼怒之情。他暗地里请米兰大主教出面调解，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见证，能够保障他的安全。同时，他设法告知东部皇帝他的处境堪危，要是狄奥多西不能火速派兵相救，将迫使他冒险逃离维埃那皇宫——对他而言这里就是位于高卢境内的监狱。这也得怪他自己，不该选择在被叛军包围的地方建立行宫。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他很清楚自己得到援助的机会很渺茫，何况每天都要受到各种刺激。于是皇帝在外无兵马、内无谋士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冒着生命危险，要与兵权在握的将领放手一搏。瓦伦提尼安在皇宫的主殿接见阿波加斯特斯，等到这位伯爵带着相当尊敬的表情走上前时，便递给他一纸诏书，免除他所负的全部职务。阿波加斯特斯用讽刺的语调冷笑说道：“我的职权非君王一时喜怒所能褒贬。”并且带着蔑视的神情将诏书扔在地上。气愤填膺的皇帝抓住身旁卫士的佩刀，将刀从鞘中抽出，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还是未能将武器刺进敌人身上，好在自己也没有受伤。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完全暴露出瓦伦提尼安的怒火中烧和无能为力，他的命运已无挽回的余地。几天以后，瓦伦提尼安被发现自缢在寝宫（公元392年5月15日）。阿波加斯特斯采取种种措施，用来掩饰他那众所周知的罪行，试图让世人相信，年轻皇帝之所以自寻短见，完全是感到绝望所致。[69]他的遗体经过隆重的葬礼后被送往米兰的墓地，大主教在一篇祭文中哀悼他的德行操守和身遭惨祸。[70]在这种情况下，安布罗斯基于人道的要求，在神学的戒律规范上大开方便之门，为了安慰瓦伦提尼安两位终日以泪洗面的姐妹，一再向她们提出保证，信仰虔诚的兄弟虽然没有接受神圣的洗礼，凭着上帝的慈悲，将毫无阻碍进入永恒幸福的天堂。[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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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谨慎的阿波加斯特斯为实现野心，早已完成各项准备。在西部行省的民众心中，忠君爱国的观念早已烟消云散，大家带着听天由命的看法在观望，不知何人会合于法兰克人的心意，被推上宝座即位为君。但他们还残留着罗马民族的骄傲和偏见，无法接受阿波加斯特斯登基称帝，何况这个机智的蛮族觉得，遥控一个听命的罗马人进行统治，会更得心应手方便他行事。因此他把紫袍授予修辞学家尤金尼乌斯[72]，此君早先是他的秘书，后来升为行政长官。伯爵大人无论于公于私，一直赞赏尤金尼乌斯的忠心耿耿和办事能力，凭着学识和辩才，加上他举止端庄的气度，受到广大民众尊敬。他一再表示不愿身登大宝，谦虚的美德更能产生有利的舆论。新帝即位后立刻派遣使臣前往狄奥多西的皇宫，假装悲伤地报告瓦伦提尼安意外死亡的消息。现在西部的军队和行省一致推举可敬的公民尤金尼乌斯担任西部帝国皇帝，请求东部君王的同意，却完全不提阿波加斯特斯的名字。[73]狄奥多西非常担心，他认为一个蛮族的忘恩负义，转瞬间将数年心血和胜利成果毁于一旦，加上心爱的皇后在旁哭泣，[74]要求为她弟弟报仇雪恨，逼得他再次运用武力，来恢复皇室尊严。但是，第二次西征危险性极大，而且非常困难。为了避免对方起疑，狄奥多西就用贵重的礼物和含糊的复函，打发走了尤金尼乌斯的使臣，然后花了2年来准备这次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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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狄奥多西击败尤金尼乌斯赢得内战胜利（394—39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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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皇帝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急着想要知道上天的旨意，基督教的发展早已令德尔斐和多多纳的神谕[75]无从获得。当时有位埃及僧人，生来就具有通晓未来的神奇天赋，狄奥多西决定向他求教。于是君士坦丁堡皇宫一个备受宠信的宦官优特罗皮乌斯被派专程前往，他先乘船到亚历山大里亚，再溯尼罗河而上，到达遥远的行省蒂巴伊斯的吕科波里斯，或称为狼城的地方。[76]神圣的约翰在该城附近高山顶上，亲手建造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已在里面居住50多年，从不开门应客，也从未见过女人一面，更从未食用经过烹调或人工处理的食物。他每周有五天是在闭门祈祷和沉思，只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打开一扇小窗，接见大批络绎不绝的求见者，他们来自基督世界的每个角落。狄奥多西派来的宦官，很恭敬地步行走到圣者的窗前，提出有关内战的问题，然后带着十分吉利的神谕回到皇宫。圣者肯定了内战的残酷，但狄奥多西大帝必将赢得胜利，这鼓舞了皇帝的勇气。[77]为了使预言实现，人类智慧所能想到的方法，他都要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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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提利科和提马西乌斯是部队的两位主将，奉命招募新兵加强训练，全力整顿罗马军团的纪律。作战凶狠的蛮族部队，分别在各族酋长的旗帜下，排列出战斗队形。伊比利亚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彼此不和，却投效在同一位君王的麾下，使人感到惊讶。声威远播的阿拉里克曾受教于狄奥多西，从他那里学会了用兵法则和作战技巧，后来他运用这些知识毁灭了整个罗马世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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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皇帝以及他的将领阿波加斯特斯从马克西穆斯的错误和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深知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富于长期用兵的经验，并且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可以从很多方面发起进攻。要是自己的战线延伸过长，就会带来莫大危险。阿波加斯特斯把部队配置在意大利境内，任由狄奥多西的军团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占领潘诺尼亚各行省，到达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下。无论是出于无意的疏忽或有意的预谋，连各主要隘道都无人防守，门户大开任由敌军长驱直入。等东部皇帝穿过崇山峻岭，惊讶地看见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的阵容和营地漫山遍野地散布开来，一直延展到阿奎莱亚城墙前面，抵达弗里基杜斯河[79]或称冷河[80]的河岸。这样一片地形狭长的战场，处于阿尔卑斯山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在用兵上没有自由回旋的余地，很难发挥军事才能。阿波加斯特斯生性固执，根本不做求情的打算，弑君重罪毫无展开谈判的可能。狄奥多西急于惩罚谋害瓦伦提尼安的凶手，好完成光荣的复仇计划。东部皇帝对前进道路上天然和人为的障碍，丝毫不放在心上，毅然发起攻势，把最光荣和最危险的任务，交给战力强大的哥特人负责，心里盘算着，在血腥的激战以后，重大伤亡可以稍减哥特人的气焰，也可消耗他们的兵员和实力。协防军部队有1万名官兵战死，连带伊比利亚将领巴库里乌斯也壮烈牺牲，然而即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仍未能获得胜利，高卢人仍旧占有上风。等到夜幕低垂，掩护狄奥多西的部队在溃败中退却，皇帝撤到附近的一片山林中，在那里度过凄凉的夜晚，饥肠辘辘无法入睡。如果前途暗淡希望渺茫，[81]那么就只能依靠灵活的头脑转变命运的轨迹。在面临绝境时，无视运道的转变，也不留恋尘世的生命，这样才能产生坚强的意志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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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尼乌斯在营地肆意狂欢庆祝胜利，机警主动的阿波加斯特斯暗地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占领各山隘要道，从敌人后方把东部军队全部包围起来。天色大亮后，狄奥多西看到自己陷于极度危险的困境，不禁大为恐惧，但很快得知了一个令他绝地逢生的消息，那就是对方有若干指挥官要背叛僭主，提出以代表荣誉的官位和财物的赏赐作为他们归顺的条件。狄奥多西毫不犹豫立即接受，当时找不到正式文书，就在一张便笺上写出约定事项，再由他签字批准此一协议。及时获得的外援振奋了部队的士气，信心百倍地对阿波加斯特斯的营地发起了袭击。外援的主将虽曾在阿波加斯特斯的手下任职，现在却既不承认他有运用武力的权力，也不以为他有获得胜利的希望。正当战斗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激烈状况时，从东方刮起一阵强劲暴风，这种现象在阿尔卑斯山区是常事。狄奥多西的部队处于背风，不会受到狂风影响。卷起的漫天沙土直袭敌人脸面，马上使得西部军队阵势大乱，一个个难以站稳脚跟，投出的标枪不是被风吹回，就是失去准头。狄奥多西意外获得有利的天象，加以渲染就影响到敌军的心理。声势惊人的风暴增加了高卢人的恐惧，既然上天对虔诚的皇帝施以援手，那么他们对眼不能见的天神投降，也非可耻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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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赢得了决定性的会战，两位对手因性格各异而落得不同下场。无路可逃的修辞学家尤金尼乌斯，在即将荣登统治宝座时战败，只能哀求征服者高抬贵手。一群心狠手辣的士兵，趁他跪倒在狄奥多西脚前时，用刀砍下他的头颅（公元394年9月6日）。阿波加斯特斯在战争中尽了将领的职责，无愧于军人名声，会战失败后，接连数日在深山流窜。等他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已无希望，企图逃命已于事无补后，这个勇冠三军的蛮子，拿古代罗马人做榜样，用佩剑刺进自己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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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一隅之地的战斗，决定了帝国未来的命运。瓦伦提尼安家族合法的继承人接纳了米兰大主教的谏言，对于西部各行省的归顺，不再加以指责和追究。当时很多行省犯下参与谋逆的罪行，只有安布罗斯一人能够坚持原则，拒不承认获得成功的篡位夺权行动。米兰大主教以大无畏的气概，拒绝尤金尼乌斯赠送的礼物，退回专人送来的信函，毫无留恋地离开米兰，以避免见到僭主可憎的面孔。像这种做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在所不惜。何况从他审慎小心而暧昧不清的谈吐中，可以发现他早已预见到了尤金尼乌斯的败亡。安布罗斯的懿行得到了获胜君王的赞誉，他忠于基督教会的职守，赢得民众的拥戴。当时一般的看法都认为，狄奥多西的仁义美德归功于大主教的虔诚引导和循循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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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击败尤金尼乌斯后，罗马世界的臣民欣然推崇他的功勋和名望，根据他即位以来的施政作为，对他而后的统治怀抱美好的希望。皇帝年龄尚不满50岁，想来会有很长一段太平盛世。不料他在胜利后，仅过了4个月就弃世，这对帝国而言是出乎意料的重大打击，转瞬之间粉碎了下一代人的光明远景。狄奥多西过着放纵的奢华生活，早已种下病根[82]，突然自皇宫移驻军营，衰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剧烈的劳顿，日益恶化的水肿说明皇帝即将不久于人世。舆论的诉求抑或基于利害关系，势必造成东西帝国的分裂，两位皇子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因父子舐犊情深，早已获得奥古斯都的头衔，于是分别前往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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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曾让两子参加内战，用冒险犯难来争取荣誉。等到狄奥多西击败无所作为的敌人后，却召唤次子霍诺留前来分享胜利成果，从垂死父王手里接过统治西部帝国的权杖。霍诺留抵达米兰时，赛车场特别举办盛大表演以示欢迎之意，这时皇帝虽已病骨支离，仍然亲自莅临与民同乐。他接着在次日参加清晨的盛会，终于耗尽精力，其余活动只能由霍诺留代表主持，伟大的狄奥多西于在当晚崩殂（公元395年1月17日）。尽管内战的仇恨尚未化解，皇帝辞世还是受到帝国臣民的哀悼。无论是被他征服的蛮族，还是受到压制的教士，对于举世称誉的皇帝，都异口同声推崇他的丰功伟业。无能而分裂的统治阶层，为帝国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罗马人为之忧心不已。在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统治时期，每当因他们的施政失误而带来灾祸时，臣民总是对先帝兴起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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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狄奥多西崩殂后罗马帝国面临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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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据实描述狄奥多西的不朽事功，从来也不曾掩饰他的过失佚行。这位罗马史书上少见的帝王，因暴虐的性格和慵懒的生活习惯，而有损他光辉的形象。有位学者对狄奥多西所获得的声名耿耿于怀，不惜用夸大的言辞，评述皇帝罪恶的行径和危害后世的影响。他非常大胆地断言，当时帝国各个阶层人士，全都效法君主弱不禁风的女性气质。他提及当时各种贪渎苞苴的作为，腐化了社会的风气和个人的品格，并且谈到公众秩序和人际礼仪的式微，造成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这种趋势的形成，使得人们不知廉耻为何物，为图一己的安逸生活、放纵情欲的需要，而弃个人责任和社会利益如敝屣。当代作家有鉴于人民生活崇尚奢华，社会风气日趋堕落，大多数是从个人的感受或处境，发出责难之声。只有少数见解高明的旁观者，能够认清社会的变革，发现其中精巧而隐秘的动力，将群体盲目而易变的激情，引导向一个既定的方向推进。依据可信的证据，我们能够断言狄奥多西在位时，罗马帝国的奢侈腐化，比之君士坦丁甚或奥古斯都时期，都更为可耻而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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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形成，也不能归之于使国家财富增加的改革所致。长时期的内战灾难和政治败坏，只会导致百业荒废和生产凋敝，人民的财富在无形中减少。大众之所以肆意挥霍浪费，因为他们在挣扎之余对现实深感绝望，所以只顾得眼前的享受，不再考虑未来的需要。狄奥多西的臣民认为自己的财产可能朝不保夕，也就不愿拿出钱来从事那些获利缓慢的稳当行业。眼前频繁出现家破人亡、田园毁弃的景象，祖传的家产随时可能遭到残暴的哥特人的掠夺，不如趁着还未丧失先花光算数。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或是在被围攻而陷入混乱的城市中，必然出现疯狂的举动，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在一个行将沦亡的国家里，处在灾祸和恐惧之中的群众，就会愈来愈不爱惜自己的钱财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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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志气消沉的奢侈风气，对宫廷和城市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也在无形中毒害和腐蚀着罗马军团。当时有位军人研究罗马古代的军纪和训练，了解其所主张的宗旨和要点，同时巨细无遗地记录下了军队堕落的情况。根据维格提乌斯精到而详尽的观察，从罗马建城之初到格拉提安在位，步兵都得穿着护身铠甲。但随着军纪的松弛和训练的欠缺，士兵的体能和毅力无法承担兵役的劳累，开始抱怨护甲过于沉重，极不愿穿着在身，久而久之也就将胸甲和头盔弃于一边。他们的先辈使用沉重的兵器，罗马人赖以征服世界的短剑和无坚不摧的标枪，也不知何时起从他们手中消失，似乎带着盾牌就不能使用弓箭一样。他们勉强开赴战场，命中注定不是被杀得片甲不留，就是寡廉鲜耻地临阵脱逃，通常他们会选择后面这条路。哥特人、匈奴人和阿兰人的骑士看到护身铠甲的好处，就普遍加以采用，加上在投掷武器方面占很大的优势，作战时真是无往不利。反观罗马军团的士兵，上体毫无防护，接战时害怕得浑身发抖。话说回来，就算鼓起勇气，他们袒露的头部和胸背，怎能抵挡蛮族的箭雨。军队的伤亡、城市的陷落以及名声的丧失，都无法使格拉提安以后的在位者恢复穿戴盔甲的古老要求。士兵软弱畏战，使自己和国家全都失去防护的能力，怯懦和懒散可说是帝国败亡的直接原因。[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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