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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狄奥多西崩殂后罗马帝国面临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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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据实描述狄奥多西的不朽事功，从来也不曾掩饰他的过失佚行。这位罗马史书上少见的帝王，因暴虐的性格和慵懒的生活习惯，而有损他光辉的形象。有位学者对狄奥多西所获得的声名耿耿于怀，不惜用夸大的言辞，评述皇帝罪恶的行径和危害后世的影响。他非常大胆地断言，当时帝国各个阶层人士，全都效法君主弱不禁风的女性气质。他提及当时各种贪渎苞苴的作为，腐化了社会的风气和个人的品格，并且谈到公众秩序和人际礼仪的式微，造成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这种趋势的形成，使得人们不知廉耻为何物，为图一己的安逸生活、放纵情欲的需要，而弃个人责任和社会利益如敝屣。当代作家有鉴于人民生活崇尚奢华，社会风气日趋堕落，大多数是从个人的感受或处境，发出责难之声。只有少数见解高明的旁观者，能够认清社会的变革，发现其中精巧而隐秘的动力，将群体盲目而易变的激情，引导向一个既定的方向推进。依据可信的证据，我们能够断言狄奥多西在位时，罗马帝国的奢侈腐化，比之君士坦丁甚或奥古斯都时期，都更为可耻而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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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形成，也不能归之于使国家财富增加的改革所致。长时期的内战灾难和政治败坏，只会导致百业荒废和生产凋敝，人民的财富在无形中减少。大众之所以肆意挥霍浪费，因为他们在挣扎之余对现实深感绝望，所以只顾得眼前的享受，不再考虑未来的需要。狄奥多西的臣民认为自己的财产可能朝不保夕，也就不愿拿出钱来从事那些获利缓慢的稳当行业。眼前频繁出现家破人亡、田园毁弃的景象，祖传的家产随时可能遭到残暴的哥特人的掠夺，不如趁着还未丧失先花光算数。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或是在被围攻而陷入混乱的城市中，必然出现疯狂的举动，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在一个行将沦亡的国家里，处在灾祸和恐惧之中的群众，就会愈来愈不爱惜自己的钱财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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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志气消沉的奢侈风气，对宫廷和城市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也在无形中毒害和腐蚀着罗马军团。当时有位军人研究罗马古代的军纪和训练，了解其所主张的宗旨和要点，同时巨细无遗地记录下了军队堕落的情况。根据维格提乌斯精到而详尽的观察，从罗马建城之初到格拉提安在位，步兵都得穿着护身铠甲。但随着军纪的松弛和训练的欠缺，士兵的体能和毅力无法承担兵役的劳累，开始抱怨护甲过于沉重，极不愿穿着在身，久而久之也就将胸甲和头盔弃于一边。他们的先辈使用沉重的兵器，罗马人赖以征服世界的短剑和无坚不摧的标枪，也不知何时起从他们手中消失，似乎带着盾牌就不能使用弓箭一样。他们勉强开赴战场，命中注定不是被杀得片甲不留，就是寡廉鲜耻地临阵脱逃，通常他们会选择后面这条路。哥特人、匈奴人和阿兰人的骑士看到护身铠甲的好处，就普遍加以采用，加上在投掷武器方面占很大的优势，作战时真是无往不利。反观罗马军团的士兵，上体毫无防护，接战时害怕得浑身发抖。话说回来，就算鼓起勇气，他们袒露的头部和胸背，怎能抵挡蛮族的箭雨。军队的伤亡、城市的陷落以及名声的丧失，都无法使格拉提安以后的在位者恢复穿戴盔甲的古老要求。士兵软弱畏战，使自己和国家全都失去防护的能力，怯懦和懒散可说是帝国败亡的直接原因。[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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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二十八章 异教信仰全面受到查禁 基督教对圣徒和遗物的崇拜（378—42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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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异教的状况和摧毁异教的政策（378—39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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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在狄奥多西时代受到摧毁，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很奇特的事件，源远流长而且风行一时的迷信竟然被完全根除，更是绝无仅有的例证。过去，基督徒特别是教士不得不压下心中不满，容忍君士坦丁审慎的拖延手法和瓦伦提尼安老皇的宽容政策，他们认为只要敌手继续存在，便无法获得彻底的胜利。安布罗斯和他的教友发挥影响力，对年轻的格拉提安和虔诚的狄奥多西这两位新入教的君主，灌输迫害异教的观念和教义。有两项宗教法的原则，表面看来言之有理，得到认可以后却演绎出非常严苛的结论，对于帝国臣民中仍然信奉祖先宗教仪式的人，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原则是：一为凡是行政官员对罪行不予制止或惩处，可以视为犯有该项罪行；一为偶像崇拜的对象无论是虚幻的神祇或真实的魔鬼，都等于是犯下了亵渎造物主无上权威的十恶不赦罪行。摩西的戒律还有犹太人历史[84]上草率而错误的案例，被教士拿来施用于基督教温和而普遍的统治，[85]他们激起皇帝的宗教狂热，为的是维护本身的权势和上帝的尊严。从君士坦丁改变宗教信仰以后，不过60年的工夫，罗马世界的异教庙宇就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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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努马时代到格拉提安的统治，罗马人一直保持着神职阶级的几个祭司团体：十五位大祭司负责属神事物和人员的最高司法权，依据宽大而传统的体制成立神圣法庭，裁定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十五位表情严肃而又经验丰富的鸟卜官，仰望天空观察飞鸟，预言军事的行动；十五位西比莱神谕官（从名字知道他们的人数）在国家遇到意外的灾难时，可以查证未来的情况；六位灶神处女用童贞护卫圣火，关系着罗马的气运，要有人敢于窥伺必受严惩；[86]七位神膳官负责供神的祭品和祭祀的宴会，指挥庄严的游行队伍，办理年度各项节庆和祭典活动；朱庇特、马尔斯和基林努斯[87]的三位主祭司，是这几位最有权势的神祇派往人间的使臣，掌管罗马和世界的命运；最高神祇官是指努马本人及其继任者，所具有的宗教职能应该由君王负起责任；还有萨利人祭司团、鲁柏卡斯兄弟会[88]等组织，他们的祭典仪式虽然荒谬可笑受人轻视，但是成员却信心满满自谓可以获得不朽神明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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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时代的罗马祭司有权干预国事，但随着君主制度的建立和帝国政治中心的迁移，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烟消云散。这些祭司阶层的神圣身份和崇高地位，仍然受到所在地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可以在首都和行省行使宗教和民事的治理权，特别以大祭司团最为显赫。他们身穿紫袍，乘坐马车，举办盛宴，引起民众的赞许和羡慕。他们能从圣地的租税和国库的岁入中，获得极为丰盛的薪给，完全足够维持大祭司的豪奢排场，支付国家宗教庆典所需的费用。由于献身祭坛和指挥军队的工作并无任何冲突，罗马人在成为执政官获得凯旋式以后，都渴望得到大祭司或鸟卜官的职位。在4世纪时，只有元老院最杰出的议员，才能坐上西塞罗[89]和庞培的位置。高贵的出身会因僧侣的职位而增加光彩，组成大祭司团的十五位成员能够伴随君王，身价之高令人向往，就是基督教皇帝也不惜屈尊接受最高神祇官的服饰和章纹。等到格拉提安登基以后，不仅行事谨慎而且头脑开明，严词拒绝这些亵渎神明的标志，把发给祭司和灶神处女的年俸，使用于国家或教堂的社会服务，废止他们的荣誉地位和豁免特权。他所拆除的古老罗马迷信架构，曾经在民意和习俗的支持下屹立了1100年之久。想当年异教还是元老院的合法宗教，议员集会的厅堂或神庙都供奉着胜利女神的祭坛和雕像。[90]一个神情庄严的女性站在圆形地球上，袍服随风飘动，背后双翅高展，向外伸出的手上托着一顶月桂冠。议员在女神的祭坛前宣誓遵守皇帝和帝国的法律，在正式开始议事之前，都会严肃地焚香奠酒致敬。拆除此一古老的纪念物是君士坦提乌斯对罗马迷信的唯一破坏行动，胜利女神的祭坛在尤里安的手里重建，瓦伦提尼安乐观其成。信仰虔诚的格拉提安再度将祭坛迁走，但是对公共场所被人顶礼膜拜的神像，放任不管未加理会。除此之外还有424座庙宇和修院，留给民众以满足他们敬神的活动，因而在罗马的每个地区，基督徒极为敏锐的心灵总是被偶像崇拜者的香火所触怒。[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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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胜利女神祭坛的请愿和异教的争论（384—38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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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元老院内的基督徒是少数派，[92]对于多数异教徒所赞同的议案，尽管会亵渎至高的神却完全合法，他们只能靠拒绝出席来表达反对的立场。会议在宗教狂热的煽风点火之下，追求自由权利的行动开始死灰复燃，而且形成燎原之势。经过提案表决陆续派出四个负一时物望的代表团，[93]前往帝国的宫廷申诉祭司阶层和元老院的苦衷，请求重建胜利女神的祭坛。元老院将此重要任务交付给能言善辩的叙马库斯[94]，他家财万贯而且出身高贵，在政府曾经担任过阿非利加总督和本市的郡守，还兼任大祭司和鸟卜官的神圣职务。叙马库斯的胸怀充满宗教狂热，激起复兴异教的理想，但他在宗教上的敌手，认为他空有精明的才干和高尚的德行，终将一事无成，不免为他感到惋惜。[95]演说家呈送给皇帝瓦伦提尼安的请愿书现在仍然留存着，他本人清楚自己承担的任务极为艰巨而危险，尽力避免提到可能触及君主宗教信仰的问题，只是谦卑地宣称祈祷和乞求是他唯一的武器，完全用修辞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至于是否合乎理性的要求已经在所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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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马库斯想用展现胜利女神所代表的象征，来诱使想象力丰富的年轻君主对其产生兴趣。他暗示每年所需的用来祭祀神明的款项微不足道，就皇帝慷慨和豁达的作风，根本不值一提。但他恳切地表明，罗马的献祭活动要是不用共和国的名义支付费用，便无法获得神的赐恩和成效。他甚至连怀疑论也拿来为迷信做辩护，宇宙的浩瀚无边以及不可理解的奥秘，实非人类所能探索于万一，理性无能为力时，只有听任习惯的引导。每个民族遇到军国大事似乎都会审慎思考，但实际不过是忠实依循经过几代人考验的各种认识和仪式。要是在这么多代的时间里享受着荣耀和兴旺，而且虔诚的人民经常获得在神坛前祈求来的赐福，那就应该坚持以往正确而有益的做法，不必轻易涉足未知领域可能带来危害的变革。努马的宗教信仰通过时间的考验，获得卓越成就，居于极为优势的地位，不可轻言放弃。就连主宰罗马命运的守护神，也被演说家请到皇帝的法庭来为自己辩护，这位德高望重的贵妇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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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君王和帝国的元首，请怜悯尊重我已经衰老的生命，让虔诚的生命度过最后那段不受干扰的岁月。既然我并不后悔，那就让我继续奉行古老的仪式吧!既然我生而自由，那就允许我继续遵循熟悉的制度吧!是这个宗教把整个世界置于罗马的法律统治之下，是这些仪式把汉尼拔和高卢人驱出我们的城市和神庙，而到了如我这样鬓白如霜的年纪，难道还要忍受如此不堪的羞辱？我对新的体制一无所知，然而还是要我接受；但是我非常清楚，对古老事物的改变，都会丧失荣誉，成为可耻的行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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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恐惧补充了谨慎的演说家隐匿未发的见解。衰亡的帝国受到灾难的折磨和威胁，异教徒一致将它归罪于基督和君士坦丁的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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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米兰大主教立场坚定而手法高明，竭力使皇帝反对罗马辩护人虚妄的说辞，叙马库斯的希望成了一片泡影。安布罗斯在这场争辩中不惜放下身段，运用哲学家的语言很轻蔑地问道，罗马军团骁勇善战而且军纪严明，所以才能百战百胜，为何要归功于凭着想象、目不可见的力量。他同时嘲笑过分尊重古人的做法只会妨碍到技艺的进步，使人类回归到原始状态。接着他提高声音用神学家的口吻表示，只有基督教的教义才是真理，可以使人类得救，任何形式的多神教都会引导受骗的信徒走向错误的道路，堕入永恒灭亡的深渊。[97]深受宠爱的主教提出这样的论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有效地阻止了胜利女神祭坛的重建。同样的说法出自高高在上的征服者之口，产生了更大的力量和效果，古代的神祇被拖在狄奥多西参加凯旋式的战车后面。在元老院的全体会议上，皇帝按照共和国的传统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即对朱庇特或基督的宗教崇拜究竟以何者为是。虽然他做出一副大家可以自由投票的样子，但是他亲自到场所带来的恐惧，使大家的希望完全幻灭。叙马库斯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遭放逐，这等于是在对帝国的臣民提出警告，让他们知道违背君王意愿的可怕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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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老院例行的分组会议上，对朱庇特的崇拜以绝大多数的票遭到否决和废止，这时要有任何议员敢于用发言和投票，大胆支持现已遭到禁绝的神明，就会让人感到惊奇不已。元老院在仓促中改变信仰，可归于超自然的力量或卑劣的动机，也有很多的改信者心中怀着奢念，有朝一日可抛弃让人痛恨的伪装。但古老的信仰已毫无指望，大家逐渐适应新兴的宗教，他们只有屈服于帝王的权势、流行的时尚和亲人的乞求，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受到罗马教士和东部僧人指使和控制。安尼西安家族的行为堪为表率，受到其他贵族世家的效法，贝锡、保利尼和格拉古这些古老家族相继皈依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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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配天地而又源远流长的加图世家——这是普鲁登提乌斯的过分赞誉——忍不住要卸下大祭司的袍服，让古老斑驳的外皮蜕化，脱胎换骨，穿上经过洗礼用来涤罪的白袍，在殉教者的墓前供奉代表执政官权力的权标和束棒，表现得极其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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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工作自食其力的市民和靠公共福利为生的民众，汇集成源源不绝的改信者人潮，涌进拉特兰和梵蒂冈大教堂。元老院禁止偶像崇拜的敕令，获得罗马人民一致支持。壮观的卡皮托神庙任其颓圮，有些分散在市区的庙宇，被人破坏后不予理睬。[98]罗马已完全屈从在福音的重轭下，但被征服的行省对罗马的名望和权势，仍未失去景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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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马帝国破坏异教庙宇的行动（381—38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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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传统的皇帝们在改造罗马这座不朽的名城时，不仅有所顾忌也十分审慎。专制君主对于省民的成见一向都不放在心上。自从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后，[99]推行基督教的工作中止了将近20年，等到信仰狂热的狄奥多西登基，这一工作再次开始推动并且获得了最后的成功。英勇无敌的君主之所以与哥特人奋战到底，不是为了追求共和国的荣誉，而是为了获得国土的安全。这时他采取了一些有助于护卫天国的行动，但这些行动在明智的人看来，显得鲁莽而不近情理，而且会触怒大部分的臣民。他在与异教徒第一次交手并获得胜利以后，促使信仰虔诚的皇帝重申前令，大力推行诏书所列禁止事项。当初在东部各行省颁布的法规，在马克西穆斯被击败后，开始被运用在帝国的整个西部地区。狄奥多西将正统教派的每一次胜利，都归功于基督徒和正统教会纯正的信仰。他打击迷信活动，从禁止奉献牺牲着手，因为他认定那是有罪和邪恶的行为。从诏书的词句上看，他严厉谴责检视被杀动物的内脏以卜吉凶及其后续的种种行为，[100]此无异于将构成异教信仰最基本的献祭仪式视为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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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庙宇的目的是奉献牺牲，一个仁德之君有责任使臣民远离危险的诱惑，以免触犯他所制定的法律。皇帝委派给东部禁卫军统领西内吉乌斯以及西部两位高阶官员约维乌斯伯爵和高登提乌斯伯爵一项特殊使命：关闭所有的庙宇，收缴或摧毁偶像崇拜的设施和工具，免除祭司的各项特权，没收异教的产业充作皇帝、教会或军队的费用。等到全面查禁的行动停止，庙宇只剩空无一物的建筑，不再用来供奉偶像，但政府必须对其加以保护，以免庙宇建筑遭狂热分子破坏。很多庙宇都是希腊建筑最壮丽精美的瑰宝，就是皇帝本人也不愿损毁城市的华丽景象，破坏自己拥有的财物。这些硕大无比的屋宇被保留下来，作为基督教胜利的永久纪念物。在艺术日益式微的状况下，这些建筑物可以当作仓库、作坊或集会场所使用。或许那些庙宇的墙壁，经过神圣仪式的净化以后，可用来礼拜真正的神，也可以消除古老偶像崇拜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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